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讲到中国人人格的镜面的对照理论，中国人把自我比作一面镜子，自信的人会从镜子本身察觉自己，自闭的人会不愿意正面看待自己，自负的人会不顾别人怎么照现自己，自卑的人老是觉得别人在扭曲地照现自己。中国人经常讲“没面子”、“不要脸”、“伤自尊”、“人格有问题”，其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这也是本节所要论述的关键所在。
     为了更好的理解“脸”、“面子”、“自尊”、“人格”，我们将对这四个词语分别进行阐释：
    1）脸：别人怎么看待我（不管我是不是这么认为，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原来这么看我）；
    2）面子：我认为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也许别人并没有这么看，我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会这么看）；
    3）自尊：别人怎么看待我，导致我也这么看待我自己（介于面子与人格之间的一个东西）；
    4）人格：我怎么看待我自己（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是这样认真地看待自己）。
     在人际关系中，人大部分时候是通过面部的喜、怒、哀、乐等表情变化来透析彼此内心的活动轨迹，所以脸部是一个聚集着丰富的表情信息的传导窗口，通过它我们实现着主体与主体之间“际性”的传递与黏合，所以脸面在人际交往中具有深远的符号学意义。
     脸，初指两颊上部，到唐宋时期开始指整个面部，但是此处说的脸不是指生物学意义的面部以及面部所呈现的表情本身，而是一种表征式的社会及自我评价系统，所以我们经常说：“不要脸”、“没脸面对”、“丢脸”，说得其实并不是脖子以上不长毛且五官聚集的区域，而是对镜像性人格中人际间面对面关系态势的一种虚拟物，它并不是实际的物件，而是一种虚拟，虚拟有这么一种东西可以选择“要”脸或“不要”脸、“有”脸或“没有”脸、“丢”脸或“不丢”脸，它就像是一个人格面具，在镜像性人格舞台的表演过程中，你必须持有它，才能使得相对照的彼此双方均能够根据它对你进行一个笼统而又初步的评价。
     面，脸部特征及属性，面具，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固定的脸谱化特征，其实早期中国的戏剧是没有脸谱的，看戏的人若不近前观看几乎看不出人物所演绎出来的表情及心理活动，后来为了戏剧能够在民间普遍地推广，为了使百姓能够在台下任何一个角落都能辨别人物特性，才开始画脸谱，通过颜色的处理及线条夸张勾勒，以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具有“寓褒贬、别善恶”的艺术功能，使观众能目视外表，窥其心胸，因而，脸谱被誉为演员所扮演角色的“心灵的面具”，所以中国人所说的面子其实就是表演式人格所需要借助以实现人际间彼此评价的一张脸谱，这张脸谱用固定的仪式性的笑和哭来实现对自我人格的建构，中国人有“哭嫁”、“哭丧”的传统，又有“笑里藏刀”、“笑面虎”的说法，反正这里“哭”跟“笑”都是一种仪式性的东西，或者是一种伪装，是一种格式化的举止，或者是一种隐藏心理活动的面具。
      以哭嫁为例，哭嫁一般从新娘出嫁的前3天或前7天开始，也有的前半个月、一个月甚至三个月就已揭开了哭唱的序幕，不过，开始时都是断断续续进行的，可以自由地哭。亲族乡邻前来送礼看望，谁来就哭谁，作道谢之礼节。喜期的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上轿时，哭嫁达到高潮。这段时间的哭唱必须按着传统礼仪进行，不能乱哭。谁不会哭，就会被别人嘲笑甚至歧视。而“哭丧”如今，在民间现实生活中正在悄然兴起，并成星火之势，职业哭丧人用他们的泪水和哭声在演绎人间悲喜的同时，也为自己赚取钱财，电影《父后七日》讲述了一个从彰化县北上工作的青年返乡奔父丧七日的故事，用黑色幽默手法把道教与台湾丧葬习俗表现得淋漓尽致，女主角阿梅作为丧父的直接当事人在自己父亲死后到出殡的七天之内被安排无数次的哭，哭变成一种随时可以转换的面具，随时准备开始哭，哭完随时立即就停，表情转换自如，以至于女主角在这种被安排的悲恸中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父亲的死，直至七日接二连三的“头七”仪式举办过后，在飞机场将要离开时，女主角才渐渐意识到，原来那个深爱自己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然后才开始卸下面具表露出自己真正的悲伤。
    中国人喜欢“讲排场”、“讲体面”、“爱面子”，这与中国人长期处在封建宗族社会的架构里，过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有关，无论是宗族社会还是自然经济，都是熟人社会的人际圈子，在商品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封建社会大部分中国人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氏族宗亲，邻里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些人无形中对特定的某一户人家或者某一个人都会因为长期的居住形成固有的看法，这些看法是长久而不易改变的，所以一个人若是因为作风不正，而通过“捕风捉影”甚至“以讹传讹”，所导致的负面评价足以他在熟人社会圈里“混不下去”，因为无论是谁背后总是有很多双眼睛盯着，有很多双手指指点点着，这就是熟人社会的面子系统，熟人社会正是利用多双“背后熟悉的眼睛”和多双“隐性的指指点点的手”,参照儒家的那套至圣至美的价值观，搭建起来一个360°全方位的评价的舞台，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必须小心翼翼，以防稍之不慎而丢了面子、辱了名声，被万人唾弃。
    初步探析中国人的脸面系统似乎好像是一体的，“面若桃花”、“面如重枣”、“红脸关公”、“黑脸张飞”，似乎脸即是面，面即是脸，两者说的是同一个东西，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作为虚拟化的人格表征，脸和面是存在差异的，正如上面所说的，脸，指的是别人怎看待我（不管我是不是这么认为，很多时候我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原来这么看我）；而面子，指的是我认为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也许别人并没有这么看，我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别人会这么看）。两者的区别是是否存在“我认为”，当“我认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与“别人实际怎么看待我”一致的时候，脸和面即发生重合，这个时候“丢脸”和“没面子”是表达一样的意思，而当“我认为别人怎么看待我”与“别人实际怎么看待我”不一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自以为是”地首先选择保住面子，这个时候脸和面就发生分裂，这让我想起1934年，杜重远在他创办的刊物《新生》上发表了一篇传世杂文，标题叫“死要面子不要脸”里的一句话：“仿佛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说的话：‘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这句话是万分真确的。”死要面子不要脸”，因为往往这个时候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与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发生脱节，自己还浑然不觉，往往做出一些自己认为“让别人看起来”很有面子的事情，可别人不一定这么看，也许在别人眼里这些行为正是“很不要脸”的举动。举一个例子吧，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经常有一些很调皮的男孩子，喜欢在女生面前趁女生毫无防备就扒掉自己的裤子，把女生吓唬的哇哇叫，直呼：“不要脸！不要脸！”而那些男生却还是引以为荣，似乎在其他男生之间取得了“很有面子”的胜利。这也证明着所以其实男生和女生在这个故事当中对自己的评价体系是不一样的,男生们以“脱裤子吓唬女生，看到女生哇哇叫”为“很有面子”，女生却认为这些男生的“脱裤子”举动“很不要脸”。
     接下来谈谈“自尊”与“人格”，在中国人看来“自尊”是一件若隐若现的东西，它介于“面子”与“人格”之间，暧昧地存在着，中国人的自尊没有像西方人那样只是一种”不允许别人歧视的自我尊重”，中国人的“自尊”总是带有着一些“面子”的味道，中国人认为“很伤自尊”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表达“很没面子”，但似乎自尊还存有一丝“自我尊重”的意蕴，所以又跟人格有点像，中国人经常说的人格尊严其实是对脸面系统的一种理性的表达。
     人格，也称个性，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ersona，原来主要是指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类似于中国京剧中的脸谱，后来心理学借用这个术语用来说明社会角色不同转换面具，这些面具就是人格的外在表现。面具后面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我，即真实的人格，它可能和外在的面具截然不同。这里所说的人格是指“真实的人格”即“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唯有人格是不介入他人的眼光的，当然这种前提是自己必须正确地理性地看待自己，否则很容易又会陷入“不要脸”的泥淖当中。西方“人格”独立与他们近代以来的理性崛起息息相关，其中不乏“自由”、“平等”之意蕴，唯有自主、自由、平等方可实现人格之独立。若一个人没有自主权，老是被“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的价值观所绑架，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由、开放式（不拘泥于旧的礼教评价体系）、客观地评价自己，如果一个人没有平等地看待与自己文化、经济、生活背景不同的他人，那么试问由谈何“独立之人格”？
     举一个简单的情景实例，来论述人格与面子之间的关系：比如作为中国人的你，有一天晚上陪着自己的心爱的女朋友在公园里散步，突然路遇抢劫，被劫匪抢走了2块钱，这个时候，你是追还是不追？大多数情况下作为中国人是不会追的，因为首先只是被抢了2块钱，每个中国人心里都会做这样的换算，将“2块钱”“经验”地换算成“一瓶水”，算了，一瓶水而已，没必要追，经验主义的中国人不会习惯像西方人那样将“2块钱”用高度的理性，抽象成“对2块钱占有的人格的完整”，放弃了2块钱，人格就会出现不完整，劫匪的行为是在挑战“我对这2块钱占有的人格的完整”，这是一件大事，不追不行。中国人对人格的概念远远没有面子强烈，只要保住了面子人格可以不那么在乎。但是这个事件的情境是“心爱的女朋友”在身边，这个时候就牵扯到“面子”问题，作为一个男人连“两块钱”都保护不了，还怎么保护自己的女人？丢面子，那得追！是不是必须追才能“保住面子”？不一定，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不要脸”法，学学阿Q在女朋友面前自我“开解”一下：“妈的，儿子抢老子哩”，殊不知当老子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但是老子被儿子抢却是一件“很没脸”的事情。这也是中国人典型的“精神胜利法”，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死要面子，不要脸”的另外一种变异。如果没有女朋友在身边，就没有进入中国人典型的脸面系统，也自然就无所谓“没面子”，这件事只要人没事基本上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了。
      是为文。                                                   2013-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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