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喜从梦里一下子惊醒，因为他的心里记挂着今天轮到他帮汪青山家卖水果，自己家的也摘好搁在方桌上，任务繁重。他怕去早了青山的父母还没有起床，就先把自己家里该做的事情做一做。农村的活路很多，大大小小的家务事，田头的庄稼地里的果树，只要你愿意做，一季复一季，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情。
他细心地把喷雾器上的汽油机拆下来清洗干净，安装好洗完手，就坐在台阶上，拿了根香烟慢慢的吸着，望着树上黄澄澄的梨子出神。
山村黎明时分的雾气时而低沉时而飘忽，丝丝缕缕的在果树林里穿行着，树儿们趁机把云雾里的水汽集聚在叶子和枝干上，不一会儿叶片上就汇成一颗颗绿莹莹的小水珠，有的卧在叶面，微微地颤动，一旦和旁边的小水珠挨着，马上就融合成一个较大一点水珠；有的挂在叶尖，在晨光里颤巍巍的闪烁着。
不知道在哪过夜的鸟儿们开始了一天忙碌，三五成群地穿梭在果树林间，为生存而奔忙。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虫子们也不傻，它们要等到温度、光线和湿度适宜才出来进餐。
张天喜边抽着烟边想，不晓得青山这时候起床没有，侍候病人可是件难事，何况他侍候的人身份特殊，真是难为他了。
他没有见过胡慧娴，但是听许新龙说过，那是个很大气很稳重的女子。张天喜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好友，希望汪青山能找到中意的女人，早些成家立业。
他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年龄差不多大，意气相投，从小就在一起疯耍，上山捕鸟，下河捉鱼，偶尔做做好事也干干坏事，打打闹闹的一块长大。农村孩子心地淳朴，没有那么多算计和心机，好就是一心一意的好，谁为谁多做点少做点都不会放在心上掂量计较。
张天喜他们收拾了二癞子向如斌，把年轻的水果商人张翔云弄到高樱枝家大路边的门面里。天喜认为这里面自己有一份责任和义务，每次卖水果经过张翔云门面时都要故意停停，看他要不要买。慢慢的他们更加熟悉了，两人认起了家门，张天喜教张翔云认果形、颜色、果点，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果子的区别，哪类水果熟到什么程度才能买，哪类水果要在成熟前几天就买来装箱，等运到外面的大市场时刚好完全成熟，要卖样有卖样，要吃味有吃味。他还和汪茂云许新龙一起帮张翔云招募熟练可靠的装箱工人，水果商人和果农相互依存的道理他们清楚得很。
张翔云悟性高，又有他们的帮忙，很快就入了门，每天一车货发到成都泗马桥水果批发市场。他们几个背去的水果张翔云看一眼就过称，就结算，都不谈价格，行情摆在那里，用不着讲来讲去的费神，还显得小气。
张天喜曾当着张翔云的面开玩笑说，我们在养你呢，养肥了好吃肉。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张天喜骑车来到汪青山家，刘建苹已经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见张天喜来停了车，准备去背放在台阶上装满水果的背篼时，刘建苹一下抽走了摩托车的钥匙，对张天喜说：“你今天不吃东西就别想走，你们几个天天都优先做我家的事情，水都不肯喝一口，我做的饭有毒？”
张天喜急忙申辩道：“婶婶，不得的，是早很了，我们还没开胃，等青山回家来，您好好办一桌，我们吃个天昏地黑。”
刘建苹还是不依：“不行，你今天必须吃，尝一口我也高兴。不然我就不拿车钥匙给你。”
张天喜只好进屋去：“好吧，看来今天不吃点是走不了的。”
饭桌上是刚做好的饭菜，天喜感动道：“婶婶，将就吃点就要得，你做这么多要起来好早啊，我们从小就在你家打闹玩耍，你还是一直这样客气，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刘建苹拿起筷子拈了一大箸回锅肉放在天喜的碗里，笑着说：“我家青山不在家里，你们几个一直都照顾着我们，都不晓得咋劳慰你们了。”
来到张翔云门面前，张天喜看见里面正在忙着，便在路边停稳摩托车，将一大背水果放在齐腰高的坎上，静静地等待着。
水果产区的农民们在收获季节就是忙，一大早就要去卖果子，卖完马上回家去摘，摘回来要分类，还要检查质量合格不，大小规格合不合适。家里有老人的，年轻人就要轻松些，分类检查的事老人们就做得妥妥帖帖。就是把那些水果装进背篼里也是件技术活细致活，细心到像把熟睡的婴儿放到床上睡觉一样。
有时候看见那些果农们不分男女，开摩托车就象开飞机一样，老远就听见发电机的轰鸣，还以为他们张巴，开车不文明。实际那是他们长期为抢时间养成的开快车习惯。
张天喜无视从他身前疾驰而过的一辆辆摩托车，在心里筹划着今天的安排，把汪青山家的苹果卖了回去，就把自己家的桃子也背来卖了，然后去帮干爹杜幺爸家摘桃子。
西安来的水果商人昨天和干爹家讲好了价钱，今天滚树子（整个一片树上的同一种水果不论大小一个价格卖）。杜幺爸夫妇没儿女，有大批量的农活就是他们这些年轻人和邻居们去帮忙。他刚才看见汪茂云的妻子苏雨晴一大早就去街上帮杜幺婶买菜去了。
想起干爹干妈对村里孩子们的爱，张天喜的心里就暖暖的。
他们几个好朋友商量过，等幺爸幺婶老了，就把他们像自家老人一样供养起。
一样是为国家发展辛勤劳动，一样是共和国的公民，为什么我们农民就该老无所依？城里的干部那是有稳稳当当的养老金，企业职工还有工龄可卖，虽然值不了多少，但总还有点，一辈子为国家建设的贡献总还算是得到了些认可。我们农民的农龄为什么就该一文不值？我们农民难道就没有为国家作出贡献吗？张天喜一想到这点就感到愤愤不平。
张天喜正想得出神，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走过来问他：“朋友，你们这里的梨园村原来是不是叫红星大队？”
“是啊，叫红星大队，那是哪百年前的叫法了。”张天喜大略看了对方一眼，卖水果这段时间外地人很多，他就没有在意。
那人眼里一亮，继续问道：“那你认得梨园村的汪福明不？”
“咋不认得，你找他有事？”张天喜看他衣着和口音都不像本地人，打听的又是汪青山的父亲，心里的警觉性提高了一个级别。
“是啊，我们是亲戚呢。”外地人只顾自己的高兴，没有注意到张天喜的神态变化。
张天喜从小在汪青山家进出玩耍，从来没有见过他家有这么一个城里人模样的亲戚。他不由得仔细打量眼前这人，微胖的身材，皮肤白白的，一看就是缺少户外活动的那类人，相貌上最显眼的是额头上有个长长的疤痕。
听那人口音不是本地的，张天喜便多了个心眼，问道：“你是他家亲戚，晓得他家屋里哪些人？在梨园村几组住？”
“汪福明今年该有四十九了，他的老汉叫汪必成，母亲叫余德琼。汪福明还有一个姐姐叫汪福霞，出嫁到丰厚公社，不，现在不兴叫公社了，应该叫丰厚乡吧。汪福明家是在红星五队，他家房子后面有一棵很大的柿子树，没错吧。如果你们离得不远，回去的时候能不能搭我到他家去？我给你车费。”
“好嘛，哪个要你的车费，你才说得笑人呢，搭一截路就要钱，当成你们城里嗦，耪到就说钱。” 张天喜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盘算：人名字都没有说错，连过世了的人都晓得，可能真是他家过去的亲戚，好多年没有联系，认亲来了。不过就算你是骗子，有我在旁边盯到在，一有啥不对头的举动，看我整不死你。
等张天喜把苹果卖给张翔云了出来，那人已经买了一大堆东西在大路边提起等着他。张天喜请也来卖水果的乡邻帮他把背篼带回去，把那人买的东西拴在摩托车后面的铁架上，搭上自称是汪青山家亲戚的人回家了。
路上，坐在后面的来人不停的东张西望，不停的感叹。张天喜清晰地感觉到背后那人剧烈的心跳。
来到汪青山家院子，那人没等车子停稳当，急速的跳下了车，一边叫着“干爹、干妈”一边跌跌撞撞的往屋里跑。
汪福明在里屋听见有人喊叫，急忙出来看，被来人一把拉住，上上下下的看了一遍，颤声说道：“福明兄弟，你还认得哥不？”他见汪福明还是没有回过神来，又急切地补充道：“我是你永革哥啊，那年成都下放来的知青，那时候常常在你家吃饭，兄弟，你不记得了？我的干爹干妈呢，他们还好不？”
汪福明终于想起来，他初中毕业后不久，张永革和下放到这里的知识青年们一起返城了，眼前这人就是当年下放到他们生产队的成都知青张永革，汪福明的父母认他作干儿子，那时候这人常常在他家进出。只是已经过去快三十年，来客的身材模样变多了，只有额头上的疤痕没有变，说话的口音和味道没有变。
汪福明急忙把张永革请到沙发上，去倒了一杯水给客人：“老人些几年前过世了，我妈在离世的最后几天神智迷糊时常常叫你的名字，要我写信叫你回来，她一直放心不下你，估计你也成了下岗工人，生活遇到了难处，你才不来看他们，他们没有怪你的意思，还是一样的牵挂着你啊。阴阳先生李式亭见我妈在等你，想见你最后一面，就使出他的绝技，弄了一碗水，用布包着碗口，倒吊在我妈的床头上，说是这样就能等到你回来，一直等了七天七夜……等把老人的头七办完，写给你的信退回来了。”
说到这里，汪福明的眼里已经有些湿润，“你们城里人忘得快，走了就像甩出去的石头，没得一点音讯。”一想到母亲在弥留阶段盼望远方儿子回家一样盼着杳无音信的眼前这人，汪福明心里有些不舒服。这些人回城以后，是不是怕被贫穷的农村人沾上，离别时的信誓旦旦，泪眼滂沱都像风一样吹散，一去就不再回头。
张永革一下子从沙发上滑下来，瘫坐在地上，白白胖胖的双手捂着脸，无边的懊悔和愧疚撕扯着他的心，嘴里不停的发出“嗯，啊”的呻吟。没收到信是因为他把老屋卖了，在另外地方租房子住，所以收不到来信。
他回城以后就一门心思的奔前程，在街道小厂要死不活的干了几年，眼看企业改制的风就刮到面前，下岗这一关已经是躲不过的了。他狠心变卖了家产自己跑出来学做生意。开头吃了不少苦头，上了不少憨当，被城管追得满街奔逃。总结教训后，才慢慢的理出头绪，将生意弄红火。
红星村的干爹干妈在他的脑子里越来越遥远，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也想起那段艰辛的岁月，想起在红星大队难忘的日子，想起干爹干妈对自己亲人一样的恩情。有时候他也想和远方的干爹干妈写封信，拿起笔却不知道该说些啥，报告自己的真实处境又怕干爹干妈为自己担心，就这样越来越生分疏远了。
张永革双手抓着头发，一直低着头坐在地上，深深的懊悔和自责搅得他心里一阵阵的紧，一阵阵的痛。他恨自己自私卑鄙，觉得没脸抬起头来见汪福明。
那十年间的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清晰地涌现出来。刚刚初中毕业的张永革和另一个干部子弟戴着大红花一起来到这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几天的艰苦劳作就让他们一点点的兴奋感、新鲜感变成深深的失望与痛苦。他们来到这里，冠冕堂皇的口号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很有必要的人生历练，实际上是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和人口压力，把这些压力负担转嫁给逆来顺受的农民罢了。
那时候强劳动力一天挣十分工，年终结算才几分钱一天，从来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他们这些知识青年是补钱户、困难户。日子是那样的苍白寂寞，分的粮食在下一季庄稼成熟前一个月就没了，只有靠红苕、洋芋等粗粮度日。那红薯吃下去，胃里一股股的酸水往上冒，不一会儿又饿得心慌，吃红薯唯一的好处就是解大便利落。
劳动时一锄头挖下去，如果碰到土巴里的石头一顶，虎口被震得生痛，手臂一阵阵的发麻，眼里冒金星，内心的悲凉趁火打劫的冒上来。每天傍晚拖着疲惫的身子放工回到住处还要自己弄饭吃，那份痛苦和凄凉滋味真是难以形容。
和他一起下放来的干部子弟没多久就被公社推荐到城里读中专，留下凄凄惶惶的张永革坚守革命阵地，天天晚上在昏暗的夜色里思念远方的亲人，忍受滚滚而来的饥饿和寂寞。
生产队划给他的自留地，不晓得咋种，只有学旁边人家的怎么种，可就是不得要领，稀稀落落不像样子，连起码的一点蔬菜都不能自给。
汪福明家就紧靠知青点住着，张永革常常明里暗里去汪家自留地里“检查”生产，弄些新鲜蔬菜瓜果走，汪必成余德琼夫妇看张永革可怜，叫孩子们不要喊叫制止，由他采摘。生产队长看不下去，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张永革的自留地交给汪青山的爷爷奶奶种。
城里小伙子脑壳好使，马上依着当地风俗拜了汪必成余德琼为干爹干妈，还请了生产队队长和会计来参加拜寄仪式。
从此以后，张永革的生活有了转机，只要是有点油荤的日子，余德琼都要吩咐汪福明去叫他永革哥来一起吃饭。
那时候农村人辛辛苦苦喂养一头肥猪自己却没有权利全部享用，都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半，叫着“留半边，返半边。”每次半边猪肉背回来后，张永革就天天在干妈家开伙了。
一九七一年的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不停的刮。天还没亮汪必成就背了活猪到十多里外的经营站“返半边”，张永革也早早起来和干妈一起打扫院子，把土坝子里堆放的零星树枝桠收拾到灶台边，将大铁锅清洗干净，放在灶台上，用麦草编成的锅盖罩着。
吃了早饭，余德琼带上砍刀和背架子上山去砍熬油坛肉的柴火。张永革见了，拿了家伙就要跟着一起去帮忙，余德琼叫他就在家里，张永革不听，一定要去帮干妈砍柴。
寒冬腊月，鹤鸣岭上阔叶树的叶子掉了个干干净净，荒草萎顿地匍匐在地上，叶子枯黄，茎干一碰就断掉，空旷的大山里难以看到生命迹象。山岗上，偶尔有几棵苍翠的松树立在地坎边，和这荒凉的山岗相映衬，反而显得不协调。山崖边，一群寒鸦有气无力地蜷缩在褐色的枯枝上，它们似乎为了节省体力，偶尔才发出一两声有气无力的哀鸣。
严冬的早晨，山上的气温更低，潮湿一点的地方，石头上结了一层薄冰。张永革去山沟边砍树枝，他把身体尽量的打直，左手伸去拉树枝，右手举起刀，脚踩在微微润湿的石块上。他还没有还没拉稳树枝，脚下一打滑，一下子就掉到两三米高的岩坎下，摔得他天旋地转，头破血流。
余德琼看张永革掉到高坎底下，惊叫一声，扔掉手里的刀，跌跌撞撞冲到岩坎下，把张永革抱在怀里，急急地叫了几声“永革”，张永革依然没有回应，余德琼镇定下来，飞快的撕下自己的衣服袖子包着伤口，然后用尽全身力气，把张永革抓到背上，背起就往山下跑。
余德琼不放心，怕张永革昏迷过去就醒不过来，一路不停的和他说着话：“永革啊，你看到前头树子上的松鼠没得？你看，那边树子上还有一窝喜鹊呢，你干爹背去的猪一定杀了，晚上我们一家人就有肉吃了，干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回锅肉和大白豆炖猪蹄子。要过年了，你们成都街上一定好闹热……你家爹妈一定在盼着你回家团年……”
跑到山腰，余德琼已经精疲力竭，汗水和血水打湿了她的衣衫，腿肚子不停的打着颤，她还是咬紧牙关背着昏迷的张永革拼命往山下走。多亏碰上也来砍柴的刘老六的父亲刘朝贵，他二话不说，扔掉自己背着的柴禾，把张永革接到背上就往山下跑。
到了村子里，林华芳听说张永革还昏迷着，急忙回家拿来祖传丹药喂他，刘建苹的大哥刘建强和六七个小伙子轮流着把张永革往公社医院背。
颈子上背上全是血污的余德琼一直在旁边拉着干儿子的手，一路的自责着，抱怨自己不该要他一起上山砍柴，不该忘了提醒他注意安全，说着说着，余德琼放声哭道：“永革儿啊，妈不该答应你一起去砍柴，如果你有啥事，我们咋向你的爹妈交代啊。”
到了医院，又需要输血，余德琼的血型正好匹配，浑身血渍汗水的她毫不迟疑地挽起袖子。
伤养好后，张永革的额头上留下抹不去的疤痕。
北宋朝在流放的罪犯们额头上刻字刺金印，以示区别与惩戒，有人就开玩笑叫张永革“张配军”，张永革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的确有些许相似，一点也不生气，摸摸那疤痕，一笑置之。
那年春节张永革要回成都去团年，余德琼为他准备的梨干、柿饼、红苕干、瓜子等城里人喜欢的东西比哪一年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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