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26年前的旧稿――政治的困惑

                              （一）

起义造反的烧前朝的宫殿，以示自已很革命；等自已地位稳定后，又建起了新的宫殿。政权换了，做法却没有变，所以，历史是要重演的。

    毛泽东同志提倡海瑞精神，称赞海瑞骂皇帝，但自已却容不得海瑞，听不进海瑞的批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狠整了一批海瑞。功臣有罪固可处分，但把功臣的尽忠行为当作“罪”，实在可悲。

    毛泽东同志选林彪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里，而存心杀害他的，却正是这个接班人。由领导人圈定自已接班人的做法实不可取。新领导人最好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并能随时由群众罢免。

    中国党的总书记历来不好当。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张闻天、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都在政治上栽过跟头。这里面或许有很多经验教训可总结。举最近的赵紫阳为例，他在台上时，中央工作有不少失误，当有记者问到由谁来承担责任时，某领导人回答说：“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可是，他下台了，失误的责任怎么能都记到他头上呢？如果说第一把手就应该承担责任，因为重大事情都是他说了算，那么出兵在北京市戒严这么大的事情他是反对的，怎么就没有阻止得了？政治这玩艺儿，老百姓实在闹不懂，可是，还得被逼着“转弯子”。

    政治上批判前任领导人（集体领导的责任再无人提及），这如同封建社会的起义者烧前朝的宫殿。等后面的领导人下台了，各种失误的责任又记在了他头上，新的批判又开始，类似于烧前朝宫殿的做法又重演。领导人换了，老百姓被愚弄、被逼着转弯子的命运却改变不了。

    令人困惑的政治呵，可怜的老百姓！

                             （二）

    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是科学，它不应该有禁区。社会科学越接近真理，它越能为进步政治服务；反过来，政治愚味落后，以至反动，它一定害怕社会科学的繁荣。提出让社会科学为某种政治服务的口号，从发展方向讲，只具有相对真理性，从历史角度看，它的科学性极为有限。设前提，圈范围，不让越雷池一步，那是不科学的。政治家提口号于前，让社会科学家搞“理论解释”于后，更是不科学的。

    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报刊上千篇累牍的是大谈阶级斗争的论文，弄得人们心惊肉跳，妻离子散，以至家破人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方面的论文几乎绝迹，到处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和关于“万元户”的宣传，尽管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弊端，但一个“初期阶段论”似乎把什么问题都解释清楚了。然而，现实无情，一呼百应的一九八九年的“五十天民主运动”发生了，领导人在惊慌之余，再次举起了“阶级斗争”的大棒，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政治语言，突然又重现于报刊上的大块文章之中，有一个叫董京泉的人紧跟“政治形势”，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一日的《光明日报》上总结了三条“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

    其一是，“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重要战场是在思想政治领域，集中表现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从分配不公、人的利害冲突方面总结阶级斗争，而把战场确认在“思想政治领域”，这是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的。设想一下，我党如果在土改中不以经济占有情况为标准划分阶级成分，而是以对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好坏为标准搞这场革命，可以把握地说，共产党绝对夺不了天下。就是说，共产党所以能夺得天下，就是因为正确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建国后，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为预演或序幕，以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为转折，以十年文革为高潮的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就在于始终以“思想政治领域”为战场搞阶级斗争，步步破坏了“得人心”的最有利条件，以致经济建设总是徘徊不前，相继落后于二次大战后的战败国日本、落后于被赶到台湾岛上的国民党、落后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不认真反思意识形态上的毛病，不很好总结政策上的重大失误，又要在“思想政治领域”搞阶级斗争，这样下去，那可真要民心再失、党无宁日、国将不国了。再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什么具体标准？呼吁纠正“体脑倒挂”的言论叫不叫“自由化”？写“权大于法”的文章叫不叫“自由化”？把集体的土地“包产到户”、把国营企事业承包给个人、允许私人雇工叫不叫“自由化”？几亿农民担心“包产到户”的政策又要变成吃大锅饭、人们对国家重大决策和政策有疑问和转不过弯子叫不叫“自由化”？反对终身制，反对“一言兴邦”或“一言丧邦”的封建政治体制叫不叫“自由化”？总之，由于“自由化”没有具体标准，就只能给领导人“自由化”地搞“阶级斗争”，抓“阶级敌人”，整政治异已提供“理论”依据。

    其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甚至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通过篡改其实质性的内容，搞资本主义化”。说穿了，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旧提法的翻版。如果一个企业的党委书记要整厂长（经理），广大工人反对，说这个厂长（经理）搞改革开放很有成绩，书记就会反驳说，那是“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化”。反过来，厂长（经理）逮着一个机会要整书记了，同样遭到了群众的反对，说书记一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厂长则反驳说，那是“打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号反对改革开放”。这种假设绝非杜撰，多少国家干部在十年文革中就是背着“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名被整倒、整残、整死的，现在还在台上的很多干部也都背过这个罪名。总之，总结这样的“阶级斗争特点”，只能给人整人提供口实。

    其三，“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的交叉，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阵线不很分明，增加了识别和开展斗争的艰巨性”。这种“各种矛盾的交叉”论，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即“四清”运动中的“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中。这两个十条在高层引起过争论，最后以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取胜；十年文革的理论，尤其是“十六条”，就是在前三个文件共“四十三条”的基础上形成的。现在旧理论重提，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首先，照这个理论，什么人都可以整，因为“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整党外人士有理，在党内搞清洗也有理，因为“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交叉”；整“土老帽儿”是国内矛盾；整有条件涉外的知识分子是因为“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的交叉”；至于整错了人，杀错了人，也有理，那就是阶级斗争“高度复杂”，“阵线不很分明”，因此“增加了识别和开展斗争的艰巨性”。总之，按这个特点去搞阶级斗争，必然打乱仗，斗争目标扩大化。

    以上三条，就是重提“阶级斗争”于前，再搞“理论解释”于后的所谓“紧跟形势”的典型做法，它的伪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五种社会形态，不仅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一个比一个进步，对人的个性的解放程度也一个比一个高，人也就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已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语）。中国几乎是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而进入第五种社会形态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如果说在这个阶段的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或主要内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本人更有一系列困惑需要求教于社会贤达了：这种反自由化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后的“继续革命”，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到来前的“超前革命”？如果是“继续革命”，由于中国社会还没有形成过发达的资本主义，更没有达到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程度，现在就先批、先反、先斗，岂不是一场目标还没有形成的极不明确的革命？如果说是“超前革命”，等于是宣布自已还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站在上一个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的立场上去批后一个还没有到来的社会形态，是用理论上应该属于落后的封建社会思想去批本该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这不是很荒唐吗？

    反自由化是“继续革命”也好，是“超前革命”也好，这都涉及到一个必须明确中国现在的社会是五种社会型态中的哪一种“形态”的问题。就其自由化程度来说，肯定还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那么，这叫什么社会呢？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封建社会？这肯定是当政者不愿意承认的。公认的当然是叫“社会主义社会”，可是，在中国，这是跳过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岂不矛盾了？再说，这个社会主义的自由程度、思想解放程度竟不如今天的“落后了一个社会形态”的西方资本主义，似乎弱不禁风，很容易被冲垮，很容易被“和平演变”，得时刻靠枪杆子维持，那还该叫社会主义吗？是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面更符合人性，还是很容易被“和平演变”的方面更符合人性?反自由化的斗争到底是一场革命，还是一种反动？……这种两难的问题可以无止境地问下去，这说明，本人困惑的确实是一个重大问题。本人毫无主张自由化的意思，也从来认为人是不能绝对自由的，只是觉得不应该把自由化和反自由化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来认识，不应该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来抓。

                            （四）

政治的不断进步，应该是不断接受社会科学的指导、不断从社会科学中吸收营养的结果。科学的进步，要靠它的不断繁荣、不断综合，因此，科学研究必须是多元化的，要保证能够经常地百家争鸣。一元化的理论和做法，必然扼杀真理，阻止社会政治的进步，以至给人类造成灾难。水至清则无鱼。当年毛泽东同志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如果不是批判而是接受，至少允许它自由宣传，中国人口猛增的灾难不至于来得这么快、这么早。搞政治的人要有科学意识，宽大的胸怀，不要动不动就给某种社会科学理论下“错误”的结论，戴“反动”的帽子，不要把社会动乱的责任推到社会科学家头上。任何动乱，都是由社会自身的矛盾引发的，归咎于少数人的煽动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明白，人怎么思想是无罪的，对人的思想进行批判、治罪是不人道的。好思想，自有人接受、响应；坏思想，自有人抵制、不理会。搞政治的人老怕人的思想太活跃了，是不自信的表现，是不掌握真理的心虚表现，是没有群众的危机感的反映。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见风使舵，热衷于搞“时髦”政治批判的人，请务必小心自已的下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请诸公对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过长征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撰文批判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时说：“我觉得如果照作者的这种态度来评定作者的阶级，那么，简直能够把他评为敌对的阶级了……”（注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从政治态度上划分人的阶级归属的做法，只不过是“雏形”罢了）没过几年，这位评别人为“敌对阶级”的冯雪峰，又被别人评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后来，那些把冯雪峰评定为“右派分子”的人，又在“文革”中被另一些人评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再后来，……

    好了，够了，请大家跟我一起困惑吧：中国的政治为什么老转圈子？

                          （五）

   困惑无罪。（可是，我说了算数吗？）

                                                                                写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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