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九十九）

——摘自2016年第五期《炎黄春秋》

　　　　　　　　　　　　　研究文革的学术目的超越政治目的

因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术价值，是可以与法国大革命史、俄国十月革命史（文革史与这两段历史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与二战史相媲美的。

追问下去，我们研究文革的政治目的，决不是为了控诉或者以暴易暴，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促进社会和谐。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中，唐少杰教授所在的清华大学的文革研究进行得最深入，水平也最高。原来的两派都有人参与研究，而更为重要和典范的是大家在复原真相的基础上，达到了和解，开创了新的政治生态。　

－－金大陆：推进文革中的学术研究，《炎黄春秋》2016年第五期第7页

　　　　　　　　　　　　　中国的文革研究落后于国际

现在国门打开了，外国学者进入已不困难。德国青年学者丹尼尔在潘家园购买了北京某学院的大批文革档案就是例证。在瑞典隆德大学的文革研究工作坊上，丹尼尔和杰路米都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革研究的专著。这些年，还不断有外国的年轻学者来国内或进行学术交流，或请求学术指导，曾经找过我的就有韩启澜的学生在做大串连，陈兼的学生在做文革时的外交，一位来自英国的留学生在做文革动物型漫画，来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在做文革日记，还有不少做知青研究的。国内年轻学者将落后于国际同行，已不是杞人忧天。

　　　　　　　　　　　　　　　　　　　　　　　　同上，8页　　　

　　　　　　　　五四运动的最终结局是政府满足了学生的愿望

面对学生和市民日益高涨的呼声，政府还是顺应民意，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大总统下令允许他们辞职。这里所显示的，是政府的妥协和让步，是总统和政府不愿与学生和市民对立的态度。　

曹、陆、章三人被罢免的确有点冤枉，但由此引起的连带反应却极有意思：6月10日三人辞职，接着是总理钱能训递交辞呈，然后是大总统徐世昌递交辞呈。它告诉我们，当时的总统和总理实在无奈，作为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不能像专制国家的君主那样为所欲为，而是必须倾听并且尊重民意，但是，民众并不了解情况，三位官员并未卖国，总统为了平息事端而让他们辞职，难免有愧对部下之感。所以，总理和总统同时辞职，并不是面对签约难题而试图逃避，而是安慰被免职者的一种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总统和总理是多么为难、多么无奈，但他们毕竟做了，一切都是为了顺应民意，满足学生运动的要求。　

总理真的辞职了，总统辞职却未获批准。参、众两院议长接到总统辞呈，马上开会走程序，并亲自登门，把辞呈给总统送了回去。就连此前对徐世昌极为不满的段祺瑞，也亲自登门，殷切表示挽留，希望大总统以国事为重。第二天，全国各地挽留大总统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往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挽留大总统的事件中，学生与参众两院、各省政府、各群众团体是一致的，没有出现不同的声音。

到6月28日，徐世昌在总统府接见群众代表，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中国将不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学生运动的目标全部实现。无论如何，五四运动的最终结局，是大总统倾听国民的呼声，政府满足了学生的愿望。　　

　　－－李新宇：五四运动学生与政府关系再考察，《炎黄春秋》2016年第五期第29页

　　　　　　　　　　五四运动的初衷并不是推倒政府

当时最激进的学生代表张国焘等也拒绝了孙中山的建议，没有拿起枪去推翻民国政府。因为五四运动的初衷本来就不是推倒政府，而是以督促的方式帮助政府。他们有不满，但只是不满于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要求政府罢免他们，而没有想推翻政府，更不想改变民主共和制度。　　

不仅学生如此，就连陈独秀等人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陈独秀后来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共同致力于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完成苏联人为中国革命规定的“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然而，在五四运动中，他还没有走上这条道路。陈独秀在运动中参加过许多活动，写过《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过一系列自决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主张，但他说的征服并非推翻，而是让政府服从平民的意志。五四运动中的陈独秀是维护政府的。他曾明确告诉人们：“我们只要想法子指导政府，不要想法子推倒政府，指导政府不是说空话，是叫他们要明白非遵照人民的公共意见办事不可，是叫他们不敢贪赃枉法卖国殃民。推倒一个政府若是再建一个政府，张王李赵无论谁来组织政府，都是‘鲁卫之政’，指导政府是根本的、永久的办法，若是不能指导政府，徒然推倒政府，不过升官图上改换了几个姓名，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添上一些无谓的扰乱罢了。”　　　　

总之，在五四运动中，学生自始至终没有喊出过推翻政府、打倒大总统之类的口号，他们所做的，只是要求政府和大总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严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他们所认为的“卖国贼”。就此而言，学生运动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致的。创办《新青年》之际，陈独秀就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所以，新文化运动批判旧伦理，批判旧道德，反孔教，反三纲五常，却不反对政府。学生运动也是如此，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对日本侵略中国主权表示愤慨，对“卖国贼”表示愤慨，但并不反对政府，更没有颠覆政府的意图，而且始终没有把政府称作“反动政府”或“北洋军阀政府”。由此可见，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是为政府补台而非拆台的。学生没有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而正如陈独秀所说，是“做政府的后援”。　　　

从5月4日到6月28日，55天的努力，最后的结果是大总统、外交官、社会名流、海外华人都与学生达成了广泛共识，获得了圆满成功，使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成功的学生运动。这是学生运动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就是学生所想、所急，事实上也是总统、总理、外交官之所思、所急，学生与政府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学生爱国，在国家危急之际起来做政府的后盾，督责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大总统倾听民众的呼声，政府顺应民意，尽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罢免学生所不认可的官员，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所以，五四运动的光彩，不仅是学生的光彩，不仅是市民、商会和工人的光彩，同时也是政府的光彩，大总统的光彩。它显示了群众的力量，同时也显示了制度的力量，应该说，没有民主共和的制度，就没有五四运动，更不可能有运动的成功。　　　

因此，五四运动与后来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政治革命无涉。

后来的历史叙述片面夸大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抹杀学生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开始只是为了适应与“北洋军阀政府”对立的“国民政府”的政治需要，后来则被海峡两岸继承了下来，似乎成了历史的定论。时至今日，一些事实应该澄清了，学界也没有必要继续沿袭以往的历史叙述。　　

　　　　　　　　　　　　　　　　　　　　　　　同上，30页

　　　　　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不宜用主流、非主流这样的划分

首先，主流如何界定？是否在50%以上就算主流？如果这样评估，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可以说主流是好的，因为在几千年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大恶巨奸者都不会超过总人口的半数；其次，这主流是指哪个阶层，是普通百姓还是官员？如果说指百姓，文明史上任何时候百姓的主流都是好的，因为百姓没有犯大奸巨恶的条件，即使是小奸小恶也只属于少数。　　

－－张绪山：向善而行为何如此艰难，《炎黄春秋》2016年第五期第46页

　　　　　　　　权力阶级的德行与作为，决定着国民道德风尚的形成

两千余年的探索使我们明白，良善社会的根基是权力不能为恶。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说：“不论有形的腕力或无形的智慧，以及学问、宗教等都操纵在统治者手里，而这些人狼狈为奸，争权竞势，因此，财富集中在他们中间，才智集中在他们中间，荣辱和廉耻也集中在他们中间。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人民，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完全属于这群统治者，至于被统治者则从来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冷眼旁观而已。”一句话，权力阶级的德行与作为，决定着国民道德风尚的形成，也是良善社会的基础。　　　

......孔子最有名的主张是人人皆知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儒家主张“有德者宜高位”，乃是以“君子之德”为起点的。良善社会的前提是良政，而良政的前提是官员的良德。

　　　　　　　　　　　　　　　　　　　　　　　　　同上，48－49页

　　　　　　　　　人对信息常有选择性传播、选择性接受的习惯

根据传播学的原理，人对信息常有选择性传播、选择性接受的习惯，这样，头脑中占主流地位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多，占次要地位的信息会就可能越来越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重要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自己认同的信息就可能越来越多，不认同的信息可能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在我国传播体制和政治体制下，领导者获得正面（肯定成绩的）信息有可能越来越多，获得的监督性信息则有可能越来越少。深刻认识这种现象，对各级领导者都有意义。　　　

　　　　　　　　　　　　　　大众传媒很少提供监督性信息

　　我国社会的传播有个特点，就是大众传播，即传统的印刷媒介报纸、刊物和电子媒介广播、电视，被作为推行政治的工具，主要用来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至于政策中的失当、工作中的偏差、干部群众的批评等监督信息，主要依靠人际传播，例如党政系统的逐级反映，民众的来信来访等等。在这种转播分工中，无论是以大众传播还是人际传播，都很难把监督性信息频繁地送到高级领导层，特别是位高权重的领导者那里。　　

　　先说大众传媒。在“文革”年代，“最高指示”一发表，立即大加宣传，往往第二天、第三天媒体就有全国人民学指示、见行动的报导，随意拼凑一些做法，说成是学语录、学指示的结果，并说这证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巨大物质力量。”至于指示所表现出的问题、偏差，则一字不报，不准质疑。所以，文革中所出现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从萌芽到高潮时几乎都没有受过媒体的批评。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刊登了“最高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长期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让千千万万的青年学生落户农村。但是，这个运动碰到大量困难、问题，媒体不反映、不讨论。结果大学教育中止多年，也没有媒体关心这一问题，更不敢提出质疑。总之，新闻宣传上的诸多惨痛教训令人难忘。　　　　　　　

　　－－孙旭培：领导者要警惕信息结构不合理，《炎黄春秋》2016年第五期51页

　　　　　　　　　　　靠人际传播获得监督性信息：量少质差

　　比如，大跃进随后的大饥荒，一开始是各地按浮夸出来的高产量提高征购，因此1958年年底前有些地方的农村就开始缺粮。缺粮这样重要的信息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很快就会由媒体报道出来。而在我们国家，媒体上总是莺歌燕舞。由乡到县，由县到地区，由地区到省，由省到中央这种人际传播时，每一级向上汇报，同样沿用这种模式，都是说形势大好，或者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缺粮这样严重的问题根本不敢说，或者是别人说了我跟着轻描淡写说一点。总之，官员们对监督信息尽量不报。安徽、河南等省甚至在邮局拦截基层干部群众给中央反映饥荒等严重问题的信。直到河南信阳地区上百万人饿死，中央两次有人前去调查核实，最高领导人才知道农村问题之严重。如果《人民日报》在此之前能解剖几个假“卫星”，或者之后报道几个地方如何造成缺粮的情况，左倾浮夸早就可以纠正过来，饥荒也绝不会演变到如此惨烈：饿死几千万人。　　

　　　　　　　　　　　　　　　　　　　　　　　　　　　　同上，52页

　　　　　　实行了半个世纪的“统购统销”早年曾由统购变成了“逼购”

　　大量的事实表明，是“左”的只顾上不顾下的极端做法，把统购变成了“逼购”，以至于逼死了许多人。1954年1月14日，南阳地委在给辖区县委下达的《关于统购中连续发生死人事件的通报》中说：“全区购粮运动中因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造成自杀的52人，其中1月2日前自杀10人，1月2日后自杀42人。如邓县16人，淅川县8人，镇平县7人，唐河县6人等，12个县多少不等都发生有因逼售粮而自杀的事情。”　

　　－－赵宗礼：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极端做法，《炎黄春秋》2016年第五期第58页

　　　　　　　　　　　　　　用“法绳”强购粮食

1955年夏以后，由于合作化后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各家各户的存储量也就越来越少，　这就造成完不成统购任务的农民越来越多，粮食统购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南阳用“法绳”来对付完不成统购任务的农民，请看下列的几个报告－－

1955年9月11日泌阳县委给南阳地委的报告说：“泌阳县春水区和楼乡1955年8月17日以来，以乡长为主的乡干部在购粮运动中带头捆群众16人，吊打群众3人，扣押完不成任务的农民18人。”　　

1955年7月23日，邓县县委《关于彭桥区王岗乡1955年夏征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报告》说：“该区3个区干部和部分乡支书、乡长、乡财粮、乡妇联主任等人在今年夏征过程中，殴打群众21户，计52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和妇女12人。罚群众游街示众4人，仅完成征购任务的5个村子中有的1个人就先后被游街示众6次。”“罚群众长久站立的20人，罚允许积极分子到逃避征购的人家扒吃东西的2户。......”　　

　　　　　　　　　　　　　　　　　　　　　　　　　　同上，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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