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家提出，将传统封闭式社区大院改造成更加通达的开放式街区，这个提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代社区的布局和规划，也在交通疏通和土地资源利用上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在相关文件下发的过程中，“建设现代开放式街区”也在网上引发了讨论和评判，浏览各个论坛博客，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做法是盲目学习西方而忽略中国本土的民俗民情。于我个人而言，中国式街区有独特的规律和文化应该得以保存，但一味地将此提议归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就有失偏颇了。

　　其实对于“街区”这一社会形态，西方的开放观念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开始初具雏形，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欧文的“和谐社会”也有进一步的完善解读。但是，既在中国论中国式街区，那还是从我们最熟悉的本土文化历史中来分析这种开放式街区究竟有何利弊。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早在千余年前就对“中国式街区”进行了一定的“乌托邦”式的展望。五柳先生曾饮酒赋诗赞其居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充分展现了理想中和睦亲友的邻里关系和悠然静谧的街道居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圣人先知也在《礼记》中描绘了东方对于“美丽新世界”的终极设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中国式街区理当通达开放，引各路湖水入瑶池。那么问题来了，现如今的中华大地，真的能够建立这所谓的“大同世界”吗？那些星罗棋布错落分隔的小小街区真的是属于我们的“中国式街区”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不仅现代人不习惯于所谓的“开放式街区”，古代的吟游诗人文人墨客都不能接受太过开放的居所形态。王摩诘素来追求禅心佛意，在终南山别居也倾向于“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的幽静生活；“君有寒山道，寒山路不同”，都市热闹又如何，无知己相伴无听友相随，也不过是寒山茅舍独一间，自看“庭前花开花落”。“静居”和“独居”在中国的人文情怀中是最具安全感和舒适感的，古人的闲情逸致总是置于清净之上，“老年听雨僧庐下”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或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就算枯坐门前也能平和地观想“点滴到阶明”。所谓“大隐隐于市”，我不太相信若真的将社区开放车水马龙，陶潜还能气定神闲地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已除，秋菊也无处可种；即使南山能觅，也和节假日的旅游景点一样，水穷之处再没有了云卷云舒，到处都是人头攒动不见草野吧。

　　五千年文化传承带给中国人一个特殊的社会情结：人情。虽然从古至今，从《论语》巨著到中小学生守则都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无私奉公的人，但是不可否认，大部分中国人还是坚持“小家”高于“大家”思想。传统的社区大院虽然用高高的砖墙和锋利的铁丝网隔绝了外面的花花世界，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墙内温暖闲适的都市田园。中国的老年人对“家”的依赖感是很强烈的，子女外出工作不经常回家，怎么打发无聊时光安慰孤寂内心呢？在传统的中国式街区里，自然是叫上一些老朋友老邻居，早上一起去菜市场挑挑生鲜，下午到小区棋牌室里摆摆手气，夕阳下再一起结伴在大院里走走聊聊畅谈人生。但是如果社区被道路切割开，原本属于“我们”的小天地被迫与其他不太相熟的人分享，这些辛苦半生的老人怕是也享受不了属于自己“家”的安心和舒适了吧。路多了，联通了世界却也疏远了彼此，何苦来哉？对于年轻人而言，开放式的街区也不过是在摇摆在疲于奔命的天平上加上一枚冗杂交际的砝码，左右逢源前瞻后顾可以发生在名利场中成为披荆斩棘的利剑，但是不应该成为温暖家里的在背芒刺。心灵的港湾又何必多起波澜呢？

　　从“人文”“人情”两个角度来说，开放式街区都不是合适的“中国式街区”，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人“人性”的缺失，世风不正何来大道之行？今人批判古人“苛法严刑”，但是也正是那样冷酷的社会铁规纠正着恶劣行径，约束着卑鄙人性。心的流失只能让人看到大地的苍茫，现代中国经济发展领先于世界前列，但是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思想却并没有日新月异，甚至背弃传统道德。碰瓷的老人扼杀了青年人的热忱善心；含毒的食品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大嗓门的喧哗成为了中国游客在国外旅游生活的鲜明标签。而在我们自己的街区里，街道沸反盈天，喇叭声此起彼伏，恶臭的垃圾堆在街角弄堂，无视法规漠视道德好像已经成了盗贼劫匪的通行证，试问在这样连“老有所依，幼有所养”都做不到的社会里，如何能做到“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相比之下，小区和大院用围墙隔离出的相对安静和无忧的生活空间似乎更能给住户以安全感。同样，如果实行街区化，相应的法规不能及时跟上补缺填漏，我想这一纸规划提案最终只会成为社区犯罪的导火索吧。

　　人人都爱乌托邦，但是在街区化建设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中国式街区”的独特之处，不能拔苗助长急于求成，也不要奢望一蹴而就脱胎换骨，街区社区建设并非一家一户之事，希望有关部门机构，能从人文环境出发，考虑人情世故，认清人性本心，权衡利弊开张圣听，谋定而后动，从而建立一套真正的适合我们的“中国式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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