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是由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其中开社会风气之先，起决定性作用，则是政治因素。一般而言，政治清明，则风清气朗；而政治腐败，则风恶气浊。在我所经历过的岁月里，最让我怀念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

　　那是一个荡涤了旧社会一切污泥浊水的年代，那是一个劳动人民扬眉吐气、当家作主的年代；

　　那是一个激情似火的年代，那是一个赞歌如潮的年代；

　　那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年代，那是一个人心向上的年代……

　　那时，干部还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质，还和人民打成一片，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甚至中央领导下基层，都戴着草帽，卷着裤腿，与群众同吃同住。

　　那时，人人崇拜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雷锋、王杰、欧阳海、刘文俊、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李素文、门合……英雄辈出。人人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热情工作，忘我劳动，“宁可少活三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那时，以助人为乐，以利己为耻；以勤俭为荣，以浪费为耻；以诚实为荣，以虚伪为耻。

　　那时，人人都是普通劳动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没有权力交换，以权谋私……

　　记得是一九六0年吧，一次我陪姐姐去医院看牙齿，其时姐姐七岁，我五岁。医生将姐姐抱上很高的手术台，检查后说要拔牙，叫护士替我们交费，办了手续。拔牙后又将姐姐抱下来，搀着手，一直送到楼下。那时，医生不向病人索要红包，也不向病人乱开药，不让病人乱检查，不乱收费。就是那样，毛主席还不满意，斥之为“资产阶级老爷卫生部”，叫他们脱下皮鞋，当“赤脚医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我们上学，也不给老师送礼，老师也从不叫学生家长给他们干这干那。家庭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免除学费。

　　那时的领导干工作，并不东奔西跑，每天晚上也不闲着，但不是应酬，而是工作，或者学习。那时没有送往迎来，上级领导来了，兄弟单位来了，住招待所，吃食堂，吃饭交钱，主人不陪客。

　　那时，领导的姿态都比较高，有了利益，首先让给群众，例如，年终救济，分配紧缺物品如布票、粮票、自行车、手表等，有时小到一张戏票。我父亲当时也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文革前，他让过三级工资。我最初工作时，在他那个单位，单位曾有一个当警察的名额，单位领导都推荐我去，可就是他没有同意。

　　那时，向领导要官，或要求调到好的单位，是连想都不会想到的事，因为提拔和调动，是工作的需要，由组织考虑，个人考虑这样的问题，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领导干部也不滥用这样的权力。我父亲有一位老战友，文革前任我们地委组织部长，他的四个儿子，一个下放在农场，三个在工厂当工人。当时，我父亲有许多老首长、老战友，在省委、地委当领导，我的一个本家叔叔任省委组织部长，但我们丝毫也没有动过利用他们的关系升官或调动的念头。我家居住的机关大院里有一位领导，文革前任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兼地区粮食局局长，曾主持“户粮办”工作，也就是为“农转非”人员办理城镇户口和粮油关系，但他的老伴和六个儿女，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二)

　　“文革”是一场人间浩劫，灭绝人寰，是新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期，绝不能让这段历史重演。然而历史是个多棱镜，它又向人们展示出复杂、多面的现象。那时的社会风气却是好的。

　　由于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因此，对“文革”结论，作出了许多模糊、甚至是很不准确的地方，例如，说“文革”的性质，是林彪、四人帮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场反革命运动。细想，林彪、四人帮要复辟资本主义干什么？恰恰相反，“文革”并不是一场复辟、倒退的运动，而是一场激进、冒进的运动，正如一九五八年的经济大跃进一样，它是一场政治大跃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希图通过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从经济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记得当年周恩来总理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天等于二十年》；而“文革”则是希图通过对上层建筑的变革，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它们的产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的：中国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处于政治上被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翻看史书，他们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有时甚至连欲做牛马都不可能；而一旦翻身当家作了主人，他们无比热爱这新的生活，更憧憬那比这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怎能不爆发出那种热烈甚至是狂热的建设和革命的热情呢？只是，大跃进运动违反了生产关系应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规律，“文革”违反了上层建筑应适合经济基础的客观规律，人民的这个美好愿望未能实现。

　　那个年代，至今已感觉非常遥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回想起来，觉得那是一个十分荒谬的年代；“文革”后出生的人，则恍如隔世。但那个年代的人们，却有着一种不计报酬和个人得失的忘我工作和革命的精神植。大广播喇叭里，整天响彻着“……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的高潮”的豪迈的歌声，至今想起，还让人情绪激昂。那时，提出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小时居住的机关大院里的房屋，都是大跃进那个年代，在一天之内建成的，三十六年后，一九九四年拆迁时，还比现在建的楼房坚固；那时不仅仅是建房，哪个行业也不存在偷工减料、掺假掺杂现象。这个当时的总路线，“文革”结束后，首先受到了批判。我至今也弄不明白，这句话有什么不对；据当时批判这句话最积极的邓力群同志说，这话的错误在于“干劲只能鼓足一时，怎么能长时期地鼓？”

　　“文革”时期，人们的“革命”热情达到了沸点，“造反”到了疯狂的程度，夫妻反目，儿女批判父母。但是，人们“革命”与“造反”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金钱和名利，而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保卫毛主席，正如当时的歌里所唱的那样：“千百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当时，在社会制度上，是要达到“一大二公”，发展全民经济，限制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农村就连自留地，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在社会关系上，要消灭阶级对立，缩小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三大差别；甚至连工人的八级工资制、商品交换，都差点被当作资产阶级法权而取消；部队则实行官兵平等，取消军衔制，说戴上肩章，就不能挑担，脱离群众。在社会意识上，要建立一种人类最先进、最高尚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让焦裕禄、雷锋、王铁人的精神，放射光芒。那时是容不得人们有丝毫私心杂念的，天天斗私批修，在造资产阶级反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狠斗资产阶级“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拿公家一把稻草，也会被当作挖社会主义墙角，偷集体一个苞米，也会被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更不用说任意侵占、挥霍国家的财产。在文化习俗上，则要和一切旧的传统，彻底决裂，在舞台银幕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帝王将相；移风易俗，婚丧喜庆，新事新办；和尚道士，一律还俗；连烫发、穿小腿裤，都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遭到禁止，更不用说包养情妇、赌博、吸毒这些真正腐朽糜烂、乌七八糟的生活方式；学习，不断学习，努力跟上形势，成为人们工余时间的主要内容；革命，不断革命，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是人们的理想信念……当然，在当时还很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下，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使国家遭受损失，却使社会风气得到净化。

　　或许有人要说：“文革”是一场社会动乱，社会风气还会好吗？说“文革”是一场社会动乱，我以为还有待商榷：所谓社会动乱，是指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无力控制、管理社会，而造成的一种社会混乱状况，如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军阀混战时期，中原逐鹿，社会动荡，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文革”时期，党还在，政府还在，军队还在，运动是党发动起来的，一切行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党叫造反就造反，党叫夺权就夺权，党要求安定团结，又立即安定团结；十年“文革”，三年“造反”，那时的混乱，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人民。而且，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动乱，受难的都是人民，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官兵剿匪，杀老百姓，强盗造反，又杀老百姓。而“文革”的动乱，人民并未受到伤害，受到冲击的都是领导干部，即当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防止他们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受到冲击的，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因为他们走“白专”道路，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如现在的一些专家学者，为了自身利益，一味怂恿政府制定危害人民利益的政策，如果是在文革，就是毛主席不整他们，群众也不会放过他们。

　　到了“文革”后期，人们的革命热情开始消退，社会渐渐出现一些不正之风，当时主要的不正之风是走后门，那时是计划经济，许多物品如木材、粮油、布匹、烟酒，都凭计划供应，人们就去走后门批条子。因此，在批林批孔之际，也开展了一场批走后门的群众运动。那时，我在商业部门工作，几乎每晚都要召开批判会，领导上台作斗私批修检查，然后群众上台对他们进行批判。群众也要斗私批修，记得有一个仓库保管员，连续被批判三个晚上，因为他买了自己仓库里的三斤红枣，罪名是“私分商品”。这种走后门的风气，一直延续了下来。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实行商品价格双轨制，即同一种商品，有计划价与市场价两种价格，市场价往往要比计划价高出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这时，人们走后门批条子，就不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进行投机倒把。一张计划批条，转手卖出，就是一笔丰厚的利润；掌管计划物资的官员，靠批条，一夜之间就可暴富。这样，从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中，就产生出一批官商勾结、权钱交换的“官倒”。渐渐，原先只发生于商品交换领域的交换关系，逐步蔓延开来，侵入党政机关和政治生活，侵入司法、文化、科研、教育、医疗……社会的一切领域，它无情地撕去了 罩在党性和原则、法律和道德、良知和责任、人格和尊严上的神圣的面纱，将一切社会关系，简单化地变成一种纯粹的、赤祼祼的金钱交易。人们感觉到了这种社会变化，但只是意会，还不能言传，只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央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在一次讲话中说出了两个字：“腐败！”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腐败。

　　从那时起，腐败开始进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腐蚀着社会风气。

　　(三)

　　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早已宣称，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已由革命党转变为建设党；人民那火炽的革命激情，也早已浸入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那么，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又如何呢？

　　现在，干部都已变成官员，官员的心思，都已不在工作上，官场应酬、送往迎来，成了主要工作内容。日日欢歌，夜夜宴饮，无所用心，脑满肠肥。

　　现在，工作就是开会、发文件，中央怎么说，一层一级就怎么说，只说不干，例如刹公款吃喝风，发了几十个文件，开了几百几千次会议，吃风愈烈，民谣：“党中央，发文件，一层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上饭店。”

　　现在，领导干部下基层考察、调研，住高档宾馆，层层加岗，步步设哨，惟恐与群众接触。只听汇报，不问实情，总是对基层工作，千篇一律地“作出最充分的肯定。”每到一地，前呼后拥，当地官员到省界、市界、县界迎接；临走，再送至省界、市界、县界；有的还用警车鸣笛开道。

　　现在，人人争利，互不谦让。遇到好处，领导先照顾自己，不顾别人，自己占有三套公房，调一个单位，先谋一套住房，而职工在一个单位几十年，一家老小十几口，却连一间房也没有。干部们见荣誉就上，见利益就抢，将为人民谋利的权力，变为谋私的工具：子女上最好的学校，家庭成员在最好的单位，住高级楼房，乘公家汽车，拿高工资，可以收礼、受贿，可以不花钱、少花钱买到高档商品，可以免费吃喝、娱乐、健身，可以用公款周游列国、游山玩水，可以接受最好的医疗，可以违法乱纪。以能够占有公家、他人钱物为荣耀，以挥霍浪费为时尚，一桌饭，几千上万元，一包烟，几百元，出国一趟，几万美金。将饮用水源污染得一塌糊涂，自己却喝矿泉水，如果在超市拿一瓶矿泉水不给钱，就会被当作小偷抓住，可是他们喝矿泉水，却无需个人交一分钱。他们的一切生活用品，都可以从公款中支出，或向别人索取，或别人送给他们。

　　现在，各行各业都是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动听，做得混帐。“着力打造阳光政府”、“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工程”、“做服务企业的坚强后盾”、“营造优美生态环境”……可实际情形总是相反。报纸、文件、汇报、统计报表，充满水分；文凭、年龄、履历、政绩、论文，都可以造假；假货、假药、假币、假专家、假和尚、假先进、假廉洁、假情假意，充斥于世。到处是谎言、欺诈和不守信用，老实人吃亏、受气、被人瞧不起。

　　现在，升官全凭后台、贿赂和献媚包括色相，这已成为实际使用干部的法则。精于此三道者，即使是道德败坏、五毒十恶，白痴白字、文盲科盲，都是“德才兼备”。向组织要官，已成普遍现象；要官就能得到官，已成通行规则；你清高，斯文，讲党性原则，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你就一辈子不得提拔。

　　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送礼，送礼成为通行证。看病要送礼，孩子上学要送礼；打官司要送礼；开酒店要送礼；考驾照要送礼；就连领结婚证也要送礼。应该办理、应该办好的事情，不送礼，就不给你办，就给你办得一塌糊涂：打官司他不受理；开酒店他不给办照，或多收税费，或天天来检查；生的是脚气，医生叫你从头开始检查，B超、CT、X光，开几年吃不完的药，什么药贵开什么药，整得你倾家荡产；考驾照，让你先上一个月培训班；申请结婚，不给你发结婚证……相反，送了礼：该判实刑的判缓刑，做B超检查不受费，做生意免税、减税，拿驾照免考，即使犯了重婚罪，也照给发结婚证……

　　现在，没有信仰、良知和责任，眼睛里只有钱，为了钱，官员可以成为富人的跟班；法官可以使法律一点儿也不神圣；党性原则变得一钱不值；白衣天使变成披着白衣的恶魔；国有资产像长江、黄河，像瀑布、急流一样，流入私人口袋；专家成为“专假”，为假货、假药、有毒食品出权威证书，做代言广告，让无数儿童丧命，让痛苦的病人更加痛苦，良心却没有丝毫不安；招聘公务员的评委，可以将白说成黑，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前几年人们说，只有高考还是一块净土，其实，高考也早已不再是净土，中学可以保送，可以加分，二级运动员、省级三好生，加二十分。现在录取的权力收归大学，计划以外的名额，更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曾经嚷过一阵，取消研究生考试制度，改由导师决定制度；今年又有大学叫嚷，取消高考制度，由大学自主录取。是的，许多先进国家确实是这样的。但是，那些国家，办事是不凭人情、金钱、权力的，他们只知道按章办事。而我们这样一个缺乏责任和良知的社会，如果实行这样的招生办法，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明年新中国就七十周年了，沧海桑田，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