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写下的不是抗日战争中的英雄将士，但是他们同样值得“英雄”这一称号，他们或是以笔作剑，或是以舌作剑，或是其他的方式来反抗着日本侵略者的累累罪行。他们，和那些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杀的英雄将士们一样，同样值得我们去铭记。
　　
　　我要写的“他们”分别是拉贝、梅汝璈和张纯如。
　　
　　南京的辛德勒
　　
　　他用一支笔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一句句表现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的文字，80多张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照片汇集在他的《拉贝日记》里。这本特殊的日记里的每一条信息，每一个字眼，都时时刻刻地使人震颤不已，让人感到恐怖。在东京审判时，它成为了佐证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的铁的证据。
　　
　　拉贝怀着的，是一颗仁者之心。他的仁爱没有国界。他不仅是在用笔来与非正义的力量作斗争。作为当时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坚守住了他的责任与原则，他救助了大约25万我国的平民。我想即使他不是什么主席，不是什么高官，凭着人类的良知，他也一定会站出来为那些受难的人们遮蔽风雨。
　　
　　今年清明节，我和室友们一起去了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没有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我们沉闷得没拍照。纪念馆里的严肃而悲哀的气氛是不容许你有任何拍照的心情的。在纪念馆里，我尤其记得拉贝的一句话：可以宽恕，不能忘记。这是有着多大胸襟的人才能写出来的一句话呀。有的时候，宽恕与仇恨之间或许是一念之差。
　　
　　梅汝璈先生
　　
　　他用一张嘴为受难的祖国挽回了自尊。在东京审判的远东军事法庭上，在面临着其他国家的侮辱和轻视的时候，他不卑不亢，义正词严，捍卫者祖国的利益。他十分地清楚什么是战争，什么是历史。
　　
　　他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当11位对参战国的法官穿着法袍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的时候，我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看到审判席后插着的参战国国旗中在我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便向梅先生打手势。梅先生马上心领神会，向庭长卫勃指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此话一出，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先生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陈词，为我国的利益寸步不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几番唇枪舌剑，最终美方理屈词穷，做出让步。
　　
　　在东京审判的四十余天里，几乎天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梅先生，始终不辜负着祖国母亲对他的期望，恪守一个正义律师的原则，为祖国那些受难的人民呐喊，呼唤正义。
　　
　　回国后，梅先生还积极撰写《远东军事法庭》这本巨著，进一步向世人陈述东京审判的场景。尽管他已不在人世，但是先生的正义和爱国的精神让人无比佩服。
　　
　　用生命之光点亮历史
　　
　　她身于海外，但是她的心一直在中国。当她看到一些外国人混淆是非的时候，她愤怒了也沉思了。于是她开始为大屠杀的事实做充分的调查，通过各方面搜集证据。她写了一本英文历史著作《南京暴行——被遗忘了的大屠杀》。在这本书中，她站出来为世人照亮了通往历史的路。也许你会说，这只是一本书而已，没有什么的。然而你可知道：为了这一本书，张纯如花了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心血！甚至最后，她的一生都付出在这一本书上面。看遍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她再也无法去忍受作为一个人的内心的煎熬。因为她做这件事情的缘故，她的日常生活受到骚扰甚至于威胁。她原本可以过上相夫教子的平静的生活，然而却因为她的正义之行，受到日本的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失去了平静的生活。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四处奔走呼号的女子，自杀了。在她离世后七年，她的母亲写了一本书《无法忘记历史的女子—张纯如写作<南京大屠杀>之前后》。
　　
　　张纯如的母亲将她称为“无法忘记历史的女子”，然而张纯如之前，南京大屠杀这个这段历史的真相为世人所遗忘。现在，张纯如之后，南京这段受难的历史将不会再被人所遗忘了。我想，她若泉下有知，必会心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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