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年轻热情气盛的缘故，也许是受了那个时代特征的影响，高中时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时，同学们都一边倒地站在鲁迅先生一边，总觉得他的语言一针见血，文笔犀利解恨、痛快淋漓。那时就认为，凡是跟他过不去的，都不是好东西，不是反动的，就是丧尽良知的，自然梁实秋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说实话，那时根本就没读过梁实秋的任何一篇文章，知道梁实秋也是仅仅因为他是鲁迅先生的对手。老师的讲课中不断地贬低着梁实秋，自己也没有课外书读，即使有恐怕时间也十分不允许，于是对梁实秋的感情便一直耿耿于怀至今，甚至有时也拿他那句“我不生气”的话当成嘲讽的玩笑。

 

   今天，当刨去浮躁静下心来，认真诚恳地不带偏见地审视梁实秋和论战的那段历史时，我自己也便不想饶恕自己的无知和幼稚了，有时也替他们两个有建树的文人如此相轻感到很多的遗憾，倘若他们没有论战的回合，真的合谋交流，是否也会在历史上辉煌照耀呢？难道是因为有了敌手才都显出了英雄本色，成全了一段“佳话”？

 

   他们的论战起源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学术交流。但鲁迅先生先发制人，进而开始带点“人身性”的攻击，渐渐上升到了政治的层面，从文艺的讨论到了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就有点形而上学了。鲁迅既是新文化的老前辈，又是名声显赫的人物，今天看来应该有些容人的大度，不应较真对自己信仰和崇拜攻击的异徒之音的。鲁迅的做法有点左倾的，在为人处事上不免生出些极端。这也于事无补，于人于己都不甚好，鲁迅愤懑、疾俗，愤懑、疾俗是不养人的，他过早地支付了健康，以至于生命过早地消损，让人惋惜，这恐怕不仅是猜测的结果。倒是梁实秋很适合中国千百年的“中庸”之道，大概他的高寿与人生的性格和思想是不无关系的。如果是这样，鲁迅的性格真的是我们的大家的遗憾，否则我们还会读到他很多优秀作品的。品品梁实秋的作品，着实不是高中时认为的没得水平，不自量力，恰恰让自己豁然开朗了不少，鲁迅先生骂他“走狗”时硬戴到其头上三顶帽子，不免有些“不置人死地不罢休”的尖酸刻薄的——或许那该叫“痛打落水狗”的。至于他们的论战对文学的影响和历史的作用，既是很难也是我不想去涉及的。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鲁迅的性格，主要原因是自己也很有这样的类似。这种脾性，在现实中经常“碰壁”，很难和人很好地沟通，被人误会的也多，自己不满足的地方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也甚多，希求完美与现实的落差之大，对自己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很想改变自己，又不甘心，自找了一些不痛快。别人不同的意见，也常常误会当作了恶意。虽然不会众叛亲离，也常常是茕茕孑立。鲁迅临终前的“不饶恕别人，也不求别人饶恕”透视出了鲁迅的对自己人际关系认识的一种微妙境地，如今的时代是要不得这样的。也许理想化的人物都这样：灵魂彳亍在另一个世界，躯体不得不游走在现实中。后来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都不欢而散，甚至攻击，也说明了鲁迅个人性格的凄凉。解放后，有人问毛泽东一个大胆的问题：如果鲁迅在世，他会怎么样？毛主席笑着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要么什么话也不说。这话很值得任何一个人深思的。

 

   因为自己经常地吃亏，这样的亏来自于方方面面，起由就是脾性，也许鲁迅的一切就是为那个时代而生的，而我只有在今天说。今天我看到了梁实秋先生游刃有余的脾性，很是羡慕，再加上那样渊博的学识，那样温文儒雅的为人处事，真的圆满了，这是现今时代极其提倡的——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思想是不是也会匆匆而去，还是仍要靠文学来唤醒沉睡麻木的民众？

 

   文艺的天空总会被历史冲刷得一片澄澈，能在天上闪烁的明亮之星，终不会被世间的任何迷雾尘埃所遮蔽，他迟早要为后人景仰的，迟早要照耀着后人，引领着后人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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