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刑法是非常残酷的。我们从《封神演义》中看到，商纣王设“炮烙”、“虿池”。“炮烙”，就是造一根高两丈、圆八尺的铜柱，里面烧炭，将铜柱烧红，将人剥去衣服，用铁索缚在铜柱上，烙成灰烬。“虿池”，就是挖一个方圆二十四丈、深五丈的大坑，都城每户交纳4条毒蛇，放放坑中，将人剥去衣服，扔进坑里喂蛇。一次苏妲已为纣王歌舞，有七十二名宫人没有喝采，就被跣剥入坑喂蛇。纣王还砍早上渡河不怕水冷的人的脚骨，看看他的骨髓，挖出比干王爷的心，不过那不是国家的刑法，是他的个人行为。即使在上古时代，这些也不是人类所干的事情，所以就说是苏妲已的主意，因为苏妲己不是人类，而是狐狸精。周代到秦汉有“车裂”和“鼎烹”。“车裂”又叫“五牛分尸”，将犯人的头和四肢分别绑在五条牛上，然后鞭牛向不同方向拉，将人扯裂。秦国那个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太子的老师违法，被他割掉鼻子，秦孝公死后，太子即位，就把他车裂了。“鼎烹”就是“下油锅”，那时常常在宫殿里架一口烧沸的大油锅，将人扔进去。楚汉相争时，韩信久攻齐国不下，刘邦就派谋士郦食其去劝降齐王，说只要归顺汉王，汉军保证不再攻打齐国。齐王怕郦食其使诈，在大殿里设一口油锅相威胁。郦食其哈哈大笑，挺身奔向油锅，被齐王一把拉住，同意归顺汉王，从而放松了对汉军的警戒。不料韩信建功心切，背信弃义，不顾郦食其的安全，乘齐国松懈之际，突然发动攻击。齐王大怒，真的将郦食其扔进了油锅。武则天时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定酷刑“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众多刑法。还有以椽系手足而转，谓之“凤凰晒翅”；以物绊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使跪着捧枷，叠砖其上，谓之“仙人献果”；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后，谓之“玉女登梯”等等。有人告周兴谋反，案件交给来俊臣审讯，来俊臣问周兴：“如果有人谋反，怎样审讯才能让他交待。”周兴说：“将一只大瓮烧烫，把他放进去，死猪也会让他开口。”来俊臣就按周兴说的做了，然后对周兴说：“请君入瓮吧。”用这种刑法，还不知要搞出多少冤假错案。
唐以后最残酷的刑法是凌迟，就是将犯人一刀一刀割死。凌迟又要根据罪行的轻重，规定割多少刀，分几天割完；从腿上不至立即毙命的地方割起，一般还未等割完判决的刀数即已丧命。如果割完判决的刀数仍不死，就在致命处补上一刀，将其杀死。明朝的大太监刘瑾就是被凌迟处死的。明代史料《借月山房丛抄》中就记载着刘瑾受刑的情景——
凌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皆从此出。至晚押瑾至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数刻，瑾尚能食粥两碗。次日则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时，颇言宫中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具本奏，奉圣旨刘瑾凌迟数足，剉尸，免枭首，剉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
对于女性而言，凌迟还具有一种带羞辱性的惩罚意义。《水浒传》中的王婆，就是被“判了一个‘剐’字，拥了长街，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王婆是个年老妇人，被剐时观看的人可能没有多大兴趣，若换一个年轻妇人，比如潘金莲，那观看玉体受剐的场面，定是非常壮观的。
明朝的朱元璋，当元末大乱之后，以重法治国，是有必要的；但也充分显示出他残忍的本性。明初的酷刑，除了“剥皮楦草”，还有众多名目，例如：“刷洗”，将人脱去衣服，放在铁床上，浇以沸水，再用铁帚刷去皮肉。“枭令”，用铁钩钩住脊梁骨，悬挂在梁上。“抽肠”，将人高挂在横木的一端，另一端挂一石头，用铁钩从肛门中将肠子钩出，然後将另一端的石块向下拉，使人体高升，肠子抽出……朱元璋也发明了带羞辱性的刑法“廷杖”，廷杖的对象主要是官员，就是在金銮宝殿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打屁股，影视作品中的廷杖都是隔着衣服打，其实是要褪下裤子打的，那目的就是让大臣们出丑，摧折他们的心理和人格。他的子孙也继承了他的凶残本性。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虐杀建文皇帝的忠臣，铁铉被油烹，景清被剥皮，不是死后剥皮，而是剥皮而死。正德皇帝因大臣劝阻他外出“游龙戏凤”，廷杖146人，11人被杖死。嘉靖皇帝因为其父母争名号的问题，廷杖220人，17人被杖死。清朝不再有油烹和剥皮的刑法，最重的是凌迟，但也很少施行；对于案情严重的“悖逆”大罪，往往处以“枭首”，即砍头示众，如果已死就“戮尸”，即陈尸示众。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条条都是死罪，被“令其自裁”。隆科多犯四十一条大罪，被禁锢终身，后死于禁所畅春园。雍正皇帝的兄弟八阿哥和九阿哥，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已不再是人类，也被判禁锢，后也死于禁所。清朝办理重案，一般先由办案大臣拟为凌迟或枭首，然后再由皇帝“格外开恩，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也太霸道了、太残酷了，砍了人家的脑袋，还说是开恩。年羮尧被“令其自裁”后，没有谢恩，雍正皇帝还感到很委屈，说年羮尧没有心肝。但不管怎样，来自蛮荒之地的清朝皇帝的刑法，比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汉族皇帝的刑法，还算是文明了一点的。
封建时代的法律，是皇帝的法律，不是人民的法律，与现代社会的法制是有本质不同的。皇帝施行那些丧失人性的严刑峻法，其目的就是威慑人心，维护他的皇权统治。他们惩治腐败，也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廉洁的为民办事的政府，而是为了平息民怨，缓解阶级矛盾。现在我们高扬反腐倡廉大旗，绝不能等同于封建皇帝的惩腐肃贪，不能津津乐道地称颂那些惨无人道的惩治手段。于丹教授在参加党的十八大接受记者采访时热情洋溢、非常自信地说：“惩治腐败要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的资源。”真是干什么吆喝什么。历朝历代，反腐不断，但两千多年封建时代，又何时断绝过贪腐；有时甚至一面严厉肃贪，一面又鼓励官员贪渎，因为官员贪渎，就没有“抱负”去觊觎他的皇位了。要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唯有充分完善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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