1971年1月最后的一天，我作为一个成都知青，终于在四川省洪雅县罗坝公社办完了奉调回城的全部手续，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光荣一队，在罗坝公社对岸的汽车站，登上返回成都的长途客车，离开了罗坝公社，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的使命。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71年的2月1日。我带着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资料走出了家门，在金华街公交车站，我坐上了成都市的一路无轨电车，在盐市口下电车，再转乘二路无轨电车到达终点站，在牛市口公交车站下了电车。

　　在乘车的这一路上，我的心情非常高兴，看着电车两旁这些熟悉的街道，胸中怀着对未来工作的无限憧憬。脑海里不断幻想着即将到达的工作单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在牛市口车站下了车以后，我顺着牛龙公路来到一个三叉路口，转入了通往六五厂的厂区道路，在原来的三十九中学门口，穿过马路，又转入对过一条小巷子，走上一条简便的三合土的人行道。转了两个小弯儿后，在一个二层楼的小楼门前停住了脚步。望着这个小楼门旁挂着《冶金工业部第五冶金建设公司革命委员会》的大木牌，我明白这就是我以后的工作单位了，在以后的几十年，就要在这个公司里大显身手了。

　　我走进了这个小楼，在二楼找到了劳动工资处，把调动手续的各种文件交给了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在做了简单扼要的询问和登记以后。劳动工资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由于这次调回来参加工作的新工人很多，接近千余人，为了加强必要的管理，总公司决定：要对这次调回来的全体新工人都必须进行入厂培训。要我们先回去整理一下行装，两天以后，统一集中到双流县境内的华阳镇，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培训学习。

　　离开了劳动工资处办公室，从走廊里开始，我就接连不断地遇上了很多我父母亲的朋友，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长辈。现在包括我的父母亲在内，同属一个总公司里工作，相见后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不停地问寒问暖，面对这些出自内心的问候语，我感到非常感激和高兴。更令人高兴的是，遇上很多阔别多年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我们都是这个单位上的职工子弟，今天能聚集在一起，同样的经历和命运，使我们之间更有聊不完的话题。楼上楼下的走廊里，不断地高声响起兴高采烈的招呼声。弄得这所办公楼不时的有人出来干涉道：“这里是办公区，你们在这儿说话要小声点。别影响我们正常办公。”

　　下了这个小楼，在这条狭窄的三合土人行道上，挤满了前来报到的知青，相互之间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只要一开口，就可以确定对方是知青。知青之间.特别是已经奉调回城的知青之间，更有着说不完的知心话，首批奉调回城的优越感，更增添了不少新的话题。前来报到的知青，已经把这个小楼周围的小路堵得水泄不通。我的报到手续已经交办完毕，这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再待一会儿可就真走不出去。为了躲避更大的知青洪峰，我只好尽早离开了这里。

　　离开了这所小楼以后，我顺着原路返回，又来到了二路无轨电车起点站，在起点站牛市口上车，乘坐这二路无轨电车到了盐市口车站，想到盐市口这个市中区看看，下乡两年来，一直都在梦里环绕着，好久没有看见过了，下来走走，看看热闹吧。

　　在这熟悉的街道上，我悠闲地到处看着，路两边的繁华商店，引入眼帘；这与农村乡村街道上的商店相比较。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城乡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难怪有相当多的人，他们是从农村里出来的，一旦进城工作以后，就再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去。

　　当我转悠到人民公园附近的公交车站，抬头看看天色，时间还早，就转乘五路公共汽车，到达青羊宫附近的通惠门十二桥公交车站，下了公共汽车，信步转了两个弯，走上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回到了我的母校成都市三十二中学。

　　在三十二中教学楼的底楼走廊里，我遇到了我当年的班主任陈文涛老师。向他打过招呼后，就把我已经从农村调回城里当工人的消息告诉了他，陈老师非常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一直把我转昏了头才肯放下来。他连连不断地说道：“好小子，你还真可以啊，我们还正在动员别人下乡去，我们班上还有几个你的同学还没有下乡，我们正在做宋友阳，江品学他们几个的说服工作，还在动员他们下乡，你居然就调回来了，回来得好啊。据我所知，在我们全班的同学中间当知青的，你大概是第一个回到成都的。”

　　四十年以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终于得到了当年我的好朋友陈永华的准确消息。他这一生也是真够悲惨的。

　　人生就像是下棋，当然这是比下棋更残酷。下棋输了可以耍赖，可以悔棋，可以不认账。顶多就是要挨棋友的两句骂声也就不了了之。而人生的道路就是自己走出来的。只要一步走错，就很可能要接着好几步都要错。甚至会影响到自己的一生。

　　陈永华在学校的安排下，一九六九年七月下放到洪雅县联合公社当知青。一九七一年五月以后。他们公社各大队的同他一起来的知青，大都以招工、参军、病残等各种合法的方式，陆陆续续地离开联合公社的生产队，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成都市。1973到1975年之间，他们生产大队的知青，也基本上都走得差不多了。

　　整个公社的知青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还在那里坚守着洪雅联合公社的空荡荡的知青住房，继续过着他那孤独的知青生活。大概是在一九七六年三月，成都市郊附近的青白江，四川化工机械厂，来到洪雅县招收一批普工。这时候的陈永华，已经完全没有主张，慌不择路，急不急待地跟着招收普工的单位，离开了洪雅县联合公社，到了当时地处成都市青白江的四川化机厂，因为是按普工招进厂的，所以就分配在车间里当搬运工。

　　在车间里当搬运工，工作也不好干。因为陈永华的眼睛属于高度近视，从未接触过技术工作，看机械加工图的能力较差一些，不懂加工机械的型号，加工材料的特性，经常把材料送错机械加工的位置。再加上个人的体力不支，不能胜任车间里长期的重体力劳动，后来又被调到车间食堂当炊事员。一直做到退休。

　　听说他退休以后，就和他的妻儿老小一起，从青白江的化机厂内的职工宿舍搬家到了成都市附近的新都郊区。同学会上，我问过大家，据说在全班同学中，谁也没有他的确切地址。也无人知晓他的电话号码。我们都无法和他取得联系。以后再没有他的任何信息了。

　　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假如当初他能和我一样，同时一起下到一个生产队当知青，这也许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历史毕竟就是历史，不可能重来。也不能假设。人生的道路上，更不能像演节目那样搞一个彩排。走错一步，就是步步都错。

　　还有一个要说明的是江品学。他在读初中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班的。他的眼睛严重近视，带着的眼镜就像一对啤酒瓶底。他的个头不高，和我一样，经常被班上的同学们戏称“五虎上将”，当初学校动员他上山下乡。他和他们全家，一起到学校，多次向学校提出申请，请求照顾一下身体，主要的原因是他严重近视，在农村里，特别是在夜间，根本没办法照顾自己，生活自理困难，能否考虑不让他下乡。可学校一直就是不同意。蒋品学一直坚持没有下乡。过了几年以后，学校就把他的人事关系，从学校直接退回到了街道办事处。不再管他了。

　　再以后的二三十年里，江品学就一直在隶属金牛区街道工业系统的一个街道小厂里当工人。我记得，我做材料计划员的时候，曾经去过他们的厂里，在那儿订购了一批台钳。就在那个时候，我见过他。他在那个厂里，干得还挺好。车钳铆电环，他全靠自己钻研，厂里几乎所有的工序，他自己都能干。

　　最近两年来，班上的同学开同学会，我看见他的眼睛，好像是比以前更近视了。大家都退休了，人也老了。

　　根据总公司的安排，我们全体新报到的工人，都要进行基本的集中培训。报完到以后，我们都在家里收拾行李，准备着两天以后，到双流县的华阳镇，去参加新工人培训班的学习。这一下时间倒是很充裕了。我们到处走这着。找原来班上的同学去玩。可是也不容易找到。找了两天，也就只有蒋品学在成都府南河边的竹林旁居住。其他的基本上都还在洪雅当知青。还有一些同学，只是听说是回到成都。但始终信息不通，无法联系，只得作罢。

　　从此以后，我就在冶金部第五冶金建设公司，这个全民大型企业里，一干就是30多年，大好的人生时光过去了30多年，我从一个木模学徒工，一直干到高级经济师的职位。在这期间，我做过材料计划员，建安工程预算审核员，经济员、助理经济师，经济师直到高级经济师。工作之余，也曾想到要回第二故乡去看看，总得不到机会。

　　我做梦也没想到，32年都过去了。这个机会还真的就来了。

　　下一节请看《看望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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