乇  言（山格八集）

李维加  著

1、存亡之机，在于山势

中华文明的产生及中国文化的养成，从先天条件讲，与中国特殊的地理型态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从大的地理形势讲，西马拉雅山脉，如一道高墙，将中国与南亚、西亚大陆分割开来，在高墙那一边，形成印度文明及中西亚阿拉伯文明，在高墙的这一边，形成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

其次，在中华大陆，又有众多山系，这些山系纵向、横向交错排布，呈现出不规则网格状；每一网格，成为一完全或不完全封闭的自然区域。用语言详细描述这众多山体的分布、走向，会十分罗嗦，又难得讲明白，读者只要打开一张地图，也就一目了然。

这样的地形特点，是由其深层的地质构造造成的。英国汉学家李约瑟博士根据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中国地质构造图，将中国的自然区域分别列出，计有十九个（见《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四章）：

（1）青藏高原和丛山。

（2）新疆塔里木盆地。

（3）蒙古草原。

（4）东北平原。

（5）东北地区的东南高地。

（6）多山的山东半岛。

（7）华北平原，包括河北全省、山东西部、河南大部分和安徽北部。

（8）多山的山西高原。

（9）陕西盆地。

（10）沿青海高原山麓行进的甘肃走廊。

（11）长江下游谷地。

（12）东南沿海山地，包括浙江、福建山地和海滨半圆形山地。

（13）长江中游盆地，包括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和皖南部分地区。

（14）四川红土高原盆地。

（15）贵州高原。

（16）南方沿海半圆形高地，特别是背靠广西台地的广东省。

（17）广西台地。

（18）云南西南高地以及康藏高山区发源的河流的绝壁峡谷。

（19）康藏高山。

一般读者，没有必要对李博士这张复杂的“区域图”做细致的了解，我这里之所以加以引用，只在于要读者明白中国地理的“网格”特性，这样一种大势。

中华文明及中国文化，正孕生于此高山围拢而成的诸“网格”之中；并借此网格得到保护而得以持续的保存和发展。在世界诸古老文明、文化中，独中国文明、文化数千年一系贯穿沿续至今，没有中断、改变，其基本原因实在于此。对此，中国文化自身也有清醒的认识，它坚定不移地认为：山，是生存的护墙；高墙之中，才为“家园”。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北部边疆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从来没有减轻过压力；而中国边防防守，毕竟最终还是守住了，其基本依赖也正赖此天然护墙的存在——长城绝大部分建在绵延不断的山体之上。

就国家本身而言，其政治地图的绘制，正基于国土的自然地图的绘制，政治格局以自然格局为基础。“依山临水”——为中国历代王朝实现国家控制的最基础的立国、治国之道。

当历史发生变动的时候，哪一种力量“依山临水”立脚最稳，哪一种力量也就获得主动，最终击败其他势力，而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控制全国。

至于在具体战争的实践中，那作为战争基础要件的天时、地利、人和之一的地利，就更与战争的胜败有着直接的相关关系。如何利用山势地形，创造卓越成例，成为历代兵家考虑的大课题。

一句话，存亡之机，在于山势。一部轰轰烈烈的中国史，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把山放置在一个神圣的位置上，对其保持神圣的信仰，有着最为实际的现实考虑，还并不仅仅是因了它的美态、它的雄姿而进行的纯意识演绎。这一点，以陕西盆地表现得最为典型。

2、四关之地

陕西盆地，四面为高山所围拢，中间“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水系发达，而使得这块土地，一方面可产生出足够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战守兼备，使此种实力得以发挥出最大的效率，成为一种别的地域难以相比拟的争胜、守成的决定性的有效力量。在中国历史的前半期，先后有十一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周王朝、秦帝国、汉帝国、唐帝国，这些赫赫有名的王朝，都诞生于这方神奇的盆地之中，而显示出，此自然地域，在自然经济的古代，的确有其内在的竞争优势。

陕西高地，号称“四关之地”。在四面崇山峻岭中，辟出四条出入的通道，分别由四道关门把守。这样，就使得这块盆地，一方面既得天然地势守御之利，只花少一部分的防守力量，便可确保整个盆地的安全；另一方面，又与周边地区以通道相连，稳固而不封闭，进退战守，全在我的掌握之中。

在陕西的东部，临潼县境内，是陕西的东方门户，潼关。潼关，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之地，左右两边为千仞绝壁，中间一条羊小道仅容一车一骑通过，自然天险，成为整个关中地区可靠的第一道东方锁钥。

在潼关的东方，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更有一道天险之关，函谷关，成为陕西盆地的第二道关门，真正的“东关”。其地势之险要，《战国策·秦策》这样说：“秦东有崤函之固，车不得方轨，骑不能并行。”《读史方舆纪要》这样描述：“内屏关中，外维河洛，履崤阪而戴华山，负大河而肘函谷。”

在陕西的东南部，今丹凤县东商山涧谷间，有战国秦国所置武关，为当时秦、楚、韩三国边界，也是一座险要雄关，唐人李涉《再宿武关》诗曰：“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当年秦国与楚国争雄并最终灭楚，其间多次大战事发生在这里。

在陕西西南部，今宝鸡市西南群山中的大散关，扼守秦蜀交通咽喉，成为秦地的南大门，蜀中的北大门。宋陆游的著名诗句，“铁马秋风大散关”，写的就是这里。

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东南，为关陇地区的北方门户，汉武帝时曾出此关与匈奴作战。

这些万山丛中的险要通道——关隘，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亲证了山岳在中华文化史上至关重的作用。假若没有这些山系，或这些山系的排布是另外一种格局，则肯定无疑，中国历史乃至文化，也得成为另外一种样子。

3、周秦开国

关中是养成巨人的地方。周人就是在关中养成了巨人。于是，大开关门，东出河南，匝月之间，扫荡商朝，建立了自己的统一的大周王朝，成为中华历史上在政治制度、典章文物、宗法伦理等整体规模上为中华文化奠基的一个决定性的王朝，使得作为商后裔的孔子十分的向往，连作梦都在梦见它，奔走呼号，号召“复周”。

春秋战国三百年间，又是关中——这块土地培育出具有决胜力量、占据决胜地理位置的秦王朝，据关守险，时守时出，指东打西，席卷天下，最后将林立各国全部拖垮，一个一个吃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

秦帝国虽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灭亡了，而它所确立的中华大一统的政治文化模式，一劳永逸地成为中国从此永久不改的历史方向。继秦而起的汉朝，只是在表面上去除掉秦朝的一些暴虐的作法，在国家内在的政治法理及组织法理上，却全面继承了秦人的遗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从此安顿下来，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样板，在此后二千年中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这都是关中这块“风水宝地”对中国历史作出的特殊贡献。

4、萧何之功，陕西之功也

当年，秦亡之后，西楚霸王项羽怀着一腔乡巴佬式的恋乡之情，说，富贵不还乡，犹锦衣夜行，首先把自己安顿在以彭城（今徐州）为中心的东部平原上，沾沾自喜；而将他最不放心的刘邦封为汉王，封锁在幽闭的巴蜀，以为从此足可在彼偏僻闭塞之地困住刘邦这只狡狼。殊不料，巴蜀虽然偏僻，却天然与王者之地陕西为邻，一山相隔，实极易开展其王业。

果不其然，刘邦用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几乎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由汉中越过秦岭入据三秦。当这一幕发生了的时候，后来整个事件的结局，事实上已然是注定不改的了。而项羽却浑然在梦中。

粗疏的项羽没有看到，以当时情况，东部平原决无与陕西盆地争胜的内力，以前也决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要紧，不久，战争的实际进程马上就会告诉他这一点：楚汉相争，双方拼死决战，数年下来，总是在项羽的地盘上打，把河南、河北、苏、皖等地周旋了个遍，绕得项羽头晕眼花，连项羽的老根据地彭城一度也被刘邦占去。项羽总是处于救应的状态，人家是指东打西，他则是防东救西。战线一拉开，致命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战争后期，项羽因粮道被断而整体陷入被动。全局动摇。反观刘邦这一边，其后方根据地关中，四关一锁，安然无事，连个蚊子也飞不进去；在整个战争期间，未受半点扰动。结果是，就在项羽疲于奔命救防他的盘盘碗碗的同时，萧何却坐镇关中，将一应战争军需源源不断送抵前线，使得刘邦屡败屡振，最终熬过最艰难的相持阶段，进入反攻，战胜对手。

事毕，刘邦封功，封萧何为首功。萧何之功，陕西之功也。

刘邦的怀乡之情岂曰不重？作皇帝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又是唱，又是哭，离又返回来，不胜依依之情，至今感人。但是，他懂得本末轻重，乡情归乡情，天下形势利害至上。战事平息后，刘邦初都洛阳，齐人娄敬建议他还是把都城建于长安。刘邦问群臣，群臣大都为东部人，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倍（背）河向伊洛，其固足恃也。”独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崤、函，又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刘邦一点就明，点头采纳，马上实行，“即日车驾西，都长安。”（《史记·高祖本纪》）

5、聚合全国的基地

汉以后，中国分分合合，分久而合，合久而分，多少次社会解体、陷入大混乱大动荡之后，多数是通过首先在陕西盆地凝聚集结力量，最后以此为据点，收复全国，整合混乱，使中国再度获得统一。陕西成为了凝聚全国的首屈一指的核心。

为什么会是这样？究其原因，首先当归之于陕西其特殊的地理条件。在这块盆地中，四面为崇山峻岭形成阻隔屏障，在通常情况下，外面极难打入进来；里面呢，只要花少量的守御力量，以逸待劳，凭险而守，就可以确保本土的安全了。这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古代，尤其显示出其所具有的决定性的基础意义。

其次，陕西盆地的面积适中，既不太大，又不太小。太大则难以控制，而且更难守御，由此更进一步去实现对全国的控制就更谈不上了，元以前的华北平原，就是这样。太小则经济力量、从而社会力量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对全国来说，无论是军事攻守还是社会控制，都难以胜任，如山西盆地，就是这样。天赐其利，陕西盆地其大小规模适中，与中古以前中国的技术水平相匹配，刚好胜任在自我控制的基础上、进而控制全国。

第三，陕西盆地土质为黄土，疏松透气，适宜于犁耕的技术条件，又有较好的保墒性，加之盆地内水系较为发达，灌溉条件优越，气候温和，所有这些合起来，使得盆地成为一天然优良农业园区；四面山岭的围拢形成天然围墙，保护“园区”内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凭着这些自然条件和当时的农耕技术，陕西盆地可以稳定地积蓄力量，到一定时候，形成对全国其他各自然区域的压倒性绝对优势，执全国之牛耳。

从历史上看，夏代时，全国人口规模还很小，因而其基地选在山西（南部），也是四山围拢的格局，但规模较陕西为小。到了商代，由于人口规模的扩大，加之技术的进步，狭小的山西盆地不足以予以容纳，于是山西由河南所取代，商代夏。而河南又有河南的局限：西部山地太过于狭窄，难以展开；东部平原半开阔地，又太过于广阔，有利于发展，却不利于守御，作为全国地域中心其得以存在的基础是，与它相邻的西部邻居陕西盆地的力量还没有发展蓄积成势。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终于有一天，陕西盆地的力量蓄积达到一定规模，河南半开阔地的历史地位也就暂告结束（后面它还将有自己的作为），陕西取代河南，周代商。——一部中国的古代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各自然地域的发展史，两者互为表里，是完全同步的。

6、号召全国的圣地

从周代开始，陕西成为中国的地域中心。

周代，政治制度、宗法制度以及生产制度达到完备，典章文物无比丰富灿烂，一套完整严密的文化体系由此得到确立，既具有形而上的至上性，又具有形而下的操作有效性；文化与信仰紧密地融为一体，经由孔子等学界、教育界巨子的整理传播，传到后世，成为后世中国文化的精神源头和社会制度的原始武库，周文化在后世中国得到了祖源性的文化认同地位。

文化，总是在一定的地域发生的。神圣文化的发生地，便成为圣地，与文化一道得到人们的信仰乃至崇拜。陕西盆地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因而陕西便成为中国历史前半期中中国文化的圣地，“王权”的老家。站在关中平原上，挥手号令全国，全国俯首。从这块土地上发出的号令，就是神圣祖先发出的号令，神圣天地之神发出的号令，一句话，神圣文化发出的号令，具有不可抗拒的至上性。

陕西，必定是王都之所在，对此，全国那一地域也不要指望可与之争衡。

7、向关中集结！

汉代以后，中国陷入近三百年的大分裂。在逐渐由分到合的艰难进程中，先为三国，继之而晋。晋朝刚获得初步的统一，似乎很有希望，但社会碎裂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一时还难以整合为一体。很快，王朝崩坏，陷入更大的混乱之中，北方游牧部族也加入混响，五胡十六国，天下滔滔。分裂到极点，复开始向统一回归，合为南北朝两大块。

北朝，先后曾经历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这样几个阶段。北魏政权为鲜卑族少数民族政权，逐步汉化，最后与汉人基本上没有了质的差别；起初定都于山西的大同（平城），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山西盆地无法容纳，而渐次向南开展，统一中原，定都于洛阳。

洛阳，在当时的条件下，绝没有力量将长安与太原统合起来，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王朝再度分裂，分为东魏和西魏，前者以洛阳为中心，后者以长安为中心。起先，东魏似乎势力很大，对西魏形成进攻态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颠倒过来，东魏演变为北齐，西魏演变为北周，终于，长安打败洛阳，中国北方成为北周的一统天下。继而北周演变为隋，挥兵南下，一战而胜，统并南陈，中国遂告统一。

这一历史进程清楚地显示：分裂后的中国，其社会力量如何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一步一步，向陕西靠拢，在陕西集结，而由陕西盆地完成最后的统一。

隋朝一如秦朝，未遑巩固，即过分作为，在短时间内自我爆裂。李渊父子，先是在山西盆地作小规模的力量集聚，作为跳板，时机成熟后，一跃由山西跨入陕西，作全国性的力量集结，很快即收复全国，统一在大唐的旗帜之下。

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有了秦、汉、隋几朝充分的前车之鉴，唐廷得以在更高的一个经验层次上，贯彻中国文化一贯的“依山临水”、“据陕治华”的历史方针，尽可能避免既往的人为失误，终于，创出比之大汉更为辉煌的大唐文化，使得陕西的、长安的光华更为耀眼夺目。

8、渭水东流去

然而，唐朝实在是太过于辉煌了，其所创造的社会能量实在是太过于膨胀了，结果走向它的反面，由陕西盆地创造的过分膨胀的社会力量，为陕西盆地所无法容纳，适成为埋葬陕西、埋葬长安的力量，而且埋葬得是那样的彻底，一劳永逸，长安永久地退出中国中心的历史地位。

这道理很容易明白：正如当年山西盆地不足以容纳夏朝末期的社会力量、而为河南所取代一样，现在是陕西这块地域显得太狭小，不足以容纳早已过分增长了的社会力量。于是，唐朝灭亡了，随着唐朝的灭亡，陕西及其心脏长安，也跟着退出中国历史的中心地位，从此再不复返。历史不回头。

有人试着回头试试看，但均告失败。他们是唐末的黄巢和明末的李自成。黄巢在长安建大齐政权，李自成在长安建大顺，都眨眼之间即告失败。

当此社会规模已远远超出上古社会，陕西本身能积聚、储存的力量已远不能胜任担负起控制全国的重任的时候，陕西的历史中心地位也便宣告终结，它将由更开阔、更有积聚—储存潜能的地域中心所取代，那便是河南——历史回过头来二度与河南作亲密接触。“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一回与上一回完全不同，上一回，河南那过分开阔、从而难以控制，是作为其致命的缺点出现的，现在却成为可与一个更大规模社会相匹配的优点。不过，这也只是一个过渡，当社会更进一步扩大规模、连河南也显得狭小、而不相匹配了的时候，历史就只有选择一规模更大的开阔地作为其控制中心了——北京。这是后话。

9、可畏的跳板

这时，陕西与山西一样，只具有“跳板”的性质和作用。相比于社会的发展，他的规模、容量太小了，不能承当担任全国控制中心的重任，但却正适合做一块初期积蓄力量的根据地，逐渐发育，逐渐成长，虽长不成巨人，却足可长成一大小伙子，有一把足让对方凛然生畏的力气。这时候，就到了他该走出陕西盆地的时候，到了雏鸟出巢、少兽出穴的时候，到了走出盆地、扩张邻地、直至夺取全国的时候。

离开陕西到哪里去？毫不犹豫，矛头所指，直指北京，背靠燕山，西依太行，东界大海，居高临下，大气磅礴，俯视广阔的华北平原，以此为据点，决战江南，统一全国。——这便是当年李自成所走过的历史之路，只可惜由于其间意外插入关外满族人南侵这样一个变数，使李自成遭到了失败。三百年后，中国共产党由陕北起家，再走一回“陕西——山西——河北——北京”之路，获得辉煌成功！

这都是陕西作为“跳板”，所建历史性的功绩。

可以这样说，当古典社会初告终结，现代社会初始登场的二十世纪，陕西虽然不能够起到当年的唐朝统一全国的作用，没有诞生一个全国政权，但却孕育了一个全国政权。他从幕前退到了幕后，依然劲健有力，虎虎令人生畏，让后来的人深长思之。 

 　10、三山之地

河南全境，北、西、南三面为群山环绕，东向敞开为开阔的平原，与华北平原相贯通，并成为该平原的一部分。

豫西群山，为秦岭东延余脉，有崤山、熊耳山、外方山和伏牛山等，直至嵩山。北部为太行山南段东麓。南部有桐柏山、大别山，二山并成为华北平原的南界，将中原与江南分隔为二域。

一个几可与长安一比辉煌的都城——洛阳，就夹在西部伏牛山、外方山、北部太行山、黄河之间。

但又不同于长安。长安位在陕西盆地，基本上四面为山环抱，除几道关隘之外，北方陕北黄土山地，山间有漏气的通道，西北方通河西走廊。为把守好这些小小的漏气孔道，第一，守御好关口，这是很简单的；第二，在北部修筑长城，筑成陕西盆地的北部边墙；第三，将陇中并纳入陕西盆地的范围，一直延伸入河西走廊，在那里特置防护堡垒（如设都护）。这样一来，陕西便成为一封闭完备的独立地域单元，严密无懈。

相比之下，洛阳半开阔、或曰半封闭地，则——

其一，西部所依巨山，并不一定绝对可靠，因为来自西方陕西盆地的攻击力量，完全有可能杀出山来，直逼洛阳，造成危险。这是因为，陕豫间的界山，本为两区域所共有，却较易为陕所掌握，较难为洛阳所控制。当年秦人就是这样杀出山来，吞并了山东六国。

其二，其北部山（太行）、河（黄河），并不能形成严密可靠的界守，常易受到来自北方山西盆地或河北的割据势力的侵入，历史上山西南侵洛阳的例子发生得多了，非常容易得手，如北魏的南下。

洛阳东面，虽然完全敞开、通气，为开阔的平原，反而倒没有大的问题，这是因为，那一面的山东、安徽，虽然也有过发生爆破的先例，如唐的黄巢和明的朱元璋就是分别首先从该两地杀起来的，但却不易在该两地形成集结，从而长期占势，与洛阳对峙。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情形不讲了，在后来的历史上，该两地从来没有单独立过国，说明那里的山势地形确不具有独立自足的条件。而倒是反过来，河南以洛阳为中心，背依豫西三面环山的桶状形势，如坐在一把得劲的圈椅上，集中力量于东方一面，大出大入，吞吐挥洒，对敞开的东方大门外的安徽、江苏、山东、河北实施控制。——这是怎样一个概念呢？这其实也就意味着，是对中国的基本地域实行了控制；如果此时，陕、山二盆地也并在洛阳的掌握之中，则，北中国也便全然掌握在了洛阳的手中，统一中国，早已成为自然必然之事。

河南地处中原地，西面的陕西盆地，北面的山西盆地，及东方的华北平原，为其命脉之所在。除此之外，没有大的问题——

西南方，四川盆地，四面巨山，中土沃野，足堪自守，却极难面向北方出兵，因为他打不通四川通往陕西的难关，当年诸葛亮数次北伐，至死不成，已为成例；

正南方，两湖一域，只有当年战国楚国一度成势称雄，势力扩展到河南，但最终瓦解，不成结果，之后再未能复振；

东南江浙闽，外加岭南两广，同两湖一样，春秋时吴越曾一度称霸，与北方形成对垒之势，但也只是昙花一谢。以后，六朝及南宋，缩守一隅，说明尚有相对独立的一些基本条件，却无论如何没有北进的力量，这样的先例从未发生过。而自守，实不过等待别人前来收拾自己，只是个时间问题，六朝及南宋都是这样的结局。

11、洛阳的核心问题在掌握秦晋

洛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山、陕盆地可靠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洛阳成为洛阳的充分必要条件，不然，它就只是一普通的地方而已，不值得一说。

商周之际，周人立足陕西，商人立足河南。至周文王，西征犬戎和密须（今甘肃灵台），消除后顾之忧后，继而渡河东征山西（南部）。一俟将山西拿下，这时，河南的商人其灭亡的结局，已是注定了的必然之事。这结局，到了周武王手里，水到渠成，轻俏实现。这是陕、山联合征服河南的典型案例。

周武王一定对秦、晋、豫这种三角战略关系研究得十分透彻了，明白，以西制东，以北制南，如顺水行舟，最易得手，反之则是逆水行舟，很难措手。于是，周灭商后，其国都仍定在陕西，文王都丰，武王都镐。至成王时，周公为了方便控制东方，营建成周，将洛阳定为东都。这样，洛阳背依西都以自固，立足东都控制整个中原及东方各地域，伸缩进退，全在掌握之中，立定不败之势。

对于周朝来说，不怕东都有危，单怕西都不稳。东都有事，由西都出兵平东都，是不成问题的，这也就是当年周人灭商的那个过程；而西都一旦有事，东都却势难以东逆西。

不幸这件事到底还是发生了。祸源来自西北的犬戎，从背后杀出，直指西都，周幽王殒命。西都陷落，整个大周朝的根本动摇。周人没有办法，只好“平王东迁”，继位的周平王迁出陕西盆地，迁都洛阳，以避犬戎锐势。西周演为东周，周王朝衰落的大幕由此拉开。

周王朝失去了陕西，便失去了力量的源泉之地，如被拔起根的大树，成为一支没有依据的孤弱势力。而崛起于陕西的秦人，后来居上，取代当年周人的位置，灭周，灭列国，再一次重演陕西征服河南的历史。

历史尚没有进展到那一步——没有进展到该到洛阳风光耀眼的那个时刻，他只有接受事实，接受屈辱。

之后，长安更为显赫，西汉王朝将立足陕西控制全国的史剧演到淋漓尽致。这时，洛阳依然一副寄人篱下的可怜模样，面对身旁的高大秦岭，他依然是一个无以自立的小孩，逡巡于大人膝下，扯着大人的衣角，彷徨无主。

12、光荣与考验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朝，在其红日高照之下的二百年间，中国的精神及制度得到烘干定型，这是其一；第二，西汉创出更大规模的社会力量（人口与经济为其中主要两项指标），较之以前的商周，可说是发生了一个质的跃迁。那社会规模的巨大，仅由武帝时对匈奴人发动的汹涌浩荡、超过百万人规模的多次巨战，就可以看出。

这确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他所能集结的社会力量是骇人的。这庞大社会规模、社会力量，正是在陕西的领导下创造出来的，现在，这力量返过来要向陕西发出挑战了，问他：“你把握得了吗？”陕西开始有些感到惶恐了，他感到了驾驭如此江海般汹涌力量的艰难，第一次觉得他有些力不从心了。

历史决不中途调整自己的进程，他总是将一个阶段性的进程一口气走到底，走到尽头，然后再开始下一期进程。——我们看到，这对西汉王朝来说，即意味着：社会力量及社会规模不停歇地日益增长，总有一天，将超出长安的把握能力，而将创造他的母体无情地踏翻在地。这正犹如驯兽者将小老虎从小养大，回头为长大了的老虎吃掉一样。

老虎长大了怎么办？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更换驯兽师，请来更高一级的驯兽师予以更高一级的驯化。社会规模已发展到了为陕西难以掌握的地步，陕西只有让位。

洛阳的历史性机会来了！

西汉灭亡后，东汉定都于洛阳。洛阳，北依邙山，南屏双峰对峙的伊阙（即龙门），就战术性的守御而言，他是远远不够理想的；而就战略性的开合而言，他却较之长安有更大的潜在的伸展余地。他背西向东，可以将他的风筝远投到东方广阔的华北平原上空、江汉平原上空，将中国最富庶的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一网兜住，打入囊中——那并不难。于是，他不止在量上，而且在质上，在更高一个能量级上，远远超过了陕西。相比之下，这时的陕西，却显得只具有“地方”的性质了——不过是西北一重镇而已。

历史要求地域间力量的平衡，正像人挑水一样。这也就是说，当西汉时，中国东部、东南部还不够发展、分量不足的时候，陕西是全国的“几何中点”；到了东汉，东部、东南部的分量加大了，“几何中点”当然需要由西向东移位，从而要求洛阳站出来，以东方的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为一头，传统西部、西北为一头，一肩挑起来，掌握全国。洛阳于是被推到历史的前台，又演出一个二百年的历史活剧，足成两汉的全部辉煌。

但是，这却远远不是结局；毋宁说只是一个开头，一个真正对洛阳在历史进程中其核心作用究竟如何的考验。

考验来自东、西两面。

东方首先发难：号称百万的黄巾军，在山东、河北一带骤然集结，汹涌而来。黄巾农民军被荡平后，洛阳已是一片混乱，不得不向西方求援。董卓的西北军“应召”入京——这一下历害，洛阳绝难应对了。洛阳失去了最后一丝控制的能力，成了一位中风瘫痪的病人。国家完全失控，陷入空前的大混乱，天下分崩离析，一如瓷盘摔到了青石上，摔成粉碎。

其后，经过极艰难的复原，洛阳将北方中国慢慢收拢归一；而刘汉王朝也演为曹魏王朝，光耀千古的大汉不存在了。

接下来的进程依然是依照中国历史一贯的逻辑开展：北方的魏、晋，抛出长网，将南方的蜀、吴，分两次一一兜回，北方征服南方，全国再度统一在洛阳旗帜之下。

13、洛阳扁担两头挑

洛阳算是经受住了考验，但也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付出极为艰苦的努力。不幸的是，这得来不易的圆满并未能保持多久——这一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人为的失误：胡汉文化大融合，统一的基础还相当脆弱，这时，晋武帝出于人性的弱点，一念之差，立了他的傻儿子司马衷为继承人，司马衷继位以后，无力控制局面，诸雄并起，猛虎出笼，天下立即大乱。来自北方诸胡部族，也趁机起兵，加入这如火如荼的混乱大合唱。洛阳左冲右突，穷于招架，最终宣告失败。晋室南渡，苟延于号称虎踞龙蟠的南京，是为东晋，以后相继演为宋、齐、梁、陈四朝，总称为南朝；把以洛阳为代表的北方留给从更北方南下的、落后的、却充满刚健活力的胡人。从此，洛阳开始了新一轮艰难的收拾局面的历程。终于，由汉化的鲜卑人政权北魏再度统一。

这统一仅仅是北方的统一。由此引出一个地域平衡的结构性的大问题是：本来，洛阳作为中国的权力中心，其成立的理由是由于它位在以西北为一方与以华北、江汉平原为另一方的中间，洛阳一条扁担，挑起两边，平衡在肩，于是大局方定。而今，华东华南的南朝却并不在洛阳的挑担上，换句话说，洛阳的挑担的另一头全然空着！这样，平衡不存在了，扁担严重向一头倾斜，洛阳有再大的力气，也势难独挑西北。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北朝而言，真正的“中心”早已不在洛阳，而回移至西方的长安，迟早有一天，长安要向洛阳发起挑战，接替洛阳的“中心”位置，从而找回真正的“中心”。

这一天很快就来到了：北魏被分裂，分为东魏和西魏，前者以洛阳为中心，后者以长安为中心。继而，东魏演为北齐，西魏演为北周。洛阳当然不是长安的对手，北周几乎没费大的力气，即轻取北齐。长安战胜洛阳，“中心”西调，调准至真正的中心位置。

   隋代北周，挥兵南下，势如破竹，覆灭南陈，天下归一，全部归于长安的掌握之中。东汉亡三百年后，长安再度红日高升。

其时，有人并没有忘记洛阳，他们向隋文帝提出迁都洛阳的建议。文帝坚决否决了这一建议，开皇二年诏曰：“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隋书·高祖纪》）最终选择了龙首山，放弃了北邙山。

14、隋炀帝害死洛阳

隋文帝的决断并不是最后的决断。二十三年后，炀帝杨广上台伊始，即一改乃父定鼎长安的方针，提出迁都洛阳，最重要的理由是：“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隋书·炀帝纪》）他说的是不错的，社会规模早已倍增于前，国土疆域辽阔广大，而以西北一隅为控制全国的中心，华北、华东、华南一旦有事，势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难以及时应付。

大业二年，炀帝率领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开往洛阳。从此，他以为，他的天下是再无什么问题了：居天下之中，四控东西南北，一面有事，三面合制之，以大约小，胜算在握，有何忧哉！

而他忘记了，占有天下，地理条件只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却远不是充分条件。要具有充分的把握，尚须人事、天时两相俱宜。他开始胡折腾，兴兵兴役，规模更超过秦始皇。十数年间，把个好端端的江山折腾得面目全非，天下糜烂，民怨如火。这时，圣地洛阳也救他不下，他只有死路一条了。

15、洛阳为长安的城下之寨

炀帝并未死在洛阳，他被他的属下杀死在扬州——那以妓女、明月和琼花闻名天下的中国“温柔胜地”。而就在他血溅风流于南国的时候，北国的李渊父子，却借山西盆地这块养精蓄锐含而不露的绝佳“跳板”之地，轻轻俏俏一跃跃过龙门，进入陕西，在长安举起大唐的旗帜，号令天下，天下席卷而定，中国复归于长安的光耀笼罩之下。长安这一次的辉煌是真正的辉煌，既持久，又亮丽，更超过西汉，而达致中国历史的最高峰。

唐人的真正高明之处在于，他们将长安的风流华彩发挥到了极致，却同时并没有忘记洛阳，而将其摆在仅次于长安的重要位置，定为陪都。在武则天代唐而周的一段年代里，洛阳甚至更超过长安，成为天下第一都城。

唐人的战略方针是：立足长安以为家，东临洛阳以控制天下，长安为城，洛阳为城下之寨，城寨互为犄角之势，而将长安与洛阳——陕西盆地与河南半开阔地——两者的优势全兼利用，全兼予以充分发挥，既稳固，又开阔，既安全，又通透，开合有致，进退自如。唐之为唐，可说是“良有以也”了。

16、历史二老

由于南方的渐次开发，社会规模在大幅度地扩大，基于地域平衡的原理，国家的中心必定要越来越东移，人为的力量不可阻挡。从汉代开始，这种长安与洛阳、洛阳与长安的轮番交替换位，正反映了在历史转换关头社会的游移不定，反映了为了求得地域间的平衡，以确保国家的长期稳定，社会在选定中心支点时的游移不定。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社会大动荡，唐朝人总结出将长安、洛阳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创造了有唐一代的辉煌，也是中国古代史上最高的辉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长安与洛阳其潜能已然被发挥到了极致，再没有挖掘的余地。伟大的唐朝亡了，经过唐末五代又是几十年的大混乱，长安与洛阳俱告失去意义。

至宋朝，连洛阳也显得不够东了，宋人把都城选在更东的开封，位在华北平原的南中部。两宋以后，尤其是南宋近二百年集中开发南方以后，南方社会规模得到空前的扩增，达到几可与北方相抗衡的地步，这时，连开封也失去意义，社会的中心向更东一线转移，移到华北平原与江汉平原的南北中轴线上——北方的北京与南方的南京成为中国的中心。这时，长安洛阳，作为“历史二老”，只有彻底解甲归田，充当历史看客的份儿了，逍遥自逍遥，却也不免冷清，正如老退的艺星，酸酸地从旁观看年轻一代生旦们在那里斗紫争红。

如今的洛阳，只以牡丹闻名，到春来，姹紫嫣红，一片的热闹，依稀透出一丝那龙门山下当年的富贵风流。历史的主题早已不是东西之争了，而改为南北之争。好戏大戏尚在后头，洛阳老人，正不妨静静闲闲观来可也。

17、山西的作用

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尤其在中古时代，山西盆地这一特殊的自然地域，有着特殊的意义。

山西位在华北中部，西邻陕盆地，以绵亘的吕梁山及黄河为界；东邻河北平原，以高大的太行山为界；南接河南，以黄河及中条山、王屋山、太行山为界；北靠内蒙古，以一系列绵亘山脉以及蜿蜒于山脊上的外长城为界。

山西四面高山大岭，是一个全封闭型的地域。境内亦复山岭交错，从南到北，为一系列串珠状盆地构成，计有：大同盆地，忻定盆地，晋中盆地，运城盆地，及东南部的上党盆地。每一个盆地，程度不同相对独立，盆地与盆地之间为关岭所分隔。

就这样，山西谷地凸显出其极为独特的历史作用来——

其一，山西位在陕西、河南、河北、内蒙四地之中，这四地中，陕、豫、冀自古为王畿之地，内蒙为塞外蒙古草原胡居之地。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山西是这样一个地方，其四面都是极重要的要害之地，如果有一股势力在山西得到集结，那么，向西指向陕西，向南指向河南，向东指向河北，均指向王城，足可以对王城构成直接威胁；而向北则指向蒙古草原，控制着中原与北地之间的边防线，可以挡水，亦可以放水，更是全国安危所系的关钥所在。

其二，山西既四面为大山所封闭，中间为一系列山岭所分割，形成数个相对独立的小盆地，这种大盆地套小盆地的特殊地理形势，决定了，外部极难打入，而极有利于闭守养势，一旦蓄养成势，出奇不意释放其攻击力量，西向攻陕，南向攻豫，东向攻北京，出击既为居高临下，途路又复近捷便当，其所成后果便格外严重；而于先古威胁西都长安，中古威胁中都洛阳，近古威胁大都北京，从来不能使京城的王朝安心歇意，高枕无忧。

其三，那么说，山西根本就是一个负数了？负数的另一面是正数。山西的最大的正面价值是“屏障作用”：第一点，北屏北地蒙古草原，历来为中原边防之命脉所在，山西守得好，西、南、北三京可保无虞，相反则大患乃至大祸立至。第二点，山西为陕西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屏障，长安得山西，可以东屏华北平原，南向控制河南；北京得山西，可以西屏陕西，南向接应洛阳——这样，河北、河南、山西三地，以太行山为中心，贯通为一个圆圈形连通器，居大临小，西北甘陇及华南只有屈服；洛阳得山西，对长安而言，大则构成一种整体牵制，次则可以控制秦中势力的东出（渭水入黄口位在山西西南部），确保洛阳的安全。

18、难立王业，可成霸局

若问：山西既四面高山封闭，有如此奇绝地形地利，则何以不像长安、洛阳、北京三都那样，也成为王都之地呢？回答很简单：因为其内部地域太狭小了，难以养成、存蓄足可控制全国那样规模的力量。山西只是在上古传说时期，那时全国的社会规模尚极有限的时候，曾一度为“国家中心”所在地，传说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板（今永济），禹都安邑（今运城），此后则再未有过比较正式的大型王朝在山西建都，其原因是非常明白的。

山西难建王业之基，却可反借河南、河北之势，而形成霸局，西向压倒陕西。春秋时代，晋文公所创霸业，就是如此，西邻秦国曾百般努力，无计可施，走不出困局。秦晋间几次大决战，秦国均告失败。追其原因，彼时，陕西盆地东大门崤山一带，全为晋国所控制，则秦国所赖地势之利，尽为晋国所有；晋国握有崤函，实牵定了西秦的牛鼻子，而使秦国恒处于被动之地。——这是山西制服陕西的好例。

但此种局面不会维持太长久。崤山属秦岭山系，本为陕西自然地域的一部分，迟早是要复归陕西所有的，正如荆州为吴越自然地域的一部分，迟早要归于吴越，西蜀人为强行占据必不能长久一样。

果然，晋文公身后，晋国由于地跨山西、河北（部分）、河南（部分）三省之地，内部为众多崇山峻岭所分割，交通不便，联系不畅，人力终于抵不过天势，而归于解体，韩、赵、魏三国分晋，山西作为王业基地的希望最终化为泡影。

所谓三国分晋，实在不过是由大山两边的冀、豫分晋而已：以河北邯郸为中心的赵，分去晋国的东部，以河南开封为中心的魏分去晋国的南部，剩下韩，支离为两处——一处在今河南南阳一带，一处在今山西上党盆地。

这样划分的结果，更违背自然山势的格局，一国之中，该贯通的不能贯通，却为山岭所分割；两国之间，该隔断的没有隔断，却平地相连。结果造成，韩、赵、魏三兄弟国之间，纠纷不断，先自打得不可开交，未能协调一气全力对西。

洛阳，尤其是开封，从来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在战国时代社会规模已大加扩展的情况下，山西也失去独立的品格。河南半开阔地、河北平原及山西盆地，他们的生命线惟在连成一气，方成势力，可以西向抵挡陕西盆地的压力。而此时却如此零割碎切，其最终败亡于陕西盆地之手的命运，是早已注定了的；即使有东方大国齐国的援助，也全不济事。齐国立足于山东丘陵地带，楚国立足于荆湖地区，其山势均不成连贯体系，倘不是离陕西较远，自身的守御危机将更甚，尽管其经济实力并不弱。

战国末，秦国横扫六国，统一中华，最为典型地表明了，陕西盆地，这块地域大小适中、四边基本封闭的自然地域的全部威力。

19、跳板——刘渊反晋

晋国之后，山西永远退出了觊觎王业的可能，却在击破旧的王业、建立新的王业的历史变局中，极尽其轻骑兵出击便捷、翻江倒海之能事，发挥了最佳“历史跳板”的作用。其“规律”可简单归纳为这样几句口诀，叫：“天下但无事，山西亦无事。天下若有事，山西有大事。山西生下事，关系天下事。”

西晋“八王之乱”，中央失控，山西立即一叶知秋，动作起来。内附匈奴后裔刘渊，先在山西西部吕梁山中的离石自立为王，打出反晋的旗号；继而南下，夺取山西南中部的临汾盆地，以此为大本营，建都称帝。

其时临汾称为平阳，平阳距洛阳，直线距离不足180公理，真所谓“一箭之遥”。刘渊死，刘聪继位，以刘曜为大将，旋风般南下，占领晋都洛阳，俘晋怀帝；再一鼓作气，西入陕西，陷长安，掳新立之晋愍帝。西晋亡。

镇守江东的琅琊王司马睿于是称帝于南京，使晋祚得以延续未绝，是为东晋；而从此偏居东南一隅，再未能回到其祖先创业并永久安息之地——洛阳（晋武帝陵在洛阳邙山）。对此，他们伤心欲绝，每每望风流泪，长吁短叹，但却全然白费。历史绝不回眸反顾。——这都是“山西”干的“好事”！

北方这一边呢，刘渊及其子孙，从山西起事，占领北方大部分地域，毁旧迅捷，建新却不济事。不久，刘渊的汉国亦复自乱分裂，分为前赵后赵，两赵混杀，石勒的后赵攻灭刘曜的前赵。石勒把当年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而他死后，他的后赵马上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其时，全国有“十六国”之多，要再过五十多年，北方才初步统一于北魏王朝；北魏道武帝之后一百八十多年，全国才统一于隋。前后混乱共计二百几十年。

——这都是山西反抗洛阳所引出的无穷后果。

20、跳板——李渊反隋

隋朝统一全国后，在谨慎的隋文帝的治理下，显出很有希望的样子。可惜，文帝死后，继任者隋炀帝太过聪明，太不能约束自己的聪明，领着全国人作太大的动作，国人不堪忍受，蠢蠢欲动，起事抗命。这时，又是山西，得风气之先，立即组织动作：李渊父子起兵太原，一扭身折向西面，入陕西盆地，占领长安，号令全国，隋灭唐兴。

这一次没有引发特久的全国混乱，追其原因，盖在于李渊毕竟不同于粗蛮如刘渊辈，他是原来隋廷的权力重臣，本就管理着一方土地，身带秩序，因而当他在一边扫荡旧朝旧势力的同时，也一边将他的新势力新秩序予以及时补填，而未出现权力真空，失序致乱，政权遂得以比较顺利地过渡。

这是山西反抗洛阳的杰作。其结果是，造出中国历史上第一号最辉煌的王朝——唐朝。

21、钉子——李光弼抗安禄山

即使最好的王朝也不能永久不灭。老子的哲学：乱为治始，治为乱萌，物壮而老。（明朝人将此意思更明白表述为：大治之世，大乱之基。）这哲学，在玄宗朝——也是唐朝最鼎盛时期，得到彻底的应验。玄宗皇帝拥着爱妃杨玉环，几乎还在梦中，“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从幽燕即北京方向杀了过来。接着神速南下，攻陷东都洛阳，而集结于长安的东方大门之下，只待取长安后，一举夺取天下。

本来，以洛阳逆取长安，比之相反——长安顺取洛阳，要困难得多，唐军完全可以牢牢扼守潼关，以老敌军，待机而动；可惜玄宗皇帝心太急、太恨——他太受不了这份儿污辱，“五十年太平天子”的面子太过不去，加之不懂战略、惟会溜须拍马的外戚宰相杨国忠的蛊惑，而使他定下速战速决的决策，催促守关元帅哥舒翰速出关与叛军决战。哥舒翰不得已，勉强出战，结果一去不返，三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哥本人被俘降敌。于是，通往长安的大门潼关洞开，安禄山率得胜之师，长驱直入，占领长安，唐玄宗仓皇南奔，逃往蜀中。

陕西盆地与华北平原大部分已控在安禄山手中，以历史惯例而言，天下已基本属安了。但这时，出人意外的是，安禄山在山西遇到了最强有力的抵抗。山西紧临两京，不拿下山西，二京不稳，就不算是已有天下。于是，安禄山分别从博陵、上党、大同、范阳调重兵十万，以史思明为帅，四面进兵，会攻太原。太原守军不满万人，在守将李光弼的率领下，死守不懈，史思明用尽办法，久攻不下。

久则生变。在洛阳那一边，安禄山、安庆绪父子矛盾激化，安庆绪杀父自立，下令史思明立即撤军回守老营范阳。史思明走后，李光弼率敢死队出击，歼灭叛军围城余部万余人。

谁想得呢，山西这颗“钉子”，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使安禄山遭到致命的失败！

本来，安禄山的计划是，拿下山西后，迅速出击，“长驱取朔方、河陇”——其时玄宗之子肃宗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银川），正在那里组织新的抵抗中心，刚刚立下脚来，还没有成势。而由于叛军死活拿不下来山西，安禄山的整体计划和部署全被打乱，终于变生肘腋，安禄山被杀，一切都谈不上了。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史思明复杀安庆绪，史朝义再杀史思明。在这样的混杀中，如海浪一般，汹涌的叛潮，其涨也勃，其落也忽，很快就瓦解了。李唐王室万幸，总算又收拾回了自己的天下。这都是山西这块特殊的地域，四周为崇山峻岭所包围，易守难攻，在特殊时刻所立的功勋。这其中有偶然吗？有，但同时也有其必然的一面。

这是在另一意义下，山西反抗洛阳的一例。

22、钉子——后唐灭后梁

“安史之乱”后，伟大的唐朝无可挽回地衰落了，最终走到他的尽头。

这一次，事变的发动远在山东，由一位出身下层社会的平民知识分子黄巢领头。由于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加入，黄巢军比之当年安禄山的部队更猛，几乎在中国绕个大圆圈，由北而南，由南返北，最后攻入长安。

由于太过于流动，没有像汉刘邦那样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根据地，也由于残暴内乱，黄巢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内部最大的一部，朱温部，投降了官军，转而成为对付农民军的最可怕的劲敌。待到战事平息之后，朱温已然坐大，一翻手夺了唐朝的天下，称帝于开封，国号（后）梁。

这时，山西又不干了。先是晋王李克用与后梁对抗，连年厮杀，不分胜负；李克用死后，李存勖继位，到底灭掉后梁，建（后）唐，都洛阳。

23、跳板——后晋灭后唐

后唐称霸后，却忘记了其起家的根本——没有牢牢继续掌握山西。山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唐，借兵契丹，南下攻陷洛阳，灭后唐，建（后）晋。

这是山西又一次反抗洛阳。只是这一次付出代价太惨重：石敬瑭为了得到借兵，不惜将传统以来中原地区的北方屏障——位于河北、山西北部一线“燕云十六州”割让契丹，尊契丹为“父”，自己为儿皇帝，年年纳贡。不特可耻，并且带来后来极为严重的历史后果，充分暴露了山西这块特殊地域其特有的“冒险”的性格——到了关键时刻可以做到不择手段。燕云十六州失，从此华北北界险要，尽握契丹手中，中原地区北方大门全部洞开，无险可守，遗祸后世无穷，宋朝的软弱，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24、跳板——后汉接后晋

后晋立，建都开封，又忘了其起家的根本，而山西于是再一次得到机会，依早有的成例，如法炮制：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先是坐视晋、辽间厮杀，袖手旁观，待辽兵攻陷开封、撤走后，刘率军轻轻松松开进洛阳、开封，建（后）汉，都开封。

以上事实，一方面说明山西其地域性格的“顽”，同时也说明，洛阳、开封北控山西是多么的难。

25、轻量级拳手

唐末五代，山西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梁唐晋汉周，五朝中三朝均由山西起兵攻灭，改朝换代。当此风云际会的乱世时代，山西地狭阻重，适成短时间内集结力量的最佳养势之地：关门成养，一养即就，一就即攻，攻而获克。其时，陕西早已残破不堪，难以生聚，南方及四川纷纷独立自保，所谓中央王朝，实主要在河南、河北南部及山西这么一个小范围内酝酿诞生，旋生旋灭。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只要能对付得了孤立的河南，就可以得手。而山西盆地的风头，也就出足出尽，成为乱世英雄，小范围内的轻量级拳王。

26、钉子——北汉抗北宋

后汉刘知远只作了十一个月皇帝就死了，由其侄子刘承佑继位。天友节度使郭威于河北起兵叛汉，攻入开封，灭汉立（后）周。山西又不干，刘知远的弟弟刘崇遂在太原自建北汉政权，与后周割据。

但此时情况已然全不同于前，后周政权，已将除山西外的北方诸地域全部统一，而逐步恢复生机，建立有效秩序，越来越具实力。赵匡胤代周立宋后，用赵普之策，先南后北，先征服南唐，南唐李煜君臣自缚归降；接着，回师北征。意想不到的是，远小于南唐的北汉，却反比南唐顽得远，蛮得远，顽强抵抗，誓死不屈，硬是将已基本统一全国的赵宋击败！

赵匡胤不得不撤军，回到开封后，不久就带着遗憾死去。到了太宗朝，费了绝大力气，重兵围困太原城，许以“必保始终富贵”，诚心招降，北汉方才归顺。

李世民称太原为“龙兴之地”，从隋唐至宋初的史实表明，其言不虚。这里无法安“龙”，却时常有“龙”从此起飞。北汉虽然归降宋朝，但清醒的宋太宗对“历史的经验”并没有忘记。他要彻底铲灭这里的“龙气龙脉”：毫不留情下令毁掉当年由李世民一手建成的太原城，先用火攻，“万炬皆发，官寺民舍，一日俱尽”；次用水灌，引汾河及晋祠水漫顶，而将太原城化为一片焦土、废墟。之后，故城北迁，建为一寒酸小城，将太原由府级降为州级；更将城内街道一律建作丁字街，一走一个不通，满城布“钉”，钉死“龙脉”。

这一招真的钉死了龙脉了没有不知道，只知道，在后来的宋、金争战中反使宋人自食其果。

金人兴起于大北方，灭辽后，尽有其地，其中包括当年石敬瑭献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南下攻宋，兵分两路：东路沿河北平原南下，直趋开封；西路沿山西谷地，由南而北，直扑洛阳。河北平原，无险可守，金兵一路浩荡南下，势不可挡。山西为大盆地套小盆地的地形，小盆地之间作串珠状连结，其间为关山所分割，因而即使金人控制了最北部的大同盆地，中部的太原盆地立即自动封闭，凭险而守，自成一统，金兵依然不能平履而入。不幸的是，宋太宗迁建新太原城，太狭小了，一围就绝，绝粮绝资，守军以草料皮甲为食，城中人十死八九。苦守九个月后，太原城终于再撑不下去，失陷了。太原陷，山西失去中枢，金人顺利南下，出山西，攻入洛阳。金兵东西两路大军会合，河南尽失，宋徽、钦二宗被掳，北宋亡。

设使不是这样，山西不失，即使河南落于金人之手，而河南夹在山西与江淮之间，南北夹攻，金人在华北就很难立足，只有审时度势，挟胜而归，则宋朝尽复旧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27、入南而慵

北宋亡，赵构南渡，收拾一个小局面，是为南宋，从此注定再无作为，只有待亡一途了。虽然有岳飞等猛将苦苦挣扎，不说赵构有眼无珠杀了岳飞，即使不杀，甚至任以大用，也必不会有什么大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江淮以南的中国南方王朝，从来总是等待江淮以北的北方王朝去统一它，它没有一次胜过北方、统一北方的先例，南宋有何特异之处而可以例外？

北方有刺骨的寒风，尖利的沙尘，冻得人坐不住，只好活动，寻衅打架，没事找事。南方太温和太舒服，太适合“人居”了，不论哪个民族，入南而温，入南而文，入南而慵，“暖风熏得游人醉”，最后的结局是灭亡。这已是历史上不变的一条铁律！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南”是个相对的概念：江南比之中原是南，中原比之北地又成为了南。此“入南而慵”的规律适合于所有这些南：中原人入江南“入南而慵”，北地人入中原亦复同样“入南而慵”。前者的例子不必说了，就后者而言，多少朝多少代了，北地强胡，一拨又一拨，带着寒气，挟着风霜，一头奔入中原，不久便遭遇中原那温吞吞、粘乎乎的暖风熏袭，而失去其原有的生机，野性的力量不见了，变成与中原末世王朝一个样的厌厌无生气那种样子，最后灭亡了事。契丹人是这样，入洛阳后，变得文了，软了，慵了，接着被新崛起的金人灭掉。金人入洛，再文再软再慵，而被更新崛起的蒙古人灭掉。蒙古人灭金以后，由此直趋更南的南宋，不过探囊取物而已；不到一百年之后，入主中原的蒙古人，这当年马背上的猛虎，也遭到与辽、金一样的命运，朱元璋振臂一呼，将其打翻在地。其后的满清亦复如此，一个不到百万人口的小民族，神话般地征服了几万万人口的汉族中原地区，二百多年后，被养成百无用处的“八旗子弟”，以灭亡了局。

28、以大制奇

能彻底制服山西这块顽地的惟一有效办法便是“大一统”。我称为“以大制奇”。

河北、河南、陕西连作一气，将山西围在中心，这时，山西便一筹莫展，无所作为了。山西奇地，只能出奇制胜，却难以全面铺开，拉长战线决胜。故曰：“奇不胜大。”我们看到，在元、明大一统格局下，山西也便格外驯服，毫无动静，是模范之地。

元末，朱元璋起事于湖北，逐鹿于江淮。这时，陕、豫、冀没有动静，山西也没有动静。反而，朱元璋北取河北、山东、河南之后，最后方才移师旁取山西，这时山西对旧王朝还很忠实坚定。

29、通道——反抗北京

近古，山西更多的是作为反抗北京的“通道”而发挥作用。

明末，陕西那边有了动静，高迎祥于陕北揭竿起义，山西立即闻风而动，由王自用在山西组织联合为三十六营，与高迎祥互为呼应。

高迎祥死，李自成接过大旗，转战南北，几起几落，最后夺得陕西，在西安称帝。接着，东渡黄河，经禹门口入山西，一路北上，而在大同盆地简单一个右转弯，即经张家口、宣化，杀到北京，崇祯皇帝只好绾绳子上吊。明亡。

——这是山西响应陕西，共同反抗华北平原。

进入清朝，太平天国占领、定都南京后，第一次组织北伐，由大将吉文元、林凤翔、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其行军路线便是：由安徽入河南，由河南入山西，然后出山西（经由娘子关）入河北，直趋北京。太平天国末期，将领张宗禹，于天京陷落后，转入西北，联合回民起义，组成西捻军，于1867年12月，从陕北东渡黄河入山西，然后直入河北。清廷大震，急调大军予以围堵，方才平息。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北方各省最先响应的是山西，迅即组织部队东出娘子关，直奔北京。清廷及时集大军予以堵击，方才截住……

中国的重心，自南宋以后即渐次东移，近代以来，社会规模已大为扩展，国家重心移至近海的“北京——南京——广州”南北一线，地域间的冲突与平衡表现为南北间的对峙、争雄。山西逐渐退入边缘。特别由于现代交通、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四山之地的山西，其在古代史中所扮演的种种角色，什么屏障、跳板、钉子、通道等等，在相当程度上多已过时了吧，自然也还不能说完全过时无效。 

30、易合难开，自守之地

较之山西谷地，四川盆地更为封闭，高峻山岭，破云入天，将其中成都平原围了个密不透风。自古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被视为畏途，出川入川，极为不易；如若不是有一条长江水道与东方相通，四川几几乎就是一个完全的域外之地。

为什么陕西盆地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王畿之地？是因为它具备了两个最根本的条件：一为大小适中，既不太大，也不太小，可形成足以控制全国的规模性力量，自身的自我控制又不成为难题。二为开合有致，既容易合，四关一闭，自成天下，极便自守；又容易开，关门东开，力量迅即东出，释放于河南、山西，指向河北、山东乃至江淮；关门南开，立即与四川接通，染指川中事务，非常时期，还可以径入川中，以避一时；关门北开，连接北地、西域。

相比之下，四川盆地与陕西盆地大小差不多，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开合有致，而前者却是易合难开。这一点，决定了四川极易关门养势，却难以开关发挥，将其所养成的势能释放于全国，控制全国。

纵观历史，四川为最佳自守之地。它既不具有直接参与中原王权逐鹿的条件，因而长期下来，也就形成一种屏祸于外、自守安宁的性格特征。天下安宁，它与天下咸与安宁；天下乱起，它关起门来，自亨安宁。既然那里是天府之国，地肥水沛，日子一点儿也不难过，不安何求？

31、千年沉睡，一朝惊人

四川加入中华大合唱，时间稍晚。中原地区，周代时文治武功达到很发达的阶段，四川仍在沉睡，生活在传说中蜀王的混蒙时代。这一觉的确睡得长，睡得酣，做了不少的美梦，成为至今为人传讲的神话般美丽传说。

初醒之后，睡眼惺忪，只成为陕西盆地的附属，称为华阳国，意为华山南面之国，战国时为秦国属郡。这时，它尚不明白巨山外面的世界，而只埋首于自己小日子的营造。秦昭王时，在郡守李冰的率领下，巧思如天，建了都江堰，防水患营水利，至今蜀中受惠。而李冰也便成为那个时代蜀中惟一闻名于全国的人物。彼时，蜀门之外，早已热闹得吵翻了天，名人为苏秦、张仪这一路人物。蜀中蜀外，可谓真是两重天地。

但，蜀中一副无思无虑、天然自足、童贞不失的腼腆样，并不代表他没有力量。一俟其走出少年，进入成年，立即露出其“五丁力士”的大力士本来面目，成为山西之外又一块夺取王权的最佳跳板之地，把世人惊得目瞪口呆：奠基中国后世治式的第二大王朝——大汉王朝，就孕育自那巴山蜀水之间。

只可惜英雄的西楚霸王项羽当时没有先一步认清事情的本来，他那时也认为蜀中为最佳酣睡之地，不与闻外事，于是将他感觉最不放心的刘邦封为汉王，封入蜀中。刘邦起先心里也没数，还很不乐意，觉得自己是到了一混蒙未开之地，几乎就等于是一种放逐。

还是萧何见得明，他劝刘邦安心入蜀，“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史记·高祖纪》）刘邦是何等聪慧之人，肚里有盏灯，一点就明，立即曰：“善！”而愉快入蜀，以萧何为相，治理蜀中；行张良之策，烧绝栈道，一“备诸侯盗兵”，二“示项王无东意”。

私下，刘邦却用韩信之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神不知鬼不觉，穿越汉中通往关中的山中险道，一过大散关，神兵天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败章邯等秦陇三王，全夺三秦之地。不出一年，立住脚步，始而蚕食临近陕西项羽所封诸侯之地，继而露出本来面目，摆开架势与项羽正式决定，最后夺得天下。

回顾历史，追根寻源，这都是四川盆地这块偏远幽闭之地所引出来的大文章，造成的大结果。而西楚霸王霸于力，弱于智，对天下山川形势心中毫无成见成算，宜其太阿倒置、以形胜之地授人，自己恋恋于乡情，反居取败之地，又有什么好说的！

32、顺流扬帆，东下吴楚

四川不仅北临关中，一步跨越，可做陕西的文章；而且，山道倍险，外面绝难攻入，他自己却傍着一条长江，顺流而下，一口气直贯入东方，可做荆楚吴越那里的文章。当年西晋人就是借助此天然水道，一举克服东吴，统一全国。

事前，晋人、吴人预先对此都心知肚明。晋人在得西蜀的时候，便打好了主意，秘密造船，准备攻吴，志在必得。吴人知道晋人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想出的对策是，在江底埋上大铁锥，又用大铁链横锁江面，欲将晋人的战船截在长江上游。但却完全没有用，“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刘禹锡《西塞山怀古》）居高临下，顺流飞棹，一举而得，简洁明快。战争的艺术挥洒得真是妙极了！

这是历史借四川做成的又一篇绝妙好辞。

33、睡意未消，自守安宁

四川为天然独立之地，其山也峻极，其地也肥沃，其水也丰沛。故而每当天下失鹿，四川立即自我闭守，而将山那边一切嚣嚷屏拒于外，独自逍遥。这都是大山带给这块地方的好处。

楚汉战争期间，决战一方刘邦虽封国在蜀中，但蜀中并未染战，战争在中原地区进行。西汉末，王莽改制篡位，前汉崩裂，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杀作一团，蜀中复又自动关闭关门，在蜀王公孙述的治下，自在过日，不异往常。直到刘秀平定天下，方慢慢腾腾不情愿地加入后汉大一统。

后汉末，天下又乱，豪杰们都急了眼，杀过来，杀过去，在那里拼命。几十个来回杀过去了，人死得快得都来不及掩埋，而四川此时却一派的宁静，顺手推原来的地方官刘璋做了王，过起自己的小日子，闭门不问世外事。

只是，小日子也有麻烦，刘璋担心北面汉中的张鲁可能对他要怎么样，要打扰他的宁静，于是为对付狐狼却引来了狮子，把刘备请入蜀中，对刘备为何等样枭雄人物心中全然不知。这也可见出四川对外面世界不闻不问不关心，隔膜到了何种地步！结果是，由于外部力量的输入，四川的面目发生剧变：一方面，在鼎立三国之中，他以西南一隅之地，而得与强大的中原曹魏及富庶的东南吴越相抗衡，成为三头俱乐部之一，造就了历史上巴蜀地区的最高王权——本地区最大一次力量集结，书写了四川历史上最为流光溢彩的一页，创造了那么多扯动人心的传奇故事，经罗贯中渲染后，至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从此扰动四川本土，一改其宁静自安的本来性格，将四川硬是拽入世界的纷争血火之中，而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刘备讨吴，彝陵一战，全军覆没，死了多少川中子弟；其后诸葛亮六伐中原，他的弟子姜维九伐中原，连着数十年去做力所不及的事，又把多少巴蜀子弟兵投入死地！说来真是让人伤心惨目。

自然，这也可以看作——走出混蒙的四川，长大成熟的四川，具有了怎样一种刚强不屈的性格。他不满足于仅仅做一小小的王，而要将世代以来戴在长安、洛阳头上的大一统皇帝的冠冕，扯过来自己也戴他一番！其雄心也可佩，其豪情也可悯，尽管未能取得成功。

不为帝就不为帝吧，地处西南，偏居不畅，天命如此，无法改变了；而自立为王，护守住一方土地生灵，免遭外面扰攘世界的骚扰与侵害，却也可以有所作为。两汉之间，川中自守，最为佳例。三国时，蜀汉不满足于自守，而欲冲出崇山，逐鹿中原，付出惨重的代价不获成功，反使自己未老先衰，提前灭亡，那断乎是一个教训。而今而后，前车之鉴，不能不鉴！

于是，到了西晋，“八王”乱起，招致五胡南侵，天下滔滔，不可收拾。当此之时，四川鉴于前车，便也不同于五十年前，没有踊跃加入，而是明智地采取了自守自安的策略。

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他们又一次推戴了一位外地人为他们的头领。——西汉末，他们以公孙述为王，公孙述为陕西茂陵人。东汉末三国时期，他们以刘备为王，刘备为河北人。这一次是第三次了，他们以甘肃李特的李氏一裔为王。

李特，巴氐族豪强，晋惠帝元康中，因饥荒与战乱，率天水等六郡流民十余万入蜀就食。晋益州刺史罗尚逼令还乡，李特被迫与之一战，击败晋军，占领四川，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军政肃然，受到蜀人的欢迎，传谚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李特于是称王于成都，国号成汉。

李特死后，李雄继位，实行宽大政策，外面嚣嚣，战乱不已，而蜀中一派安宁富足的升平景象，《晋书》上这样说：“百姓富足，闾门不闭，无相侵盗。”成为乐园。

李雄之后，李寿一度曾欲改变自守的方针，向外扩张，群臣切谏，又重新回到守蜀自宁的轨道。这是对的。但有一善，必有一不善相伴生：从李寿开始，对外无事，于是内部生事，骄奢淫佚，胡作非为，把好端端一方天下折腾得没有了面目，人心涣散，终至于灭亡了事。

34、阿斗戏百演不厌

当年李特入蜀，行至剑阁时，面对蜀门天险，曾大为感慨，说：“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晋书》第一二零）现在这“庸才”的命运落在了他的后辈子孙头上。

东晋穆帝时，大司马桓温举晋兵伐蜀，蜀主李势“舆榇面缚”，至桓军门出降，而结束了成汉四十六年独立太平的历史。其亡灭的形式，与当年刘禅几乎一模一样！

由此可见，巴蜀之地，天府之国，总是遵循这样的行为逻辑：外面嚣乱，他便独立，自成乐境；外面乱息，他只有乖乖投降。至大限将临，如刘禅、李势，面缚出降，得保不流血；而如西汉末的公孙述，峻拒不降，决战到底，结果一门被屠！这便是巴蜀重山之地不变的历史命运。

有鉴于公孙述的可怕教训，“阿斗格式”的史剧便成为最好的选择，至唐末五代天下又乱时，不厌其烦，复在蜀中再重演一次：唐失天下，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王建，趁机称王于蜀中，独立自守，建前蜀政权。传两代，至其子王衍，开始腐化，不务政事，惟事声色。后唐庄宗派大兵伐蜀，王衍开门“迎降”。

但后唐是什么王朝？也不过是一个烂摊子而已，如何能服天府四川人的心！于是没过多少年，当年庄宗派去的西川节度使——邢州（今属河北）龙冈人孟知祥，于后唐明宗死后，再度宣告独立，国号（后）蜀。后蜀也传了两代，孟知祥死，子孟昶继，又是不务政事，以游冶为乐，荒淫无度。不久大限来临，宋军入蜀，孟昶举境投降，被带去开封，无声无息，幽死在那里。他的一位极温柔、极有才情的妃子，称为花蕊夫人的，也一同被送至开封。赵匡胤一见，大为倾心，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嘴上却责说是她引致孟昶亡了国。花蕊只流泪，不说话。赵匡胤于是又说，听说你会做诗，做一首朕来瞧瞧。花蕊夫人脱口吟成一绝：“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赵匡胤听了很受震动，不再说什么了，对花蕊夫人很是爱惜，收在宫中做了他的妃子。

花蕊两句话骂杀川中所有男人！是啊，蜀山青青，虽然巍峨壮观，却同吴山一样传神；蜀山盈盈，温婉有致，与越水一样有情。由此，蜀地上演的也便总是同西湖、秦淮河一样的故事，没有二致。从西汉末公孙述在四川首次独立，至五代末孟昶的后蜀，其间一千多年，每当中原乱起，四川总是独立为王，其结局，除公孙述坚决抵抗而遭致残酷报复外，其余均软绵绵、哀戚戚开门投降，阿斗的故事作为经典一再被翻版重演。难道，这就是四川的性格？

35、终于长大成人

四川的情况至南宋末来了一个根本的改变。

南宋理宗宝佑六年（1258），蒙古人在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后，分兵三路大举攻宋。元宪宗蒙哥部署：由塔察儿率东路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忽必烈率中路军攻鄂州（今武昌），蒙哥自己亲统大军攻四川。

蒙哥铁骑，攻势凌厉，锐不可挡，很快就拿下成都。可是，在接下来围攻合州（今合川）钓鱼城的时候，却遭到极为猛烈的抵抗。蒙哥恨极，亲自出阵督战，被宋军炮石击成重伤，回营后死在军中。于是，蒙古三路大军，只好撤退，而一举灭宋的计划，全部落空。这是四川人有史以来打得最为痛快淋漓的一仗，也是宋、蒙交兵以来宋军打得最来精神的一仗。蜀中健儿，英勇顽强，第一次在巴蜀、也是中国历史上写下光彩耀眼的一章，一洗既往全部屈辱的历史，宣告：从此，蜀人站起来了！

明末，张献忠占据四川，独立称帝，严词拒绝清廷的招降，并于明亡的第二年，1645年，主动移师北上抗清，结果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伤阵亡。

清末，四川为革命风潮最烈的省份之一。1911年，清廷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外国人，川人怒极，立即发起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成立四川保路同志军，举行起义，与腐败的清廷相对抗。清廷震恐，命驻跸武汉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军入川镇压，起义军毫不畏惧，将端方击毙于资州（今资中）！

这还不算什么，由此引出一更为惊天动地的历史后果：由于清军大部被调入川中，武汉空虚，革命党人抓住时机举行起义，一举取得成功！这便是结束中国二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的“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得手，武汉宣布独立。四川立即予以响应，跟着宣布独立。川督赵尔丰不死心，从中作乱，欲煽起兵变，进行复辟，民军当即将其击毙！

抗战期间，四川成为中国政府的后方本部，重庆以陪都之名行首都之实，指挥全国的运作。四川的高山，成为最强有力的屏障，使占绝对优势的日军也无法逾越；中国于是借此立足，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得以保持联系，并肩作战，最终打败侵略者，实现全国的光复。

这使我们想起了“安史之乱”。当年，安禄山暴起，唐玄宗全无准备，幸得在他的身后有一四川，仓皇之中，撤入蜀中，而避过叛军最初的锐气，方才有后来的胜利；不然，设若不是四川为玄宗皇帝及时提供这样一个避难所，皇上难保不被安禄山所俘获，则，国家的象征——皇上——一旦倒下，天塌地陷，不亡也得亡了，即使更有十个如郭子仪、李光弼式的干将，也无济于事。这都是四川这块高山之地对中国历史做出的特殊的贡献。

经过多少世代血与火的锤炼，四川人由初古的混蒙腼腆，演进为中古的明哲保身，演进为近古直迄近代的刚猛不屈，蜀蚕终于蜕变而为飞蛾，展翅高飞了。世界公认，四川兵为中国最好的兵之一。巴蜀一方山水，巴蜀一方觉醒、长成的人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无穷历史中，必将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

36、开封：历史东进中的一站

历史学家程度不同对宋人选开封为都城感到迷惑不解，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

我说，看看这段历史的前后便都明白了——说破淡如水，那其实是十分简单的：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东进进程中的一个过渡而已。具体来说就是，随着社会规模的渐次扩大，社会的重心越来越东移，由长安而洛阳，由洛阳而开封，由开封而南京，而北京。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进程。

特别由于南宋时期对江南的开发，宋代以后，中国南方的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实力已然与北方相若甚至有所超过，社会的重心随之东移至华北平原、江汉平原南北一线。由此，作为社会力量（其外在表现形态便是社会权力）集中地的首都，开封同洛阳、长安一样，一道都不适合了，宣告退出历史前台。蒙古人的元朝定都北京，明初定都南京，永乐皇帝以后直迄清末以北京为首都，中华民国推翻清朝后以南京为首都，共产党赶走国民党，复以北京为首都，直迄于今。

37、北京——一肩挑南北

北京，北依燕山，西屏太行，东界海洋，就其大的形势格局而言，与洛阳很相似，都是位在一种桶状地形的桶底位置，背靠桶底，面对全桶。

此外，北京背倚燕山山系，洛阳背倚崤山、熊耳山，它们分别都承受着来自山那边的巨大压力，这一点也很相似。洛阳总处在来自陕西那边的压力之下，北京则处于来自燕山及山海关北面蒙古草原、东北平原的压力之下。

洛阳的作用在，以它为支点，一肩挑起西北与华北、华东南，使两头保持平衡。北京的作用在，一肩挑起以燕山一线为界的西北草原、东北平原与燕南的华北平原、华中、华东南，保持两端的平衡。

38、关内外重心同步东移

蒙古元人的入主中原，显示，二千年来中原的边防压力有多么巨大，而且越来越大。说明，避开西北，向东线移进，已成为时代的选择。

一手推翻蒙元的朱元璋，起事于江淮，最后夺得天下，说明，东南社会已然成熟，具有了可畏的实力——这实力也是一种压力，一种来自社会内部的压力，必须有以统摄，方才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明初，朱元璋选择了长江南岸的南京做他的首都。这比起宋人定都开封，更向东、向南撤得远。

无论宋朝人还是朱元璋，将其社会中心向南、向东移进，作为对东南社会实力扩增的一种因应，更便于有效控制，是对的；但若作为对来自北地草原游牧民族压力的一种远避，则完全错了，因为压力不会因回避而消失，宋朝最终还是亡了，已经证明。

朱元璋的选择很快就得到纠正，明成祖时将首都复定于北京，南京作为陪都发挥作用。正如唐人将长安、洛阳结合为用一样，这是将北京、南京结合为用，是一个高明的选择。

而就在长城以内，中原社会的重心整体向东移进，由陕豫东西一线移至华北、江汉平原南北一线时，长城外，广阔北地草原社会的重心也同步由西向东移进，由西北草原渐次移至东北平原，在那里完成了草原社会力量的集结、集中。

明朝的灭亡，首要的原因来自中原社会内部的压力。但我要说的是，即使没有李自成造反，位在中国东部南北一线之上，那燕山、山海关两侧集结了越来越大的力量，也表明，决战只是时间问题。至于决战的结果，就中国古典文化到明代时实质上已然走到它的尽头，已然僵化，难有新的生机——就这一点而言，即使没有吴三桂的开关迎敌，恐怕那关门最终也将为东北的满族人叩开——与明朝社会的僵化形成对比，他们正处于上升时期，充满野性的勃勃生机。

39、燕山、钟山遥相对

以西胜东，以北胜南，这早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条最基本的定律，很少有例外。

只有一次例外，那便是，朱元璋北进击败蒙元，算是为虚有“虎踞龙蟠”美誉、长久以来却满受屈辱的南京最终挽回了面子，可以长长舒一口气了。

而与此同时，与此例外相对应，还有另一例外，那便是，朱元璋虽然取得了胜利，蒙古人却败而不亡，远遁蒙古草原老家，在明朝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上，与明朝人拉锯作战，时缓时烈，未曾断绝。最后，这力量合并到满族人的东北平原上，而跟随满人的铁骑一道浩荡南下，奄有整个中国，二次扬眉吐气。这也可看作是对当年朱元璋以南胜北的一个历史报复。

但是，朱元璋的以南胜北，在当时看来是一个例外，而在今日看来，却实在是一个“开头”，一个从此结束中国诸地域间以东西对峙为主题的历史，开启了以南北对峙为主题的新的历史时代，再不是长安、洛阳东西对，而是燕山、钟山南北对。朱元璋胜泰定帝，南京胜北京；燕王朱棣胜建文帝，北京胜南京；清兵入关，赶走南明，北京再胜南京；太平天国起义，南京反抗北京；中华民国建都南京，南京胜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北京胜南京。

40、南京硬是将北京改写为北平

南京为中国南方古都，先后有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及南唐、明（初期）等王朝在此建都。从大的地形看，南京北部为宁镇山脉，南部为茅山山系，南京夹两山中间；近看，南京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雄伟的石头城蹲踞于江、山之间，诚当年诸葛亮所谓“钟阜龙蟠，石头虎踞”，为帝王之地。

极具现代意义的是，南京位在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接合部，以南京为基地，左据吴越，南及两广，溯江而上，西纳川滇，应当说，足可抗拒中原。

但这历史要从近古开始。经济技术及文化的进步有先后。周代时，吴越尚为断发文身的蛮乡。春秋时，吴王曾一度称雄，甚至北上争霸中原，但只是昙花一现。至三国，东吴已有长足进步，三国鼎立，使北方强大的曹魏也无计可施。以后经由六朝及南宋的两度大规模开发，到元明，实已羽翼开始丰满，有能力与北方一决长短了。果然，元末，反元的农民起义首先爆发于南方，朱元璋以南京为基地，北上逐鹿，而破天荒第一次南方打败北方，逐走蒙古人，建立明朝。

在明亡的过程中，亦是南方抗击最烈，持续最久。随着力量的长成，南方的文化自觉跟着日益增强，有了与北方争夺文化宗主地位的意识，跃跃欲试，要把北方推开，自己坐第一把交椅。

这是中国地域文化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新动向，标征着一种新的历史走向。如果说，当年朱元璋反元时，其自觉意识尚处模糊不明的话，那么，至清末太平天国革命，孙中山革命，坐南反北，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已然完全成熟——明确选择决定再不做“正统北方”的附庸，应声虫，而是要自主自己的命运，自主中国的命运。

太平天国酝酿于广东，发动于广西，事起，立即得到广大江南地区的响应，由两广而两湖，由两湖而两江，最后定都于南京。犹如水之就下，开闸之后，自流奔腾，流归钟山之麓。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激流灌注，若遇阻遏，立即掀起滔天大浪。

太平天国最终失败了，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没能给所占据的南部中国带去有效的秩序。换句话说，扫荡“北方正统”之后，未能及时补上行之有效的替代物，以保证社会的正常、有效运转。这不奇怪，这些人本是一群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又不是譬如说当年的贵族李渊，原来就有着现成的治理经验；他们身上不乏社会公平的善的理想，却没有能力将此种理想很快转化为对社会的有效组织。在太平天国的中央核心，就一片昏乱无序，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带给在其治下的基层以秩序？

太平天国之后，戊戌变法，尤其显示出，在文化上南方已然压倒北方的最新态势，从此由南方把自己的先进意识输入北方，改造北方，从而改造整个中国，给衰朽的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不要紧，接着来。孙中山崛起于南方，以广州为基地，奔走呼号，终于成势，革命党人遍布南国，秘密策划、发动了数十次起义。一批倒下，一批再起。终于于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廷，而将坐于北京龙椅上的吾皇万岁，永久地请入历史博物馆。朱元璋之后，国都第二次历史性地被定在南京。

这进程自然没那么容易可以一蹴而就。北京依然是强大的，袁世凯依仗北京的势力，反口不认状了，并且又要在北京重升宝坐，再坐龙廷。南方只好“二次革命”，讨袁护法。护法不成，组织北伐，一伐而终于将盘踞北方多少世代的旧势力摧垮，国民政府这才最后将他的旗子高高升起在南京城头，硬是把北京的“京”字给挖了去，改为“平”，平平淡淡的平，平头百姓那个平。

41、北风再次浩荡南下

事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国民党的革命只是古老中国的一次上层革命，所解决的也只是上层的问题。那么下层呢？挣扎在苦难深渊的中国百姓，他们的问题就不管了吗？不，不会的。任何完全意义上的革命，都必定意味着同时是一次“清算”，古今中外，都是这样。

与国民党差不多同时，并产生于南方另一派势力，共产党，跟随历史的脚步，提出另一套重建中国的新方案，中心主张是：彻底解决中国的“穷人问题”。他们奉行的理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论，前者高扬“实践”——正与通行中国数千年、力主“行”的文化传统暗合，后者以“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为理想社会——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接卯。有了这根本的两条，则，这来自海外的洋人的洋理论，注定可以在中国扎根了。特别是，这套理论还具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那就是，具有可以解决当时中国迫在眉睫的“穷人问题”的及时实用性，于是一经宣传，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国穷苦大众，立即风从响应，聚集在老马的旗帜之下，渴望得到拯救。结果是，一如毛泽东所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潦汇成海洋，掀翻一直仅仅浮在水面上的国民党政权，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拥戴共产党一朝奄有天下。

哈！什么三代社会，尧舜理想，孔孟仁义，原以为一套老掉牙的古旧理论，早就死掉，寿终正寝，入土为安了，却不料，马克思理论的引进，陡然使之刷新，死而更生，巍然赫然，立在现代的高台上，成为指引现代人解决他们遇到的难题的指路明灯！

传统中国原来还活着——借马克思的理论，摇身一变，成为了当代最先进、甚而是最激进的理想文化！

则，此文化理想之现实中心据点、根据地——北京，又岂得过时？岂可云已经死亡？

不错，这先进的马氏理论，其实最先是发展、生根于南方，而现实的血雨腥风硬是将其挤走，它长途跋涉，长征来到北方，隐身于黄土地上中国最苦的庄稼汉人群之中，艰难存身，艰难发展，终至于有一天成了气候，丑小鸭一朝变作天鹅，而从陕北一跃千里，进到北京。

谁说陕西盆地早已过时？在新时代，它依然显示了其绝难为其他地域所能有的那种孕育龙种的非凡能力！

谁说北京早已冥顽不化、该隐退入历史深处了？在世界风云激荡、中国病累丛生的这个新的世纪，他又一次站了起来，显示出一派的居高临下、傲视天下的王者气概，一派的领导中国非我莫属的自信。

气是早已鼓足了。于是，一鼓作气，张满风帆，长驱直入，南下过江，将南京打落马下，以及上海，以及广州。

北京就是北京，何得为平！

南京，则一片降幡出石头，又一次不得不低下他那屈辱的头，成为数十中国省垣中的一垣，如此而已。

42、山待水以得生，水待山以赋形

人们问：北方制胜南方，难道这真的是一不可打破的铁律？可眼前的现实明明显示的是另一番情景呀：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中国，首先意味着的是南方的开放和活力，而不是相反；固守传统，从来是北方中国当仁不让的天然使命。在南方的山水间，随着清江长波的脉动，噼哩啪啦拨动算盘犹如拨动琴弦一样优美，而财富与此同时也滚滚而来，为社会带来无尽的生机——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尤其清末以来，南人更是走在时代的前沿，领导着中国的时尚，成为牵引中国向前变革的排头兵……这样的人民，有这样人民的地域，他怎么就总是在政治上拼不过北方呢？

特别是改革开放这数十年，中国的财富，一大半就流到他们那里。他们靠着腰间的银子，再没有以往那种一入王城便脚软目眩的感觉，而是气粗得很，哇啦哇啦的广州话，比“文革”期间北京城里的喇叭声还响，充斥着大街小巷，电视剧上的配音若是不带三分南音就没得人看，而将以往自以为最美的北京官话挤到无地，就仿佛面对群鼠而失去胆气的一只当代宠物猫。猫究竟还会不会捕鼠了？已成为时下人们早已议论过、再不新鲜的话题，而结论多半是否定的。

南方的水在涌动，海涛涌着江涛，从珠江湾，杭州湾，黄浦江三角洲，一路向北方浩荡，以别一种形式再一次在对北方那自古以来雄伟绵延不可一世的山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它们——我指的是北方的群山——今后还有力量一如既往分隔水系、堤坝水面吗？

考验是必然的了。但是，水待山而成形，江得岸而流远，水本身并无法为自己赋形，必待于土地山石，为其立定形态的依据。以中国山水文化所象征的价值文化，依然具有结构性的根本意义。否则，海水、江水散漫流注，高地成岸，洼地浸淫，水旱严重不均，成灾致害，那么，就又该到了“大禹治水”的时候了。——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中国的“穷人问题”依然是个问题，谁也不能看见装作没看见，把没看见当作不存在！实在，比起中国广大的地域，众多的人口，南方所挣的那几个钱仍不过为几个小钱而已，因而不能就此认为：那个“中国问题”依仗它便可获得根本的解决。倘若长时间得不到雨水，那赤裸的山岩在强烈的阳光的曝晒下，迟早有一天要崩塌下来，堵住河道。那时再请禹王爷来，可就费了老劲了。

“地域平衡”的理论是理解中国历史及其文化的一把钥匙，也是如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一个有效杠杆。中国地域平衡中的南北对立、东西对立，在新的现代的意义上，正刚拉开序幕，结局如何，将继续成为对中国智慧的考验。

43、长城：天工与人工的最佳融合

长城，集中显示了中国文化“依托自然、完形自然”的根本特性。

什么叫“依托自然”？那便是：依山立国，依山治国。正是自然山形山势，将中国分割为一块一块的自然地域，而每一自然区域中人，回头利用此种天然山势之分割，依之为护墙，而自成相对独立之一域，以解决本地域人群最切己之生存、繁衍、发展问题。

什么叫“完形自然”？是：自然山势所联结、展开之天然护墙，在自然区域有的地方相对完善，有的地方则不太完善，故而需要对其进行人工修造“完形”，以足实用，作为边墙，用以区域边防守御。

这种意识，在中国初古时代，是不需要、因而也不能产生的，因为那时族群少、地域广，在族群与族群之间有足够的回旋空间，毋须定点守御。

到春秋战国时代，人口增加，社会规模扩大，技术也达到相当的高度；中华腹地，土地已然全部占据完毕，再无自由迁徙流转的余地，为保生存，只有定点死守“家园”，此时，依山为墙，守御却敌，也便成为一种最佳选择。

而山势的自然起伏状况、自然绵延状况，必不能不加补造就可作为完备的“边墙”自然够用，必须依自然山势为基，再加人工补造，使之完形，方可依为完备的战争防御体系来发挥作用。

长城产生了。

长城，实为一“人工造山”的产物。

有人粗算，倘用中国万里长城的砖石土方修一道高五米厚一米的大墙，可绕地球十周，这样一个量如果堆积起来的话，可成为一座泰山！

44、战国长城

战国时代，为中国各自然区域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因而也成为开始成规模修筑长城的时代。

查文献记载，最早修长城的诸侯国是楚国，当时称为“方城”（见《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注）。结合今人实地考察，知其大体走向为：西起湖北竹山县，向北过汉水，再经河南内乡、鲁山、叶县，折而向南，达于泌阳县，大致呈“门”字形，总长约五百公里。（参见《中国文化杂说》第三卷张量、魏福举《长城文化趣谈》，下同。）

楚国当时为中国最南部的国家，在今湖北省一带，西、北、东三面环山，向南敞开，略成一不完整的盆地。其边防压力主要来自北部：西北为秦国，东北为齐国。

齐国在今山东一带，为了备楚，在齐闵王时也修了长城，《史记·楚世家》正义引《齐记》有言：“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据考察，其走向为：西起今山东阴平县，向东经泰安、章丘、淄川、临朐、安丘、诸城、琅邪台，至胶南县的大朱山入海，总长亦达五百多公里。

魏国夹在秦楚之间，修了北、南两条长城。北部长城称为“河西长城”，南起今陕西华阴县华山脚下，向北过渭河，再过大荔、澄城、洛川、延安，最后达绥德黄河岸边。长约五百公里。南部长城称为“河南长城”，旧史亦名“卷之长城”，北起于卷（在今河南新乡），东过魏卷，再过原阳南折，经郑州西荥阳，南达于密县境内伏牛山下。长约三百公里。

秦国地处陕西盆地，其自然山势防线，较之其他自然地域为最优，但仍须人造长城，进一步达致完善。秦国所修长城也是两条，一条在西部，防御大戏；一条在东部，防御魏国。防魏东部长城，筑于秦简公时代，史称“洛堑”，联结于秦西南华山与中部黄龙山之间。西部防犬戎长城筑于秦昭王时代，后世称为秦昭王长城，西起今甘肃岷县西，沿桃河东岸北行，过临洮、渭源、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志丹县、安塞县，最后抵黄河西岸，全长约一千五百公里。此长城后来成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的基础。

位在中国最北部，以蓟（今北京）为都城的燕国，先后也筑两条长城，南界长城以防赵、秦，北界长城以防东胡。南界长城北起河北易县西南，南行转东南，南行过定兴、徐水、安新、任丘，达文南县止，长约二百五十公里，史称“易水长城”。北部长城西起河北宣化，东过河北围场县、内蒙赤峰、辽宁沈阳、辽阳，最后达鸭绿江边，伸入今朝鲜境内清川江边，长可一千五百公里。

赵国为七国中的强国之一，位当今河北南部、山西北部及内蒙河套地区一带，东邻燕，南邻魏，西北邻东胡、林胡二部，亦先后修了南部、北部两条长城。南界长城防魏、秦，起于河北涉县东北，沿滏水南岸东南行，至磁县南折而后东北行，再沿漳水北岸向东北过临漳、成安、肥乡，至曲周止。北界长城东起河北宣化，过张家口，入内蒙，沿阴山山脉西伸，到乌拉山与狼间的缺口“高阙”（在今内蒙杭锦后旗东北）止，长约六百五十公里。这段长城，为后来秦始皇长城所利用。

在古代特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怎样依托自然，利用自然，给地域族群造成有效保护，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要数中山国了。中山国位当今河北正定、石家庄的西北部，地域极小，大部分在山中，四面为大国所包围。为此，中山国一面与东方燕国实行联合政策；在另两面即西面和南面，修筑了防赵长城，长约二百五十公里，利用晋冀间雄伟的太行山，沿山筑墙，过龙泉、倒马关、井陉、娘子关、固关，达于邢台明水岭，有效地实现了国家的边防守御，使一直觊觎着中山国的强大的赵国无法下手。这个蕞尔小国在众多虎狼大国之中，最后竟得存在二百多年之久，也可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了。这不是无缘无故的。天险太行，连一千多年后拥有先进军事装备的日本侵略军亦望之生畏，莫可奈何，在先秦时代，当然就是人力所不可逾越的天障了。

45、以分割保发育——列国之争

战国长城，有效地将竞争诸国予以分割，而使得列国竞争，由简单外在的、蛮族征服式的入侵、掠夺、占领转为内在的实力培养、地域自我发育。因为有长城的有效阻隔，日尔曼入侵罗马式的简单攻略既不可能，谁也不可能一口吃下对方，那么就只有借助山系、长城以为屏障，而在区域内部改善政治、组织生产、建设文化——一句话，培养实力，立长远抗衡之计，以求在长久以后的将来进行决战，占有优势，获取胜利。

在这个意义上讲，“山体—长城”——这一有形的硬物，却实在起到了在当时诸侯国之间建立某种秩序的作用，成为诸侯国间具有强制性的“组织法”：高山高墙不可逾越，无可选择，你只有暂时关起门来努力发展自己这一条路可走。当条件不成熟时即提前大一统（技术条件，如交通道路；文化条件，如社会文化、心理认同，等等），结果只能反而延缓历史的有效进步，这时，将诸地域有效予以分割，使之充分自我发育，是促进历史进步的一种选择。正譬如婴儿在母体中的发育那样，必定是各个器官各自充分发育、功能健全之后，方才可能进入下一步，实现所有器官的协调运动；不然，在只长好半个耳朵的时候，就同时调试耳朵与眼睛与手指头的协调动作，不特不可能，反而会延滞、破坏生命体正常的发育、成长。

具体来说，当诸地域各小型社会尚未充分得到发育发展之前，群体秩序及个体人的秩序文化感尚没有得充分培育之前，倘不能有效地予以相对分割，而是提前就烩作一大锅，将诸地域合并为大一统，却没有相应的中枢控制跟得上，结果就只能是谁也找不到谁的位置，陷入一片混乱，天天有战，人人为战，乱作一团，最后只有再分裂解体，倒回去，重新补课发育。这是对处于发育中的社会的一种戗害，是反历史的。

但是——我们看到，有了山，有了长城，情况就不一样了，“山体—长城”——作为有效的分割墙，将诸地域予以有效分割，各自然地域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却确实有效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自己，培养文化秩序，建立生产系统，灌溉系统，道路系统，教育系统，国防系统，等等，一步一步，使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得到最充分的完善。

待到各自然地域社会充分发育发展之后，一方面，有能力打破分割，实现统一；与此同时，有能力对大一统予以把握的时候，这时，统一便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是真正的历史进步。

而即使如此，事情依然没有想像得那么简单，地域融合永远需要付出甚至是痛苦的代价。秦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即解体，全国陷入全体规模的混战，说明，诸“部分”即使已然各自发育完全，而若要将诸“部分”合并为一大整体，也还不是立即就能有效衔接，贯通为一，还需要有一个痛苦的磨合、适应过程。大一统秦帝国只起到了为接下来的汉帝国的建立，一个预备阶段的作用，一种准备，一种过渡。倒过来说，后来汉帝国的辉煌，其实内含着秦帝国的决定性的贡献在其中。

46、以分割保发育——胡汉之争

统一之后，中原地区原来诸地域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而中华帝国与北地草原民族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中心矛盾，如何将两个性质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实体在最终统一之前首先予以分割（理由当然还是以分割保发育），成为此后中国近二千年历史中始终没有弱化的一个课题。

这不同于七国的统一。七国的社会性质是相同或相近的。这将是一个更高一级的统一，统一的方式是：社会形态更高一级的社会一点一点溶化、融合较低一级的社会，也就是，中原社会一点一点溶化、融合北地草原社会，像溶解“硬物”一样，最后使之完全融入较为先进的中原社会。

为此，就不能不顾一切将一麻袋土豆囫囵一下倒入既有的饭锅之中，那样的话，不特要将锅里原有的美食毁掉，并且将锅也要捣坏了。怎么办呢？就是那个词儿：要“一点儿一点儿”徐徐往里放，即，控制投放。

要做到有效控制投放，首先必须做到有效分割，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怎么样分割呢？老办法：依托山势，修筑长城，建立屏障。即，依托自然，完形自然，如此而已。

47、秦长城

秦始皇一边拆长城，一边修长城，拆的是当初六国间的长城，修的是防胡万里长城。

工程浩大，所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惨重，以致对身受其苦的中国人来说，那简直就是一个恶梦，一个永远不能释怀的该诅咒的恶梦，什么秦始皇走马筑城，把死人筑在墙中，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一系列民间传说，从当时直传说到现在，比之始皇帝的长城更绵延。

秦长城是在秦、赵、燕三国原来旧长城的基础上，联缀扩展而成，自甘肃岷县、临洮一带，一路曲折东行，伸至辽东郡的浿江（今朝鲜境内的清川江）。长城修好后，沿长城一线，置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十二郡，实行屯戍，合军民戍守耕作为一体，十分有效，使得秦王朝十几年的历史中，没有发生任何边防问题。

48、汉长城

秦汉之际，中原大乱，无力北顾，北方匈奴发展起来，在其王冒顿单于的治下，迅速强盛，东灭东胡，西逐大月氏，征服楼兰、乌孙等十二国，成为东起辽河上游、西达祁连山、天山一线，辖地极为辽阔的部族。继而开始南侵，占领秦朝所置河南地。到楚汉战争结束，汉朝建立，匈奴已咄咄逼人，势大不移了。汉高祖不服气，北征匈奴，结果被包围在平城（今大同），七日不得脱，几乎全军覆没。之后，汉朝不得不采取隐忍求全的政策，尽可能对匈奴实行笼络，又是和亲，又是贡物，不敢与对方公然对抗。刘邦死后，冒顿来书，侮辱吕后，吕后是极严厉的女人，仍然忍了。

汉朝人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经过高帝、吕后、文帝、景帝四朝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国力已空前强大，边境问题最终到了来一个根本解决的时候。武帝气魄大得很，一边出兵塞上击匈奴，一边大规模修长城，双管齐下，南北关系至此得到根本性扭转。

武帝时所修长城为河西长城，由今甘肃永登县至酒泉，从酒泉达于玉门，玉门以西直至“盐泽”，只修列亭，不筑墙体，前后总长一千多公理，将整个河西走廊、包括其间的丝绸之路，全部围入中国境内。加上重修的秦长城，汉长城总长达两万公里以上，实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长城。自此以后，整个汉代，再没有发生大的边防问题。

有了边墙的保护，汉朝人就主动了，一方面豪迈西拓，卫青、霍去病大规模出塞击胡，如张骞传奇西行；一方面以静制动，坐以待变，匈奴人庞大的疆域难以保持长久统一，不久即自我分裂，分为两部，一部内附，经过一个时期的融合汉化，最终成为中华的一部分，一部西遁，不知所终。

49、分阶段的逐步融合

南北关系是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的关系。南部中原腹地中原文化，为高位文化，北地草原文化，为低位文化。两种文化的冲突，其历史的解决，只能是融合，最终达为一体。而此种融合，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分阶段进行，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这个过程中，长城犹如一道拦水坝，长城隘口犹如一个个闸门，适提供了这种分阶段、有步骤进行融合的必要条件：一部分一部分北地胡人，一批一批进入长城，分批次逐渐汉化，然后与中原并为一体。正像闸门那样，闸门两边，水温不同，只能适当开闸，一部分一部分放水，进行预热，最终两水全部合为一水；倘若不设闸，两水一下合并汇流，则两边水中生物，温性生物与寒性生物，均将遭到灭顶之灾。

这一不断的逐步的融合过程，在北魏时得到更为典型的实现。北魏本为鲜卑人政权，由塞外草原进入华北后，逐渐汉化，成为一个与南方东晋政权在性质上一样的政权实体。接着，北魏也开始修筑长城，以与更北方的柔然族实行分割。

后来的辽国、金国，也都修长城，其用意与北魏完全一样。

50、长城是守护农田的大田埂

长城本是农业文化的产物。不同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农业文化的根本特点是：守土繁衍。大地广袤，随处尽有；而农田却是世代开垦的产物，是生存的家园，必须尽心守护。

怎么样守护呢？其一，打起田埂，一家一家进行分割，确立田地秩序，在秩序中开展农事；其二，筑起边墙，将游徙不定的牧畜屏之于外。

边墙——长城，无非是放大了的田埂而已。

故此，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数千年间，一拨接一拨南下，未南下之时，为入侵者，汲汲南下；一旦南下立足，即逐渐农业化，定居化，而汲汲于防守，防备北地——那本是他们自己原来居住的地方——牧畜再复南下，踩坏他们的庄稼。于是，他们开始修长城。北魏人如此，辽、金人如此，其他南下的草原民族亦如此，没有例外。

51、大融合的预演：元人不修长城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不修长城。

元朝蒙古人，铁骑奔驰，造成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将所有地域及所有族群全部囊括其中，在此疆域内，已不存在所谓“南北”的畛域，不存在以往一再发生的北侵南的事实危险，故而元人不修长城。

元代疆域大贯通，实现了东亚大陆内诸地域的全面融合。只是，这融合是诸地域未充分发育成熟基础上的一种强行人为捏合，严重夹生，只好再次解体。就此而言，元人的大融合，成为清代的最后融合的一次尝试性的预演。

52、明长城：回头再分割发育

元亡，明朝人随即又有了筑长城北防的需要：既然发育未足，那就再次分割，各方各自充分去发育吧。而明代也便成为中国历史上修长城时间最长（二百多年中一直未停）、修筑长城最为完善的一朝，将中国的长城事业推向最高峰。

53、大融合宣告完毕：清代不修长城

民族融合、文化融合，至清代业已基本完成，清代中国版图，大为扩展，而将以往所谓“北地”，差不多全部囊括进来，南北成一家，基本上不存在北侵南的可能。因此清人也不修长城，不过其堂皇的说法是：“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康熙上谕）恃德而不恃力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就此说，就中国本土来说，此时长城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有效分割，建立秩序，分批进行融合，直迄全部融合完毕，使西马拉雅以东一个大的自然境域最后达为一体，一道进步。

由此可见，长城之于全体中华民族，汉族与少数民族，起了怎样的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那是一目了然了。没有长城，就没有秩序，就使毫无意义的拉锯混战无休止反复进行，破坏战争双方，就不会有诸民族的整体历史进步。就不会分阶段、有步骤地造成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成就今日中国疆域辽阔、实力雄厚之大国地位。人们说，长城是封闭的象征，那是没有了解历史进程的真谛，不过道听途说，拾人牙慧而已，是一种极表面、外在的说法。

54、永远的“长城”

但是，历史在不停歇地进步，技术手段的提高，已将人们二维平面移动的能力一下子提升到海陆空直至外太空的多维立体移动的地步，而使得山势及长城，失去相当作用。即使如此，抗战期间，中国军队，还是在华北长城一线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予以最为猛烈的抵抗，而为长城的历史画上最后、最为庄严壮烈的一笔。

说是“最后”——肯定是不能这么说的。历史还待展开，世界联系日益密切，冲突亦复蕴藏其间，将来会怎么样？能说从今以后将一次战争也不会发生吗？正确的说法恐怕依然是过去所谓“相对绝对”的那一立论，不过时日长短而已。有备而无患，依我中华之巍巍高山，凝我中华儿女之成城众志，守御我煌煌五千年中华文明，莫失莫忘，毫不懈怠，是以为智，反之为愚！

同时也预言了，未来的“长城”将是一种连陆地与海洋与天空与外空、连有形与无形（各种物理波）为一体的“多维立体长城”，说“长城”已然完全退出历史，还早得很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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