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胡蝶 乡村与城市 拐卖 离魂
一、背景气氛中营造的异乡景
①由水墨画的意象绘写而成。中国传统水墨画以黑白色调子为主，讲究留白、讲究意境，是水与墨绘画出的一种传统艺术，与当时人们的精神寄托息息相关，追求的是写意性，而写意性主要的特点表现在：传统的“意”“意象”（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或荒诞性为基本特征，以达到人类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即为“艺术典型”[ 童庆炳：《文艺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和“意境”。而在《极花》小说中，“对陕南山区自然和人文景观的用心描写，有意识地为人物的活动和心理特征，提供地域文化的依据和背景”[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p290]。
“乌鸦”与“白皮松”，一黑一白两个色彩的反差搭配。杨琼把颜色词的象征意义理解为“颜色词具有两个鲜明的特性：色彩的联想性和色彩的情感性。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由于生活经验、记忆或知识的积累，当人们看色彩时，常常回想起以前与该色彩相联系的事物。这种现象称为色彩的联想，包括具体的联想、也含有抽象的联想，一旦色彩的联想被固定为一种社会关系时就形成了色彩的象征意义”[ 杨琼：《“红色”在中英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翻译的探讨》，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9] 所以当你所见黑色这最深暗的颜色时，会联想到万籁俱寂的黑夜、生命的终极，给人一种神秘、死亡、恐怖而庄严的象征，属消极色，带有不吉祥的色彩。而白色，在中国作为哀悼之色，与哀声联系在一起，所以也成了一般人们所忌讳的色彩。那么，消极色搭配忌讳色原本可以说是“死亡之色”了，可作品《极花》中却写“白皮松就是村子的风水树，乌鸦也就是吉祥鸟”[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p9]，而且乌鸦顶喜欢在白皮松上排泻，按书中所说应该是喜上再添喜的；“乌鸦与白皮松”两个意象的结合在文中也一共出现了十三处，那更该是皆大欢喜的，可实际上并没有：一开篇写顺子爹的死，第一次胡蝶逃跑却被发现，怀孕后想打掉孩子滑胎没成功还连累了帮助她打胎的麻婶子，和拐卖她的黑亮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性关系，后来胡蝶随娘逃跑被发现，没能带上自己孩子一起走等事件时，乌鸦在白皮松上拉屎…乌鸦和白皮松明明是不祥的征兆、是不幸的象征，可作者却说吉祥之意。这样做的用意类似于写作时的另一种写法━反讽，即正话反说。这里作者故意借用我们平时感知的代表不祥之兆的“乌鸦”“白皮松”意象写成是“吉祥鸟”和“风水树”，这种水墨画色彩的搭配以此更加烘托出意境的冷寂暗淡，使人真切感受到“写景则在人耳目”[ 王国维：《元剧之文章》，《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第4册，p390]的境界之高格。而故事中胡蝶这一人物作为一个被拐卖到偏远农村的“异乡人”，她在异乡所产生的挣扎、煎熬的情绪都会在她双眼纳入的自然意象中找到“客观对应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由意生象。而贾平凹先生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千斤”[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p84]的能力，通过营造暗淡、冷落的背景气氛来透视胡蝶这一被拐卖女性身为“异乡人”的心灵，使得情节的渲染更为苍凉、人物的无望沉沦也更为着色。
②由民族色的意象铺展延伸。颜色词象征意义给人的抽象联想━与民族性格和文化基因的关系。从秦始皇开始，就实行中央集权制，秦人尚黑，所以衣服、旌旗、节旗皆为黑色，当然全国老少也皆穿黑衣。黑色，对于秦朝来说，具有图腾的性质，是神圣的颜色，是国家的象征。因此，黑色就成了秦朝的主色调，只有尊崇黑色，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和长久治安。而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旗是红色的，上有白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有尚红。在那样动荡的年代，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革命，就要流血。那时红色就受到登峰造极的尊崇，红色代表着革命；因此，色彩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这足以说明先人认为色彩与政治的信仰和国家的命运有紧密关系。
红与黑历来在中国传统用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红色一直与黑色相伴因此有“赤与黑相次”的说法。对联的红底黑字的绝好搭配既有欢乐又有适度沉稳，正是中国民族性格中放与收的最好体现；从出土的陶瓷中也可以看出黑红两色并置所产生的庄重稳定的色彩效果已被充分认识。那么黑色在《极花》中的运用有：黑夜、黑洞、姓黑的一家子（黑亮、黑亮爹、黑亮叔）等；红色的意象有：红光、血葱、红日、红布、血、小红人、红云、红狐、褐色极花等。两者意象相互独立时且不论，先探析红与黑两者意象融合时的表现特征及共同存在时的意义。
“红光”和“黑夜”两意象的多次出现：“火苗灭了，夜的黑更黑”、“太阳红着却刮了风，就有幕布一样的阴影从远方急速地扑过来，硷畔上黑了，白皮松黑了，黑亮爹更黑得眉目不清”、“硷畔下这时有了一片红光，那是在给顺子爹焚烧阴纸吧，红光很大，黑亮爹朝红光张望…”、“我一眼就看到了先前发现的那两颗星，星星的光一个大一个小，发的不是白光而是红光”[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p6，p8，p14，p147]…黑夜本身带给人恐怖和神秘，而红光的出现更抹上了诡异的色彩，这就暴露了胡蝶最初来到村子时得知自己确被拐卖时的恐惧和胆怯，使她瑟瑟索索、颤栗不已。异乡的白昼不属于胡蝶，她要细细洞察村里的一切；异乡的夜晚不属于胡蝶，她要防范夜里的“魔鬼”。可随着和黑亮夫妻关系的发生、孩子的降生由此而来所应承担的责任，她注定要在异乡扎根。夜的黑，光的红，也为她的异乡生活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脱离文本说说书本的封面设计━红和黑的主色调安排：封面为黑底，作品名“极花”为红，蝴蝶图文为红。书一到手，黑底给人肃穆、幽暗之感，可让读者推想到作品本身背景气氛的压抑，推想到一个异乡女性的无望和故事结局的黑暗；而红色大字和红色蝴蝶用色醒目，一种让人联想到流血的颜色，可想而知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强调重点。这与《沉默的羔羊》[ [美国]托马斯·哈里斯/著，杨昊成/译：《沉默的羔羊》，译林出版社，2013.1（2015.12重印）]、余华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小说的书面设计极其相似，整体的设计搭配起来简单明了，大方而严谨；设计者和作者的安排，不仅能读者感受到他们性格中的稳重和恭谨，更是能发现中华民族性格里的成熟与大方。
二、人物关系上消黯的异乡情
①老爷爷“智者形象”的作用。“他是村里班辈最高的人…他肚里的知识多，脾性也好…现在年纪大了，村里人就叫他是老爷爷”[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p6]。他给村里人赐名字、写很多有当地色彩的笔画繁杂的字、以及他通过星图来占出人命运这种带有“巫文化”意味的“巫术（基于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且认为人凭借这样的力量可以控制周围的世界[ [苏]格里戈连科/著，吴兴勇/译：《形形色色的巫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p121]）”的研究，都给他的身份蒙上了神秘的智者色彩，他像是一位“巫师”，作为自然神灵和人类社会中沟通的媒介，充当精神领袖的作用，指引着村里人的生活。正是老老爷将星图纸扔给胡蝶，教胡蝶识东井，更是他告诉胡蝶：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使胡蝶一直在寻着属于自己的星，所以当胡蝶寻着星的时候，她妥协了，主动地和黑亮发生了关系。老老爷在很大程度上牵引着胡蝶的思想，限制着胡蝶的行动，她相信他；也正是老老爷的缘故，胡蝶在寻着星之后大变，她忘记了“刻道儿(即数自己呆在村里的时间)”，开始叫黑亮爹为自己爹，也不成日想着逃跑；并且由于老爷爷施有魔力的彩花绳，使得胡蝶逃跑后还是回到了那个折磨她的农村，彻底地把她和黑家、和高巴县圪梁村牢牢拴住；老爷爷这个神秘人物的指引作用促使胡蝶对城市，对家人的思念情绪渐渐平淡。
②黑亮和胡蝶的关系转变。从胡蝶不让黑亮靠近自己━被强制与其发生关系━怀孕找到星星，主动与黑亮发生肉体关系━孩子降生，与黑亮夫妻关系坐实，胡蝶有了牵绊。这一系列的转变，除去外界因素的影响，胡蝶主观意识上发生的变化才是两人关系由陌生到熟悉、再到家庭关系建立的关键。一个女性，可以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却不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出现，使胡蝶愈发痛苦和挣扎；更是孩子的落地，使胡蝶在最后逃跑时错过了最佳时机，没能把自己的孩子一起带走，从而羁绊胡蝶、使胡蝶又回到了高巴县圪梁村，回到了她孩子的身边，从而走向了最终的胡蝶自身的毁灭。所以胡蝶可着嗓子说：“我有娘了，可兔子却没了娘，你有孩子了，我的孩子却没了”[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p198]，孩子是胡蝶逃跑上的绊脚石，而这绊脚石正是她自己所孕育的生命，这就促使胡蝶的灵在高巴县圪梁村迷失，胡蝶的异乡情也在高巴县圪梁村逐渐销蚀。
③訾米和胡蝶境遇与性格对比。两人都同为城市中的被拐卖者，訾米是一个妓女，能说会道，是个花哨人；阅历极其丰富的她，开放、自我，所以日子过的相比村里其他被拐卖的女性舒服潇洒。而胡蝶不行，她的性格更为内敛、不很擅长与人打交道，她连可以说知心话的人都极少，又有一双十分向往城市的双眼，心里念着出租大院、念着娘和弟弟、念着青文那个小知识青年…更别说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没有訾米的潇洒和释怀，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不幸，作为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异乡人━“胡蝶”，经受着内心反来复去的百般撕扯。她自己都明白“我觉得訾米不是我要依靠的了，我若再给她交往，将来肯定和她一样而我又没她那么性格，我只会沉沦得连个人样子都没有了”[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p118，p202]，而她后来和訾米的交往结局证实了这一点，小说结尾中写道：“我在瘦，没了水分的瘦，没了水分地瘦，肉也在往下一块块掉下去地瘦。…我没有了重量，没有了身子，越走越成了纸，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在这边的窑的墙上了，又呼地吹着贴在了那边的窑的床上”胡蝶，会成为訾米的样子，只是个人样子，却终究不是人。
④麻婶子的神秘色彩及存在影响。我国传统民间剪纸之所以能够得以广泛长久的流传，去灾纳福迎祥的表现功能是其主要原因，而这种朴素的愿望，便借托剪纸表达出来；因此民间剪纸以各种形式表达出对生命的渴望，表现生的欢乐，那么文中的“剪花娘子”━麻婶子便承担了这一使命。麻婶子剪“小红人”来给胡蝶招魂，胡蝶拜她为师，学剪纸。养娃、剪纸的生活状态麻痹了胡蝶的神经，使得胡蝶好久都没在窑壁上刻道，习惯使她忘却要逃跑，习惯慢慢冲淡她的异乡情。胡蝶作为麻婶子的徒弟，多年以后不仅会传承麻婶子的剪纸手艺，更有可能会踏上麻婶子的老路，成为下一个“剪花娘子”。现实生活不总是尽如人意，剪纸自然而然成为乡村妇女的生活情感、信仰心理实现的重要媒介和精神载体，足以可见民间剪纸蕴含着深层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内涵，这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艺术化的生存手段。
可见胡蝶在与以上四个主要人物发生故事的过程中，尽管她心心念念着城市的方方面面，却还是被农村的力量收服。她这个异乡人不再有想法，她知道想法是无用的，“黄土原想着水，它才干旱，月亮想着光，夜才黑暗”[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p141，p37-p38]。她越惦记城市，城市离她越远，终究是在高巴县圪梁村、在黑家埋葬起自己的“异乡情”。
三、情节结构里发生的离魂事
①三次“离魂情节”的使用。“离魂情节”是古代文学作品常见的情节之一，即成长中的男性和女性遭遇了一个爱情的僵局，由于种种原因父母不同意两人的结合，男性和女性为了打破僵局，文学以叙事的方式试图找出某种理想的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只是一种虚幻的解决办法，是无法实现的幻象，但这种幻象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是对创伤性事件的治疗。在当代心理学中属于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分离状态，是人在遭遇重大创伤性事件中，无法像过去那样保持稳定的自我身份的统一性，就会出现分离症状和分离性障碍。这种意识的特殊形态成为文学作品永不过时的题材，作为一种文学情节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小说《极花》中就出现过三次离魂情节：
第一次，胡蝶最初逃跑未果、被村里人扒光身子抓回黑亮家时；
第二次，黑亮强制与胡蝶发生肉体关系前；
第三次，胡蝶快要生产前的两次晕厥。
三次离魂都发生在胡蝶的尊严和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时，胡蝶灵与肉的分离，使她的灵魂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这种超越现实的思想和避实就虚的写作方法不单宣扬了一种避世主义，力求在彼岸世界寻求解脱，还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的追求，在离魂小说中作家创造了一个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精神世界。可是，离魂小说虽给受压抑的人制造了一个发泄的通道，但是当我们抛开作者的艺术形式去关注小说中的现实，会发现那些现实社会中的阻隔并没有解决，即使胡蝶的灵魂寻得了暂时的解脱，她还是遭遇了悲剧。因此，离魂情节的使用反而更加地凸显了胡蝶这一人物命运无法真正得到改变的无助和悲哀。
②回忆叙述手法的运筹。在小说或影视作品中回忆叙事是指按照主人公或非主人公的回忆进行现实与回忆的交叉叙事。小说《极花》中有此体现：当主人公胡蝶在琢磨自己的名字与极花的关联时，思绪开始飘舞，从书中46页到62页的叙述中，能够得知回忆和现实在胡蝶脑子里过了四次来回。小说一开篇胡蝶已经被关在窑里，她的身份、被拐卖来的原由、被拐卖来的过程，一连串的问题开篇没有回答，那么这四次的回想，就补充了这份空白，解决了读者心里的一些困惑。也因为四次的回想，使得现实小说故事展开的脚步放慢，后面一下就出现黑亮要强制得到蝴蝶的情节，笔锋陡转、情节上的一松一驰不仅让胡蝶受到了冲击，也让读者始料不及。胡蝶这一人物在危险来临前的不觉、不幸来临时的无助和无力的种种表现，情节节奏由慢至快的转变在这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回忆叙述手法的使用，属于意识流动、灵的游离的状态，这种手法的使用，写出了身为异乡人，灵魂始终在路上漂泊的伶仃孤苦。
四、历史时代下造生的离魂者
（1）城市的招引和肥大
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单位由生产队转换为家庭，那种乡土社会的不流动被打破，乡村的劳动力走上了转移的道路，绝大部分年轻人心中都呼喊“进城去！”。而文本中“胡蝶”作为时代洪流中被冲洗的一员，无疑也被城市深深吸引。“我已经是城里人了，我就要有城市人的样子”[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p50?
]，这是胡蝶背向黄土地、面朝城市出租大院的宣言。她喜欢小西服、高跟鞋、学说普通话、倾慕知识青年…种种她都一丝不苟地摹着城里人的样子。可见，城市化浪打浪地涌出之后，拍打着乡村的门户；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里，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2）乡村的呐喊与彷徨
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后，导致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地区的女性涌入城市。城市成了血盆大口，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了。这样，在中国的乡村，普遍闹起了女荒，尤其在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份的农村，男人娶妻已经是难上加难的头等大事。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导致了贩卖女人这一行业的兴起，城市的女孩尤其多，所以在城市发生拐卖事件的概率也远远高于农村；就算拐卖罪清清楚楚被写在刑法条例中，但人贩子、买主还是冒着巨大风险进行交易，来各取所需。《极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胡蝶也是这一时代变革下牺牲的物品，有文化的城市女性“胡蝶”尚且被拐卖，可想全中国的“胡蝶”数以多少。社会在发展，可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这就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制出现了问题，中国民众中有一部分人道德观的过于低下也大大增加了此类事件的发生。因此，胡蝶作为时代的产物注定成为“异乡人”、注定化成“离魂者”，只能走向人生的不幸和毁灭中。
五、艺术特色里漂泊的黯乡魂
水墨画“留白”的艺术处理。胡蝶从农村━奔向城市生活━被拐卖到偏僻农村，故事情节到这里读者都有一个清晰的路线，随着故事往后发展，“黑洞”这一如梦般的神秘意象出现了，情节的结尾既给了胡蝶两种可能，也给了读者留下两种选择─相信是梦还是去否定梦的发生？并没有非常明确给出一条胡蝶的路线，而是让读者自己去选择路线，给予读者合理的想象空间，使得读者对整个故事的理解更为丰富。由此想到娜拉的出走，鲁迅先生曾在一次会讲中作过一番言论，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论断：“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忘记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 《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言论，鲁迅先生于1923年12月26日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想来用在胡蝶这人物身上也试用。胡蝶，要么逃走后淹没在公众可怕难听的舆论唾沫中，要么忍受不住社会的压力回到被拐卖的农村。也确实，与《极花》文本中作者给的两条路线吻合。不错，胡蝶一开始要逃走，一心要逃走，没能如愿；千方百计终于逃走了，却自己主动回来了。“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萧红自述》，大象出版社，2004.12.1]，胡蝶，还是没飞出去。是社会的压力压得胡蝶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高巴县圪梁村；也有可能也是因为几年在那里生活的经历，使得自己熟悉并逐渐习惯了那里的人、事、物，这就是习惯使然；还可能是因为胡蝶“记性不佳(鲁迅先生说：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脱离受过的痛苦；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更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 《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言论，鲁迅先生于1923年12月26日晚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现在被拐卖来的胡蝶，极有可能在以后帮助村里人拐卖其他女性。且《极花》中无论胡蝶的行走路线是被救回城市，又回到被拐卖农村；还是她梦醒后去找娘没找到。殊途同归─将沉沦在高巴县圪梁村，足以见得“留白”的艺术处理还是没能改变胡蝶的最终令人惋惜和悲哀的命运走向，恰恰是这种写意的艺术特色使作者笔下的胡蝶徘徊在城市和乡村的边缘，成为无处安放的漂泊的“黯乡魂”。
结语：在《极花》这部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文化味道浓郁的长篇小说中，作者将贫瘠之地写出了人性物理的丰饶和时世生存的纷繁。除了对人物内心细腻的描写，还有对基层人群的体恤和对乡村困境的探查；不仅呈现出撕裂的生命痛感，也表现了心灵无法得到栖息的漂泊感；同时，对在城市文明挤压下日渐颓败、凋敝的想吐文明的黯淡前景和危机表现出深刻的忧虑。《极花》这篇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作者对现存世界的感知和现有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贾平凹先生个人内心复杂的、暧昧的生命观和文化观集中投射的一部作品。
参考文献：①《极花》贾平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02
②《文艺理论教程》童庆炳/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③《“红色”在中英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和翻译的探讨》杨琼，吉林华侨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9
④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7
⑤王国维：《元剧之文章》，《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第4册
⑥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
⑦[美国]托马斯·哈里斯/著，杨昊成/译：《沉默的羔羊》，译林出版社，2013.1（2015.12重印）
⑧[苏]格里戈连科/著，吴兴勇/译：《形形色色的巫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⑨萧红：《萧红自述》，大象出版社，2004.12.1
⑩《娜拉出走之后怎样》言论，鲁迅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1923.12.2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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