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里,此时正是逢农历6月的一个赶场天,稻田里的草已经薅完三遍了,秧田里的禾苗正眼巴巴地望着老天,希望能多下几场雨,痛痛快快地好好淋几场雨,这段时间,全公社所有的生产队里,基本上都是处在农闲季节,今天的阳光照在身上,不像往日那么火辣辣的。
乡间通往罗坝场镇的各条石板路上,络绎不绝地出现了很多人,他们三五成群地相约着、一拨又一拨地到罗坝场上去赶集(这里都称为赶场。依照当地的习俗习惯,每逢农历的二、五、八都是当地的赶场天,每逢赶场天,当地村民都可以到集市上,不需要缴税款,就自由地卖出自己的农产品,买进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可以完全自由地进行物资交换。)。
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好长时间没有见面的校友和同学们,大家都要去赶场,相互之间打着招呼,知青们一见面,总会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题,5里多的石板路就从我们的脚下不知不觉地溜了过去。
罗坝场街上的人不知道都是从哪儿来的,实在是太多啦,在街道上根本走不通,到处都是人挤人,背篼抵背篼;所有来罗坝的农民都想趁着赶场的机会,添置一些农具,再买点自家过日子所需要的小东小西。卖鸡蛋的,卖蔬菜的,买卖杂货,买卖农具等各色人流,已经挤满了整个罗坝场的街道。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此刻,就是天老爷马上下场暴雨,这里的地皮也不会打湿的。
所有的知青几乎都是一样的,赶场的第一个目标基本上都是公社的办公大院,(号称大院其实就是一个不到200平方米的院子,里面包括公社的6间办公室和一个大会议室,另外还有一个公社办公人员的食堂,靠近门口的右侧是一个用来开大会的礼堂。)第二个目标就是邮电局。
一泼又一泼的知青们,涌进了公社大院,又有一波又一波的知青们,挤出了公社办公大院。我发现,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喜欢把公社的大门口,当成了他们理想中汇合的最佳联络点,人流从不间断。在赶场天,进进出出的知青们,能把公社门口的地皮踩下去好几公分。
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他们真是够辛苦的,每逢赶场天,几乎都成了接待员,和这些一群又一群的知青们,不厌其烦地谈论着千篇一律的话题,他们通过谈话,了解知青们的思想动态,鼓励知青们在农村,要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办公室的桌面上和地下,经常是一次又一次地堆起了,一堆又一堆得香烟头。特别是赶场天,这个办公室里,经常是香烟缭绕,香火不断。
邮电局的门口则出现了另一番景象,知青们挤进了邮电局的小木门,在柜台前买邮票、买信封,填写信封的,往邮筒的口里塞平信的,还有在柜台前办理寄挂号信的,知青们挤满了这个邮局的小木屋。大部分都是给家里的父母寄信,寄信的内容大体上都差不多,基本上向自己的父母报平安,无非都是说在农村里一切都好,希望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放心,等等这些诸如此类的话。
邮电局里有寄信的,也有取挂号信的,还有的是来查一查有没有来信的。还有不少的知青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收不到家里的来信,而想来给邮电局的工作人员提意见的。
其实这又能怪得到人家邮电局吗?那时候,在下放到公社的所有知青中还有不少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原因,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子女的长时间远离成都独自处在洪雅县罗坝公社,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长时间又得不到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消息,谁又能不着急上火呀……
我在邮电局寄完了信,刚刚挤出邮局这个深绿色的小木门,就看见街上的人们,纷纷都向一个场口猛跑,我也好奇地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了场口,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小个子的男知青,正从场口向公社办公大院后面的渡船方向,慌慌张张地拼命逃跑,在他后面紧跟着一大片潮水般的人群,起码有上百人的农民和知青都在追他。
我的耳边只听得,在追击的人群中,不断地有人高喊着:“抓住他,他抢鸡蛋不给钱,还打人!别让他跑了!”我当时也被紧张的气氛所感染,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追击的人群。不大工夫,这个知青就被愤怒的人群团团包围在青衣江边的那只老渡船旁。
突然,只见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支黑乎乎的手枪,用力握在手里,黑森森的枪口对着周围的人群,不停地挥舞着,要大家马上散开,立刻放他走。这个知青前面,顿时出现一个直径大约有3到4米之间小范围的圆形空地。
可他只注意到前面,没有顾及到背后。
就在他的背后,一个转业军人悄无声息地赶上来,飞起一脚,就踢飞了他的手枪,这支乌黑发亮的小手枪,沿着一条看不见的圆弧线飞到青衣江里,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手枪在青衣江水面上打了几个旋涡以后,居然晃晃悠悠地漂了起来,向着下游缓缓地漂流到远方。
这落在水里还能漂起来的枪,你还能说那是真枪吗?顿时间又激起在场所有人的更大愤怒,大家一拥而上,这个知青被愤怒的人群簇拥着,连推带打地弄到了公社办公大院。我也被愤怒的人流簇拥着,被卷进了公社办公大院。
这个知青,我们也都常见面,只不过他不是我们32中的,而是成都28中的知青,至于他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大队的知青,我实在是想不起了。恍恍惚惚地记得。那个知青好像是姓韩。平时在罗坝街上时不时地常见面,彼此之间也就是点点头,从没说过话。相互之间更没有什么接触。
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在当时就把我留下来,要我参加审讯这个知青。
通过初步审理,我基本弄清楚了整个事件的主要经过:
这个知青的父母在原单位上,过去都是负责干部,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双双都被押送到一所远离成都,在地处偏远的一个五七干校,去接受监督劳动去了。在五七干校里只管吃饭,工资减半,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和妹妹,生活无着落,被迫到处流浪,经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靠着吃百家饭混日子。
这个知青打算趁这段农闲时间回成都,去看看两个无依无靠的弟弟妹妹,顺便也给弟弟妹妹买点东西,带点鸡蛋回去,因为没有钱,又不愿意向同学借,(其实,在同学们之间,谁也不会有多少钱,大家都难啊。)而且在同学们之间绝大多数都没啥钱,所能借到的那几个钱寥寥无几,根本解决不到任何问题,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得铤而走险,动手抢了农民的鸡蛋,结果铸成大祸。他也亲身领教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事情经过初步调查,所犯的错误基本属实。这个知青对所犯的错误事实完全承认。并已签字认可。我将审核调查的情况,向公社的杨社长和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书面汇报,会议主持人把我审查的结果在会上做了通报。会议室里所有的人都沉默了。
在会议室里,有一个大队的干部认识那个知青,他们是一个大队的。在会上,那个大队干部也把那个知青的劳动表现,在会场上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这个知青在本生产队,从今年春节开始,到农历六月,已经做了1200多工分。和本队的社员关系都处得可以。个人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这一次,抢鸡蛋的事情,的确是被逼到这份上。实属事出原因。大队部的想法是,对于这个知青所犯的错误,,该怎么处罚,我们会尊重公社的意见。听从公社的安排,会给他一个妥善的处理。
杨社长和周部长相互对了一下眼神,便相继走出了会议室,过了好一阵才回来。
杨社长站在会议室的桌前,激动地大声宣布:“这个知青所犯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他应当得到严厉的处分,至于给他什么处分,关键要取决于他对所犯错误的认识程度。今天就暂时不做处理。但是他必须在公社写检查。什么时候认识上去了什么时候再做处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低着头,艰难地抬起手臂,用唯一的一只手,从自己的衣袋掏出10元钱,轻轻地放在桌面上。站在旁边的武装部的周部长,也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翻出10元钱放在桌子上,和刚才的那张10元钱重叠放在一起,大家有点楞了,好像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过了好一会儿,我把今天赶场带的五元钱除了寄信,剩下的都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推到那两张十元人民币旁边。于是大家仿佛也明白了什么,会议室里所有的人纷纷都从自己的衣袋里掏出钱放在桌子上,桌子上的人民币很快汇集了一大堆。
周部长把堆在桌子上的那些钱大致数了一阵,然后从一面靠近窗口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大信封,把这些钱全部装了进去,当着大家的面封好信封,摆在桌子上。
随即,周部长转身离开会议室。
周部长来到社长办公室,推门走了进去,顺手抄起办公桌上的手摇电话机,给街上的邮电局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邮电所吗?请马上派两个人。到公社会议室来办理一个特殊快件邮寄。”
然后就放好电话,回到会议室。
这时候,杨社长的双眼巡视着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心情非常沉重地说道:“同志们,这个知青所犯下的错误的确是遭人恨。但是,他的弟弟妹妹在家里生活无着落,的确又令人心酸,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祖国的下一代吗?为了孩子们。我们给他寄回家去,做他的弟弟妹妹们一点儿生活费。也好让孩子们能吃上几顿饱饭。在这个年月里,国家也很难啊,老百姓的日子都很艰难,你们这些知青就更不容易啊。”
这个会都已经开到了这个份儿上,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受,所有到会者的眼睛都湿润了……
周部长把这个正式决定通知,正式通知到这个知青的时候,这个知青顿时哭了。
他哭得那样动情,哭诉得那样涕不成声,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所有在场人的心灵。是啊,人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当我们看到这个知青哭成泪人一般,我们的眼泪也充满了眼框,就连在公社院子里,几只低空盘旋的燕子,它们也一直都是围着我们这群人,在我们的头顶上打着盘旋直转着圈。久久不忍离去。
在返回生产队上的路上,老远就能看到我的小木屋旁边的那片竹林,高高竹林下面的那条小路尽头,有一个井台。井台上面不远处的坡顶,就是我的小木屋。就要回到我的小木屋了。
我站在三堰口旁那棵大黄果树下的青石板桥上,静静地欣赏着:夕阳西下的小河两岸,嫩绿夹杂着青黄色的层层梯田,还有那些随着微风摇摆不定的树枝倩影,天上漂浮不定的彩云,勾勒出一幅绝妙的风景画。我双手向前伸直,用食指和拇指比划着构成一个方框框,用想像中的照相机,假想能把这美景拍下来。人,无论到了何种困难境地,梦想总会是有的。
透过这个方框框,观察到河面倒影中的我,头发好像有点乱,下意识地用手把遮住眉毛的几缕头发向旁边抹了一下,就是这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使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儿来,街上呆了一天,的确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今天是逢场天,原本打算是要上罗坝街上理发的。可是,今天我在罗坝场街上呆了整整一天,就被那个知青抢鸡蛋的事情搞得头昏脑涨,居然忘记了理发。看来也只能是等下次赶场再说了。
我信步走过三堰口的青石板桥,绕过桥边那棵巨大的黄果树,在这返回生产队的田坎小路上,慢悠悠地闲溜达着,一路上观赏者太阳将要落山的美丽画面,看着红色的晚霞发出的强烈光芒,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广阔田地里夕阳落日的景观,随意哼着小调跨进了从来没有关过的大门。
出乎意料地发现:我的小木屋门前的嗮坝里,站着几个我们学校的知青,他们拿着两只鸭子,一大块猪肉,还有一些胡豆等。说是要在我这里打平伙。我刚一跨进大门,他们那几张嘴向我一起开火,这几个人把我好一顿埋怨。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你咋个才回来嘛,我们等你等得你好苦哟。眼睛都望穿了。”
我赶紧掏出了钥匙,忙不迭地打开房门,赶快把这帮同学们让进屋。大家一窝蜂般来到厨房,一起动手,七手八脚地开始忙开了。
这顿晚饭,大家吃得时间可就长了,好不容易碰到一起,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七嘴八舌不停口,边吃边聊,一直聊到深夜间。这时候,就在我的小木屋对面,不远的山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地喊话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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