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突然想起一段毛主席语录：“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真不愧为智者、哲人，几句话就揭示出一个深刻的社会本质性问题，其他人什么什么选集若干卷，也讲不清这个问题，也掩盖不了这个问题。这段语录在文革时期，被群众用一句最简单、朴素的语言表达为：“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当年，我虽能背诵这段语录，却体会不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宣称“阶级矛盾已经不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阶级对立”的概念，便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小康生活”、“三个代表”和“和谐社会”。然而富人却多了起来，一大批富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完成了他们的财富积聚，中国成了世界上富人最多的国家，同时穷人也多了起来；奥巴马说：中国人民现在的生活，只相当于美国1910年时的水平，而中国富人的生活水平，却超过现在美国50年。富人的“思想烙印”当然与穷人不一样。还有为富人服务的掌权阶级，“思想烙印”也和百姓不一样，称之为“主流思想”。例如房价，百姓认为已经高入云天，而政府、房商却还嫌涨得不够。再如拆迁，百姓视为浩劫，是抢夺民财，但政府却说是百姓漫天要价，勒索政府。同一事情，看法竟如此天差地别。假如遇见一个机关干部，与他谈论社会问题，会让你感到非常气闷。你说现在社会混乱、分配不公、杀人、袭警、自焚、跳楼、腐败、裙带关系、物价上涨，他们却显得非常超脱，说出一套很理性、很公正、很深刻的话：“外国也有，外国的物价还要高；绝对公平是没有的；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等等。那时学校孩子被杀，有一位专家就曾说这是社会转型期的正常现象，我想，如果杀的是他的孩子，他是不会这样超脱的。有的也就二、三十岁，刚进入这个阶级还没几天，他们的父母也还在家中受着乡村干部们的欺压，他们却也已深深地烙上了这个阶级的烙印。平日上班无所事事，在空调办公室里上网、喝茶，学会几句“社会转型期”这类高深莫测、放之四海皆准的时髦语言，到处显摆，其实都是一帮不学无术、不履职责的既得利益者。大约十年前，我市商业局一个副局长与我闲聊，他愤愤地说：“中国的工人阶级素质太差！”原来他到肉联厂去，遭到工人围攻，将他一直逼到墙角；当时，肉联厂已有六个月未发工资，又正在房改，许多工人没有住房，住在猪圈里。因为和他比较熟，我就对他说：“如果你也六个月没发工资，住在猪圈里，你的素质可能也不会高。”他悖然变色，从此不再理我。但是，机关干部就是一团和气，没有一点牢骚吗？他们也是怨言满腹，对干部任用极其不满：个个都以为自已水平最高，素质最好，能力最强，就是得不到重用。“无非是我没有找关系，没有送礼，没有拍马屁吧！”他们总是这样说。其实他们也并非没有找关系，送礼，拍马屁，只是人人都找关系，送礼，拍马屁，就要看谁的关系更硬，礼更重，拍得更到位了。职务升迁问题，说到底是利益问题，职位越高，特权越多，利益越大，在这个阶级地位中生活的人，能不倾心、着力关注这个问题吗？

　　2.

　　不管果断地停止使用，还是吞吞吐吐地否认，总之，我们现在还是阶级社会。这并非我在煽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发现者马克思认为，阶级要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亡，而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阶级地位是怎样形成的？是社会利益分配的结果；社会利益在社会集团和成员中分配，执掌分配权力的官员阶层，既是社会利益的分配者，又是社会利益的获得者，会不会利用权力谋取自身的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权利”二字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放眼望去，从古至今，哪有官贫民富的呢？即使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捕获一头野牛，执掌分配的酋长也会给自已留下一块最好的牛肉。另外就是官员想多分给谁一点，谁也会多得一点。过去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现在有几千万年薪的央企老总和几百元一月的企业工人，这都是社会利益分配的结果。几千年来，只有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消灭了私有制，没有富人，大家都是无产者，干部工资一级相差十几元，工人一级相差五、六元。一九七八年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改革的年代，三十年间，年年改、月月改、天天改，那些“改革家”仿佛连出汗、打喷嚏都是改革。改革说到底，就是一个利益调整问题，当年的土地改革，地主失去了土地，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今天的改革，目的是无比神圣的，为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但“改革家”们却给改革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谁只要掌握了那么一点点权力，就会利用改革谋取自已的利益。于是，对他们有利的，任社会怎样呼吁也不改；而对他们不利或利小的，则一改再改：企业产权改革，医疗改革，教育和招生改革，税收改革，退休劳保改革，住房改革，用工改革，工资改革，公车改革，机构改革……哪一项、哪一次改革，不是让少数人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多数人被剥夺越来越多的利益。毛主席过去曾批评过一种人：“一事当前，先替自已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现在是“一事当前，先替自已打算，然后也不替别人打算。”当他们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没有片刻的犹豫，就将利益的天平倒向自已。当自已的利益并不和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也会因失职、不作为，而致民众利益于不顾；真能做到“然后再替别人打算”，那就算是难得的好官了。

　　这里又要提到不愿再提的拆迁和房价问题，政府得利，房产商得利，官员个人得利，哪里还能有百姓的利益？说是两难，其实就是让利于民难，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两全的事情，办事公道就不难。馒头、牛肉面、大蒜、绿豆都去控制，房价却控制不住，是无能，还是有私？房产税已经空转8年，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为什么这么难，就是因为怕征税征到自已头上；掌权的那个阶级和富人哪个没有几套住房，有个被查处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一人就有四百多套住房。后来征收房产税又在上海搞试点，却是存量房不征税，新购房征税，也就是说有房的人，哪怕有一百套一千套也无须纳税，而无房的人买房就要交税，这真正是岂有此理。

　　3.

　　除了各个利益集团以外，还有一个利益主体，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极其神圣的，应该公到极致了；但我们看那“公”字的结构，却也含有八分私的意思；多少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就是在“为公”的旗号下实现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年年征战，交战规模少则役众数十万，多则一两百万。统一后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急忙大兴土木，修宫建殿，建国头五年出巡三次。之后五年间，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五十万人屯守五岭，二十万人筑长城，七十余万人修阿房宫建坟墓，共征民力兵力一百六十余万。当时天下一共才有多少人口？几乎征用了全国的男人，百姓还活得下去吗？这说得冠冕一点，是为了国家利益，其实是为了秦皇帝一家的利益，而使千千万万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样的国家，即使强盛，又有何意义呢？

　　过去，我们还经常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现在已经不提了，动辄提出“倾一国之力”，今年办这个会，明年搞那个活动，一会儿无私援助这个国家，一会到那个地区“负责”，都是为了树我们的大国的形象；难道大国的形象是这样树起来的吗？难道这样的面子比民生还重要吗？ 征税，更是为了国家利益，是“托起共和国的基石”，所以无论怎样征收都是神圣的，百姓交得再多也是应尽的义务。还有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那是为了国家的GDT，因此，不仅百姓的住宅、祖坟，商家的店铺，就是宋元粮仓、名人故居、科学院的实验室，也同样可以拆毁。在我们那里，拆迁户家中遭受暴徒袭击报警，警方一律回答：“你妨碍了社会经济秩序。”GDT上去了，人民就会幸福吗？挣的是国家的脸面。为什么年增百分之八，是因为此外最高的印度是百分之七.五；幸亏印度没有和我们较真，否则真不知要攀比到什么程度。

　　国家利益哪国都有，但我国的国家利益被过分强化了。外国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国则是国家利益神圣得可以侵犯一切。欧洲有一条著名的大铁道，在一个地方拐了一个弯，就是因为那儿有一个牧人小屋不肯被迁，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让人感到奇怪的，外国虽然并不常常将国家利益挂在嘴上，但他们似乎并没有忘记维护国家利益。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打来打去，并不是为了“充分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而是为了国家的实实在在的利益；英国、日本跟着美国转来转去，也是为了本国的利益。他们对外为了国家利益，对内为了人民利益。而我们这个处处标榜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国家，国家利益实际上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维护，许多人或以国家利益的神圣名义谋取私利，或为了为了私利损害国家利益。过去，外国说我们是一盘散沙，经常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太多。如果现在再有外敌入侵，真不知道那些平日口口声声高呼“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士会怎么样，但在十几年前，确实有很多有权的人，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名义，用巨资购进国外淘汰机器，机器买回来后就扔在荒地里，任风雨蛀蚀，锈迹瘢瘢；还有在国企改制和城市改造中，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国有资产和土地，转让给个人；他们也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回扣，就毫不犹豫地将国家利益摔得粉碎。

　　4.

　　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或者个人，谋取自已的利益，并无过错；但利用为社会谋取公利的公权，来谋取私利，就比强盗还可恶。因为，强盗虽也有强盗的逻辑，还不至于无耻到将自已的恶行说成善行，而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人，不仅抢夺属于别人的利益，还要利用公权为自已歌功颂德。

　　近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认为：政府是一种恶，但又是一种必要的恶；税收从本质上讲，是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却又是必须的剥夺。因此必须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他们是如何限制的呢？就是依法行政。法律由议会制定，经过充分辩论，投票通过。在当今的法制国家，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就是总统的决定，议会也可以否决。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民谋利，否则就下台。

　　我们现在也是法制国家，却又有些特殊，或许就是所说的中国特色或中国国情吧。首先，我们没有议会。有人认为人大就是议会，其实差别是很大的。我国的人大并不具有独立性，也要接受“一元化”领导，而政治保持高度一致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现在除了保持国家独立以外，已经很少有独立性的东西了，包括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司法，独立的人格等等。记得五年前，有一部法律在全国人大讨论，代表们提了一些意见，于是委员长出来说话了：“我们当中许多人，过去都是政府的领导，应该知道政府工作的难处，他们也很不容易，我看就这样通过吧。”政府难则天下百姓不难，政府不难则天下百姓难。原本是用来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却用来为政府着想了，还能为民众着想吗？其次，除了法律以外，我们还有暂行条例，例如《拆迁条例》等。暂行条例由政府自已制定、自已执行，因而也就更能充分考虑到“政府工作的难度”。而且，有些条例“暂行”的时间也实在太久，居然还有解放初期一直沿用至今不变的。其三，还有路线、方针、政策，即由政府印发的红头文件。有些红头文件虽然是与法律对立的，却与法律、条例相辅相成，共同发生作用。政府与百姓讲法律时，法律就发生作用；百姓与政府讲法律时，红头文件就使法律失去作用。其四，也是最强项的一项，法律、法规完全可以置之不顾。例如《拆迁法》久不出台，社会不满；但即使出台了，又能执行吗？“合法不合法，违规不违规，由咱说了算”，就像《茶馆》里的宋恩子、吴祥子说的做的那样，你能到哪儿去告他。

　　在这种状况下，百姓的利益能得到维护吗？天下为公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执政为民只能是一句动听的口号。面对没有约束的权力，百姓除了劳动、纳税和无奈，还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