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九十七）

　　　　　　　　　　　　　——摘自2016年第三期《炎黄春秋》

　　　　　　　　　　　　　总结文革，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人类历史的贡献。　　

　　－－王蒙：反思文革责无旁贷，《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5页

　　　　　　　　　　　　　　　当前的左倾思潮的回潮有两种

　　一种是翻文革案的思潮，一种是清算改革开放的思潮。不久前，有人开会追思江青，赞颂江青，推崇张春桥，调门很高。江青、张春桥是文革的政治符号。有些人重新对他们顶礼膜拜，这不是简单的个人偏好问题，而是反映了文革与现实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1980年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已是全民唾骂的公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40年过去了，现在社会上又有人重新肯定他们。这当然不那么简单。一、从社会心理上讲，许多人对文革的怀旧，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对当前社会现状的不满，二、从历史研究上讲，对文革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政治实用主义的问题。有些人总想把文革这段历史给回避过去，实在回避不了，就来个“宜粗不宜细”的冷处理。由于长期以来对文革研究的禁锢，人们对文革缺乏深刻的反思，以至造成对文革历史的许多误解误读，后遗症很大。　　

　　......到现在还有一股思潮，说当年对文革反思过头了，对历史总结过头了，否认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否认文革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两种思潮，是同源共生的。

　　－－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6页

　　　　　　　　　　　　　　“文化软实力”的培育问题
　　“文化软实力”的培育，需要民主的土壤，自由的空气，学术的阳光，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是不断积累的过程。靠行政权力的揠苗助长和压制生长，都只能是南辕北辙。在文革研究中，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历史实用主义态度。从搞《历史决议》，清理“三种人”，设置研究禁区，规定研究口径，一直影响到现在。结果是文革的左倾遗毒不但没有肃清，而且还卷土重来了。这是需要认真反思的事情。对于林虝、江青集团的人物，作为落败的政治人物，在法律上可以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但作为历史人物的研究，就不能采取这种简单的方式。事实上，这些人物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他们的思想行为及其结果，都是一个时代的反映，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历史现象　

　　　　　　　　　　　　　　　　　　　　　　　　同上，7页

　　　　　　　　　　胡耀邦与党校副校长马文瑞就康生问题的一次对话

　　胡耀邦问：听说16楼有一批揭发康生的小字报，对于这样的小字报，我的态度是，一不提倡，二不压制，文瑞同志你的意见如何？　　

　　马：我赞同你的意见。不制止也是有理由的，根据《党章》的规定和党的传统，党员对任何人有意见都是可以提出的嘛。

　　胡：问题是，康生虽然死了，讣告中他还戴着三顶桂冠呀，“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这也是中央研究决定的，需要经过同样的组织程序才好摘掉。
　　马：是呀，那是在1975年，那时候“四人帮”在台上，根据各方掌握和揭露的大量事实看，康生确有严重问题。至少揭批林彪、“四人帮”无法不牵扯到他。
　　胡：所以我说，现在不要压制大家的揭批积极性。

马文瑞说：康生这个人一贯的问题就是极“左”，好整人。

胡耀邦：还是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

（忽培元《长河》第577页）　

　　－－王彦君：马文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20－21页

　　　　　　　　　马文瑞1978年在一次会议上就康生问题的发言

　　在我看来，康生文革中的问题，主要是四个方面。应该说，康生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延安时期，我们就认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可一直不怎么好，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大家恐怕还记忆犹新吧，那是他一手造成的。解放后，他是四个问题。一是理论上的，早在1959年，康生就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的标准”，1967年又说工厂中的按劳付酬“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我看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
　　二是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的态度，不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主义的。最恶劣的是文革中，他对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进行了恶毒攻击和污蔑。动机不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就随便捏造，上纲上线。据党校工作人员揭发的材料统计，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点了379个负责干部的名，给这些同志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要统统打倒。　

三是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是一伙的关系。他极力吹捧林彪，指使党校的人编了四卷“林彪选集”和一本“林彪语录”，吹捧陈伯达在中央党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四是污蔑否定中央党校的工作。康生说文革前的中央党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修正主义大染缸”，“里通外国的黑据点”。

马文瑞的这次发言，有备而来，揭发康生的多项罪行和问题都是与会者前所未闻的。许多老同志长时间对康反感，但手中没有揭露康生罪恶的真凭实据。恰在这次会上，陈云也在小组发言中讲了康生的问题。马文瑞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表示“应对康生在适当的范围进行批判，并审查他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

1980年中央做出决定，撤销1975年中央对康生的悼词和讣告，开除康生的党籍，骨灰移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同上，21－22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前后

　　（1978年）4月，哲学教研室按照马文瑞的要求，起草了一个《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审读时，马文瑞就在其中加上了“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的内容。......　

　　这期间，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向马文瑞汇报工作，提到胡耀邦交给哲学室一个任务，即撰写一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马文瑞当即表示支持，让他尽快安排人写。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孙长江1984年10月《给光明日报社、杜导正同志的信》中披露了其中的细节：“吴江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并向时任副校长马文瑞汇报后，指定我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孙长江刚刚写出初稿的时候，《光明日报》社转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文章，请求吴江修改。吴江看了那篇文章，觉得观点和基础都不错，但论据尚不足，刚好与孙长江起草的文章形成互补。于是在吴江的建议和支持下，孙长江把两文合写成一篇文章，题目也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文简称《标准》），又经多人修改，呈送胡耀邦和马文瑞。　

　　......《理论动态》5月10日刊出，《光明日报》于次日跟进，一个强大冲击波就此形成。《标准》的发表，在全国引起的反响，不亚于一次核裂变。它开启了一场从理论到政治的大讨论，很快在全国形成了思想解放的高潮。

　　一篇文章引起如此大的反响，马文瑞早有预想，发表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党内和社会注意。但是，出现反弹的强烈程度，还是有点出乎意料。代表性的意见就是文革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所谓“砍旗”说，他认为这篇文章“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以及李鑫、熊复等党内大笔杆子都积极站起来“护旗”。他们把持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以保持沉默来对抗大讨论。

　　1978年6月4日，一篇针对各种反对意见，为《标准》一文做更深入阐发论证的重头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原则》），送到了马文瑞面前。马文瑞看后，同意公开发表。吴江将稿子送给了胡耀邦，同时给了他的老同学、在《解放军报》任副总编辑的姚远方。在解放战争期间，姚远方曾在罗瑞卿领导下随军采访；后来罗任总参谋长，姚在军报，曾在罗主持下起草文件。（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07页）　

　　党内意见分歧严重，不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难以承受那种压力，连《理论动态》也不好继续刊登文章。据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回忆，胡对梁说：有办法了，去找大将，找罗大将。梁问：为什么找他？胡答：罗大将说要发，在哪（那）里发，分量就很不一样了。罗大将在党内威信高，影响大，理论上强，现在用我们这个（刊物，指《理论动态》）不行了。胡耀邦将吴江送来的稿子装进大信封，交给梁，说：我已经说好了，你送去就行。梁送到了住在翠微路一个招待所一层的罗瑞卿手中。（同上）　

　　6月24日，《解放军报》在显著位置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参与论战，把这场大是大非之争引向深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于当天全文转载。在“解放思想”与“砍旗”说两种力量的激烈斗争中，在许多重量级“大人物”气势汹汹地责难，迫使大讨论“冷却”的关键时刻，马文瑞支持吴江写第二篇文章，力挺胡耀邦逆势而上，坚决斗争；罗瑞卿及时出手，义无反顾地站在“解放思想”一边，改变了较量的态势。罗瑞卿曾大义凛然地说：“那篇文章，可能还会有人反对，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梳理这段历史不难发现，那场大讨论从“冷却”到坚持的过程，实际上成了将论战进行到底并取得全胜的转折点，在实现这个转折的斗争中，胡耀邦、罗瑞卿居功至伟，马文瑞功不可没。　
　　　　　　　　　　　　　　　　　　　　　　　同上，22－24页

　　　　　　　　胡耀邦解释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理由

　　对于这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决议稿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站得住？在组织上是否合法？胡耀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详细说明了四点理由：　

　　“第一点，主要是因为：（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　

　　－－徐庆全：从十二大到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历史进步，《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40－41页

　　　　　　　　　　　　周扬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　

　　周扬谈到了异化。......他列举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异化，才能克服异化。　

－－郝怀明：“异化”问题讨论和周扬的遭遇，《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43页

　　　　　　　　　　胡乔木、邓力群反对周扬关于“异化”的文章

在胡乔木看来，思想界、理论界、文艺界的严重混乱状况都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有关。他越来越认为，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8月初，他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说，周扬的文章在纪念会上宣读后全场热烈鼓掌，拥护的人很多，究竟拥护什么呢？我认为纪念马克思的讲话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而且有这么多人鼓掌，这说明思想界的状况。　　

（1983年）10月11日、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在小组讨论会上，邓力群作长篇发言，批判王若水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的讲话，并详细介绍了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发表前后的有关情况，批评周扬不仅在理论上很不妥当，在组织纪律上也有错误。胡乔木在会上说，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意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1986年，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时，在起草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对我们说：那时，胡乔木大有要搞出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党集团”之意，而周扬被认为是他们的“旗帜”和“灵魂”。被我给圧住了，没有搞成。

　　　　　　　　　　　　　　　　　　　同上，48页

　　　　　　　　　　胡耀邦主张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服务站”

　　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12天（1979年1月2日），中国文联举行“迎春茶话会”，胡耀邦到会讲话。讲话首先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认为文革期间把全国文艺界办成“管教所”。强调说，从今开始，建立党与文艺界的新关系，要把党的宣传部门建成文艺界同志的“服务站”，下设：一。“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二、“资料室”（提供过去和现在的资料）；三、“休息室”（歌手们渴了，有一杯凉白开喝）；四、“医疗室”（感冒、嗓子哑了，给搞些清凉剂）；五、“修理室”（乐器坏了，总得修理修理）。“医疗室”和“修理室”也就是文艺评论、文艺批评。　
　　胡耀邦建“服务站”讲话的第二天，即1979年1月3日，在中央宣传部的一次例会上，胡乔木说：“现在党内外存在着‘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三股风，局势比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还严重。”
　　“事后，胡耀邦找胡乔木谈话，指出，他对形势的看法不正确，说有‘三股风’是不合适的。”“胡耀邦的这种态度，实际上阻止了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发生。”（引自吴江著《胡耀邦阻止第二次“反右”运动》）　

　　－－阎纲：文艺界拨乱反正纪事，《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50页

　　　　　　　　　　　　　　　　巴金谈“伤痕文学”

　　中国作协主席巴金却说：

　　......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他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让人伤感......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作梦，还是别人在作梦？为什么不可以留一点真实的材料呢？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向前看，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　

　　巴金又著文《“我爱咱们的国了啊，可是谁爱我呢？”》，写道：
　　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没有看见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对我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谢他的劝告，我也愿意听从他的劝告。但是我没有办法把自己变成《未来世界》中的“三百型机器人”，这种人除了朝前走，什么也看不见。很可惜，“四人帮”开动了他们的全部机器改造我十年，却始终不曾把我改造成机器人。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很牢。我不相信鬼，也不相信神，但我却希望真有一个所谓“阴间”，在那里我可看到许多所爱的人。　

　　　　　　　　　　　　　　　　　　　　　　同上，54页

　　　　　　　　　　　胡耀邦不理睬胡乔木关于波兰事件的来信

　　（文代）大会召开将近一年之后的1980年9月24日，“胡耀邦收到胡乔木来信，来信就7月间波兰全国范围罢工表示了独特的看法，认为波兰事件说明：持不同意见的人利用社会的经济政治矛盾，可能使其达到激烈的程度和爆发的形式。信上说，我国也有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一旦与心怀不满的群众结合，就可能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爆发波兰事件不是不可能的，希望中央引为殷鉴，研究对策。”“胡耀邦对来信未予理睬。但他对中央党校少数人（我也在场）说起这件事，认为波兰事件说明了波兰人民不满苏联霸权主义，积极要求改革，我们在波兰事件中要‘引为殷鉴’的应是加快改革的进程。”胡耀邦“阻止了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发生，保护了大批知识分子，也保护了改革开放事业的进行。”（引自吴江著《胡耀邦阻止第二次反右”运动）　　　　

　　　　　　　　　　　　　　　　　　　　　　　　　同上

　　　　　　　　　　　　（1984年12月）第四次“文代会”的历史意义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突出地表现在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的祝词。祝词特别强调两点：纠正“左”的偏向和保证创作自由与批评自由。815位代表掌声雷动，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
　　袁鹰说：“不清除‘左’的影响，保证不了艺术上、创作上的民主。”李希凡说：“祝词中谈到打棍子现象，我就写过打棍子的评论。文学评论，允许理论、争论，不要动不动给人扣帽子、打棍子。总结理论上的得失，首先管宣传的领导机关要总结。”叶蔚林说：“以前总说作家要求的自由太多了，其实，作家内心的自由远远不够。”蓝翎说：“祝词是个大突破，但要取得纵深的发展将有非常大的阻力。”杨植林说：“作家仍然心有余悸，最怕戴两顶帽子：不听党的话，资产阶级自由化。”俞林说：“‘左’的一套肆虐之甚根深蒂固。江西击毙了持枪犯‘二王’，‘清污’时就抓文艺界的王若水、王若望。”李凖说：“1958年群众就说：‘右倾是火坑，左倾是棉花坑’，现在看出来‘左’倾是什么坑了。我写了个电影草本《冤孽》，电影局向耀邦同志打报告说是‘卖国主义’，耀邦说‘我不信！’其实打小报告的人并没有看过剧本。我和谢晋都说，我们现在写的电影不是第一志愿，而是第四志愿。”陆文夫说：“人家反右有很多办法，一套一套的，什么表态、造舆论、大批判开路、整材料、组织处理，等等，成了套。我们反‘左’，不能照此办理。”陈涌诚恳地检查了自己30年来理论研究中“左”的观念，然后说：“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还好办，在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不容易。”楼栖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什么叫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与中央某个人的意见保持一致吗？”鲁彦周和刘祖应期望《文艺报》就耀邦同志讲话的精神，特别是他讲的“三个不正常”发表专论，做些文章。代表们讨论“评论自由”时对于文艺批评“左”的倾向深恶痛绝，对张光年主题报告中表扬了上百个作家和许多作品，却没有一个字提及新时期崛起的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研究家以及他们的代表性文章和著作表示不满。　　

　　　　　　　　　　　　　　　　　　　　　　　　　　　　同上，55页

　　　　　　胡耀邦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些词以后不要用”

　　会后，我（阎纲）悄悄问荒煤：“听说此次作代会前，耀邦同志当面叮嘱张光年、唐达成和冯牧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些词以后不要用；是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是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而两种思想、两种观点、两种作风的问题，是长期的、几百年的问题，只能谈心、批评，不能登报批评；以后‘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创作应有充分的自由，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有独特的风格，有独特的题材，这些词句在作协报告中都可以用......荒煤同志，是这么说的吗？”荒煤说：“耀邦同志的确这么指示的，中央同志在场，都表示赞同。关于作协四代会选举的问题，耀邦态度更明确，说：文联党组的人员我们可以指定，主席、副主席我们不干涉，愿意选谁就选谁。你们作协谁当主席，你们选，副主席要多少选多少，来个根本的改革。如果这个名单是中宣部、中组部圈定的，不算数，撤掉！夏衍当面问耀邦‘要是这个名单是指令性的或指导性的怎么办’时，耀邦说：既不指令也不指导，是无效性的!你们开个会，说中央没有定，自己选，秘密投票。我们对作家连这一点民主都不给，说明我们太不相信自己的本领了。群众路线这么多年来丢掉多少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果然，“主席、副主席我们不干涉，愿意选谁就先谁”。结果，作为作协副主席的丁玲、刘白羽、贺敬之、曹禺等重要人物落选，并不是候选人的刘宾雁所得票数仅次于主席巴金。举座哗然，舆情激昂。

　　　　　　　　　　　　　　　　　　　　　　　　　　同上，56－57页

　　　　　　　　　　　　　　　新文化运动的三面大旗　

　　通常总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力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现在看来，这并不完整，其实，它所高张的是三面大旗：民主、科学、道德。　

　　新文化运动的道德主张，起初反映在“伦理革新”的启蒙之中。陈独秀说，要建设民主宪政的社会，必须以社会大众的现代伦理价值为基础，为此，必须坚决批判和扬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伦理道德，培育以自由平等独立学说为核心取向的西洋社会的政治道德。理解和承认这一点，是一种伦理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的批判、对新道德的呼唤，在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期具有突出的意义。它旗帜鲜明地坚持了戊戌变法以来的进步思想，批判了袁世凯政权煽动的尊孔复古逆流，振奋了知识阶级。鼓舞了社会大众追求民主自由的勇气。非常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新方向，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并且取得应有的效果。从本质上说，“五四”的伦理革新是失败的。　　

　　－－李良玉：继续“五四”伦理革新方向－－纪念新文化运动兴起100周年，《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69、70页

　　　　　　　　　　　　　我们的社会伦理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

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伦理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生活压力的超大、各种行业规则的失范，家庭的冷漠，相互信任感的丧失，是非标准的混乱，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其中最核心的价值迷惘，是人人都以“我”为中心，都把“我”的利益最大化，都把他人、社会的、道德的、法纪的、情感的约束弃诸脑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严厉的反贪和整肃使社会公众看到了希望。但是，反贪的道路还很长，整肃的任务还很艰巨，政治清明的目标还很遥远。更何况社会伦理的重建，远不是反贪整肃能奏效的。它需要以社会成员的道德为条件。必须看到，社会伦理是主流价值的主流，没有这个，建康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国家应该进行以法纪为中心抓手的社会伦理重建工程，把社会伦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国家和法律的框架里谋划和建设。　　

　　　　　　　　　　　　　　　　　　　　　　　　　　　同上，72页

　　　　　　　　　　　　　　　“领导”这一概念的特征

　　第一，领导的本质是“影响”，不具有强制性。领导不是上级命令和支配下级完成某项任务的过程。在这种影响关系中，领导者具有主导性，以自身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和客观行为影响被领导者。被领导者则改变自己的行为，与领导者自觉地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　　

第二，领导与组织或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都是组织或群体中的成员。作为组织或群体中的成员，其地位是在组织或群体中形成的，因此，领导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影响力的动态变迁，被领导者可以成为领导者，领导者亦可以成为被领导者。能否保持领导地位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影响力。

第三，领导过程中的权力与国家公共权力没有必然的联系。领导和被领导是特定环境中通过权力实现的，但这种权力既可以是组织或群体中的内部权力，也可以是国家的公共权力，至于何种性质的权力，一般视领导者在国家中的地位而有所不同。　

　　－－张明军：“领导”与“执政”释义，《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73页

　　　　　　　　　　　　　　　“执政”这一概念的特征

　　其一，执政是对国家政权的掌控。......

　　其二，执政具有两种合法性。合法性可以从两种维度予以研判，一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其行为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既定程序和实质要求。二是政治学范畴中的合法性，主要是社会民众对执政主体掌握和运用国家公共权力行为的认可和服从。......　　　　　

其三，执政须对社会公众负责。由于执政的合法性主要是指实质维度下的合法性，这就决定了无论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政权，社会民众的认可和服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价值。......

其四，执政行为受宪法和法律的规制。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政权，执政主体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过程中必须由该国的宪法和法律予以规制和制约。......　

　　　　　　　　　　　　　　　　　　　　　　　　　　同上，75页

　　　　　　　　　　　　　　　　网络与中国传统媒体的区别

　　传统媒体比较单一的声音变成网络媒体多元的声音。　　

传统媒体所传播的多属于严格审查的产物，而网络媒体多有不经审查的产物，即属于“自媒”。　
　　传统媒体多用于宣传，而网络媒体发挥了社会公器的功能；它既能为执政者当作宣传的工具，也能成为舆论传播的空间。

传统媒体的传播渠道大体是从上而下的，而网络媒体中的舆论则以由下而上为主。

这样的区别不仅触动了传统媒体养成的习惯，更触动了话语权的分配问题。即垄断性的话语权须得让位于共享性的、交流性的话语权。在网络上，话语权显示出了人人平等的特征。并不是人人都能欣然接受话语权重新分配的新常态。

　　－－㶩敏特：网络主权的根基，《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78页

　　　　　　　　　　　　　　　　　宣传与舆论的区别　

　　过去有两种说法大行其道，一曰舆论一律。二曰大造舆论。而今天，一个粗通文墨的人都会懂得：舆论永远不会“一律”的，“一律”的，一定不是舆论。舆论是不能“大造”的，“大造”的一定不是舆论。　　

因此，必须说清楚宣传和舆论的区别。

主体不同。宣传的主体是执政者。而舆论的主体只能是执政圈外的公众。　

对象不同。宣传的对象是执政圈外的公众，而舆论主要是公众对执政者的审视和期待。

工具不同。这一点在中国尤其突出，因为传统媒体一概属于“党的喉舌”；只有网络媒体的自媒性，才使舆论有了合法的工具。

影响不同。宣传是体现公仆对公民的服务功能，它在告诉公众，执政者如何与将要如何为公民服务；而舆论主要是对服务的评估与建议。　　　　　　　　

　　　　　　　　　　　　　　　　　　　　　　　　　　同上　　　　　

　　　　　　　　　　　　　斯大林的罪恶证明了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对斯大林并没有研究，也无意在这里对他做什么全面评价。但是，从已经披露的历史事实，诸如：对国内无辜民众、干部、军队将帅以及少数民族的大规模迫害屠杀；对外大国沙文主义，吞并弱小邻国，巧取豪夺；与纳粹德国订立密约瓜分波兰成为二战的起点；进而毫无缘由地屠杀两万多波兰军官、民众的卡廷惨案；与日本订立密约，作为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苏联以承认伪满洲国换取日本支持苏联从中国肢解外蒙古；1930年代在远东地区迫害屠杀中国原住民和华侨......诸如此类几件大事，都已为众所周知或档案解密所证实。我想这些涉及千百万无辜生命毁灭的暴行，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都无法接受的；也绝不能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没有经验造成的，或是“功大于过”“三七开”等等，还继续把斯大林说成“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知其为错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第37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这样的辩护是多么无力而牵强，对于那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们能有什么好处呢？
　　且不说包括曾经深受斯大林模式之害的东欧诸国的欧美国家对斯大林的严厉批判和谴责可能还不为有些国人完全相信，那么听听如今俄国领导人又是怎样的说法。普京早在1999年12月就曾说：苏联“将近七十七年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2009年12月又说：“苏联在独裁者斯大林掌权时代所得到的进步，是用压迫百万人民这个无法接受的代价换来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事实。”梅德韦杰夫在2009年也说：“任何理由都无法为生命的损失辩护。”“我认为不能以人民的苦难和损失为代价实现国家的发展、成功和远大抱负。人类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当今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久加诺夫认为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义）的特点是：三大垄断即政治垄断、经济垄断、意识形态（真理）垄断。苏联解体意味着斯大林模式的终结。这些话反映了俄国人民对那段历史教训的严肃态度。既然谁穿的鞋子是否合脚只有自己知道，那么俄罗斯人对他们国家历史的总结还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吧！　　

指出这些严重的罪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一无是处。譬如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作为最高统帅自有其贡献。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最终目的“解放全人类”，斯大林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把人民当作敌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他一方面好像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一方面在实践中干着与马克思主义严重对峙的罪错，有什么理由还把他称作“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呢？　

　　－－陈丹晨：《马恩列斯论文艺》札记，《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87－88页　　　　　　

　　　　　　　　　　　　屠岸高度评价白桦的长诗《从秋瑾到林昭》

　　我深切地感到，《从秋瑾到林昭》将在中国新诗史——不，中国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一名读者，如果他的血还有一点热度，如果他的心还有一点红色，那么他读这首诗时，就不可能不流泪，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自省！　

《从秋瑾到林昭》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它抵达一个几乎空前的水平——我是指这类诗，《小草在歌唱》与之相比，也略逊一筹，虽然它也是一首感人的好诗。

张志新、遇罗克、王辛酉、林昭、马正秀......将排列成光辉的人物长廊。永垂青史。他们每一位都应该有一座诗碑，可惜还没有做到“每一位”。而您，为其中一位立了诗碑。

　　－－屠岸：为《从秋瑾到林昭》致白桦，《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90、91页

　　　　　　　　　　　　　　　　　　民主确实能当饭吃

　　“民主能当饭吃吗？”这是一个我们经常遭遇到的质疑。其实历史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对于穷人来说，民主确实能当饭吃，没有民主确实可能就没有饭吃。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竿是选举。选举的主要功能不是选谁当总统，主要是选公共政策。谁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接近最大多数的民意，谁就能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　　
　　竞争是公共政策进化的主要动力。通过公共政策的竞争，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通过博弈所展现的社会合力，来修正公共政策可能的失当，使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趋于客观、平衡和理性。选举则是公共政策展开竞争的一个最成熟的平台。对于穷人来说，选举尤为不可或缺。任何明显剥夺穷人的公共政策，都不仅要失去穷人的选票，而且因为违反道德良知，而要引发强烈的社会义愤，招致来自其他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广泛抵制，选战中大面积地丢城失地就是必然的结果了。　　　　

　　－－笑蜀：美国的贫富分化与公共政策，《炎黄春秋》2016年第三期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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