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上山下乡的第二个年头。

　　1970年春节结束以后，我从成都家里回到生产队，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在乘坐长途客车，进入洪雅县境开始，看见沿途很多公社所种的麦苗都长到一尺多高了。到了我们公社，也同样是如此。到了我们的生产队，大老远就看见地里长着快没过膝盖的麦苗。这和以往同时间麦苗生长的情况至少提前了两三个星期。

　　当天晚上，我去找队长，告诉他，我已经从成都回来了，向他销假。在队长家里闲聊中，我小心翼翼地问队长：今年麦苗生长是不是有些反常？队长坐在火盆前，低着头抽着一支吸不着火的叶子烟，一边用力咳嗽着，一边若有所思地沉默着，过了好一阵，他终于站起身来，挥起了左手，把那支叶子烟狠狠地摔在地上，又踏上一只脚，使劲踩在这支根本没点着火的叶子烟上，狠狠地扭了两脚。张了张嘴，抽动了两下嘴唇。怨气十足冒出了一句话：“官僚主义瞎指挥，总是要害死人的。”

　　队长看着我，有些激动地对我说：“你们几个知青，下放到生产队来，我就一直没有把你们当外人。特别是你，我更是巴心巴肝地对待你。一直把你当成是我的小弟弟一样。今天我对你说的话，你千万不要讲出去。我希望你能做到。”

　　我认识队长一年多了。还是第一次见到，他带着这样沉重的表情跟我说话，我不由得认认真真地点了点头。答应了队长的要求。队长这才面对着我，详详细细地说出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在点麦子的节气，县里派了路线教育工作队到罗坝公社，在全公社范围内进行贯彻上级的指示，在广大农村，对公社的干部和群众，进行革命路线的思想教育。

　　这些工作队的主要领导到公社以后，为了给自己创造政治工作业绩，在全公社所有的大队范围，按照统一部署：创造一切有利条件，把一年种两季庄稼改一年种三季庄稼。经过初步测算以后，就下达了命令，在全公社的范围内的所有大队，都把点播麦子的时间，人为地提前了三个星期。他们不光只是布置一下就算了，他们还派人在全公社内进行检查落实情况。他们还在公社驻扎了一直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部队。

　　队伍上的解放军战士，每天都背着枪，佩戴全副武装，在公社的个条石板路上巡逻。负责检查各个生产队的春耕进展情况。

　　一旦发现有哪个生产队没有改一年种三季庄稼的，哪个生产队以及相关大队，甚至到公社的主管领导，都得必须要接受相应的政治审查。这个审查：除了要检查自己的思想动机之外，还得必须要承担破坏农业学大寨的罪名。这样的政治帽子谁也不愿意戴，哪个也戴不起呀。

　　话又说回来，在那个时间段，一旦谁要是给戴上了这种帽子，全家人甚至于他所有亲戚朋友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株连。于是，和以往同时间麦苗生长的情况相比，至少提前三个星期的非正常情况就出现了。

　　俗话说：船漏偏遇顶头风。这真是祸不单行啊。

　　到了麦苗该扬花的时节，正好赶上了春天里的刮风，田野里连续不断地刮着风，把麦苗杆稍上刚长出来的那么一点花絮都吹跑了，在麦子抽穗的时节，我们生产队的全体劳动力都在麦地里的除草，我看见队长和几个老农蹲在一块大田里，仔细观察着麦子的生长情况。

　　一位老农，就是那个王福轩老人，他顺手扯断两三根麦穗在手上揉碎了，用嘴吹了一口气，手上的麦穗渣屑随风飘去，手里没有一粒麦粒。他用手托着手里那些空瘪瘪的麦穗和嫩草叶，举到队长的面前，要他们好好看看。他们都摇着头叹气地说：“今年上半年，我们全队都算是白忙一场伙了。”

　　他们的话语虽然不多，或多或少地，有些话已经传到了社员的耳朵里。在地里干活儿的社员们，心里都是沉甸甸的，这时候谁也无心再说些什么。整个一上午，队里的社员们都在地里，只是闷着头干着手上的活儿，谁也不想再说些啥。

　　队长突然发起脾气来。他冲着大家喊着：“不干了。这下今年子，麦子的收成已经没有了，再干也是白干。还不如大家早点回去，个人想办法咋个过今后的日子。”社员们一听队长说起这个话，立刻扛着锄头，各自回家了。

　　说话间，这就到了麦收时节，远远望去，麦地里一片金黄，在表面上看起来，罗坝公社的每个生产队，都好像是一派丰收的景象。我们的生产队也开始挥镰收割麦子啦。

　　那段时间真忙，白天忙着在水田里插秧栽水稻，晚上又在麦地里抢收麦子。用社员们的话来说：“现在的农村，就像是又在嫁女儿又在娶媳妇。”从白天到夜晚。基本上没有一点儿休息时间。我们队长说过，每个人每天只要保证能睡两个小时就够了。”当然，队长的话，理所当然地遭到大家的反对。特别是我们这些知青。更是坚决反对他这种观点。

　　虽然队长也只是再嘴巴上说说而已，但是在他的指挥下，每天我们实际上只能睡四个小时的觉。我们几个知青经常是被弄得，走在田坎上都像是在睡觉。

　　尽管大家都这么疲劳，可人们的心里都是很明白的，通过这几天抢收麦子的艰苦劳作，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生产队里今年麦子的收成相当糟糕。凄惨到几乎就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队里的每一个社员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有一天深夜，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大，我揹着一个大背篼，在一块麦地里，要把生产队的麦地里已经脱完粒的麦子，揹到库房旁边的晒场上。当我揹着半背兜麦子，挺直着腰，非常轻松地走在田坎上。春鞋秋冬这四个闺儿，就在麦田的另一根田坎上，她们向着四周一齐大声喊道：“大家快点来看嘛，三亩多田的麦子，都被石建华一个人，连腰杆都没有弯一下，他一趟子就都揹起走了”

　　今年的麦收以后，在生产队里，我只分到了不到20斤麦子，在生产队的碾房，换了十多斤挂面。以后的口粮怎么办。只好向远在成都的爹妈求援。老爸给我寄来了三十多斤粮票。我拿着这些粮票，在公社的食堂，通过公社干部的关系，换成了大米。我把这些大米揹回了小木屋，再加上自留地的一些蔬菜。一半粮食一半菜，算是可以混过一两个月了。

　　队上的另外四个知青都是和我大体相似，采取了这种不得已的办法。

　　后来公社在崇山峻岭的大山深处打隧洞，组建突击队。我终于到突击队里，参加打隧洞。粮食都由公社统一送到山上工地。水利工地按月向参加水利突击队的相关生产队，同意支付酬金和粮食。从7月份以后，我离开了生产队，到大山深处的密林里，参加水利工程，当突击队去了。那四个知青怎么度过难关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上山修水利，再也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

　　可是，生产队里这样的麦收结果，直接导致我们生产队当年的工分值比1969年下降了50%，由1969年每天的10分工一元钱，一下子就降到五角钱，整个生产队的社员生活水平一下子就被拉下去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将会更加困难。

　　这个困难程度，在1970年的年终结算时，就得到非常了充分的体现，1970年我在生产队的全部工分值为2280多分，（其中包括我在水利工地的1700工分在内）比1969年整整多了1400多分，结算的时候我实际上只得到现金分配24元。就这24元现金也不是一次性拿完的。从70年10月到71年1月春节之前，分做三次，从队里出纳员那里才算拿完。

　　记得在1970年年底，国家统一给每个人配发了一丈五尺布的布票，还有半斤棉花的棉花票证。队里的很多社员不得不打起来这个布票和棉花票的主意。这绝不是农村的社员们不喜欢买新布做新衣服。没有那个社员喜欢穿破烂衣裳。的确是因为队里穷，家里也缺钱啊。

　　为了偿还在70年度结算时拖欠生产队里的那些个债务，队里相当多的社员不得不把国家发给每个社员的一丈五布票和半斤棉花供应卷，拿到农贸集市，摆在地摊上，卖给外地来往罗坝场上的过路客商，（平均每个人的布票和棉花票按当时的价格10元计算，家里按五个人算，就能有50元的纯外收入，在那个年月里，在乡下农家户里，家里能拿得出50元现钱的，已经算不错的了。）以求换几个现钱拿回生产队交给会计和出纳员，好把口粮分回家，最起码能减轻家庭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债务。或多或少也算减少一些家里的经济负担。

　　从这以后，由于工作队的工作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就由罗坝公社的社员百姓们顺理成章地承担了。罗坝乡的物质文化生活非常困难，精神文化那就更加贫乏。一年来看不到几次电影。作为社会的最基层，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们，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在春分之后的大忙季节，公社的社教工作队要求各个生产队必须栽种双季稻。队长从公社回到队里，在会上按工作队的要求进行布置，受到大家的一致抵制。在会上大家都要求他到公社去说明一下，队里的土地根本不适合栽种双季稻。

　　请看下一节《换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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