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搜狐网站文化版块里，有幸拜读了清华大学教授戴锦华的访谈录。作为从事电影、大众传媒的资深研究和评论人士，戴教授对目前中国市场“没有足够有力的内容来填充巨大的电影工业和电影市场”忧心忡忡，尤其是对2015年上半年整个电影市场空洞的几乎到了令人绝望的程度深感痛心。

笔者认为戴教授大可不必如此烦恼揪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出现都有它的必然性和理由，当人们同时闻到香味和臭味时，一定要分清你所处的环境，不然我们就不能对评价单元有个理性的认识。

从资本运作来解读电影市场，这就必须要提到电影艺术的定义和分类，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电影都是电影艺术的一种。我们不反对戴教授说的“艺术电影也是工业和市场的产物，艺术电影当然要市场，但是它要的市场只是某一个分众市场。”也非常认同“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是分层的、分众的，让不同趣味的观众都能在影院中找到他的影片。你根本没有给艺术电影市场机会，这个市场是不健康的”等等。

然而，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所谓的艺术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活动，也是一种商业活动，这也是艺术电影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离开物资基础，什么艺术也不可能产生。追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个商人的梦想，也是市场经济遵循的法则。让资本逻辑来统驭文化领域，并不是什么人强加给艺术的，而是商品市场和现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文中所提到的苏联艺术电影大师塔可夫斯基是伟大的，“他创造了崭新的电影语言，捕捉生命的一如倒影，一如梦境。”刚开始看塔可夫斯基的《镜子》，基本上还能揣摩出作者的意图，可当我咬牙切齿看完他的《潜行者》时，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或者能给我什么人生启迪。这可能就是戴教授说的，艺术电影它一定是小众的理由吧。

艺术电影大多极力突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反对程式化的情节和模式化的人物形象，并力图用独创性的电影语言。如这类电影被称为艺术电影的话，的确是小众的。在小范围内做做研究，张扬一下自己的个性，顺便给电影艺术添点佐料未尝不可。但对大众来讲，艺术电影就是个“怪胎”，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没有什么欣赏价值。正像苏联一位工程师在给塔可夫斯基信中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这种电影，极尽下流、污秽、恶心之能事。总之，我认为你的电影无的放失，它根本无法触及观众。”

艺术电影在当今既然被称为“鸡肋”，那就干脆弃之好了。任何艺术如不能赢得大众的心，就没有生命力。中国老一辈艺术家拍的电影，还有好莱坞的像《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等，不是艺术电影，但百看不厌。因为他们是在给你讲故事，一些曾经发生过的故事，虽然经过了艺术加工，但你从中能感悟到有用的东西，你能说它们不是艺术？而艺术电影无法立刻让你找到这种切入点，等你看完了，朦朦胧胧的你如果愿意还得回家继续朦胧。

戴教授讲，“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必须是分层的”。是的，人与人文化程度不同，鉴赏能力也参差不齐，大多数人可能更关心油盐酱醋、家长里短，他们也许一辈子没看过所谓的艺术电影，日子照样能过下去。如果把扮演电影艺术试验室和发动机的艺术电影非要强加于大众，这才是对人性的不尊重。没有艺术电影，商业电影的工业系统也不会自我枯竭，因为商业电影是商品时代的必然产物，即使没有艺术电影，在这个历史时期的电影也是会商业化的。

我问过几个大学生和研究生对艺术电影的看法，他们第一反应大多是苦笑加摇头。苦笑是不理解，摇头是不需要。世界上有一个塔可夫斯基、科波拉、斯皮尔伯格、卢卡斯、马丁•斯科塞斯已经足够了，中国不需要再出现这类人物，观众的眼睛和大脑受不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最朴实的真理。

关于戴教授如何去清算审判“20世纪大失败的历史”的理论，笔者非常佩服教授的魄力和“超自然的能力”，同时感觉到教授的论调充满了“狭义相对论”味道，缺少“广义相对论”的胸怀。

让我们先听听教授的宏论。关于清算，教授说：“但是我所说的清算是在遗产继承人的意义上，每一个21世纪人都是20世纪的遗产继承人，遗产继承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债务清理，不清理债务就不能启动遗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还有责任继续作为20世纪的债务清算者，但我们清算债务是为了启动20世纪的遗产。”关于审判，教授讲：“对我来说我拒绝加入到审判失败者的行列，不是因为我认同失败者，而是因为审判失败者太便宜了，太廉价了，太无聊了，而且会有太多人蜂拥而至审判失败者。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在胜利者的历史当中去重新展示失败者的逻辑，而不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书写失败者的必然失败。”她的结论是，20世纪对艺术来说是抹杀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扭曲的，应当抛开20世纪直接与19世纪文化艺术对接。

从小的来说，我们生长在地球上，从大的来说，我们不过是宇宙一尘埃。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即诞生-成长-兴盛-衰败-灭亡，无一例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发生特殊的历史事件，正是遵循了自然法则。没有一件事物和单元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是一成不变的，自然规律要求事物发展多样化，好坏兼容。旧的事物灭亡，预示着新的事物的诞生，没有毁灭就没有重生。如果恐龙生存到今天，人类就不会出现，它必须灭亡，因为世界需要有智慧的动物来统治。

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屠杀文化”的现象发生。秦始皇焚书坑儒，迎来的是大汉帝国的文化兴起，“文章西汉双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到了唐、宋，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即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那也是人才辈出。直到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碎中原文化，中国文化仅仅是靠从宋词演变过来的元曲在苦苦支撑。而这以后，中国文化出现了多元化、更人性化、更能贴近老百姓的喜人局面。文化艺术不再是知识分子和达官贵人的特权，而是走进了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四大名著的横空出世不就说明了一切嘛。

继承先人的文化是必须的，但绝不能患本位主义，更不能不假思索的延续和整体嫁接。继承是为了发展，而不是盲从。无法想象，如果今天满大街站的还是李白、杜甫、苏轼、欧阳修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至于清算和审判历史，完全不必故意为之。后人的一言一行，不知不觉在扮演清算者和审判者。大众不喜欢前人的一些东西，是因为他们不需要或者无法和他们现今的思想相融合，如果非要把百姓不喜欢的东西强加在他们身上，这才是真正对人性的大屠杀。

文革时期的确是中国文化的又一小断层，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它对中国文化有一重大贡献，那就是它敢于批判奴役了中国上千年的孔孟之道。孔孟之道作为一个良好的意识形态，最后演变成统治阶级统治愚弄民众的工具。翻开中国近代史，中国人除了屈辱和眼泪还剩下什么？一位在抗战时期被日军凌辱的慰安妇，临终时就说过“心中的痛无法抹去”。

历史就是胜利者的历史，无论是先前还是当今，它都不会因为你的清算和审判而改变，它已经像标杆一样立在那里，对它的解读不能用一成不变的古板模式。它已经是过去式而不是现在式，更不可能是将来式，只能把它分解开来，有用的继承，没用的封存，即保存-完善-再保存-分解-继承或摒弃的遗传模式。

所以说，“屠杀艺术”是为了艺术的再飞跃，而绝不仅仅是一场灾难。这是文化史必须遵从的自然法则，也是历史的必然。

以前听到国外学者说中国培养不出尖端的人才，我当时颇不以为然。我中华几千年泱泱大国，文化底蕴之厚重，岂能是汝辈所能参透的，可我现在渐渐没有这种激情了。也希望戴教授能扛起这面大旗，培养出一批能人来让他们看看，也让我重拾信心。不过，戴教授在今后面对中国公众表达思想时，尽量少用现代的“文言文”，更不要时不时再蹦出个外国单词来，难道会有什么词语是在我中华文库里解释不了的。这很容易让老百姓产生误解，认为是把自己喻为“香蕉式”的人物，即皮虽然是黄的，但心是白的，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里已经给定了性了。

至于戴教授的其他言论，苟同的不多，不再赘述。余狂妄之言，不必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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