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是在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度过了革命事业仅剩的余生。但是革命仍在紧张而又激烈地进行着，先生也仍在与革命斗争着。
　　
　　针对先生的个人身份，要说他是反革命，则实属是栽脏和诬陷；要说他是革命人士，也不是很确切。那应该是秉承爱国情怀的革命战士。因此，即便是先生曾经一味地被列入通缉名单，其行为也在反革命势力的监视之下，他也不以为然，反倒自认为颇有几分亲切。
　　
　　谈及“死亡”，正是由于先生有着别致的见解，才会果断地认为“睡觉是小休息，死亡就是大休息”。忙碌的人不懂得休息，好比是他们都热衷于事业，但仅限于是革命。先生本人并非是放弃了革命，相反地却是全身心地投身于革命。所以他才不会碌碌无为地休息，只是在革命中有些疲倦了。
　　
　　先生参加过太多革命人士的追思会，他们多数是遭到了暗杀，他也曾看见过了太多的死。不过是在革命年代，他甚至不会因为某一位爱国人士的死而感到痛心或是流泪。在他看来，眼泪是最没有用的东西。先生本人固然也不怕死，因为革命要流血那自然是常事。当有人问到他也随时会有被暗杀的可能时，他的回答是“我已五十多岁，死去的人年纪都比我小，我算是长寿了”。只是在大致之期到来之前，他想努力地活着，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他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去做。
　　
　　先生总是习惯在夜里写文章，觉得白天比黑夜更黑。黑夜不及白天有得喧嚣，而白天却不比黑夜来得骤然与寂静，只有在寂静的黑夜里，才能看见光明。先生爱黑夜，更爱黑夜里的光明，他能用热爱黑夜的眼睛看待黑夜，能用热爱黑夜的的耳朵聆听黑夜。在黑夜里，内心是真实的，思路是清晰的，情感是真挚的。可是，人，人却是孤独与寂寞的。
　　
　　先生向来喜欢同香烟打交道，自称是与老朋友叙旧。如人所料，他也咳嗽，而且咳得厉害，他多次咳出了鲜红的血，那正是革命的血。在家人的劝说下，先生走进了医院就诊，诊断结果有肺气肿、肺炎等一连串令人毛骨悚然的医学病症。
　　
　　于是他把自己有着革命的身躯平放在病床上。他瞪大了双眼，凝固的外表上仿似透露着革命人狰狞的神情。还是一双革命的眼睛，还是一张革命的面孔。
　　
　　到后来，先生没有等来病愈的喜逢，却迎来了“最多还能再活一年”的消息。像这些对于家人来说更像是个噩耗的文字，先生竟若无其事地说道：“十年前就有医生说我会死，但是干革命不也活着吗？倘若真是如此，那么迄今为止我岂不是已经死了十几回了？我去那边，别人不要我，难道我会再去吃闭门羹吗？”他笑了起来。
　　
　　有一次先生坐在书桌旁，独自一人抽起烟来，他望着窗边的花草，不禁意间便想起了《野草》。他皱起了眉头，索性严肃地自语着：
　　
　　“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关系，因为我借此知道与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关系，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无。生命的余音逶弃在地面上，不生乔木，只生野草。这是我的罪过。野草，根，本不深，花也不美。然而吸取雨露，吸取水，吸取沉死人的血和肉，个个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将遭践踏，将遭删议，直止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我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着野草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云集，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一切乔木，于是并且逐个朽腐。但我坦然，我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是的，鲁迅先生过去了，在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里过去了。那是孤独的雪，那是死去的雨，那是雨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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