乇  言（山格九集）

李维加  著

1、传统文化的“组织法大纲”

中国数千年道德立国。

在天为道，在人为德，与道相侔，德斯成立。

而人不能升天。

这样，立于天地之间，立地通天的山，便成为贯通天地、接通人神的中介。

古往今来，中国人于是持续不歇地往山上走，去了一拨，再来一拨，浩浩荡荡，长流如江水。

诸山中，最高大雄伟的山，先有不周，继为昆仑，最后是泰山——作为中华群山中的山中王者，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群体“中柱”，也就是“天柱”，担荷起了接通地上凡人与天上诸神的重任，而受到隆重崇拜。主持其事者，为人中之王者。

群体在扩大。地域在扩大。泰山的队伍也跟着扩大，五岳五镇制度形成，东西南北中，分驻中华全境。

于是，群山有了一套秩序：五岳以泰山为首，四岳为辅，五镇副五岳，统领天下群山。

这正对应了人间的一套秩序：帝王——三公——九卿——……下至天下民众。

由是，自然序列“天——山——地”，与人间序列“帝——官——民”适成对应，两相对接，便成为一个从“天”一直下到“民”和从“民”上通到“天”的连续序列——

从前往后，为“递进逻辑”——神从哪里来？从天上：天上的神，传至山，传至地——传之帝，传之官，传之民；

从后往前，为“递归逻辑”——到哪里回到神？到天上：民归于官，官归于帝；帝立于地，升于山，通于天。

而宇宙天地山岳人民，周流回环，圆转为一体。圆转中，秩序生焉。

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组织法大纲”。

一纲抛出，长缨无边，宇宙万物就此被牢牢网住，没有谁能逸出。

2、山不变，道亦不变

山，上通于天，通向“神”的总渊源。由此，山本身成为了地上人众信仰的神的渊薮。

山，上通于天，通向“道”的总渊源。因此，山同时成为了地上人众信仰的德的渊薮。

山之有神有德，正犹如银行之有货币。

天与道，神与德，其实是一回事。礼神成德，修德明道，德神道天，并融为一域。

由此，传统文化的山，成为了宗教礼神事务的基地：道教、佛教并扎根于山中。山中修神，将神之光幅射于山外，领导天下众生心灵；

成为了道德修持基地：山中修德达道，将道德的光辉洒向山外，领导世俗精神，校正世俗行为；

成为立学兴教基地：讲经说法，讲道明德，修学立身，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匡世救民，建功立业，既垂范于当世，复留芳于后代，——奖掖人心，敦化人伦，莫此为尊；

成为建根立祖之基地：祖先的陵墓，就立在山中，与山合为一体；如果地平无山，必堆土成冢，以为高陵。《说文》第十四下：“陵，大阜也。”“阜，大陆山无石者。”务必使神圣的祖宗之灵，归于天域。而居高临下，垂训于子孙，永为万世之则；务必使祖宗之英名，建为后代子孙永立不倒的旗帜。

总之一句话，山中文化，为神圣文化；山外文化，为世俗文化。神圣文化为世俗文化的最高参照系，领导、校正着世俗文化。道之所存，标尺所存。

中国传统文化，为静态、稳态文化，百摧不毁，百世不改，其所以静而不躁，稳而不乱，数千年一系贯穿，于今未消者，原因正在于：此文化之舟，抛巨锚于山中，以天柱为碇，从此牢牢泊定，山不变，道亦不变。

3、守护家园

山，不特以其立地通天、永恒不改的精神，贯注人世，成为人世的精神靠山；并以其雄伟高峻、不可逾越的超巨大形体，屏障人世，成为地域生民倚为家园护墙的生存靠山。

长城，根本就是中国自然山势的延伸和完型，作为一道护国大围墙，它只可能产生于西马拉雅以东太平洋以西的中国大陆，因为，这里的山纵横交错，作网格状分割围拢之势。而不可能产生于欧洲，那里的主山阿尔卑斯山，位当西欧约近中央之地，向周域幅射。

于是，中华文明及文化，赖有围墙之山的守护，而以黄河中下游中华腹地为中心，发育，伸展，融合。从上古迄于清代，经过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终于将西马拉雅以东大陆全部融合完毕，形成合地域与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其间，经过多少战争与离乱，拉锯往复，悲壮苍凉，可歌可泣。而几乎每一次战守，都是以自然山势为棋局，铺陈展开，运智用勇，回肠荡气。

山在家园在，山失家园失。

山水相倚——“山河”，也便成为了中国文化“家园”的最本己象征，引动多少中国人其千古情思。

而“登山临水”，也便成了中国文化一条最根本的“文化理式”，其中凝缩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的精要：

既凝缩着一个国家的战守之道：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又凝缩着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方：自占地步，进退有据。

既凝缩着文化的道德圣义：高标出世，清冽孤拔，俯视群莽；又凝缩着情感的美学要理：登临绝胜，目极八荒，神游古今，融时空为一炉。

既凝缩着国家安邦治国的宏略：居天地之中，四方幅凑，众星拱月；又凝缩着人家长久持家的祖训：高山仰止，身教胜过言教，遗善于子孙，永惠无穷。

于是，在此生命与心灵家园的永不朽坏的高墙的守护之下，田园与人情并进入安谧，安谧中生长繁育，桃红柳绿，粟稷馨香，子孙绵绵，怡然成乐。

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

4、走不出的循环论

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

在它最胜的时候，它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大园套小园，园园散发着沁人的芬芳，神仙也醉；

在它最朽坏的时候，它是人间地狱，天为盖，山作墙，密不透风，恶臭熏死鬼。

一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记载了中国人的艰难努力，那是一种睡里梦里都在营建乐园，睡里梦里都憎恶恶鬼、与恶鬼作战的历史。

然而，这努力总是陷入循环之中，就像老爷爷在自家的西园作周巡，一会儿在北墙下出阳，一会儿在南墙下入荫。

这几乎成为一种定数：

在太阳底下晒得久了，便生懈怠，昏昏欲睡，一头撞到阴沟之中。大治之世，大乱之基。

进入寒阴，身心凛冽，不能忍受，拼命努力，走出阴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除开一元的农业文化其总体机制的基本原因外（见本著第二卷《地格》），就精神状况而言，这是中国历史陷入循环论的道德原因。

但道德之树，生长在山间。罪欤功欤，都在其中。

5、德性比较

就在中国最终将山这边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最后融合完毕，而进入完全的“天朝”之际，它没想到，一向作为绝域的东边的大海，却透了气，成了域外飞贼袭来的通衢大道：西洋人驾着大型铁甲船，开过来了。

这意味着，传统中国一向自守家园、耕读为德的那份宁静，将被打破。

接着，宁静果然被完全打破：不特中国向来不善其道的海防被打破，即从来善其长的山防，亦溃不成防。

东西南北疆，四面漏气，中国成了一只筛子。

以农耕为基础的、与表里山河相配套的中国的冷兵器，完全不敌以商业为基础的、与大洋相配套的西洋火器。高山绝海，面对坚船利炮，开始失效了。

而在此由高山绝海守护中发育长成的中国文化道德体系，既被洋人宣告为无效——绝无“效率”，亦被中国人自己自省为大而无当不合时宜。

结果，中国人成了懒惰的人：不尚竞争，安居乐业，不是懒惰吗？成了愚昧的人：守土重迁，不谋飞财，不是愚昧吗？成了懦弱的人：不好勇斗狠，不奴役他人，反被他人所奴役，不是懦弱吗？成了散漫的人：自守家园，各自为阵，不是一盘散沙吗？成了无智的人：高尚人情，轻贱物理，没有生产出他们本用不着的新式兵器，去杀人掠地，去强抢贵金属，不是无智吗？没有希望的人：彻底僵化，酣睡不醒，不能自理，死狗扶不上墙，不可救药，完全没有了希望！应该就是由西洋的文明人进来主宰，予以强力开化！

一时间，几乎能想到的所有恶谧，都加给了中国，加给了中国的道德文化，并深入到了中国人的“人性”深处，就仿佛此人性中真的有一条劣根，劣根而劣枝，劣枝而劣叶劣花，周身无不俱劣，连中国小孩比起东洋小孩来，也呆头呆脑成了呆木瓜！

而西洋的殖民主义，口诵圣经，亚非美澳，长臂四达，每到一处，杀那里人民，占那里家园，倒成了他们光荣的证明；全然忘了他们在圣经中，以色列先祖奴于埃及、囚于巴比伦，其上帝之子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段被人奴役、残害的悲参的历史。

为了使殖民主义合理化，一向以唯一追求真理为己任的西方学术也变了调：他们的人类学旨在证出，未发展民族其文化天然愚劣，就该消灭，成了帮助殖民政府出谋划策如何统治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人们不免要发问：这种文化，其所倡“绝对道德律令”，是说的真话，还是在故作姿态？还是只不过为少数清醒明理人之边缘发言？

西方文化，是这样的好斗：当殖民地抢占完毕以后，再没有开拓的余地的时候，西方列强，他们自己之间打起来了，打一次不解决问题，再打一次，把全世界都扯进来，变成一个鲜血燃烧的世界。

直到二次大战以后，西方自身受到创巨痛深的伤害不说，各殖民地民族纷纷独立，西方世界再也无力予以控制的时候，这个时候，西方的人类学，方才回到“追求真理”的轨道上来，转而论证：文化没有优劣，即使最简单的文化型态，也已然经过了漫长历史的发展，并且对这种文化之下的民族和人民完全合用够用，蛇足反而多余。

这一事实，逼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西方文化开始公正对待世界其他地域民族文化的时候，那仅仅是因为它到了客观上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文化良心发现。

文化本无“心”。

文化为了协调群体，倡导人为善，纯正人的人格。但文化本身，作为一个意识系统，是“非人格”的，因而也不存在什么悲悯之心。——这一点，我提请人们务必牢牢记住。

人们也许疑惑：怎么倡导所有人均应为善的文化，自身倒会不善？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是倡善惩恶的，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性质有其施行的一个“边界”，它只施行于本文化系统之下的民族地域共同体，一出这个“边界”，这性质便自动消失，就像地球大气物理性质不存于外层空间一样。

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说，本性上是排斥异文化系统的。

这也就是说，群体倡善于内部，要求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培养同情心，而群体本身——作为一个“集体”，是非人格的，它在对待其他同类“集体”或个人时，并不具有作为个体人才有的心理属性；它只有客观属性，即较强攻击性倾向或较弱攻击性倾向。

作为许多个体的混杂物——“集体”是冰冷的，同钢铁一样；奇怪的是，却极容易陷入非理性的狂热，实行可怕的攻击：其一，这种攻击是以“集体”的名义发出，因而极貌似打着道德的名义，天然公理，不可追究；其二，许多个体人的“心理”，当其混合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既失去了个体独处时所可能有的节制与反省，却保存了个体的“情绪特征”，这种情绪，既盲目，又威力巨大，内涵着风暴一般的破坏性和发泄性。

这便是文化“集体”施暴的原因所在。它比个人犯罪更可怕，发作起来，真的犹如洪水猛兽，冲毁一切，吞没一切。当年法西斯德国残害世界，就都是其实际的例子。

为什么有的文化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倾向，有的文化具的较强的自守倾向，这“禀赋”从何而来？很简单，一切基于“流动”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如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其生命所在即在于“流动”，因而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倾向。攻击什么？即攻击阻滞流动的障碍物，如水之冲毁田土，如风之吹折林木。一切基于“守成”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典型的如农业文化，其内在生命所在，即在于一“守”字，因而具有较强的自守倾向，较弱的攻击性倾向。守什么？守田地庄稼，守生存基地，守望陵园家园。守得愈好，生存愈有保障，否则反是。

因此，商业文化是一种尚动文化，以动为勇为智为德为能。农业文化是一种尚静文化，以静为仁为寿为德为义。

两种文化都崇“变”，但含义却完全不同：商业文化所崇之“变”，更基本的是一种人工之变，由人之智能所造成的变，简单说，是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那个尺度算好的变；农业文化所崇之变，则更基本的是一种天然化育之变，一种将人融化入造化之中、随造化节律而动的变。

结果，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位在欧亚大陆的遥远的两端，各自为阵，中国文化守望农田，守望了数千年。西方文化在商业与牧场的混合物中生存发展，贩卖奴隶，追逐贵金属，开拓殖民地，在地中海上空，掀起一波又一波滔天巨浪，刮起一股又一股羊角旋风。三次布诺战争，几乎将地中海搅翻。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罗马大帝国，直将地中海变作它的内陆湖。从此，西方文化这种以商业为根基的扩张传统，便算是扎定根基，再也不改了。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方人对美洲的占领，及后来对非洲、澳洲、亚洲的殖民主义入侵，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的最直接的历史延伸。

这种文化，在其内部，确立了以“流动”为主脉的总体规则，有规则于是而“道德”由以实现——那是这样一种道德：你动我也动，全体遵守规则互动，于是而有了善，有了正义。

但是，当这种文化冲出它的范围，扩张而与其他异文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自守文化”时——这里通行的是一套“分割守护”的秩序规则，各家守各家的田埂，勿相侵犯，“不争”是为大德——西方那样的如水求流、如风求荡的文化遇到这样的文化时，也便遇到了其天然的障碍物，不是个别的障碍，而是如网一般成体系的障碍，这时，那洪流由于受阻于是而狂暴肆泻，务必将障碍彻底冲毁而后畅。至于在洪波横流的过程中冲毁了多少田园生命，在所不顾——在西方文化本身觉得，这简直就是正义的！相反，那被毁灭的田地，倒成了可怜虫，成了既愚且懦且弱且懒且散、该当受难的被奴役者。不是这样吗？水之与土，水本性要流动，土本性不动，阻遏水的流动，水遇土而成雍，或激或溅，或涌或漫，或渗或淹，而土只是静态地被动承受，这在水看来，岂不是既可恶又可怜，不值得同情吗？

而就在此前不久，十八世纪，西方文化尚未扩张至中国时，两者互不相碍，前者还对后者大加赞赏，称为难以企及的德德楷模呢！眨眼之间，他们便忘了。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彼时他们旨在文化启蒙，正好借中国的道德文化这只手扇他们本国神权政治的耳光，以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开道；此时呢，他们的资本主义业已站稳脚跟，到了大规模扩张海外市场的时候，而中国的农耕文化适成其最大的障碍，于是，他们一百八十度转弯，像水仇恨土一样将中国文化视为最丑陋的文化，必欲冲毁而后快。

一句话，近代西方文化水性，中国文化土德，这便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6、画法

西方文化水性，中国文化土德。西方文化总是把陆地纳入海洋的国式之中，将前者视为后者的衍生和延伸物，不过是后者的码头或船坞而已。中国文化总是把水域纳入陆地的图版之中，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而为后者提供必要的水源，农业灌溉，做诗。

同一张“水陆图”，这里的确有两种“画法”：一种是画出水域，同时以此为陆地标界——也就是画出陆地；一种是画出陆地，同时以此为水域标界——即画出水域。

两种画法，用的是同一条线，画的是同一张图，一张一模一样的图，但却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一种以为“水域”为本体，陆地为附属，是水域围拢着陆地，而给出后者的边界，从而使后者得形；一种是以“陆地”为本体，水域为附属，是陆地围拢着水域，而给出后者的边界，从而使后者得形。

由此，在社会生存领域，也便成为完全不同的两类文化——

西方文化以商业为本体，是市场为工厂标界，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标界，货币成了万能的神——为万物标界；

中国文化则完全相反，以农业为本体，农田为市场标界，生产为销售标界，使用价值为交换价值标界，粮食成了万能的神——为万物标界，食即是天。

结果，两种文化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信条——中国文化的生存信条是：种好你家自己的地；西方文化的生存信条是，掏出来别人口袋里的钱。

以此为文化中枢，中西文化，从风俗惯制到社会制度、一直到道德类型，都分判于两途，走了不同的道路。

7、道德类型

因此毫不奇怪，西方文化具有着天然的扩张性，早在希腊时代，即十分注重殖民地的开拓与经营。财富外攫，正是海外殖民地的经济支持，才造就了希腊本土的灿烂文明：深邃无比的哲学，不朽的艺术，浏亮的政治民主制，等等。

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生计有了着落，则社会“内部”也就少了生存利益的纠缠，而使得社会公民们，得以像真正的“人”一样，以比较纯清的心态，来关注、讨论比较纯粹关于人自己的“问题”，天才由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这样，他们的道德类型，也就成为一种解放个体、张扬个性，这样一种类型，个人越是大放异彩，就越是合乎道德。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生存环境则完全不同：它立足于内陆，以守护那不能随身携带的土地为最大职事，谨慎守护尚不能作到完全确保无虞，何得弃自己之马，夺他人牛骑，去开拓殖民地？如果说，这种文化有时也竟然去开疆辟土，如汉武帝时代那样，那也是，开辟疆域之后，立即将此疆土化为“本土”，而不是本土之外的“殖民地”。

故此，中国始终只有“本土”，始终被压在守护本土疆域、养活本土人民这样的沉重任务之下，喘不过气来，它的一切事务，都在“内部”，而不是相反。

由本土来养活本土，这决定了，中国人注定将在首先考虑浊重无比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再去考虑人性是否可以张扬等一类近乎奢侈的问题。考虑的结果是，不能。因为首先要生存：大家一道张扬，谁去种地生产？

这样也便决定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类型，只能是这样一种类型，一种通过抑制人性的张扬而使群体得到最大协调，在协调中保障群体的生存。道德的培养和陶塑，是通过国家的教化，而不是通过群体成员的辩论或讨论；道德教化的基地在静穆的山中，而不是公民的会场。就是这样。

8、道德空间

道德类型其实主要是一个“道德空间”的问题。分析表明，“道德空间”的广狭，与“生存空间”的广狭具有着内在的联系，“生存空间”的广狭制约着“道德空间”的广狭。

其他一切因素除外，西方文化，从其源头处希腊文化开始，近代更得到空前规模的扩展，即历史性地以海外殖民地为本土经济的重要支持，而使本土居民的生存空间得到扩展，大大缓释了其生存压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了他们的以“自由主义”为总纲领的道德体系——这是一种有着较大自由空间的道德类型——

给定一个空间，作为个人活动的私人领地，王国，在此王国内，个人享有绝对自由；只要不出这个范围，就不会影响损害到他人，就是合乎道德的，至于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了什么，那纯粹是个人的私事，社会无需过问。

西方的伦理学，所一直讨论的，只是要尽可能精确地标出这个空间的地段和边界。研究的目的，当然是如何进一步扩大空间，而不是相反，即是为了进一步解放人，而不是束缚人。

相比之下，在中国，情形正好反一个个儿：其一，以本土经济支撑本土居民的生存，本来就基础性地决定了其生存空间的逼窄；加之——其二，这种土地农业经济，拼命追求粮食作物与人口合为一体的密集生殖，人口密度越来越加大，而更使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占，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稍微动作大了些，即会影响、扰动别人，这里咳嗽一声，即已惊醒了那里正在睡觉的他人，不能成眠。由此而引致道德空间同步趋狭——你必须老实不要乱动，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狭小归狭小，小也毕竟有个小的空间。更为严重的是，从此文化立定一个展开的方向，那就是，追求狭小，以为愈小愈好，没有最好，而越来越去追求这个小，无穷滚动，终至于，道德空间真的趋近于零数：个人的一切事务，都成为社会的事务，要受到社会的干涉，达到了这样致命的程度：即使你只不过是心里一闪而过、闪了一个念头，也已然潜在地构成了对社会的影响乃至危害，而必须予以清除——除“心中贼”，以防患于未萌。因此便有了，汉朝大臣张敞在家为爱妻画眉，竟遭到皇上的正式过问，这样极端的事例，但在中国文化看来，却是非常正常的，一点儿也不以为有什么极端。

结果，拿出相当的精力去关注别人，也就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义不容辞的任务，在中国文化看来，那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道理很简单——标定别人的道德空间边界，也就同时标出了自己的边界，否则，不免遭到渗透侵入：邻家女儿的行为可能正成为自家女儿的样板，是不能不关心的！

9、统计学判据

我提出如下判据，供读者参考：

全世界，只有西方国家崇尚“自由主义”的“大空间”道德哲学，也只有西方国家前后一贯地坚持殖主义传统。

西方国家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国家程度不同奉行“小空间”道德哲学，而这些国家都没有前后一贯的殖民主义传统。

我以此一统计学的一致性作为判据，来支持我提出的“道德空间生成论”。

10、西方的悖论

西方的“大空间”道德文化，鼓励个人最大限度去发挥自我，实现自我，作最大胆的奇思异想，最不要命的冒险，摘取金苹果，寻找金羊毛，等等，造就了西方近代工业技术的革命；其海外殖民地，则为其工业提供了最适时、最强有力的支持：资源的，市场的，劳动力的。西方国家由此起家，成了世界强国，世界的主宰。

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兴起，殖民地纷纷脱离西方宗主国而独立，这时，西方国家其经济技术体系已然充分发育成熟，到了极为强大、不可动摇的地步，没有“直接殖民地”，单纯依靠其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也足以继续主宰世界，于是，他们顺水推舟，放弃“直接殖民地”，而将世界作为他们的“间接殖民地”，以强大的经济技术，无孔不入，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这样说话，听上去似乎很不好听，他们会反驳说：怎么这样说话！我们只不过是想作生意而已，作堂堂正正的生意，何来罪恶？强壮并不是过错！

而问题是：当由于历史的原因所造就的经济及市场强国，由他们定好条规，让那些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经济、市场后进国家与他们“作生意”，这同一个刀客强迫一个农夫与其比武有什么两样？公平吗？反过来，若是农夫强迫刀客比农艺，又会怎样？

可惜锄头不胜刀头，农夫被剥夺了话语权。

结果是预料中的：强国愈来愈得到更多的财富。愈来愈强；弱国不论怎样挣扎，总难翻身。

强国说：这可不能怪我啊！知道吗？我们是公平交易，我可并没有像从前那样，占着你们的领土，你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一字不提，今日这样的现实，原是过去历史的直接延伸。

弱国有话要说，一肚子的话，但说了也没用，只好咬住牙，默默发展自己。

问题在于，就在这个时候，强国倒不依不饶起来，对弱国的“文化”提出质疑，认为，后者之所以落后，是其“小空间”道德文化有毛病，必须予以改造，彻底地改，向西方看齐，现在就改，立即见效。

西方国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一手制造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将弱国压住，永远处于弱势地位，不允许跻身他们的好汉俱乐部；另一方面，却又要后者学习他们的文化风度，行为标准，与他们看齐，最好能完全加入他们的话语体系，成为与他们操同一套话语的、因而与他们极好对话的“好伙伴”。

我不知道，这将会造出一种什么样的好结果来！想来，绝造就不出什么“伙伴”，只能造就出“跟班”——小伙计，东家的话，完全听得懂，一点也不“野蛮”，好使得很；要么就是西班牙小说《小赖子》中那位“剔牙”的先生，以富豪们的行为标准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强装一派绅士的样子，适成为富豪的“陪衬人”。

“小空间”与“大空间”道德的纯学术比较另说（实际是关于“人性”的一种探讨），就现实的国际交往而言，目前的情况是，弱国欲成为强国，正有待于对自己的“小空间”文化作为借助，以便集中力量，以十当一，而与强国对话，从市场、技术到政治的对话。“小空间”文化倒成了他们可资利用的一种文化资源。否则，资金不足，技术不足，光有人手，“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散，衣服就扯破。”离开“小空间”，进入大空间，倒是畅快了，却成为一个个散兵游勇，又如何与强手对话？西方国家那么用心用力以消蚀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文化，欲改造“小空间”为“大空间”，我疑心，他们正有这样的用意。因为，弱国固弱，但将内部力量作大集中之后，一样不可小视，弱小集中力量以抗强、胜强，这方面的例子古今中外多有，不胜枚举。

11、中国的悖论

问题在于，“大空间”毕竟有利于个人的天才成长和发挥，也更合于人性，这却又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道德抉择时，一个举棋不定的难题，一个悖论。

道德文化或曰价值文化，是文化的总体基座，基座变化，一切跟着变化。

文化其道德空间的大小，直接关涉到文化的内在结构：单一结构的一元论文化，其空间容量总归是小的，譬如说中国传统文化——

天圆地方，一天笼盖一地，一地之上的人合为一家，而在“家长”的率领之下，世代以来，作线形排队，鱼贯雁行，登天柱之山，立地通天，成为这个民族永恒的命定的天职，绝不能作一丝一毫的修改。其文化的空间容量，是早已定好了的，那就是：“天、地、人”这样一个盘面；其内在的行为逻辑，也是早已定好了的，即是：居天地之中，沟合阴阳，接通天地。根本没有余地容纳此秩序以外的任何随意。现在，若作出调整，由小空间调为大空间，必然要触动文化的大结构，就像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

当路德焚毁教皇的诏令，宣布过去的权威公式“人——教会——上帝”为无效，教会无权作人与上帝之间的“居间人”；人有权自己通过对《圣经》的理解和领悟，来决定自己的“良心”问题，而直接神归上帝，公式改为：“人——《圣经》——上帝”，《圣经》成为人通向上帝的惟一中介。西文化的道德空间，遂骤然被放大，人一下子获得空前的解放和自由：我成为我的心灵的裁判者与主宰者，我的裁定只要能交待我自己的良心也就行了，并不需要我之外的他者作为权威进行裁定。以此作为开头，西方社会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拉开近代西方大崛起的序幕。

那么在中国，倘若废除天柱山，废去“居间人”，而使人、天直接接通，个人径可以根椐自己对“天意”的理解与领悟，或者，根据自己“某主义”的理解和领悟，来确定自己的生活理想，这样一来，势必引发对整体文化的内在结构、尤其是社会组织法的大调整，其间所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震荡——在目前全球国际环境如此激烈竞争的情势下——我们不妨自问：中国能否承受得起？欧洲当年宗教改革，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世界普遍处于古代社会的沉睡之中，由是欧洲的改革，正有可以抢先一步的历史机会，不必担心自己在“改革——混乱”的过程中，为外人所乘；待到改革就绪，世界仍然沉睡未醒，欧洲遂淋漓发挥出其由改革所造生的天才与生机，一以当十，洒向全世界，如虎入羊群，把世界牢笼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财富滚滚如流水，流入欧洲的“世界银行”，欧洲由以在短时间内起飞，由传统社会迈出工业社会，从此，其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就算牢牢立定，再无人有能力向其发出挑战。直迄今日，世界依然笼罩在他们那巨大无边的阴影之下，挪动不得，逼使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集中意志和国力”，以十当一，方才勉强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他们对话。

如此看来，中国现在若欲来一次路德式的改革，改革未可一蹴而就，“集中优势兵力、以十当一”的武器倒先失去，其后果会怎样，就不敢设想了。眼下的活例便是，苏联被肢解，由原来的统一大国，分解为十几个小块块。他们太过于迫切渴望欧洲人那一份“以一当十”的豪迈了，结果一朝放弃“以十当一”的中心凝聚，立即被一分为十。回过头来猛省，再搞什么“联合体”，已是覆水难收，联而不合，为时已晚。尽管由于文化空间被骤然放大，内在的生机遂得以释放，假以时日，必有可期望的良好生长，但这“时日”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殆无疑问。

苏联与中国，向来担任第三世界的龙头老大，作为世界后殖民地国家的领头人，而与作为前殖民地宗主国的西方世界作勉为其难的抗衡。苏联倒下以后，再不成气候。现在西方世界遂对中国予以集中“关注”，他们指望中国亦成为下一个苏联，那样的话，“他们的事”也就好办多了，就像一百年前那么好办一样。而他们长久作“世界贵族”，让全世界作他们的“贵族庄园”，让世界其他国家作他们的小跟班，这样的美好理想，也就铁定不改；谁要想对此世界基本格局作大的改变，至少也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事了，到那时，他们又有了更新发展，不愁找不出新的好招，足够对付。

那么中国怎么办？在“大空间”道德文化的“人性当然”与“以十当一”的“现实必须”二者之间，又如何选择取舍？

我曾经说过：自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大遭遇，中国的命运就注定是“两头作战”，一头在国际，一头在国内。现在的所谓取舍问题，其实也就成为国际与国内两头的选择问题。设问：重心将放在哪一边？

12、长远与当前

每一个人，即是一个“能量”单元。社会文化，无非是对此所有能量进行疏理排布，安置整合，从而进入一种“装置”，在此“装置”中，原来个体的、因而是盲目的能量，现在进入秩序之中：按预定作有序释放，以免盲目乱爆，炸毁社会。

但是正同机械装置一样，什么样的文化装置，也不可能成为无障碍理想装置，没有摩擦，永不产生代谢废料。怎么样处理装置运转过程中所必定要产生的“垃圾”，是判定一个“装置”其优劣的有效标准。

如何处理“垃圾”呢？到目前为止，“装置”的总体设计，大体说来，无非有这样两类设计：一类是作短周期的即时处理，即时排放，即时清理。一类作长周期处理，即待垃圾废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作一总的清理。前者正对应着“大空间”道德文化，后者对应着“小空间”道德文化——

“大空间”文化，给予个体以较大自由空间，其个体能量，得以随时产生，随时释放，无论是作有益的释放，有害的释放，还是作无益无害的游戏式的释放。总之，不会造成废料堆积，垃圾堵塞；不会造成“能量蓄积，巨大爆发”——这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指，不会造成个体能量的积累坐大；其二是指，不会出现许多个体结为板块，作能量集结。后者的意思是这样的：既然文化“空间”较大，个体在此“大空间”中，得以充分实现“个体化”，个性化程度达到极高，从而弱于从众心理，少有权威人格，千人千性，没有两个人可以雷同重叠，则自然不易产生“同类合并”、能量集结的后果。

与此相反，“小空间”文化则不然：个体未得充分“个体化”，只是整体中之一个“部分”——犹如：不是一个“分子”，而只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原子核的“离子”，是不“自足”的，因而也是不稳态的，它时时刻刻在寻求进入整体，去依傍一个中心原子核，释放能量，进入稳态。但整体却由于废料垃圾的堵塞，运转不畅，并不能随时将所有这些有待能量释放的游离个体予以吸纳。如此发展下去，离子群集累到一定数量，终于有一天，时机凑巧，大面积的极易结合的“离子”，瞬时集合在“中心”之外的别一中心之下，作能量集结，一点突破，裹挟扩展，迅速铺开，天雷炸响，作能量巨大的大爆裂，颠覆核心，炸翻社会，改朝换代，能量作“大周期”的历史性释放，而对社会进行一次总清算，对“机器”进行一次总清洁，从此开始下一轮的“运转——积累——清洗”的新的循环。——这便是一部中国古代史运动的节律。

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社会的特性。中国的改革必须是面向长远的改革——那就是：走出循环。

改革的本质，在于创造一种机制，即使得社会有一套机制，得以随时清理其在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料垃圾，尤其是政治垃圾。也就是，在生产工厂内部建立一套配套的“清污系统”，生产与清污，必得是一套贯通一体的自动循环系统。

为此，必须培育社会公众每一个体的“主体意识”，以及由此而生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这样，才有真正的“社会监督”，而“社会管理”也就成了全社会的事，而不仅仅是官员的事。

但是，这却又有待于“道德空间”调整扩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旧意识是再不能有了。社会成员必须比较充分地实现“个体化”，即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性的“主体”；个体只要还有着任何程度的“依附性”，就是没有充分个体化，没有成为主体。非主体，当然无从谈什么权利和责任，那只是一个听取命令和差遣的跟班而已，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并不具有任何“本身属性”、只将整体属性作为自己惟一属性的存在而已。毋庸讳言，“小空间”只造就这样的存在，“大空间”文化才造就“主体”。

为了造就一个健全肌体的社会，尽可以开动脑筋对社会政治机构作越来越精致的工艺设计，但一切的基础，仍在道德文化的总体框架的属性。基础不立，不要指望“社会政治工艺学”会制造出什么无缝天衣，创造奇迹。这是肯定的。

“大空间”道德，保护个人有较大个人隐私空间；“小空间”道德反是，保护社会有较大隐私空间。个人愈是没有隐私，社会愈是有大隐私；反之亦然，个人愈是有权保有较大的自己的私人空间，社会愈是少有隐私，愈公开透明。二者成反比，这是一条基本定律，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13、膨化效应

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是一种“两头兼顾”的改革，这当然是一种最为明智、审慎的选择，即一方面保持传统的“集中”优势，保持以十当一的实力优势，以参与外部交往、竞争；另一方面，同时小心翼翼地对既往“小空间”文化逐步予以调整，由小渐大。

而即使是“逐步”，即使还仅仅只是一种过渡，由于传统上中国文化的道德空间是那样的狭小，几乎压缩成了一个质点，以至过渡还只刚刚开始，“膨化效应”的问题也跟着爆发，并且显示出其可怖的威力。

什么是“膨化效应”？简单说，是指：当一物由原来的小空间、高密度存在状态，由于突然撤去外部的高压力，小空间存在骤然膨胀，膨化为大空间存在，而将玉米变为玉米花，原来形状荡然无存，变得没有面目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那就是社会犯罪率骤然暴增。

追溯这一历史过程，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些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农村改革，农民复位于“耕者有其田”的传统定位上，立见奇效。

农村改革强烈轰击了城市的心平理平衡，于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城市改革——价格改革——中，开始出现一部分人的“经济膨化”，这部分人主要是游离于传统公有制谱系之外的游商，并没有社会定位。然而，经济的膨化，立即引致道德上的膨化，开始冲击传统的“社会等级”，至少在时尚上，这部分人已有欲盖过当时社会的最尊贵阶级——官员——的势头，那时广东流行一句笑话，吓唬某人时就这样说：“让你当干部去！”意谓，让你受穷受苦去。传遍全国。影响所及，“干部”真的有些自惭形秽起来，埋下心理危机。

于是接下来90年代初直迄于今的市场改革中，“干部”们猛醒：噢！我手里捏着可以让人富、让谁富的打开金洞的钥匙，是我让那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富了起来，如今我倒反成了没有富起来、被人嘲笑的可怜虫，这怎么可以！于是而一步跨到海边，手握海神波塞冬的搅海大戟搅动起来，把搅起来的鱼鳖虾蟹，无论大小，饕餮吞入肚中，重振“最尊贵者”雄风，痛快淋漓，很快就暴富起来。引动手下胥吏，全面出动，各自为阵，占地为王，但从地界过，留下买路钱，决无通融的余地。连村长也成了可畏的一方诸侯，流行的俏皮话是：“别把村长不当干部！”

道德空间是限定人的自私欲望的容器。换句话说，此容器所限定的，是人的欲望所可以满足、实现的最大边界，一旦超出边界，必伤及公义，影响到别人的正当利益，损伤社会整体秩序。

现在，全社会全面膨化，占地必大，但是哪来那么大空间供所有人都利益均沾？

于是便形成拥挤，空前未有的拥挤。那些先天地利位置占势不佳者，轰然被挤倒在地，被人踩在脚下，呼喊号叫，哀鸣怒骂，但没有人听得见，也没工夫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市声中，他们的呼喊只如微不足道的草间虫鸣；只有胜利者的旗子在山峰空际，猎猎飘扬。

到处都是爆米花，铺天盖地，一望无边。地在哪里？天在哪里？山在哪里？全退出了视野，剩下的只是一片混沌。大家都埋在由爆米花堆起来的“山”中，攀登这座“山”，成了眼下中国人的最“崇高”之路，通神之路！

是的，这便是现今中国的山。

14、新的希望

膨化效应致使现在中国存在诸多问题，而由此带来的好处却是，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现今中国人为了求“生”，真是到了拼命的地步。只要当局扎扎实把社会保障事务做好，立定“第一基础”，即安全基础，那么，目前的混乱无序，适证明旧秩序已然开始被打破；则新秩序的重建，是可以预期的。

新秩序，自然是建立在“大空间”道德文化的基座之上，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充分稳态的道德文化系统。在这一新的道德文化系统中，原来的“天、地、山、水”四基元，也将获得新内涵：

天：意味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地：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

山：意味着一条新道德之路；

水：意味着一套新美学系统。

而传统文化的基元，也便在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重现其往日曾经有过的风采，那将是一种立足于东方本土，发枝于中华祖根之上，既造福于中国、也布惠于世界的新中华文化大系。且静心以待。

诗曰：

《咏中国山文化》

高拔为欲度攀援，

无限精神无限天。

文章颂起苍岩后，

宝鼎烟升老树间。

一二三生归大道，

百千万战倚长垣。

神州不灭凭神柱，

唤请来人审自看！

（《山格》卷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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