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九十八）

　　　　　　　　　　　　　　　——摘自2016年第四期《炎黄春秋》

　　　　　　　“两家争鸣”导致了反右斗争——时间是右派分子的朋友

“两家争鸣”导致了反右斗争，剥夺了右派分子（据官方文件的数字是552877人）的发言权。而他们那些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大都是促进中国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主张，其中有些意见，现在甚至反映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上了。比方说，当年批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现在是要求干部队伍知识化、专业化；当年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引进外资来中国办工厂的意见，现在的政策是鼓励引进外资；当年批判经济学家高方认为中国原来没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还要“补课”的见解，现在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是这样说的；当年批判法学家杨兆龙认为立法工作进展缓慢的意见，近三十年来立法工作的成绩已经为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当年批判法学界“无罪推定”原则，现在规定“嫌疑犯”要改称“犯罪嫌疑人”了。时间是右派分子的朋友。30年时间证明当年对右派言论的批判完全颠倒了是非，使我们的国家走了一大段弯路。　　

30年前，陆定一为纪念“双百”方针30周年，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一文，反思了“两家争鸣”这个提法，他说：

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质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句话对科学和艺术部门来说是不对的。照此去办，科学和艺术部门只能是一言堂，而且会使“政治帽子”流行起来，对科学和艺术中的学派、流派，乱贴政治标签，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区分何者为资产阶级的，何者为无产阶级的，是不科学的，也就无复“百家争鸣”可言。（《陆定一文集》，第844－845页）

现在又过去30年了。他说的这些意见依然没有失去时效。为了中国的未来，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要百家争鸣，不能要两家争鸣。

－－朱正：要百家争鸣，不要两家争鸣，《炎黄春秋》2016年第四期第6页

　　　　　　　　　　　　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六要素

我归纳出“科学精神、科学理性”包含的六大要素：“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宽容的激励”。这六条，对任何科学研究的工作，都是缺一不可为、须臾不可离、少一难为继的。若这六条，能成为有法律保障的，人人有权掌握，有权运用的思想权利，不仅可以成为广大社会公众识人识事真伪，明辨事理是非的思想利器，也可大大激发广大公众中蕴藏着的民智。让中华大地上大面积地涌出一代代认识到自己智慧潜能的后来者，从而焕发出无穷无尽的物质创造力和精神创造力。　　

　　－－蔡德诚：质疑、争论是鉴别真伪的利器，《炎黄春秋》2016年第四期第8页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总书记

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当了总书记。闻天说过，选他当总书记是毛主席提议的。毛主席是利用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国际背景。当时对共产国际是很迷信的。大家都相信共产国际。李德并不是因为高明大家才服他，就是因为他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那时候共产国际的威信高极了。

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前，既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别的什么。许多人都支持六届四中全会，博古有几年力量很大。毛主席当时是靠边站的，还受到一些人反对。很多人都对毛主席不服，连林彪都不服。毛主席当时是跟着闻天的，有事就推着闻天出来讲话。对遵义会议，要看怎么讲。论思想是毛主席的，但是出头的是张闻天。当然闻天讲的又都是同毛主席先商量过的。后来从安排日程到通知开会，闻天也都是先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所以毛主席说他善于归纳。　　　

在中央苏区，博古是总书记，谁都称他为总书记。他党政都抓，但在法律上，选举时选的是书记，没个“总”字。......遵义会议后，大家就把闻天叫作总书记了。叫闻天总书记，一直叫到1937年12月会议。

　－－何方采访　宋以敏整理：刘英忆延安岁月，《炎黄春秋》2016年第四期第15页

　　　　　延安“抢救运动”共打了一万五千多特务，没有一个是真的

　　在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被关在保安处一年半，切身体验了“左”的危害。明明不是特务，非逼你承认自已是特务不可，不承认，就用刑。我受的中等刑：五天五夜不准你眨一下眼皮，旁边站着持枪的看守。我当然不承认，我不能跟着党犯错误。延安一共打了15000多特务。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戴笠的副手）的日记，他们赶紧拿给我看。唐纵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　

　－－李锐：百年回首，《炎黄春秋》2016年第四期第57页

　　　　　　　　　　曾国藩故居在土改中没有遭到破坏

有一件事情晚年想起来觉得十分安慰，就是在土改时，利用了我在湖南省宣传部的一点权力，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我通知湘乡县委，曾国藩的故居不准动，因为我知道曾的手稿、书籍等资料都保存在故居里。但是我忽略了左宗棠，他的东西在土改时都被毁掉了，十分可惜。　

　　　　　　　　　　　　　　　　　　　　　　　　　　同上

　　　　　　　　　　　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我服从人性

第三个20年，就是倒霉了。庐山会议后我被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差一点饿死。我是庐山会议所有受处分人中被处罚最重的。安子文曾两次派人同我谈话，希望我能自救，留在党内，但我同意开除。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我服从人性；党犯错误，我不能跟着犯错误。

　　　　　　　　　　　　　　　　　　　　　　　　　同上，59页

　　　　　　　　　　　早期的抓AB团，共杀了十几万人

我是1984年离休，1986年2月从冯文彬那里接手负责编辑中共组织史资料的，......我担任中央卷主编，共19大卷，干了整整12年。通过这些资料搞清楚了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譬如早期的抓AB团，一共杀了十几万人。文革后肖克提出AB团问题应该重新审查，是一个大冤案。中组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写出了一个结论报到中央，因为王震不同意而不了了之。好在当年的原始资料都在“组织史资料”中得到保存，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把AB团这些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关于AB团的问题，黄克诚对我说过，要杀他时，是彭德怀救了他。胡耀邦同我谈，他入党不久，就要杀他，是冯文彬把他救了。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很多运动，譬如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山东的肃托等等一系列运动，有了这些资料，后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客观地进行研究，作出结论。

　　　　　　　　　　　　　　　　　　　　　　　　　同上，59－60页　

　　　　　　　　　　　　我现在的精神家园就是《炎黄春秋》

人活着不只需要衣食住行，还需要精神家园。我现在的精神家园就是《炎黄春秋》。让我离开这个精神家园，我绝不接受。好在劝我不当顾问的人后来没有再说什么。我最好的朋友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黎澍、李慎之、韦君宜也走了好些年了，最近这几年，黄乃、朱厚泽、李普、于光远、胡绩伟、项南、任仲夷、陆钦侃、程学敏、谢韬、杜润生这些思想一致的党内老朋友都陆陆续续地走了。人活着总要有些朋友嘛！

我这辈子在党里生活了80年，......不幸的是，近十多年来我的书在内地出版受阻，就连原来公开出版过的《庐山会议实录》等，尽管仍然有很多读者需求，也不让再版了。我回忆一生经历的港版《李锐口述往事》，女儿带回来56本，被海关扣留，女儿打官司两三年，现在还没有解决。这让我痛感学者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落实依法依宪治国并不容易。　

......可以限制我的书出版，但是不能限制我的头脑。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继续思考一天。　

　　　　　　　　　　　　　　　　　　　　　　　　　　同上，60页

　　　　　　　　　　　　　人类社会的进步靠什么　

人类社会的进步靠什么？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就认识到：靠科学和民主，这是普世规律。慈禧太后晚年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停科举，办大学、办洋务，想搞君主立宪。共产党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变成了高举的大旗，消灭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哲学流派。共产党开始以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宣传，吸引了我们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加入它的队伍。我的好朋友黎澍没有去过延安，对问题的看法就与我不同，比我敏锐得多。1949年他一进北京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因为那时毛泽东住进中南海里了。中国的历史长期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但是中国也有孔孟之道，“民贵君轻”，“温故而知新”。　　　

　　　　　　　　　　　　　　　　　　　　　　　　同上

　　　　　　　　　　　　　　“邪教焉能治国家”

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当然，我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我88岁时的自寿诗中有一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前几天早晨醒来，想出了两首诗：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在英语中，个人崇拜和邪教是一个词）

我们现在不是谈中国梦吗。一句话：中国不能脱离世界，也脱离不了世界。有普世规律，世界在进步。周有光老人的话我是同意的：“中国不能同世界脱节。”因此，我不悲观。

　　　　　　　　　　　　　　　　　　　　　　　　　　　　同上，61页

　　　有人说在饥荒年代人民群众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完全是神话

由于低产量、高征购，农民无法生存下去，不得不起来反抗和斗争，于是被毛泽东轻描淡写称为“闹粮”的哄抢粮食事件层出不穷。据安徽省公安厅给省委的一份敌、社请（情）报告中指出：仅1960年12余（月）至1962年2月两个多月时间内，全省共发生哄抢国家粮库事件847起，被抢走的粮食180万斤。据对淮南、芜湖、马鞍山三市（农村）和南陵、六安等13个县调查，参与哄抢者共5496人，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都是因为断粮、断炊，家中有人被饿死不得已而为之。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发生哄抢粮食事件28起，在抢粮过程中发生暴力冲突，哄抢者在遇到阻拦情况下行凶杀人，有26名社队干部和粮库管理员被杀死。41名行凶者全部被判处死刑。三年中因“闹粮”而被捕判刑者7千余人，绝大多数是农民。有人说在饥荒年代人民群众就是饿死，也不偷、不抢，完全是神话。　　　

　　－－尹曙生：产粮大省为何饿死人，《炎黄春秋》2016年第四期第76页

　　　　1959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饿、病、逃、荒、死在安徽全面爆发

食堂解散容易，可社员怎么办？当初办食堂时，锅、碗、盆、勺、桌、椅、板凳，全部收归公家、食堂，铁锅、切菜刀拿去炼钢铁了；房屋被共产后，有的社员几户人家住在一起，什么都没有，拿什么做饭？最要紧的是，食堂解散后，没有多少粮食可以发给社员，即使发一点粮食，有的地方一天不足3两，如何生活？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饿、病、逃、荒、死在安徽全面爆发。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张凯帆到无为解散公共食堂，救民于水火的行为，受到毛泽东在大会上的点名批判。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判彭德怀时说：“食堂是好事，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根据毛的意见，中共中央连续发文，说什么“公共食堂是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8月27日至9月21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县以上领导干部的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批判张凯帆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凯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批判张凯帆到无为解散公共食堂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右倾歪风”，“反党行为”。会后，安徽省委在1个多月时间内，把全省公共食堂又恢复起来了。到1959年底，全省农村公共食堂达到26万个，参加食堂人数占农村总人数90%以上，超过了1958年。

从1959年末安徽公共食堂全面恢复，到1961年解散公共食堂的1年多时间内，是安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年。在1960年的一年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210多万，主要是被饿死的，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同上，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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