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鹄峰的悲情革命史

　　为了缅怀我的父亲和那成千上万在沂蒙山区战斗过的革命战士，我整理了我父亲的回忆录，名为《从闯关东到渡江南下》，印成书寄给我老家书上提到过的革命战士后代，并且发表在《古榕树下》，一是同温革命历史，向革命战士们致敬，二是希望他们联想回忆起一些什么往事，有助于我写成李家营英雄谱。其中一本书我托堂兄送给冯继禄，她是书上提到的冯鹄峰的二女儿。她曾经说过她有她父亲的一些资料，我想借来了解他父亲的革命史，能否写成冯鹄峰传什么的。我想像中她父亲可能有比较丰富的故事。或许她看到书上写了她父亲的事比较激动，很快就打电话给杭州的姐姐冯继昕。这不，冯继昕给我电话说谢谢我书里写到了她们父亲，而且说她那里还有少量有关资料已经寄给我了。现在快递真方便，三天资料就到了。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看，不看则已，看了过后我心里十分沉重，脑子里翻来倒去，夜不能寐。我与冯继昕不停地微信交流，她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抄了父亲的办公室，又抄了父亲的家，把所有的资料全部用麻袋装了去审查。一九七一年，她随单位奉命撤到贵州遵义大三线，又丢弃了许多东西。在父亲审查申诉期间，虽写了不少材料，都上交了，如石沉大海，后来平反，又作为黑材料销毁了，因此只剩下后期几封信件，还是留底。由于这几封信对我冲击很大，我照抄如下。

　　尊敬的首长：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您写这封信，望您能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我在一机部第二设计院工作，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沂水县诸葛乡大崮峪村。我父亲是一九三七年底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九五一年南下来到上海，先是在上海市委肃反办公室工作，肃反结束后调到华东电业管理局任监委书记（我以前说的职务不准确。）【我看到这里马上想起这种专门整人的工作肯定结了不少冤家，就像反腐常委王岐山一样，据说经历了二十几次暗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阶级敌人的残酷迫害，尤其是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受到的折磨是无法形容的，直至害死为止。尊敬的首长您们可知道我们这一家是怎样受迫害的？提起来真是泣不成声。我父亲在隔离审查时，因为逼不出材料就把他推出窗口，摔成重残废，不但不抢救，反而当场录音逼口供，让他承认是自杀，并指示医院惨无人道地断然切除了他的中枢神经，叫他永远不能动，再不能当走资派！我们看到这奄奄一息残缺不全的爸爸，顿时天昏地转。天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只能用我们的眼泪冲洗我爸爸的悲痛。在这同时，上海电管局的造反派伙同徐州木材公司的造反派抄了我妹妹的家，并把她赶回沂水老家，就连我那个与我父亲离婚了二十多年的老母亲，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党员、老干部、当年的妇救会长也是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对像，无故叫她退党，无故戴上地主份子帽子，一直到整死。【冯鹄峰在李家营老家曾有妻子王锡云，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在那封建的年代，普遍裹小脚，她却受新文化影响在１９２１年就放了脚。当冯鹄峰参加革命后，他对冯鹄峰口头约定：为了不束缚冯鹄峰革命工作，1942年，她决定与冯鹄峰协议离婚，离婚不离家，在家照顾公婆，冯鹄峰可以在外找对像。于是冯鹄峰多年后与南下同部队的一位女同志结婚。前妻育有二女冯继昕、冯继禄，离婚后留守在家未再婚。后妻李向政是安丘人，也早年参加革命，后在沪育有二男二女。】

　　尊敬的首长，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们家所受的害和千百万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所受的害是一样的，是有着共同的仇恨和体会的。遗憾的是打倒了四人帮二年多了，上海电管局把我父亲的问题早就做了结论，早就在这次复查中又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重新做了悼词，给予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使我们无比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而在我老家沂水县诸葛乡大崮峪村的妹妹冯继禄，却一直受迫害，百般受人欺凌、侮辱，真是一言难尽。我妹妹一九六三年在沂水县沂水中学高中毕业，是共青团员，不是什么敌对份子。因在徐州被抄家，回乡后就和我母亲一同参加农业劳动。尊敬的首长，您可知道生产队是怎样对待她的呢？把我母亲整死后，就千方百计地迫害刁难打击她。流氓成性的支部书记刘立君一直想奸侮她，三次深夜翻墙进屋耍流氓，行为未得逞就怀恨在心，处处地方刁难她，打击她。为此我妹妹多次写了控告信，向公社反映情况，要求调查处理。流氓成性的支书知道后，就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底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出了全村的成份表，给我母亲戴上地主份子的帽子。说真的，给我母亲戴地主份子帽子是假，实际上是给我刚满三十岁的妹妹戴上地主份子的帽子是真，因为没有被他奸污到就怀恨在心。全村的群众看到这种情况都不敢怒不敢言，怕不知那一天也给自己戴上。我父母亲都是老党员、老干部，全家抗日（为此老家只有这个回乡的妹妹）。土改时给我们定的贫农怎么会突然成了地主呢？这不是诚心给我刚满三十的妹妹戴上地主份子的帽子又是什么呢？这是哪一家的法？哪一家的章？这纯碎是“四人帮”的腔调！这就是我们村一两个干部的土法土章土皇帝，要是谁不听他的，谁不任意由他奸污，谁就大难临头！

　　尊敬的首长，以上是我们生产队的情况。公社又是怎样的呢？我妹妹控告信写过三次，事隔半年后，乡政府派来两个调查员，一到大崮峪村就叫流氓书记刘立君拉到家里大吃一顿。以后两个调查员就对我妹妹说：你写来的材料我们收到了，经我们调查，你完全是污蔑好人、陷害干部，是翻案！以后要老老实实的！我妹妹顿时大哭。世上有冤死的鬼吗？我妹妹那一刻只想寻死，硬是被人劝住了。首长们，您们看，难道就这样冤死屈死我妹妹吗？想任意奸侮她，还给她戴上地主份子帽子，任意剥夺私有财产，这不是由于我父亲的冤假错案造成的严重后果吗？为此我强烈要求华东电管局到我们家乡消除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

　　……（后面缺页找不到了。）

　　另一封信也是写给华东电管局领导的，估计与上封信时间间隔不很长，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要求平反落实政策的急迫心情。内容与上封有重复，为了避免断章取意，仍照抄如下。

　　华东电业管理局党委：

　　我怀着对党对领导无限信任和崇敬的心情，渴望您们对我爸冯鹄峰的问题进行一次认真的研究。情况您们很清楚，他是被人陷害，推出窗外摔成了残废。就在这时，您们不是抡救人，而是先录音，让他承认是自杀。他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承认是自杀，然后您们就一推了之。自杀就是叛徒，一切都要自费……以后军代表和暴徒多次来医院、家里威胁他不许再翻案，承认的问题不许再翻掉，当心你的狗命，当心你的党籍……等等。但是我爸爸一直没有承认。过去他多次写信给上级党委和有关部门，我们也多次写信给军代表和口头向您们反映，但您们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同情我们。今天打倒了“四人帮”，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您们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处理问题。您们是否也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我爸爸这九年多的时间里是怎样生活的？他大小便都在床上，他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是无人理解的。就连我乡下那个妹妹冯继禄，因受牵连从徐州被赶回乡下，百般受人欺凌和疟待。连我那个离婚二十几年的妈妈也进行批斗审查，成了无情打击的对像。您们单位外调老家四次，每次都是穷凶极恶对她进行打击。直到今天为止，您们从未再去声明过对我爸爸问题是怎样处理的，流毒甚广，政治上的压力与打击压得我妹妹喘不过气来，您们是很能理解的，望能前去肃清流毒。

　　我爸爸在临死时用最后一口气让我代他交上最后一次党费（７６年３月３日下午）让我向党反映：他不是自杀！是被害！是有人把他推出窗外的！今天该是弄清事实真像的时候了！请您们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落实党的政策，抓出坏人，退回４０％工资的经济处分。

　　各位领导，您们都是执行党的政策的领导干部，是掌握生杀大权路线关天的人。我不想多说，望您们能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看在我还有三个弟妹在山东、安徽扦队落户，生活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帮助解决！

　　此致

　　革命敬礼！

　　冯鹄峰的大女儿冯继昕

　　还有几封信，写的也是那些不堪回首的被迫害往事，还牵涉到一些冯继昕他们不愿提及的人物情节，不想再翻旧账，为此不再一一登出。看了上面几封信，我感到心像碎了一样的疼痛，又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我唏嘘不已。我和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未受到如此大的冲击，吃过大的苦头，所以我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头的人体会不深，少有共鸣。我们没有被查被抄，没有被戴高帽子游街，没有蹲过牛棚，没有下放改造，没有只发最低生活费，没有限制自由，更没有被打致残，没有挣扎在死亡边缘，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相反我因为是出身革命干部家庭，还比较受到重视，我父亲很早就被作为革命干部三结合进了领导班子。但我曾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浓烟中穿行过，读了这三封信，我好像又看到文化革命那造反有理的年代。我好像看到造反派乱嗡嗡地挤满了屋子，他们高呼着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口号，把冯鹄峰拳打脚踢搧耳光，把他推来搡去，对着他狂呼：冯鹄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仿佛看到有人脸上带着一丝奸笑，还磨着牙，这几个人正在密谋，准备好了录音机。这里有人是被冯鹄峰搞肃反时被枪毙的某人的兄弟还是儿子，还有一个是因贪污腐败被冯鹄峰的监委开除的干部。他们呼喊着钻进狂热的人群，他并不直接推冯鹄峰，而是推冯鹄峰后面的人，那个人就倒向冯鹄峰，冯鹄峰就倒向窗户……人的波浪一阵比一阵汹涌，忽然有人大喊：冯鹄峰跳楼了！冯鹄峰自杀了！冯鹄峰死有余辜！给冯鹄峰录音！不能叫他一死了之！于是百十号人轰隆隆地下楼围住瘫在地上的冯鹄峰，举起拳头齐喊：冯鹄峰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冯鹄峰死有余辜！冯鹄峰嘴里血往外喷，两腿不能动弹，愤怒地大喊：“快送我去医院！”

　　边上立刻有人说：“你先交待为什么跳楼自杀？”

　　边上的人群也附合：“为什么跳楼自杀？”

　　“我没自杀！”

　　“你就是自杀！”

　　“你临死还想反咬革命造反派一口！同志们一定要他承认是自杀！这事弄不清楚革命群众就成了杀人犯了！必须弄清楚了再送医院！”

　　“好好好！就算我是自杀，你们也应该送我去医院吧！”

　　“噢噢噢！！！冯鹄峰承认自杀了！”

　　造反派欢呼起来。这时军代表来了，一脸严肃地说：“正告冯鹄峰，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情节是恶劣的，你用自杀来对抗革命群众对你的审查是徒劳的！你既然承认是自杀，现在大家送他去医院。他是重要的线索，不能一死了之！”

　　究竟当时是怎样的细节？那个时候是天下大乱，造反有理，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对干部批斗，戴高帽子，拳打脚踢，那是运动对你的考验，革命干部要自觉经受革命的暴风雨的冲刷，荡去你身上的污泥浊水。公检法都已被砸烂靠边站，打砸抡横行。人民日报社论告诫：对于社会上的新事物，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王洪文成立的工总司旗帜在上海高高飘扬，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了摆平不顺之徒，又发生了各种武斗，死了一些人。三支两军的军代表要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初来乍到也不知道谁是孙悟空，谁是六耳弥猴。就这样冯鹄峰就成了自杀未遂的走资派，躺在家里忍受痛苦，接受审查。拉屎拉尿无法自理，被定性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所以医药费自理，工资只发40％，家里还有四个孩子缺吃少穿。造反派说话板上钉钉，没人来给你个说法，只有叫你交待问题。求生不得，求死不成，看着几个孩子饱受惊吓与饥饿，出门进门遭人唾弃，心如刀绞不过如此。

　　我曾就冯鹄峰的事发原因与冯继昕深入探讨，冯继昕说还有一件事是造成严重不幸的原因之一。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沂水的冯继禄曾写过一封信给上海的父亲。信上说了大炼钢铁的时候，把各家门上的铁挂钩、把烧饭的铁锅铁勺子都给砸了去支持钢铁元帅升帐，支持农业生产军事化，家家吃食堂，生产大呼隆瞎指挥。自然灾害来了，饿死人的事也发生了。冯鹄峰看后就放在办公室抽屉里没当回事，时间长了就淡忘了。不想文化大革命来了，造反派突然抄办公室，看到了这封信，就认为这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冯鹄峰就成了造反派的重点审查对像，成了冯继禄的黑后台。冯继禄也从徐州木材厂被押到乡下，乡下又把这事与冯继禄的母亲联系起来，批来斗去没完没了。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在那极左的年代里，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不能实事求是地说出事实真像，否则就是恶毒攻击，就会大祸临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至少从道理上讲没错，可惜给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我记得我李家营的姑母跟我说起一件事。在农村大跃进的那段日子里，所有人都得吃食堂，干活按班排连营军事化行动。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于是各种吹牛的喜报层出不穷，说是小家庭是资产阶级小农经济温床，把夫妻拆开来住男女宿舍，下地干活分男队女队，叫干啥干啥，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自由主义，说是吃饱了饭加油干，共产主义近在眼前。那年秋天地瓜长得特别好，个个都有小孩头大，在地里滚来滚去没人安排去收藏，认为共产主义近在眼前，谁还高兴吃那低档地瓜！结果天一冷全冻都坏了，烂在地里。春天开始，粮食紧张了，开始吃不饱。开饭的时候，人人都把眼瞪得大大的生怕自己分少了，饿得活也干不动了，开始有人闹意见说回家自己烧饭吃。开始这些人还受批判，后来这种意见占了大多数，搂不住了，食堂只好散伙。可是粮食都归了公吃光了，家里的锅碗瓢盆在吃食堂时为截断后路破釜沉舟都给砸了，只好大种自留地，设法置办炊具，好像绝地求生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三叔在我奶奶的坟地周围种了些地瓜，地瓜还不大就有人去偷，三叔就警惕着。有一次看见有人蹶着屁股在挖，就赶上去踹了一脚。这是个本村的，已经饿得差不多了，这一脚就把人踹死了。这可惊动了县里，把三叔抓去，吃了两年关司。后来三叔说，其实在里面一天三顿饭倒不要烦心了，省得在外面愁吃饭了。冯继禄的信是实事求是的真话，倒成了罪证。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父亲在苏州茶厂做厂长，我还在读小学。厂里与某高级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合建一条工农联盟灌溉渠，厂里的工人在干活了，那些农民都躺在斜坡上晒太阳。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活？其中一个人和我讲：吃得太饱了，干活不舒服！还说他们三个月已经吃掉了原来一年的口粮，食堂快要解散了，不吃白不吃！这件事一直深深刻在我脑子里，觉得农民真自私！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很多人饿成了浮肿病。茶厂成立了疗养室，叫那些工人养着，一个星期发一自来火盒的猪油做补品。所以我一直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是瞎指挥十吹牛皮十乱糟蹋十苏联逼债十自然灾害造成的，关键是一年吃掉了三年的粮，瞎糟蹋，苏联人乘机逼债。苏联人一直没对中国安好心，巧取豪夺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出兵中国东北，把东北抢了个干干净净；趁着中国困难，对中国逼债使阴招，把中国打扒在地上。苏联永远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他边上。

　　盼政策盼说法，二女儿被从徐州工作岗位赶回了山东老家，走资派的女儿，还反对三面红旗，有什么资格在城里干革命！到了乡下，乡下的造反派正愁没人斗，听说冯鹄峰成了走资派，那他老婆也不是好东西，也不管已离婚二十几年，已经无瓜葛了，也不管她是三八年的老党员，抗战中的妇救会主任，乡下的造反派把她拉出来批来斗去，最后折磨而死。这样新上台的党支部书记刘立君以为机会到了，几次三番翻墙闯门，意欲强奸冯继禄。那知无法得手，于是就把地主份子的帽子扣到冯继禄头上，不分口粮，不给饭吃，把人往死里逼。

　　盼政策盼说法，盼来了上山下乡，上海后妻的两个子女又下乡到安徽去插队落户。人家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子女，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考大学的走了，顶替的走了，照顾的走了，他们却走不了。他们是监督改造的对像，抬不起头来。十来年过去了，男的没人敢嫁，女的没人敢娶，房子里一贫如洗，前途渺茫，又是别样的一种煎熬。

　　冯鹄峰这里，交待问题的材料写了再写，没完没了；申诉信寄了又寄，如石沉大海。大便小便无法自理，几个孩子缺吃少穿。政治上的打击，经济上的窘迫，肉体上的苦痛，终于这种生不如死的日子实在挺不下去了，冯鹄峰的身体灯乾油尽了，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歹，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冯鹄峰没死在日本人手里，没死在国民党手里，没死在特务手里，死在了革命造反派手里，终于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走了，走得无声无息。他的子女少在身边，同他一道南下的战友怕受牵连少来吊唁。但他还是对党心存眷恋，叫他大女儿帮他交了最后一次党费，终于结束了八年多的煎熬。我不知道冯鹄峰用了多大的意志和勇气，才在生不如死的岁月里活了八年，可叹终究没有熬过文革，没有看到平反，真令人扼腕叹息！

　　大女儿冯继昕日复一日地写信写材料，要求有关部门调查事实真像，还父亲一个公道，造反司令部、市革命委员会、电管局，到处去申诉，鞋子不知磨破几双。

　　山东乡下的冯继禄先是被从徐州押送到乡下，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然后陪着母亲受批斗，母亲去世，父亲去世，噩耗不断，她被村里的造反派压得抬不起头来，她深深地责备自己因为那封信害死了双亲而不能自拔，后来又为刘立君对自己的伤害充满惊恐愤怒与绝望。

　　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了！粉碎四人帮后，大张旗鼓地为被迫害的革命干部平反活动开始了！冯鹄峰的问题终于有了说法，照录如下。

　　（78华东电党字第340号）

　　中国共产党上海电业委员会文件

　　关于冯鹄峰同志的复查意见

　　冯鹄峰，男，一九零九年八月生，山东沂水县人。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入党，原任中共华东电业管理局监委副书记，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含冤去世。

　　经复查，冯鹄峰同志历史是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中冯鹄峰同志遭受毒打、恐吓，对其“审查”纯属迫害，使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致残后又在经济上精神上继续受到折磨，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含冤去世。为此经局党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强加给冯鹄峰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撤消原局党委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关于对冯鹄峰同志党纪处分的请示报告》及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组的批复，给冯鹄峰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中共华东电业管理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章)

　　“我父亲平反，是当时任上海市市长彭冲亲手抓的。彭冲是中共政冶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对我父亲平反的事很重视，搞得很隆重，登上了文汇报显著地位。各级领导都送花圈，发电报，非常隆重，可以说上海的平反工作从我父亲开始。因当时我家没有照相机，所以当时的境况无法保留下来。好得我手里还有一份骨灰安放仪式上的悼词保留，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也可以概括我父亲革命的一生了。”

　　冯鹄峰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悼词

　　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冯鹄峰同志

　　冯鹄峰同志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遭受毒打、恐吓和威胁被害致残，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七岁。

　　我们向冯鹄峰同志的家属李向政同志及其子女等表示亲切的慰问。

　　冯鹄峰同志原籍山东沂水县人，他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山东沂水县二区葛庄乡政府管理员、二区区政府财粮助理，县政府粮食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安邱县政府财粮科付科长、粮库主任、粮食局局长；全国解放后，历任上海华东区粮食管理局调研科付科长，华东区建设人民银行人事科长，上海华通电机厂人事科长，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二局资料科长，会计科科长监察室付主任，华东电业管理局党委监委付书记。

　　冯鹄峰同志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工作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平时生活艰苦朴素，作风正派，善于团结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党员、好干部。冯鹄峰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被非法隔离审查。在水上运输队被关押期间，曾遭受毒打、恐吓和威胁而被迫堕楼致残，造成半身不遂，长期瘫痪在床后，又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精神和肉体上，继续遭受摧残迫害，直至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含恨而死。

　　现在，我代表华东电业管理局党委郑重宣布：冯鹄峰同志政治历史是清楚的，对强加给冯鹄峰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撤消原局党委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关于对冯鹄峰同志党纪处分的请示报告〉及一九七三年四月十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租的批复，给冯鹄峰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冯鹄峰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我们感到无比悲痛。我们悼念冯鹄峰同志，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一定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我们悼念冯鹄峰同志，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热爱社会主义的赤胆忠心，更加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学习他为党为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学习他光明正大、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高尚品德。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加快步伐，努力搞好电力生产建设，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冯鹄峰同志安息吧！

　　中共华东电业管理局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我不知冯鹄峰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知道的是他在这八年里是生不如死，他却不肯死，在坚持着，还在临死之前交了最后的党费，这叫人唏嘘不已。但愿这样的悲剧永不重演。电业局的处理颇有水平，他基本满足了家属的平反要求，也不得罪广大的造反群众，找不到凶手，一切都是“四人帮”的罪过。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在沂蒙山区如火如荼，冯鹄峰，原名冯世正，当时二十九岁，他抛家舍业，高龄参加八路军，义无反顾地抗日报国。他是否与杜善甫为同学关系现在已难以查考，他一参加抗战先是做的杜善甫的助手，后来做二区葛庄乡政府管理员，然后做二区区政府财粮助理，沂北县政府粮食科长。按现在的说法是国家公务员，但那时不但没有工资，还有随时掉脑袋的危险。因为那时是与日伪军打游击战、拉锯战，反扫荡，没有固定的住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八路军的乡、区、县政府也就是非常精干的几个人，十几个人，有时有区中队、县大队一部份武装，一块背着背包扛着枪，翻山越岭，冒雨冲风，忍饥受冻。一路走，一路工作，一路打仗。没有敌人的时候，这些人就在村庄里宣传抗日，发展组织，筹备粮草，商量抗敌大计，敌人来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进山与敌人在大山里转悠，组织好武工队民兵，逮到机会杀他个人仰马翻。那时候是一路走，一路考虑敌情，一路办公，一路死人，一路有新鲜血液补充进来。吃不饱，睡不好，朝不保夕。冯鹄峰左边一个跨包，那里放着算盘与帐本，右边一支盒子枪，那是保命的家伙。到了一个村子，得赶快找到抗日村长或是地下党，了解谁家有多少粮可征，有几家地主可以摊派多少粮食。那时候战火纷飞，天灾连连，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搞得人心惶惶，朝不保夕，有的被杀，有的参加民兵八路军，也有的被抓去做伪军、打劳工，种地的人严重缺乏，打仗需要粮食，方方面面都伸手，老百姓都在忍饥挨饿，粮食哪有那么好征？把粮食一升升、一斗斗汇拢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保管。为了保存这些粮食，也是费尽心机，有的放在夹墙里，有的放在地窖里，有的放在山洞里，有的放在假坟里，不能让敌人搜了去，八路军需要时还要随时能取出。粮食长时间埋在地下会霉烂，还得翻晒。根据地的老百姓费尽了心思，有的为了保护粮食牺牲了性命，有的守着公粮饿死也不吃一口。部队要粮了，老百姓全村动员，连夜上辗推，上磨磨，上锅炒，加工好几千几万斤粮食，送给部队。这里有多少事要干，要花多少心思，要有多少计算，只有亲历亲为的，才知其辛劳。在这征粮路上还有风雪酷暑，危机四伏。冯鹄峰就是在那样的艰难岁月里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抗日救国贡献了他的血汗青春。七、八十年过去了，冯鹄峰以及那时的一代人早已离我们远去，当时的情景多么艰苦、多么惊心动魄、多么复杂，是现在的人们难以凭空想像的。现在享受和平的人们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会想像他们为了国家民族，忍饥挨饿，流血牺牲吗？是他们，用血肉筑起的新长城保卫了祖国，这才有了我们今天免于做亡国奴，免于三光政策，才能享受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自由幸福。今天的人们决不能忘记了他们！这不仅是我们正在享受他们用流血牺牲得来的成果，还在于他们告诉今人：当国家被侵犯时，必须大无畏地用血肉去保卫！鹄峰兄，你的不白之怨已经平反，你对革命的无私奉献，后辈们会代代铭记，你和战友们的流血牺牲没有白费，我们的国家不但已经站起来了，而且已经富起来了，巳经强起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巳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鹄峰兄安息吧！

　　冯海春冯世昌及其春生堂药铺

　　在这里，还有一封信引起了我的特别重视，全文记录如下。

　　冯继昕同志：

　　关于冯世昌同志历史问题复查一案，已由中共沂水县委做出平反决定，现将此决定发给你一份，请查收。

　　中共沂水县委关于为冯世昌同志平反的决定

　　冯世昌，字其吾，男，生于一九零六年，自由职业者成份，系沂水县诸葛区李家营村人。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在沂北县诸葛区联社工作。一九四七年被诬为国民党员罪名，被逼供致死，终年四十一岁。

　　复查情况证明，一九三八年前后，冯世昌同志与其伯父冯海春等人所开的春生堂药铺已成为我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冯世昌同志由于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他思想进步，积极参加抗日工作，热心为党办事。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在其未参加工作前的一段时间，县区党委将冯世昌家作为情报联络点。在此期间，其爱人顾相臻被吸收为中共党员。有些情报常由冯世昌同志以行医为掩护转送出去，对当时我党开展的抗日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错误形响，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于一九四七年被诬为国民党员罪名，无辜受害，逼供致死，确为一起冤案。根据落实政策的有关规定，经县委常委研究决定：

　　一为冯世昌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二根据国务院一九八三年九十一号文件批转民政部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对冯世昌同志按因公牺牲对待，其亲系亲属按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给予优待。

　　三承认其爱人顾相臻生前系中共党员。凡因此案受株连的其他亲属、子女、亲友，在政治上消除形响。“文革”期间被审查、批斗、抄家的，在一定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冯世昌（1906－1947），应该是我的属辈哥哥，但他牺牲的时候已经四十一岁，我才两岁，他们住村西头，我们住村东头，况且我后来六十多年一直在苏州，所以对他的情况非常陌生。那么这位堂兄的事又与冯鹄峰案有何关系呢？而且平反文件中又提到了冯海春、顾相臻，及其春生药铺是中共地下党活动场所，冯世昌家是中共县区领导的联络点，等等细节。那么冯海春、冯世昌、顾相臻都应是我党非常可靠的人，冯世昌怎么又被错杀的呢？我于是又与病中的冯继昕联系，终于搞清了这里的来龙去脉。

　　冯海春（1877？－１９４７），是我父亲同辈，是属辈兄弟。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姓冯的老祖宗在李家营定居下来，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住在了村西头，一个住在了村东头。村西头的走了读书行医做生意的路，子孙就比较富裕；村东头的走了老老实实种田的路，子孙就比较贫穷。大概到了冯海春的爷爷这一支这一辈，就在满清皇朝里做了个小京官还是什么御医？反正和医药有关系，这样几代下来，医术就比较了得了，是所谓三代祖传了。冯海春还可能有过举人的功名，这在沂蒙山区就是非常了得的事了。其时为满清晚期，经过太平天国、捻子之乱，甲午海战惨败，天朝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国家危难之秋，多有慷慨悲歌之士，于是有了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那些爱国青年纷纷激昂慷慨，拦车上书救国救民之方，光绪皇帝也决心奋力一搏，救国家于危亡，大厦之将倾，于是有了百日维新。其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不许任何人阻挠；撤除闲散衙门和重叠机构，裁减冗员；准许旗人自谋生路。属于经济方面的主要有：提倡实业，奖励发明；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务；裁减驿站，设立邮政局；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属于文化教育方面的主要有：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将各省书院和过多的祠庙改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堂，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允许自由创办学会、报馆；设立译书局，编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游历、留学。属于军事方面的主要有：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练兵，添设海军，实行保甲。其时冯海春大约47岁，据说是感到自己在皇宫虚度时日无用武之地，又受维新报国热情鼓舞，于是响应号召，自请下放故里，行医救国，造福桑梓。当朝大喜立准，让他回沂水当个什么医药卫生方面的小官，并把大崮峪的南山北山两座荒山以及一些山林土地赐给了他，作为事业基地。所以冯海春就回乡，把家从李家营搬到了大崮峪。谁知这事刚落实，慈禧太后动怒，百日维新流产，光绪帝被囚，冯海春家乡的交椅还没落实好就黄了，事情搞了个驼子跌跟头，两头不着地，这是清朝晚期的事了。好在冯海春本来就打算开个药铺门诊的，所以就在家乡开了个春生堂药铺，没把做官放在心上。关于大崮峪的土地财产，也有的说是祖传，现在说不清楚了，也无关紧要了。辛亥革命以后，冯海春关照家人以前的事再不许提起，两座山的事只字也不能提，因为已经改朝换代了，不要自找麻烦，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后人都搞不清楚了。反正冯海春房子里那些书啊大多是医药书，都是非常精美的手抄本，那些画啊好像都和故宫里的差不多，还有那些烧香供奉用的香炉啊什么的，都很考究很古董。冯海春把这些东西看成性命宝贝。冯海春还写得一手极好的字。日本人来了搞三光政策，半夜里他命都不顾，来不及穿裤子，先抢这些书籍字画，把这些东西藏在地窖里，平时对人守口如瓶。冯海春有个徒弟也甚是了得。建国前，毛泽东有次生病老看不好，好几个医生拿不准，不敢用药，后来找到冯海春的徒弟，此人药到病除，很容易就把主席的病看好了，毛泽东很高兴，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就指名带上了他，姓甚名甚不清楚了，当时正是用人之秋，回来以后就封了此人什么官。1947年春，冯海春70岁上下时突然中风去世。去世后，小辈们不懂这些东西的价值，那些书画有的给烧掉了，有的给人家拿去剪鞋样、剪纸花等，都糟贱了，也没什么留下来。这是后来的事。

　　原来，冯海春在葛庄开了个春生堂药铺，生意很红火。日本人占了葛庄后，冯海春就把春生堂药铺搬到了大崮峪。因为得有人出诊，有人抓药，他就让自己的儿媳，冯鹄峰的老婆王锡云（1907－1974）、堂侄冯世昌、侄媳顾相臻去干活，自己与冯世昌主要断脉出诊。药铺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适合于地下党接头联系，于是中共县区负责人就派人重点做工作，宣传抗日爱国，把药铺建成了联络站。大崮峪在李家营村西北十里外的大崮顶南面半山腰。大崮顶是比较高大的山，其南是两山夹峪，所以叫大崮峪，山洪暴发时洪水汇集至此，势不可挡，冲下来的泥沙形成了小块可耕田。以前山高林密、植被很好，就是现在，小河两侧还有许多几百年的古树，遮天蔽日，鸟儿啾啾，凉风习习，是个夏天避暑的好去处。峪内弯弯曲曲，巨石丌突，勾心斗角，泉水潺潺，坡陡谷深，地势险要，可以屯兵千军万马，日本鬼子不敢贸然进入。后来歼灭张灵甫74师后，陈毅粟裕把总结会议放在大崮峪，冯继昕还记得有许多大官还有战马汇集在庄里，还有许多重伤员安置在各家进行救治，很是热闹。

　　冯海春的儿子冯鹄峰读书期间受共产党影响，成了爱国激进分子，可能与共产党员杜善甫早有往来；父亲冯海春也是知书达理，见多识广，深明大义之人，结果这药铺里所有的人都成共产党的依靠对像。重点负责这里工作的大崮峪人、中共地下党员黄新勋就在这期间发展了王锡云、顾相臻为地下党员。是谁发展冯世昌入的党？冯海春是否入党？年岁久了便成了谜。据冯继昕说，“文革”过后，中央某一位领导写回忆录，执意要找到当年春生堂药铺的那些人，说是当年单线联系，如今这些人还在吗？有没有在文革中受冤旺的？如果有，我得证明。这才有了冯世昌迟来了几十年的平反。但是当时没有及时深究了解这一线索，几十年过去了，使得现在成了谜。总之，春生堂药铺成了中共秘密联络点，冯世昌家就成了中共县区领导的集会场所，八路军的一些伤员就分散在附近老百姓家，化装成老百姓，冯海春冯世昌忙来忙去诊冶伤病员，也到外面去出诊、送情报。那时候斗争非常激烈复杂，经常是日本人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民党来了，经常爆发战斗，打过来，杀过去，白天黑夜，战火不断，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所以规定单线联系，身份不能轻易暴露。乡里乡亲的也不定知道冯世昌是共产党，冯海春他们拎着药箱赶来赶去，是在为八路军送情报。日伪军来检查，冯世昌就证明那些人是来抓药的，良民大大的。在那艰苦残酷的年月里，这家人冒了多大的风险，吃了多少苦头，付出了多少牺牲，是我们现在的人们难以想像的。后来冯海春写信给当八路军的冯鹄峰说，又是荒年，又要吃用招待，又要大部份时间诊治伤员送情报，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家里店里支撑不下去了！冯鹄峰回信说，那就把地卖掉维持下去！哪怕以后要饭也要把现在的事办下去！农村人把土地看做命根子，家里人说冯鹄峰好狠心！一点也不顾家！真是真真的共产份子！怨归怨，结果还是把地卖了维持生活与招待看病。到一九四七年春，冯海春突然中风去世时，原来殷实的家业已经败落了，已经无田可分了，空有外壳了，但是乡里乡亲的也不一定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忙来忙去一直在为八路军共产党工作。王锡云那时不但忙药铺，忙一家老小，还得忙妇救会主任那一摊子事。那时候，党组织不能很公开，村里的党支书对外基本是村指导员，下面几个支委有村长、民兵连长，妇救会长。做军鞋，筹军粮，看护伤员，站岗放哨，有时抬担架，加工给养，推碾做煎饼，都是妇救会长的活。有时候为了动员妇女，还得花多少心血，磨多少嘴唇，累死累活还得装轻松，王锡云，忙死忙活，脚不沾地，容易吗？沂蒙山的妇女们，为了抗日救国做出的牺牲，可不是轻飘飘的几句话，那可是血和泪。

　　山东解放区可以说搞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土改是以黎玉为首的山东省委主持搞的，那次土改完全是按中共中央精神去办的，比较温和，凡是支持共产党，拥护抗日的地主都动员他们拿出一部份土地给失地农民，保留的土地房屋使他们的生活水平能维持在富农水平，这是中央原来的土改政策，是给地主出路的政策，是对抗日有功的地主讲人道的政策。但是1947年7月17日，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会上，刘认为，土改运动之所以不彻底，原因在于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不纯现象，很多抗战时加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富农分子表现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之人占比重很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才能彻底改造各级党、政干部，完成土改任务。刘知道并明白：“这个方法，……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6-88页）。

　　会后2个月不到，也就是9月13日，一份令解放区所有地主闻风丧胆的、比《指示》更为激进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国土改会议上出炉了。该大纲具有共产主义早期社会理念框架，其内容也是6点：

　　1，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土改前的封建性剥削债务。

　　2，乡村农会将上述接受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均分配。

　　3，乡村农会接受地主的房屋、农具、牲口，粮食等其它财产，并徵收富农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再按乡村全部人口重新分配，地主与农民一样，也可分得一份生产资料。

　　4，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不受侵犯。

　　5，土地改革之合法执行机关为各级“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

　　6，政府组织骨干分子建立人民法庭，审判一切对抗或破坏此法的罪犯。

　　不可思议的是：当全国土地会议在平山还未结束，晋绥边区这边已闻风而动，率先成立乡村农会。农会贴出《告农民书》，《告书》前五款是：

　　1，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富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不管他是甚么样的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2，富农，和地主不同，但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一切财物，必须拿出来。罪恶极大的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3，农民当中少数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4，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中农必须拿出长（多）余的土地抽出来分。

　　5，雇农、贫农，是实行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这些人当中，有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帽子。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

　　《告书》最后强调说：“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人民法庭既然有政府支持，那么，我们“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开除。”（见《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版）。

　　当时，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名叫刘象坤，他是个热心肠人，却因为有财富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尖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其名写入《毛选》，见《毛选》第四卷“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一文，毛认为他是抗战时期开明绅士），他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说了几句公道话，即被打得晕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黄河，没想到刘玉明这时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就在他胸口猛扎两刀，直到他停止呼吸为止。（刘少白于1942年写过一首歌颂朱德的诗：“古今名将兮，但知事君，一将成功兮，万众牺牲，专治（制）君主兮，杀戮功臣，以暴易暴兮，千古痛心！”倘若刘少白在天之灵发现这个国家还是在以暴易暴地轮回，一定会失望透顶。）

　　在兴县，还有一个名人，名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写入《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毛泽东1948年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当时的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他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到来时，却在劫难逃。就因为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成份不好，秋后算账。也因为他姓牛，斗牛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地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当时，铁丝把鼻翼下脆骨搞断了，老牛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而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即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曾编著《姚依林百夕谈》（2003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谈到他1947年亲自参加的一次土改会议，里面这样记录：“此会甚‘左’。会上支持农民对地主挖浮财，没收工商业，人身消灭。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綑、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所谓磨地，是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就是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石头弹子，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出血，方才住手。

　　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他的老婆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兼少先队员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不算，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另有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撵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得是增加身体与地面摩擦力。没多久，他的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裸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在晚年编写《牛荫冠纪念集》一书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綑在树上，被人们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确实，在土改积极分子眼里，天下所有地主都是剥削农民的坏人，是坏人就必须坚决打倒。诸不知，中国社会阶层有它的特定结构。很多地主其实是发了财的富农，而富农来自中农。换言之，地主就是发了财的农民。然而，这些发了财的农民，其权宜在土改中得不到任何保障，转而成为无地之民斗争对象。不管他们对红军或抗日战争曾作过多少贡献，都将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的祭品。而农民，不管他如何坏，如何恶，都是好人。比如说，李佩芝（王若飞夫人），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见公报私仇机会来了，一下子就把那富裕中农打死了。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只是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佩芝振振有辞地推销着她的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他的闺女来。因为地主都被斗死了，或者自己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

　　《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据《中国的土地改革》一书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冯世昌的家境在贫雇农眼里相对富裕，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被划为地主，又被戴上国民党员的帽子被打死。如果没有1984年这次平反，很难有人说清这事的真像。就如明末的袁崇焕一样，在前线英勇杀敌，立下不世之功，却被诬为内奸叛徒，遭千刀万剐，老百姓拿着碗去分他的肉吃，意谓吃汉奸的肉才解恨。还是百年之后乾隆帝道出离间计真像，世人才恍然大悟，然大明已亡百年！否则大明何至亡国！在这里，我们冯氏家族对为冯世昌平反做出努力的人们与部门表示衷心的深深谢意！是你们帮助擦去了抗日的英雄身上的污渍，使人们对他肃严起敬，是你们帮助擦去了宝石上面的尘埃，使之露出夺目的光辉！

　　类似这种情况，与一九四七年中央派康生饶漱石到山东搞土改复查有关。这两位大员到山东后，他们大概是学习苏联把地主从肉体上消灭，批判黎玉为首的山东领导右倾保守，是地主富农路线，逼着黎玉做检讨。许多人不同意，黎玉说，现在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我做个检讨就算了，大敌当前不能窝里反。于是康生饶漱石他们就搞处处点火村村冒烟，村村成立贫农团，棒子队，要把地主的土地财物全分光。贫农团执掌生杀大权，地主的性命由贫农团决定，当然做过汉奸恶霸的更要清算。有些成份高的干部被调开，有不同看法的干部受批判，绕过当地基层党组织，让贫雇农甩开膀子大干。这下山东的农村就像开了锅，许多地主被打死，地主家的土地房屋全分光，甚至老婆女儿都能分。李家营也不例外。康生搞的复查据说连他在诸城的父亲也未能幸免。康生的父亲是地主，他的政策直接把父亲送上了黄泉路，所以说康生干革命确是左派。写到这里我脑子里忽然崩出了‘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字眼。从道理上讲，你打鬼子用得着人家的时候，去团结人家，叫人家出钱出力，现在用不着人家了，就把人家往死里整，这样合适吗？按照现在的说法，能够先富的人家并不统统是为富不仁。他能先富必有他的道理，比如说，有文化，有技术，有思想。你把人家杀了，把财产分了你这里就富了？没了有文化有技术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国家反而更穷。以东南亚的柬埔寨来说，许多年以前的金边叫做东方小巴黎，是东南亚最富裕繁荣的地方。可是柬埔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对文化人、生意人、有钱人、专家、学者、教师、医生、律师，凡是有钱识字的就进行大屠杀，一下子杀了大约二百万，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结果整个国家成了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几十年了还翻不过身来，波尔布特政权也很快倒台，被人们推上了审判台。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国力显著提高，但是严重的贫富不均情况也很突出，按照康生的做法，那就要再割韭菜，把那些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全部杀光分光，让我们的国家再陷入动乱分裂，让我们的国民经济倒退几十年，让帝国主义乘机把我们国家大卸八块，这是每一个爱国人士所不能接受的。（当然，在此期间利用手段大发不义之财的另当别论，也应得到处理。）我们得找到一种办法，一种制度，既能让我们的国家高速发展，又能让国人都能享受发展成果，共享富裕、民主、平等、自由、幸福。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定性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觉得完全正确。我们不能什么事情都往阶级斗争上扯，相互之间整来整去，杀来杀去，搞窝里斗，这样没有赢家，社会不会发展。

　　黎玉不仅在土改问题上被迫让步，而且在权力上被边缘化。黎玉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政治及组织人才，在1937年组织徂徕山起义以来，借助于延安派来的二千兵马，与罗荣恒协同努力，努力扩大抗日力量，寻找机会大量歼灭敌人。至1945年，山东土生土长的八路军正规部队人数已达27万人，占了整个共产党兵力的三分之一，民兵与地方武装超百万，在共产党的敌后抗战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在本人看来，正是由于黎玉在山东具有崇高的威望，正是由于曾经的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的沉痛教训，同时黎玉既非出自中央红军，又非出自新四军的背景，使得中央对他放心不下，决心削弱他的权力，派新四军的饶漱石、陈毅、粟裕、邓子恢取而代之。以饶漱石的功劳与威望是远不能与黎玉相比的。黎玉被戴上了山头主义、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帽子大加批判，淡出山东乃至华东局领导圈子之后，一直被边缘化，政治名誉受到很大伤害，康生饶漱石一伙既然费力把他板下来，岂有让他再上去之理？许多山东干部遭到排挤，直接形响到战斗情绪，莱芜战役、临朐战役惨败，兵员损失严重与此事有一定关系。文化大革命之后黎玉向中央申诉，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自为他恢复名誉。

　　还有一篇文章，名叫《看过康生豪宅之后，你会明白许多事〉，可以一窥这种极左份子一斑。这篇文章写得极好，请允许我借来说说康生其人。

　　“前不久，我与几个朋友在北京小聚。

　　其中一个朋友是个文化人，不喜欢去闹腾腾的名家大店。

　　我请他选地方，他说去竹园宾馆吧，虽然菜做得一般，但环境挺优雅的，那地方以前是康生住的宅子。

　　说到康生，年轻人可能不是很熟悉，他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是党的理论家，1975年死的时候是党的副主席，第四号人物。

　　康生是著名的左派。

　　左派是高尚的象征，大公无私，具有献身精神和彻底的革命精神，左派领袖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和苦刑僧。

　　所以，当我一听说竹园是康生的宅子时，马上决定就去那里，菜做得再差也无所谓。我想亲眼看一看左派革命家的住所到底什么样。

　　康生的宅子

　　就在这个小胡同里，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24号。

　　在北京，小胡同里藏着不少深宅大院，过去是王公贵族的宅子，解放后成了人民公仆的住所。

　　人民翻身了，人民的仆人的居住条件当然也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里原来是清朝大臣盛宣怀的宅子。

　　共产党进城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这里住了8年。

　　据说董老嫌这里太大搬走了，1956年康生搬了进来，一直住到1975年去世。

　　康生死后，这所房子起初闲着。后来，我国与以色列进行建交谈判，为了避免谈判走漏风声，就把以色列代表团安排在这里。

　　再后来，就改成宾馆了。

　　盛宣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大名人，著名的洋务运动家和企业家，当过清政府的内阁大臣，正部级干部。

　　做过不少大事和好事。

　　他办过铁路、航运、电报、煤矿等企业，创办了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上海交大、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红十字会等机构，还做了许多社会福利工作。

　　他几十年从事慈善事业，组织成立民间慈善机构，发动企业捐款赈灾济贫，做了数不清的实实在在的善事。

　　1916年他在上海去世的时候，送葬的队伍从吴江路排到了外滩。

　　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凡是封建官僚，都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分子，必然是人民的敌人。

　　然而，盛宣怀的的确确为人民做了好事实事，他显然不是坏人，是善人，人民会永远记住他的。

　　4、正对着大门，摆了几块假山石，这里还有喷泉。

　　康生是个很有艺术修养的收藏家，文革期间，他收集了34000册书籍和5500件文物，许多宝贝是抄家的收获，也有从国家博物馆包括故宫博物院里拿来的。

　　许多珍贵的古籍还盖上了康生收藏印。

　　那时康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首长，特权大着呢，他想要的东西谁敢不给。

　　1980代年初期，在中央重新评价康生期间，北京曾经举办过一个康生所掠夺文物的专题展览，当时看展览的人都惊呆了，一个人掠夺了那么多无价之宝！

　　这个宅子里有楼房也有平房，有长廊还有亭子。

　　一共39间屋子，两个餐厅。康生两口子住在这里，还算宽敞吧。

　　老子英雄儿好汉，康生的儿子叫张子石，（康生本姓张），也是革命干部，做过杭州主要领导。

　　花园不小，一眼望不到头，花草亭阁，树木葱笼。

　　中央首长大都喜欢散步，院子小了也不合适。

　　据介绍这院子里有不少罕见的植物，可惜我不懂植物学，看不出来。

　　院子里也可以种地

　　以前常常听到这样的宣传，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何与人民同甘共苦，在自然灾害时期如何与警卫战士在院子里种地。

　　我那时候小，感动的不得了，觉得有这样的领袖中国人民真是太幸福了。

　　现在知道了，大饥荒的灾难就是他们一手制造的。

　　康生是大左派，在大跃进时期大唱高调，鼓吹什么“科学不过是不顾一切的行动。”“只要不顾一切地去做，就能很快地获得成功。”

　　康生还打击为民请命的彭德怀，把党内说真话的人压制下去，为坑害人民的左祸推波助澜。

　　多么怡人的环境呀

　　康生住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思考最多的却是斗争，是整人，是制造冤案。

　　康生是党内的整人大王，制造冤假错案的大师。

　　他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就学到了斯大林时期整人的套路，把一些中国留学生整成托派，受尽迫害。

　　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又搞抢救运动，搞逼供信，上千人被打成特务嫌疑；

　　他在山东搞土改又搞极左的一套，随意杀人，滥杀无辜；

　　解放后，批彭德怀、反右倾、搞文字狱，到文革时期制造冤假错案，真是血债累累。

　　可是在那个左就是革命的岁月里，整人越甚，害人越多，爬得越高。

　　康生被称作中国的贝利亚，他死后，放在八宝山公墓的骨灰盒经常被恨他的人划损。

　　院子里还有一片竹林，小径幽静幽雅

　　但我在这里感受到的却是幽灵，一个徘徊的幽灵，恐怖的幽灵。

　　从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到苏联的斯大林清洗，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大屠杀。左祸是人类的灾难。

　　现在，有些人希望中国回到康生得势的那个时期，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上，这是反动的逆流。

　　中国必须清算左祸，必须像提防纳粹一样提防左祸，必须让左派分子像纳粹分子一样永无抬头之日。

　　这房子当初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是宾馆客房，大都是老外住在这里。

　　康生在大跃进时期曾经提出过解体家庭的主张。

　　就是把孩子统一交给育儿院，丈夫住男宿舍，妻子住女宿舍。

　　康生认为家庭是私心的来源，只有把家庭解体了，才能够杜绝私心，才能够培育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随便说说的。当时，农村就迈出了家庭解体的第一步，不准自己家做饭，统一吃食堂，不久就开始×××了。

　　文革时期许多干部被发配到五七干校，也是把家庭都解体了，男女分住不同的宿舍。

　　倒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尝试了，结果20％以上的人民被杀害，柬埔寨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

　　康生主张解体家庭，但他绝不会解体自己的家庭。

　　他无论调到哪里，是工作还是养病，都带着夫人，还要带着小姨子。

　　据说康生还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林彪手下的人背地里称呼他不叫“康老”，而是叫“老烟枪”。

　　这里可能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场所吧

　　中央首长不用到办公场所去上班，就在家里办公，这也是中国特色。

　　由此，一大堆人伺候一个人。林彪有林办，王洪文有王办，康生有康办，特殊特权，世界之最。某办的主任也有不得了的权势。

　　不知这房子当初是不是书房。

　　康生多才多艺，书法很好，还会拉胡琴，对戏剧特别喜欢。属于发烧友。

　　他经常让剧团到家里演出。当然，不需要付出场费的。

　　我们来到正房了。

　　正房已经没有康生的痕迹了

　　堂屋里挂着董必武的照片。

　　我倒是主张这里恢复康生时的原样，把几万册书籍和几千件文物也摆起来，搞一个永久性的展览，让人民亲眼看看左派领袖们当初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

　　这是正房的窗外。

　　这个三层楼当初大概是警卫战士的宿舍。

　　人民为了保卫自己的仆人，要花不少的银两呀。

　　最近，一些人说那时候社会平等，官兵一致，不知道看过康生的住宅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认识。

　　等级制度所形成的特权绝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普遍现象。”

　　看了有关第二次土改及康生的文章，就知道这种极左分子是如何祸国殃民了。延安整风、第二次土改、大跃进、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很多地方都有这些极左分子祸国殃民的身影。

　　也就在第二次土改时冯世昌家被划为地主，同时被怀疑是国民党员给打死。他的“国民党”身份给冯海春的春生堂罩上了阴影，说明冯海春也有问题，冯海春的儿子冯鹄峰也有问题。给冯世昌平了反等于去除了冯鹄峰国民党的嫌疑。事情竟然这么复杂！所以冯世昌平反，要把文件发到冯鹄峰女儿手上！

　　打死一个冯世昌已经令人扼腕痛惜了，谁知还有灾难在后头！冯世昌的女儿冯继美（1926－2013），也早年就参加革命，因为积极忠诚，又有文化，据说后来做到师级干部，并与开国少将曹宇光结婚，工作在北京，这样顾相臻就跟着冯继美在北京过日子，其余一个女儿留在农村嫁给了农民，还有一个儿子在本村务农。可这个儿子总是不服他父亲被打死，于是反复上访上诉，反复被抓后死在了监牢里。文革来了，在那急涛骇浪的日子里，顾相臻被戴上了地主婆的帽子，北京冯继美家也受累被抄家，顾不愿连累女儿就跑去沂水顾家涯娘家，在柴房里上吊自杀了。一对为了抗战出生入死的夫妻就这样死于非命！还有不肯认命的儿子！怎能不令人痛心！

　　顾相臻、王锡云的入党介绍人黄新勋，一九四九年随南下干部纵队南下到浙江金华市武义县，成为管理城市的领导干部。后因反对农村一些劳民伤财的做法，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被定为右派，直到“文革”以后才摘帽。他知道冯世昌顾相臻王锡云的冤案，临死之前为他们证明共产党员的身份，促成了中共沂水县监委的平反决定。

　　跟着共产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大灾大难过去了几十年，往事不堪回首。冯继昕说，父亲非常重视对她的文化教育，从解放区起父亲就把她带在身边读书，解放初她就从上海某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在国企做到高级工程师。她不跟丈夫多谈父亲那些事。她丈夫李玉枝也是沂水李家营人，在解放区的印钞厂为解放区印刷钞票，上海一解放，他们这些人就被调往上海印钞票稳定金融，后来又到国企做干部。她不愿她家的事影响他的工作。她也不想与她的三个女儿多谈以前的事。她说：共产党是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主要是有些歪嘴和尚念歪了经。龙生九子，每个不一样，共产党的事都得靠人干，每个人都不一样，难免出坏人、办坏事，所以要强调党的教育与纯洁。共产党也会犯错误，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但只要他们是从心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就要拥护他，爱护他，允许他改正错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现在给我父亲平反了，给我爷爷平反了，给我母亲平反了，给冯世昌、顾相臻平反了，给黄新勋平反了，给黎玉平反了，就是在纠正错误。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民族，这么复杂的国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无法想像的，就会被国外势力利用，走向四分五裂，就会走向内乱贫穷，就会葬送今天的美好生活。我很小的时候，我爷爷说是我们一个什么亲戚，抵抗八国联军战死在北京丰台，说的时候一脸自豪。我们就是要继承这种光荣传统，学习杨家将为国尽忠。我上海弟妹的子女有几个都是军人，顾相臻的外孙辈几个都是解放军将校，他们都热爱国家热爱党，继承着他们前辈的事业，信仰着前辈的信仰，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我们不能向共产党翻老帐，讨欠债。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我们现在虽然老了，但是我们仍要紧跟共产党、习总书记继续革命。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大力反腐败，大力树军威，大力抓民生，现在政风清正了，国家有威风了，百姓生活好了，天兰了，水绿了，全中国人民满意了。我们要团结在习总书记周围，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富强，看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快实现。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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