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年终结算以后的一个夜晚，生产队里开大会，队长在会上宣布了一个决定：大家这几天要做好准备，一个星期以后，队里要组织人上山砍火地。

　　当时我觉得很好奇，在会上就不假思索地张口就问：“什么是火地？为什么还非得要去砍？”队长笑了。大家都笑了。

　　身边有人告诉我：“上山砍火地就是去烧草木灰积肥。”

　　散会以后，生产队里的几个知青自动聚集在一起，针对上山砍火地的事，我门在一起议论着，都觉得这个机会，正是知青们挣表现的大好时机。我、吴乾纲、刘克刚都写信告诉了家里的父母，邓成义和何群舒，第二天一早就会洪雅县城关镇。向父母通报了上山砍火地的事。

　　刘克刚。的父亲曾经是南下干部，当他知道要上山砍火地一事，立即给儿子打电报，电文只有七个字：“必须上山砍火地”。

　　同样，我的父亲同样也给我打来了电报，（在当时最快的通讯手段就是拍电报，电报费是很贵的，每一分字要四分钱，而寄一封平信才8分钱。所以老百姓们在通常情况下进行信息传递与沟通的时候，为了节省几个钱都舍不得打电报，只有遇上情况紧急才打电报。在我们下乡的所有知青中，几乎所有的人和家里联系都不打电报，除非是家里发生了大事和紧急事件。）

　　当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的确也把我吓了一跳，不会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当看到电报全文，电文内容只有六个字“砍火地必须去”，悬着的心这才算是放下来了。由此可见，不仅是当知青的我们重视，当知青的家长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三天以后我们五个知青聚在一起，找到了队长，一起要求参加上山砍火地，队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并鼓励我们一定要好好干，要给大队里的其他知青做出个好的榜样。

　　其实，我们的杨文传队长，他早就想要我们几个知青，全部都上山去砍火地，因为他非常清楚，那里的条件太艰苦，害怕我们几个知青吃不消，也就没有下决心直接跟我们谈，现在是我们几个知青，一起主动向他请战，对于他而言，这当然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了。

　　几天以后，上山砍火地的队伍出发了。我们生产队里的五个知青，全都背着背包，各自手里提着一把长柄带弯钩的砍柴刀，沿着一条蜿蜒起伏的石板路，走在上山砍火地的队伍中。沿途的自然风光已经呈现出一派严冬的景象。路边的野草无精打采的倒向一边，峡谷两侧的高山孤树却依然显示出那样生机勃勃绿意昂然。山涧中的溪水依旧奔流不息地发出哗啦啦地响声，小心翼翼地翻腾着雪白的小浪花，不停地打着旋窝，抚摸着小溪里的石头，小心翼翼地流淌着，向着青衣江飞奔而去。

　　最后来到一个长达400多米的陡坡下，我们的队伍稍做休息，接着就开始一步一喘气地爬上这段陡坡。这段陡坡号称800步（老地名叫风桶子）。地形很像当地农民用于碾米吹扫除谷壳的风车的圆弧状外壁，一步更比一步陡，站在这不到30公分宽的石板路上，一侧是深不可测的悬崖绝壁，另一侧是超过80度的陡峭石壁，全程800步台阶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只要人们一旦踏上这段路，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走完这段800步台阶的山路，中途一步也不能停顿，谁也不敢停下来休息。假设有人一旦停下来，他就会出现重心不稳，弄得不好很有可能摔下悬崖发生危险。

　　我看到这如此险要的地形，令人不禁在心里有些发怵。据说在解放前，就连国民党的军队抓壮丁，他们都不敢上这个风桶子陡坡。相传这附近就有一个农民，当时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军队抓壮丁，他曾经一口气爬上号称800步的这段陡坡，在到达这段号称风桶子的坡顶后，他抱起一块石头顺势往下一扔，这块石头带着风声沿着石阶滚下去，发出阵阵吧达、吧达地响声，这声响由近而远，逐步消失在陡坡下，这个农民也就坐在800步台阶顶端的山口站不起来了。这伙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看到这个地势如此险要，他们追也追不上，那个地方是个死角，用枪打又根本打不着他，也就只好作罢，不再抓他的壮丁了。

　　不过这个农民则从此以后落下了经常吐血的病根。在后来我上山修水利当突击队，打隧洞的时候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老农民，他曾经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详细描述着，当年在风桶子差一点被抓壮丁的经过，我们曾经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朋友。

　　我们终于一步一喘地爬上了这段陡坡号称800步风桶子的坡顶，爬过这一节最艰难的坡，已经整整走了近40分钟。都走累了，就在山顶再休息一会儿，等到我们的人都上来了，队伍再向前继续前进。

　　再往前走过一段山间石板小路，转上山里的另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两道山梁，远远就看到一片竹林，在竹林转弯的路口传来几声狗叫声，队伍中有人告诉我们几个知青，我们住的地方就要到了。

　　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了这片竹林，竹林深处走出一群穿着补疤衣裳的老农民，把我们涌进了一片天井，安排在这几套房子里住下了。通过和这些老农民的交谈，我们才知道这里的人和我们队上的乡亲们基本上都是亲戚，人都很投缘。上山砍火地吃住问题算是都解决了。这天晚上，我们美美地吃上了一顿不用自己劳事费神的晚饭，和山上的乡亲们无拘无束的谈天说地，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我们都起床了，虽说是严冬，这山湾里依然一片翠绿，景色真美，空气中散发着一阵青草绿叶的清香，令人感到非常心情舒畅。吃过了早饭，清点人数整队集合完毕，每个人都手里拿着一把长柄大弯刀又出发了，踏上了一条被山里野草掩盖得几乎看不到路面的羊肠小道，走进了抬头看不到天低头看不到泥土的森林，在这被野草枯叶覆盖着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钻进了深山老林，我们的双脚把地上腐烂的枯木踩的嘎吱嘎吱地直响。来到了一块面积很大的开阔地，队伍停下了，这里的环境太安静了，一路上除了我们的人以外，就没有见过其他的任何人。

　　杨廷安和王福轩，而未来人在一块空地，捡来一些枯树枝，在地上点起了一堆篝火，我们一边烤火，一边做准备，检查工具。队长这时候开始发布命令，要大家排成一字长蛇阵，相互之间拉开5米距离，从山坡脚下开始往上推进。把这面坡上除了直径在碗口以上的树木必须保留以外，其他所有草木全部放倒。

　　这面坡之所以还称之为坡，就是因为它的垂直度还达不到90度，人在斜坡上勉强能站住脚，坡度大概有70~80度。随着队长的一阵口哨声，我们挥起手中的长柄弯刀，向这些生长在这面坡上无辜的野草和灌木丛砍去。干这样的活儿不需要什么技术，就是地势太陡，不好站人，我只能先用弯刀在往上攀登的每一步都得挖一个小坑，把弯刀放在小土坑上面，再用双手抓住身边的藤条，借助藤条向上翻身攀爬，再站到才挖好的土坑里。然后我再用一只手抓住身边的藤条，另一只手挥起长柄大弯刀一下又一下向灌木丛砍去，砍完了身边的野草和生长在这面陡坡和峭壁上的灌木丛后又抓着身边的藤条继续向上攀登。

　　可怜那些无辜的满山野草和生长在这面陡坡和峭壁上的灌木丛，就在我们这些挥舞长柄弯刀的勇士们手下，它们一片片悲惨地倒下了。几天以后，这面山坡和峭壁上所有的野草和灌木丛全部都砍完了。

　　在队长的统一安排下。我们五个知青，和大家一起，手里拿着这长柄弯刀爬上了山顶，全体都有，排成一排，相互之间保持5米间隔，大家拉开距离，从山顶开始，把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往山下翻动，顷刻间从山顶开始，就看见山坡顶上的树林与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之间逐步形成了宽约10米的防火隔离带。

　　我们用长柄大弯刀在这片防火隔离带里，把已经砍倒的杂草推往山坡下面之后，开始用长柄大弯刀不停地翻动着油黑色的泥土，防火隔离带表面上只看到黑色的土壤。再把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不停地往山坡下面翻动，一直到实在翻不动了，就在附近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空地，把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堆成几个圆锥形的巨大的草堆，这样一来，山坡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圆锥形的巨大草堆。

　　这时候的天色很暗，山林中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大风。

　　队长吹响了那嘟、嘟、嘟尖利刺耳的口哨声，所有的人都从山顶飞快地下到了山坡底下。所有的人都非常兴奋。几天来的工程就要结束了，山上被大风吹的人站不稳脚跟的日子就要过完了。就要下山了。

　　队长这时候又下了一道命令：“大家在山坡底下待命，任何人不得离开”，接着，就安排了出纳王春福、王连有等几个社员，手里举着火把，快步走上了山坡，在由被砍倒的野草和灌木丛堆成一个个圆锥形的巨大草堆面前，弯着腰，火把放在巨大草堆的底部，用火点着了。

　　冲天的大火伴随着滚滚的浓烟腾空而起，大火伴随着大风，烧得灌木丛中的竹子霹雳啪啦地直爆。霹雳啪啦地巨响声在整个山谷里回荡。漫山大火在大风里，猛烈炽热地燃烧着。烤得人喘不过气来。

　　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

　　一个半小时以后的风，小了一些，火势慢慢地减弱了，又过了半个小时，这个大火，基本是熄灭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圆锥形柴草堆，变成了一堆又一堆的浮碳灰烬，冒着暗红色火焰，散发着高温的灰白色草木灰，还有一些没有完全燃尽的树枝残叶，依然在冒着青烟。

　　这时候，天老爷也来凑热闹。居然下起了瓢泼大雨。

　　山上的小路顿时发着亮闪闪的光，就像在路面上抹上了一层油，我们冒着大雨扛着长柄大弯刀向临时住房飞跑，在五个知青当中，就有三个都摔倒在山坡小路上，滚了一身稀泥。很荣幸：其中就有我一个。

　　一回到住地，我赶紧换好衣服。把换下来的沾着泥巴的衣服，拿到屋后的山涧，用山涧里的溪水使劲搓洗。山涧里的溪水，在严冬里格外刺骨，我蹲在山涧小溪边，咬紧牙关，费了很大的劲，总算把衣服上的那些泥巴搓洗掉，然后拿到厨房里，蹲在灶塘边，靠近灶堂的火口，翻来覆去地不断翻烤着。

　　衣服，我倒是给烤干了，可是，我没留神，衣服被炉灶口的火烤糊了四个大洞，只得把衣服叠起来，放在我的被子上，破就也只能等由它破，我想等到下山，回到生产队再补吧。

　　可没想到的是，在吃饭前，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件破衣服，不知道啥时候，被哪位好心人拿去，已经给补好了。

　　吃晚饭了，今天的晚饭，饭还是大米槇子饭，菜依然还是青菜叶子煮萝卜，拌辣椒面加盐，再加一点米汤。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吃得特别香，也许是几天来的劳累总算结束了，明天就可以下山了。

　　这几天实在是太累了，天天举着这长长的木柄铁弯刀，一下又一下地砍，手都累酸了，吃饭时候经常连碗都端不住，筷子也拿不稳，穿在身上的外衣被树枝刮成一条一条的，内衣经常是汗水打湿了。

　　山谷的气候就像小孩儿的脸，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大雨瓢泼，这一会儿虽然说雨停了，但又嗖嗖地刮起了大风，冬季里的横风，一阵阵地在大山里穿越，风的力量令人感觉到：它是从骨子里往外冷，一会儿又被身上的体温烤干了，一会儿又被汗水打湿了。反反复复周而复始，好在当时依仗着人还年轻，还没得过什么感冒。几天下来，身上都有一股又一股的汗臭味了。

　　这会儿的大山里，风已经停止了。外边静悄悄的。我们五个知青在晚饭后，溜出了自己的住房，来到了进山的险要地带，号称800步的风筒子顶端的山口。看着远处的群山，浮想联翩。

　　现在距离过新年春节已经不远了，山下的成都知青基本上都已经回成都过年去了。天渐渐地黑了，生产队里的五个知青不约而同，整整齐齐地来到下山的山丫口，凝视那些顺着山势不停翻滚的黑压压的团团乌云，望着与天边相连处白茫茫的点点雪山，谁也不愿意打破这山谷里的寂静。

　　刘克刚突然低声冒出一句：“四四方方一座城”

　　吴乾纲马上跟着说一句：“看也看不见”

　　我感觉到他们好像在作诗，也跟上一句“摸也摸不着”

　　邓成义大概也受到我们的感染，他也街上来一句：“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何群舒看到我们四个人，随口说出的四句话。便拿出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纸，转过身，伏在隘口边上的一块岩石上，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她忽然对我们大声说道：“我知道了，你们刚才随口年出来的。应该是一首诗。来自高尔基的《同年》”、

　　是的，那四四方方一座城，就是知青心里的那座城，

　　我们暗自抹去挂在眼角的泪花，深情地望着乌云间隙中的山脚下，那条闪着灰白色光亮的光带，是可以下山回家的山间石板路，遥望着一直连接到天边的座座巍峨群山，望着那云遮雾罩的巍峨群山中时隐时现的盘山公路，心绪早就飞到了远在成都的父母兄弟身边。仿佛看到了父母依在门框边盼望自己回家的身影……

　　谁能在这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知青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任务，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算完成，何年何月我们才能彻底回城呢……。

　　第二天一早，天继续下着大雪，我们又钻进了树林，找到一些别人丢弃在山上的破竹背兜，扯了一些发黄的野草垫在背兜里，又来到我们烧过的大草堆，这时候的草堆已经变成了一堆又一堆的黑灰色的草木灰，我们用手捧着，把这些草木灰小心翼翼地装进背兜里，揹在背上。

　　整个生产队上山砍火地的人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每个人都背着满满一背兜的草木灰，沿着进出山门的小路，冒着漫天飞舞着的洁白雪花，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砍火地的队伍，开始踏上下山的路，一字长蛇阵的人流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黑色的脚印。脚下的积雪被我们踩得发出一阵又一阵吱吱哑哑地响声。

　　当我们又来到这段号称800步风桶子的陡坡顶端塧口，眺望着这四周白雪皑皑的巍峨群山，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

　　“喂！你们大家说，我们今天，是不是有那么点儿像当年红军爬雪山的样子。”也不知道是我们队伍里的哪一个，在这时候竟然突发奇想，冷不丁地大声冒出了这么一句大实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我们五个知青此时此刻也算是触景生情吧，居然一齐放开了喉咙唱起歌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很多社员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了我们的合唱，山谷里回荡着一阵又一阵起伏不断的歌声。

　　冒着漫天飞舞的风雪，踏着脚下的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我背上揹着装满草木灰的背篼，低着头踩着脚下的积雪，快步回到了生产队的库房，和队里的社员们一块儿，把从山上背回来的草木灰集中起来，全部堆放在生产队库房外面的空地上以后。便回到了我的小木屋。

　　上山砍火地的艰苦劳动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时光过得而很快，很快又过完了春节。我从成都回到生产队。

　　当我穿过三堰口的青石桥，绕过那棵黄菓树，经过那一大片麦地，走在到小木屋的那条田间小道上，看着周围那些举目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麦田，脑海里总觉得有限些反常，是有些不对劲儿。忽然意识到，这里面发生了一个反常的情况。

　　请看下一节《今年的麦子颗粒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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