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涂明君的《通往善治之路》一书

　　对于我这个草根文化人——假如我也算个文化人的话——乍听到日本“现代中国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涂明君老师治国“程序化”一说，着实吃惊不小。这大概就是我这棵草根的视野局限罢。

　　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在涂明君所著《通往善治之路》一书的“序二”里说得好：“用社会组织机理和程序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中国现代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执政这两段历史进行研究，是一种独辟蹊径地探讨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变化及取向的有益尝试。”

　　人类已经进入网络化、信息化、程序化时代，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已经离不开这些个“化”了，相应地对政党建设、社会管理也提出了“程序化”的主张，细想想，这应该是时代发展的应有之义。程序化地管理社会和执政党可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治国“程序化”，就是指治国现代化，管理社会现代化。

　　社会，是人类聚集的空间，它首要的属性是人性或叫人类性，随之而来的便有了群体性、整体性、目的性等等属性。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为了实现生存和发展的种种目的，社会自然地就有了“组织性”。由组织性便产生了系统性，接着便有了社会机制或叫组织机制问题。说到这里，对社会的“程序化”管理问题便水到渠成地提出了，出现了，也应该自觉实行了。

　　在现代人类社会，闭关锁国，搞封建家族制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各个宗教派别都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信仰等在“多元化”前提下，必然是互补的，是相互作用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人类的一部分，在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中必然形成相同的价值和共同方向，这其间出现的任何经验教训都属于人类的共同遗产。人类的任何文明进步属于全人类，理所当然地要由全人类共享。热衷于只搞“中国模式”那一套肯定是一条窄路子，那就是自设围城了。说到这里，点出涂明君所著《通往善治之路》还有一个副标题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互补系统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求索”。

　　涂明君认为，礼与法是中国传统程式的根源和载体，谈到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典范的程式化治理，属于“人力资源管理当中选人环节的制度，并且对用人和育人环节产生直接和重大影响、”（见55页）。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陆陆续续有过“程式”治国做法，延续、演变、发展到清朝“庚子事变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中心主义彻底丧失权威性，以礼教程式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机理彻底丧失正当性”（见100页）。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废除了八股科举程式。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了，社会管理不能再是笼统的“现代化建设”、“大国崛起”这些了，而必须是民主、法治和科学治国了。科学治国，就是努力于现代性社会的构建，就是建立起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程序化的社会管理体系。一个纳入“程序化”管理的社会，才称得起是“科学社会”。

　　涂明君是这样评价中国二十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的：“如果以是否成熟稳定、井然有序作为治理评价标准，那么20世纪80年代则远远谈不上良政善治；但如果以是否富有成长性、创造性来作为组织评价标准，那么这一时期所绽放的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则不仅对于中国历史、即使放诸世界文明史，也是一个值得称道的黄金十年。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是混沌的，但它为现代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自主的人格，科学真理的理性程序，科学革命的包容进取，追求真善美的自由意志，还有系统哲学的试错调节、反馈递进机制。”（见199页）

　　“20世纪80年代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理论遗产”，并结果于20世纪90年代。这些结果有两个特点，“即渐进发展和与之相关的‘去意识形态’，尤其是告别‘革命至上’的道德意识形态。”（见200－201页）

　　在我这棵草根看来，《通往善治之路》一书从第五章起由考证论述阶段进入到了讨论

　　“正题”阶段。这第五章有助于带领下层、中层甚至高层的中老年读者反思大家一起走过的路，在提高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再一起思考如何群策群力地走好未来的路。

　　该书第五章的大标题是“从‘依法治国’到‘制度化’民主政治”，副标题是“——市场经济机制与制度化民主政治”，第一个“中标题”是“市场经济机制的两个面向：依法治国与关系网社会”，作者明确告诉读者，“市场经济机制催生依法治国方略”。注意，这里的“催生”二字道破了一个哲学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市场经济，便无以产生依法治国这一“程序化”的历史要求（见206页）。

　　该书第六章属于“立论”了：“科学系统观与治理现代化”，副标题是“——民主法治程序与基层机制互动”。这一章论述了中国社会管理的必然走向，那就是“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指向程序机制”（228页起），明确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制度为治理之本”（241页起），“治理的系统本质及推进方式的系统性”。

　　该书的最后是“结语与展望：法治国与德润身互补的系统治理”（255页起）。作者坚定地相信：“中国确有形成有组织系统治理、从而对全球治理有所贡献的可能。一是国人固然经历过短暂的道德迷失期，至今还依然处于缺乏共识的道德迷惘期，但中国人崇尚道德的向善意志却并未泯灭。换言之，革命观转义、新‘好人政府’、以德治国的和谐社会虽不尽如人意，但迷惘和不完美的背后恰好表明国人依旧存有道德意志心——这是继承传统。二是这种向善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一定环境中接受了程序正当的理念，比如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党政干部的‘保程序不保人’、老百姓的‘认程序不认人’等将程序看作是正当而非实质性道德的理念，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关键之关键——这是接纳现代。二分互补思维下的道德意志及道德无涉之程序正当，这是形成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机理的两大基石。”

　　以上便是我学习了涂明君老师《通往善治之路》后的点滴体会。

　　涂明君老师是学者，其著作有着很浓的“学院派”气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古今中外海量资料，解释术语，定义概念，细述各种“程序”思想的演变过程，这对于一个严谨的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十分可贵的做法，是对自己的学术思想负责任的表现。但是，这对于忙于实际工作的党政干部（包括高层领导）来说便带来了一个“阅读考验”甚至是“折磨”的问题。我的这篇短文就有对这些同志进行通俗解说、重点提示、“协助启蒙”的意思。但愿对各位有帮助。

　　写于二0一七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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