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游击队》的表演者黄宏还表演过另一部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领导们看了这部小品之后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人物关系大颠倒。其实这部小品不对劲的地方还远远不只是“人物关系颠倒”那么简单。
《白毛女》是解放初期发现的一件真人真事：穷人交不起地租钱，欠下债，地主把穷人逼得家破人亡，穷人家的女儿逃到深山像野人一样的生活，直到解放后，地主被打倒，她才重见天日。根据真实编写的《白毛女》的故事以“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主题，热烈歌颂了共产党和新社会，愤怒控诉了旧社会地主阶级的罪恶。
而喜剧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中的对话，却说：“杨白劳，借债还钱这有什么可说的！”这句话才是喜剧小品的主题。 “借债还钱”首先要看杨白劳是借的哪一类的债？根据最原始的文艺作品老电影《白毛女》中说：杨白劳借黄世仁25块大洋，一年还净利息7块大洋，年利率是35%，说明这是高利贷（国外定义：年利率达到20%为高利贷）。
有这样的小品出世就说明有人在酝酿着一些事情，自从喜剧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演出之后显然起作用了，我们国家的司法改革了，最近发布了《中国司法改革白皮书》其中就包括“失信被执行人惩戒”等重要项目。
据最近新闻报道：一个“老赖”到南极旅游，等他准备回国时，无法购买返程机票，因为他被列入了失信人员的“黑名单”。
新闻报道寥寥几个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现在民间借贷机构放私债的、还有以银行信用卡方式收取高利贷的、在学校诱惑无知学生们先消费、后还债的高额的校园贷，甚至还有乱收费的、等等。这些不胜枚举的混乱现象都还没有解决之前；我国法律就先执行惩罚失信人员的制度，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呢？放高利贷的人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武器收取高利贷、使被敲诈的“欠债人”成为老赖呢？
新闻报道中的那位“老赖”去了南极却买不到返程机票，即便是老赖也不至于被流放到南极吧，我国的法律难道想置人于死地？把他列入 “黑名单”之前，在审判的过程中，法院大概从原告那儿收取了几十万元的“诉讼费”吧，这样的话，国家财政部门还因此发了一笔小财（这可不是说瞎话冤枉他们，笔者以“招商银行有收取高利贷的违法行为”提起起诉，法院竟然按照钱财的标的收取原告2。5%的诉讼费）。这可真是杀人的法律；吃人的社会啊。
正如世间所有的谜团一样，只有出现了“后果”；人们才知道“前因”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上演喜剧小品《杨白劳与黄世仁》的目的是要把新中国变回到旧社会去。
在旧社会，杨白劳还不起地主的地租钱，借了地主一碗吃饭的钱，地主放高利贷，逼着他把命赔上，还霸占了他的女儿。
而如今，新中国又出现了高利贷，而且，司法机构还维护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有了这样的法律，肥了放高利贷者；有了这样的法律这个国家的人民将陷入贫困，马上,国家就会出现赤字。
现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高利贷、没有娼妓、没有假洋鬼子充当经济学专家扰乱司法，在思想道德方面比现在强多了。不错，那时候的人们都很穷，但没人欠债；可是现在谁不做房奴？坑人的、吃的撑死了的、卖房的人也欠债，赚了钱还想赚更多，“倒买倒卖”永远缺钱，贪心永远得不到满足。人民欠债之后，接下来就该国家欠债了，解放前“把人逼成‘鬼’”的白毛女式的贫穷社会将重新再来。
所谓“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自从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利用宣传工具为自己营造治理天下的方略；而我们的敌人显然在这方面掌握的技巧要成熟、比中国人高明多了。他们在联合国制造舆论说“中国人口太多，必须搞计划生育”。老实的中国人就真的搞计划生育；可是，制造舆论的人却反咬一口，谴责中国没有人权，并告诉中国的老百姓“你们生活的太痛苦了！你们国家的统治者连孩子都不让你们生”。
就像历史上的鸦片进入中国一样，被侵略者自己唾弃、憎恶的、肮脏的、如：鸦片、高利贷、色情之类的垃圾他们拒绝，却把高利贷输进中国，扰乱中国的社会秩序、毒害中国人。等到中国人受尽这些垃圾带来的苦难之后，他们说“你们的国家使你们太痛苦，起来反抗吧，我们卖给你们枪支武器”。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得宣传，看起来他们的宣传干得不错，目标一步一步的在接近。阴谋家在行动，而无知、愚蠢、迟钝的人们还一无所知。
与他们相比，中国政府即便发现问题，往往采取的最强有力的措施就是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简单的批、斗、封杀，就是不知道文艺那玩意儿既可以教育人、还可以赚钱。这种重要的宣传工具岂能让别人参与,把话语权交由别人，任由别人胡说八道给中国人洗脑、让别人利用《春晚》赚钱。
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热热闹闹的播出了演员赵丽蓉那著名的喜剧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可是，在此之前，这样的故事我们是听说过的。给我们授课的老师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相声，说得很精彩，围观的人都笑了，但其中有一个人不笑，做沉思状，皱着眉头问说相声的人：‘诶，老师，您说，这人为什么要笑呢？’”。然后，我们的老师自问自答：“笑了就笑了，还问为什么笑，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滑稽的问题吗？”。
我们的老师还说过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作品描写一个英雄人物，往往要说他一定是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有英雄事迹的鼓舞，去救人的时候想起了毛主席语录、想起了邱少云、黄继光、想起了罗盛教等英雄，然后一跃跳进水里或火坑去救人”。老师接着说：“可是现实生活中，有人救了人，记者跑来问：‘你救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不是想起了英雄、是不是想起了毛主席语录？’救人的人回答说：‘没有啊，哪儿啊、哪有时间想别的？当时就想救人，没时间想别的呀。’”
我们的老师得出结论说：“那救人的人，人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出身，和平常人一样，与什么毛泽东思想、与什么英雄事迹有什么关系？记者非要生拉硬扯和那些东西联系上”。
当时听我们的老师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言论。当时觉得：到底是省城来的老师啊！真有独到的见解啊！我们真是太佩服他们啦。
可是，一个老师说了这样的话之后，接下来教别的课程的老师又说相同的话。说话的人不一样、说的话却是一模一样。各位读者，请问：假如您碰到这样的事情您会怎么认为？反正我是再也不会认为他们有“独到的见解”了。相反，我认为这是些“二货”，牙牙学语的、不知道从哪儿学的一些蠢话跑来忽悠我们乡下人。
听了老师们的讲话之后，大概一、两年了，那是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热热闹闹的播出了演员赵丽蓉的喜剧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可能别人只是笑一笑而已，但我是有联想的。这部小品和我们老师们讲的就是一回事情：英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家出身的人，从小受的教育平平常常，英雄的母亲也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妇女，与毛泽东思想、与英雄事迹的教育没有关系，虚构一个“给孩子讲故事”的场景，让她讲一个有教育意义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教她都教不会，让她讲她都讲不来“司马光砸光、司马缸砸缸、司马光咣当”她能讲得好吗？这部喜剧小品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原来，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话题，显然，我们的老师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先知”了。人们观看着《春节联欢晚会》，大家笑着笑着，潜移默化的，就接受了小品中的观点。这部喜剧小品非常有效的达到了“去毛泽东思想化”的目的。
不是说演员赵丽蓉的人品有什么问题，一个演员只知道按照剧本念台词，他们是无心的。再说赵丽蓉的别的小品《如此包装》《打工奇遇》则远远超越了普通艺术家的水准。
小品《英雄母亲的一天》的作者是一个叫博林的人，《春晚节目》向全国人民征文时他的作品脱颖而出(但凡国家放权任由民间自由发展的事情，就一定会有人钻空子)。他指定由评剧演员赵丽蓉扮演“英雄的母亲”这一角色。
央视《春晚》电视节目从1983年开办的时候，就想竭力打造出最好的电视效果，聚集了全国最好、最有人气的文艺界人士。最早的节目主持人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刘晓庆、后来最棒的主持人是倪萍。可是过了几年，这两个最受人欢迎的主持人竟然成为春晚节目中有的放矢的笑柄。赵本山和宋丹丹二人合作演出的喜剧小品中，他们以刘晓庆经典的语言作为调侃：“做淫（人）难、做女淫难、做名女淫更难” 赵本山接着说：“做个‘老’名女人难上加难。哎呀！小崔，快把耳机给我带上”。大年三十儿，人们欢欢喜喜过大年，演员们却把电视台当成了战场了。曾经的明星大腕却被他们损得灰头土脸。
后来是倪萍主持春晚节目，很多人都很喜欢她。但之后她也成为了被取笑的对象，大家笑她是个“煽情大腕”，因为她常常被英雄事迹感动，她的同事们笑她眼泪太多，在她的同事们看来有些事情根本不值得哭，她哭了，所以同事们笑她。电视台的领导们也觉得“一个主持人在台上哭；却把台下的人给逗笑了”从此倪萍就被撤了。
在台下笑的、倪萍的同事们，后来接过倪萍的话筒自己当上了春晚节目的主持人。有的人在台下笑还不够，还专门把倪萍请来做“访谈”，言语间透露出那个不削：“你是不是煽情大腕我不知道，但是有的事情真的没必要哭”。正如世间所有的谜团一样，只有出现了“后果”人们才知道“前因”是怎么一回事。看一看现在的春晚节目的主持人那神气活现的样子，把倪萍一脚踹开了。原来，那“笑”的背后隐藏着篡夺话语权的阴谋。笑她就可以得到这样的鼓励，可见，既得利益者的背后也是有人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被英雄事迹感动竟然成为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有的电影演员需要表演“哭戏”的时候，哭不出来就滴眼药水、抠鼻子、使用五花八门的方法才能哭出来；倪萍哭的时候可没有用这些方法，人家可是真情流露，那些人笑什么呢？倪萍被采访的时候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做错了，她就不知道为自己辩解一句：“我不是假装哭，我可没有滴眼药水、抠鼻子”。她说的话，反而是拼命求解脱，给人感觉她因为被英雄事迹感动了是一件很抱歉的事情，明明是被感动了但却硬被人说成是“煽情”。这社会和以前完全颠倒了！曾经被鼓励的事情现在变成了被嘲笑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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