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色财气四堵墙，还有儿女中间藏（杂谈）

□沙草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这个世界上绕一遭，究竟是图了个啥?答案是五彩纷呈的。奉献者有奉献者的理论，享乐者有享乐者的说法。民间有把人生路喻作四关的说法，即酒色财气。这话听起来俗了，但也有可爱之处。实际上，凡人是难以超越这四关的。能把持得住，过了四关，肯定是好人一生平安。“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逞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看那缤纷世象，贪官不断落马，哪个不是裁在这四个字上，酒色财气，过度挥霍，贪得无厌，身败名裂。

我要说的不仅是这四关。认真说，这四关，多数人还是能过去、过得好的，这中间，也包括部分官员们，不管是制度原因，还是自我约束，应该说坚守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值得称道。但是，四关之外，还有一关，实在难过。这一关，就是子女关。这个问题，曾使我思考了很久。我觉得，能过了此关者，凤毛麟角也。封建时代自不必多说了，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其实这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朝廷有规制，即封妻荫子，所以说，只要你卖力干（当然还得会干），可以把你子孙的俸禄也挣下了。

新中国建立后有一段时期，尽管我们现在对那段时期，有诸多的分析和批判，也是为了今后的进步，避免前车之鉴，非常必要。但是我们如果不是意气用事的话，会发现那段时期，在过好子女关这一问题上，放眼泱泱大国，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手头这方面的资料举不胜举。很多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子女安排上，没有特殊化，相反，而是主动地把子女送到艰苦边远地区锻炼，完全地同基层百姓一样，不是后来兴起的“镀金”。

前不久逝世的万里同志，官至全国人大委员长，而他的长子却在一家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那是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18岁的长子万伯翱送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和众多知青一样工作（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有开始，只是有邢燕子、侯隽等主动到农村锻炼）。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洛阳籍作家李准，他去世时，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追忆资料，几个孩子都在普通的岗位上，没有一个显达，有的与千千万万企业职工一样，遇到了下岗失业。这说明了什么？起码说明那时的社会风气，起码没有子以父显，女以父贵。风气何以如此好呢？根本原因是上面带了个好头。开国领袖都把儿子送到了朝鲜战场，不幸牺牲后，遗骨也与其他为国捐躯的普通战士一样，长眠于异国他乡。这种榜样的力量，比多少报告多少文件都管用！现在有人说，那是由于贫困形成的清廉，但我以为这种说法不成立，起码是不全面，往前说二十年，民国时期，社会更贫困了吧，那时的贪腐还少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彼时老百姓讽刺的“五子登科”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是发展进步了，但富裕就一定要贪腐吗，就一定要子荫父业吗？应该说，建国后那段时期的制度，在这一点上是大有长处的，更重要的是，不像后来，制定了那么多纪律，却难以落实，讲得多，做得少。这中间，纪律的模范遵守，中高级干部的率先垂范，上行下效，养成良好的社风，如今看来，是有值得检讨之处的，因为它是关键的一环。

扯到这个话题，说的不仅仅是安排工作（就业）。子女也要吃饭，舔犊之心，人皆有之，不可厚非。在不违反规章的情况下，尽可能给子女找一个好的饭碗，天下的父母都是这么想的。子女如若没有个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做父母的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是难以安心的。这一点，无庸置疑。当然，对于如何安身立命，思想境界之高低，人脉资源之多寡，理解、做法和结果是千差万别的。这个不细论。

安排了职业，还有个盼望他（她）们成长进步的事体。恰恰是在这个事体上，我们的一些干部犯了毛病。子女不争气，依仗权势，胡作非为，而当权的老子，却睁只眼闭只眼，养痈遗患，败坏风气。从一些贪腐案件来看，这种因过不去子女关，被子女牵涉的先腐后败的家族窝案，也不在少数。我有时也为这些老干部惋惜，千军万马都指挥了，酒色财气也把持住了，但最后却马失前蹄，裁在了子女这一关上。

究其原因，可以列出许多，但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私情作祟，私情在合理的空间是亲情，不合理了或者违法了，那就不是亲情了，因为它与公器（公德和国法）发生了冲突，如此情形，何去何从，就可以见出大分野了。这方面正反例子都有很多，不必详举。只是想说，有些高官，竟也没有过了子女关，给一世英名留下了人皆诟病的瑕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震惊世人的“二熊案”，二熊是高干子弟，依仗特权在杭州经营祸害年轻女性的“淫窝”，最后事发被依法严惩（一死刑、一死缓）。洛阳也发生过此类案件，那“陈衙内”最后也伏法了，据说也是惊动了高层。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活跃，社会上出现了先富起来的的一批人，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在越来越大的财富差距面前，相当一部分官员或官员子弟心理失衡了。开始是利用双轨制的“官倒”，后来就索性大开公司或到大的企事业单位当高管，几百万的年薪拿着仍不满足，却又去做那各种捞钱的勾当。由于身份特殊，这些“衙内”的查处难度颇大。孰不知，正是因为他们的丑行得不到及时纠正，对社会风气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性中的弱点有时也难克服，自我约束的力量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会显得软弱。单是舆论监督或者什么纪律约束，制约作用总也有限。我们也不必过于怀旧，时过境迁，还是要向前看。那么根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以为，要靠体制改革。只有彻底铲除了“权大于法”的封建遗毒之土壤，让“法治”真正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遏制人性中的弱点，使其没有发作的机会。这样，执权柄者不只是靠道德的自觉，而是要与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那样，他就不能在子女关上主动或被动地（有些事体开始老子并不知情）弄权了，也就能过去这人生的第五关了，尽管可能是不情愿的。但公器在此，“诸神”退位。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2015/11/23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到这个世界上绕一遭，究竟是图了个啥?答案是五彩纷呈的。奉献者有奉献者的理论，享乐者有享乐者的说法。民间有把人生路喻作四关的说法，即酒色财气。这话听起来俗了，但也有可爱之处。实际上，凡人是难以超越这四关的。能把持得住，过了四关，肯定是好人一生平安。“饮酒不醉最为高，好色不乱逞英豪。无义之财君莫取，忍气饶人祸自消。”看那缤纷世象，贪官不断落马，哪个不是裁在这四个字上，酒色财气，过度挥霍，贪得无厌，身败名裂。

我要说的不仅是这四关。认真说，这四关，多数人还是能过去、过得好的，这中间，也包括部分官员们，不管是制度原因，还是自我约束，应该说坚守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值得称道。但是，四关之外，还有一关，实在难过。这一关，就是子女关。这个问题，曾使我思考了很久。我觉得，能过了此关者，凤毛麟角也。封建时代自不必多说了，千里做官，只为吃穿，其实这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朝廷有规制，即封妻荫子，所以说，只要你卖力干（当然还得会干），可以把你子孙的俸禄也挣下了。

新中国建立后有一段时期，尽管我们现在对那段时期，有诸多的分析和批判，也是为了今后的进步，避免前车之鉴，非常必要。但是我们如果不是意气用事的话，会发现那段时期，在过好子女关这一问题上，放眼泱泱大国，的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手头这方面的资料举不胜举。很多党的中高级干部，在子女安排上，没有特殊化，相反，而是主动地把子女送到艰苦边远地区锻炼，完全地同基层百姓一样，不是后来兴起的“镀金”。

前不久逝世的万里同志，官至全国人大委员长，而他的长子却在一家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那是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18岁的长子万伯翱送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和众多知青一样工作（那时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还没有开始，只是有邢燕子、侯隽等主动到农村锻炼）。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洛阳籍作家李准，他去世时，我曾读过他的一些追忆资料，几个孩子都在普通的岗位上，没有一个显达，有的与千千万万企业职工一样，遇到了下岗失业。这说明了什么？起码说明那时的社会风气，起码没有子以父显，女以父贵。风气何以如此好呢？根本原因是上面带了个好头。开国领袖都把儿子送到了朝鲜战场，不幸牺牲后，遗骨也与其他为国捐躯的普通战士一样，长眠于异国他乡。这种榜样的力量，比多少报告多少文件都管用！现在有人说，那是由于贫困形成的清廉，但我以为这种说法不成立，起码是不全面，往前说二十年，民国时期，社会更贫困了吧，那时的贪腐还少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彼时老百姓讽刺的“五子登科”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是发展进步了，但富裕就一定要贪腐吗，就一定要子荫父业吗？应该说，建国后那段时期的制度，在这一点上是大有长处的，更重要的是，不像后来，制定了那么多纪律，却难以落实，讲得多，做得少。这中间，纪律的模范遵守，中高级干部的率先垂范，上行下效，养成良好的社风，如今看来，是有值得检讨之处的，因为它是关键的一环。

扯到这个话题，说的不仅仅是安排工作（就业）。子女也要吃饭，舔犊之心，人皆有之，不可厚非。在不违反规章的情况下，尽可能给子女找一个好的饭碗，天下的父母都是这么想的。子女如若没有个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做父母的就是到了九泉之下，也是难以安心的。这一点，无庸置疑。当然，对于如何安身立命，思想境界之高低，人脉资源之多寡，理解、做法和结果是千差万别的。这个不细论。

安排了职业，还有个盼望他（她）们成长进步的事体。恰恰是在这个事体上，我们的一些干部犯了毛病。子女不争气，依仗权势，胡作非为，而当权的老子，却睁只眼闭只眼，养痈遗患，败坏风气。从一些贪腐案件来看，这种因过不去子女关，被子女牵涉的先腐后败的家族窝案，也不在少数。我有时也为这些老干部惋惜，千军万马都指挥了，酒色财气也把持住了，但最后却马失前蹄，裁在了子女这一关上。

究其原因，可以列出许多，但我以为最根本的还是私情作祟，私情在合理的空间是亲情，不合理了或者违法了，那就不是亲情了，因为它与公器（公德和国法）发生了冲突，如此情形，何去何从，就可以见出大分野了。这方面正反例子都有很多，不必详举。只是想说，有些高官，竟也没有过了子女关，给一世英名留下了人皆诟病的瑕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震惊世人的“二熊案”，二熊是高干子弟，依仗特权在杭州经营祸害年轻女性的“淫窝”，最后事发被依法严惩（一死刑、一死缓）。洛阳也发生过此类案件，那“陈衙内”最后也伏法了，据说也是惊动了高层。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活跃，社会上出现了先富起来的的一批人，这本来是好事，但是，在越来越大的财富差距面前，相当一部分官员或官员子弟心理失衡了。开始是利用双轨制的“官倒”，后来就索性大开公司或到大的企事业单位当高管，几百万的年薪拿着仍不满足，却又去做那各种捞钱的勾当。由于身份特殊，这些“衙内”的查处难度颇大。孰不知，正是因为他们的丑行得不到及时纠正，对社会风气败坏，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人性中的弱点有时也难克服，自我约束的力量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会显得软弱。单是舆论监督或者什么纪律约束，制约作用总也有限。我们也不必过于怀旧，时过境迁，还是要向前看。那么根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以为，要靠体制改革。只有彻底铲除了“权大于法”的封建遗毒之土壤，让“法治”真正落到实处，最大限度地遏制人性中的弱点，使其没有发作的机会。这样，执权柄者不只是靠道德的自觉，而是要与普通百姓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那样，他就不能在子女关上主动或被动地（有些事体开始老子并不知情）弄权了，也就能过去这人生的第五关了，尽管可能是不情愿的。但公器在此，“诸神”退位。这应该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趋势。2015/11/23

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