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草

题要：“味之于口，有同嗜也。”我还是固执地觉得，虽说精神产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产品，但大体的批评标准总还是要有的。这个标准就是看它给社会（读者）提供了些什么，对社会的发展有无益处。以这个标准来看，这部作品显然不能说是多么成功的。作家着力处是写中原农村的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变化发展和河南农民生命的不屈和坚韧，也许是用劲过了使力猛了，对生活的理解和表现偏离了方向，出现了令人失望的虚妄。

李佩甫是我们熟悉的作家，也是河南文学的领军人物，多年前，读他的《羊的门》曾感动不已。后来又陆续读到了他的《李氏家族》，《等等灵魂》等作品。与河南的许多作家一样，农民和农村始终是他关注的对象。《生命册》是他的长篇小说近作，在看到了很多褒奖有加的介绍评论文字后，认真地读了这部近40万字的作品。读完以后，说实话，没有多少感动和收获，那些洋洋洒洒的评介文字，我又去翻了一遍，还是很难发生共鸣。于是我想放一下，也许是自己的评价方法出了问题，也许是自己对创作上新的主义和手法不适应。总之可能是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欣赏不了这种带有新潮色彩的长篇。就在这中间，收到省作协寄来的《河南作家》（2012第3期），上面刊有《生命册》获“茅台杯”人民文学长篇小说奖的消息。读完消息，我甚至对自己的批评产生了怀疑。面对这样一部在全国文学界都引起反响的且多是赞誉的作品，自己的感觉对吗？自己的理论批评在方法论上是否保守了呢？世界早已是万花筒般令人目眩神迷，文学也不是当年的文学，什么是好，什么是差，哪里还有大家都认可的共识？

然而转念又想，饭是人人要吃的，“味之于口，有同嗜也。”我还是固执地觉得，虽说精神产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产品，但大体的批评标准总还是要有的。这个标准就是看它给社会（读者）提供了些什么，对社会的发展有无益处。以这个标准来看，这部作品显然不能说是多么成功的。作家着力处是写中原农村的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变化发展和河南农民生命的不屈和坚韧，也许是用劲过了使力猛了，对生活的理解和表现偏离了方向，出现了令人失望的虚妄。

我们先来看作品的人物和故事。作品写10个主要人物，对于一个长篇来说，不能算多。以豫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为背景，作者显然不屑于敷衍出或传奇或本色的故事来，企图“在无限逼近历史和人性真实的过程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具有哲理反思的人物群像图”。（《生命册》封底语）如若果真如此，那的确是文学的幸事与作家的骄傲。但掩卷而思，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正是在历史真实和人性真实上出现了位移和偏差。

小说是以“我”的视角来结构全篇的，且不说这种写法在结构上的手懒，与长篇小说应有的繁复和匠心相去甚远，即使单就内容来看，由“我”串连起来的故事情节也是二三流的，象是从通俗小说趸过来的。至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品铺排了两条线索，即城市和乡村。而城市这条线总的来说，新意不多，无疑是失败的。

“我”是一个由农村走出来的大学讲师。在大学遭遇了一场“师生恋”，女主角梅村又是出奇的美，爱得死去活来，最后却是个悲剧。尽管作家用了那来自非洲的99朵阿比西尼亚玫瑰来反复渲染，但却难以感人。作家想用这种老套的情节来写活“我”这个人物，也无可厚非，但是很遗憾，这个“我”，少有作为，无论怎么看，都还是一个“扁平”的人物，因为“我”到篇末都未能脱开串连故事的角色。而另一个主要人物骆驼，从小人物到成功者，在此路径上，他也完成了由善到恶的巨变，这个人物着墨不少，也有鲜活生动的一面，然而在城市改革已经深入到每个市民的骨髓且痛感异常的今天，那种在小说和影视中，司空见惯的商战加腐败即使再惨烈复杂，也只能是明日黄花了。这样说，也许作家不会同意。是的，在城市这条线索上，作家确是下了不少功夫，从商战到官腐，股票市场瞬息万变，风险如赌博；借壳上市，圈钱像豺狼，其间美人计、连环套也能引人入胜，不少章节也生动有致。然而也可能作家在构思人物时，过早地框定了戏剧结局（骆驼最后要跳楼自杀），不免让人有编造的痕迹。驼驼最后从18层大楼上跳下，连自己的妻子儿子都没有安排好，他为什么要以自杀来保护包括两个部级以上的大官们呢？最大的漏洞是收购一县级药厂后的包装上市，一个只有156人的小厂，上班的才84人，余下的下岗和退休的。这个小厂一年的产值、利润有多少？厂区的生产面积有多大？如此规模的厂子最后竟顺利上市，是不是把国家证监会也写得太脑残了？这样下来，难免有听编故事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与全书所追求的艺术风格是不一致的。一部长篇，出现这种偏差，肯定是作家始料不及的，也是令人遗憾的。

师生恋中的女主角梅村，是作家用力颇多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塑造并不成功，说到底也就是在“红颜薄命”的圈子里打转转。从小被继父的糟蹋心灵受伤，上大学遇见真爱却劳燕分飞，最后被多次失败的婚姻弄得灰头土脸，满脸怨气领着10岁的孩子行走在大街上和“我”擦肩而过。之所以重复这样少有新意的爱情故事，是想说明作家在城市这条线的的设计（构思）上，没有找到城市的灵魂，浮浅了，也落入窠臼了。

现在回到“农村”这条线上。在这条线上作家写了为了爱情放弃军官仕途的“老姑父”，回到“无梁村”后来当上支书，却在几十年的生活中深陷家庭矛盾难以自拔，其原因却是以支书的身份不断“偷腥“；写了长期上访户梁五方，年轻时，凭借聪明和倔强创下一片家业，却在运动中屡遭打击；写了村里的能人春才，竟没有过了青春期诱惑的和闲言碎语的关，悄悄地“自宫”；写了为了拉扯大三个孩子，如草芥般卑微地生活沦为小偷的虫嫂。写了下放的右派杜秋月，多情却被无情误等等。

老姑父在风华正茂的年龄，为了追求一个看了一眼就忘不掉的中学生，不管不顾地改写自己的人生轨迹。且不说这种事儿能有几分艺术的真实，就是他回到乡村后的施政本领和家庭责任担当，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显示特殊个性的地方，最后活得只剩下酗酒和窝囊的隐忍，这种人物形象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乡村，显得是那么平庸和猥琐。梁五方生不逢时，的确令人同情，但以他的年龄走到不上访就不能活命的地步，是不是也显得牵强了呢？他的手艺他的能干，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没有用武之地是对的，但在春潮涌动的后来应该是正逢其时呀，他为什么要单单在上访一条道上走到黑呢？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人物性格逻辑呢？笔下的人物不该是一团泥，任你作家捏弄。春才“自宫”，在故事铺排和心理描写上也欠火候，总给人以突兀之感，好像是作家为了后面的戏剧效果而做的局。春才最后开了一片豆腐坊，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又遭遇了一个外地的女骗子，以成亲为诱饵，席卷了春才的全部积蓄失踪了。作家给我们的画面是不是太灰暗了呢？生命树上结出的果实真的全部是这么干涩丑陋吗？

虫嫂是作者倾注笔力和感情较多、也是唯一的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物，她在社会底层中的生存挣扎，显现了中原农民面对苦难的坚韧，但不幸的是，就是这么一个能体现农民生命之魂的人物（虫嫂最感人的地方在于她自己拾破烂养活了三个大学生，那站在小桥上送馍的身影，体现的纯洁母爱给人以强烈的震憾），作者却在前面的情节里，把她写成了一个准侏儒（小人国）和裤带子极松的偷儿。脊梁呢？农民的脊梁呢？（作家把自己写的这个村子叫作无梁村，是有心还是无意？）我们所熟悉河南农村女性李双双、李麦的气质哪里去了？那种爽朗乐观，那种勤而不怨，那种宁死不伤道义，吃土也不偷食的骨气哪里去了？在读到虫嫂沦为无所不偷屡教不改的惯偷时，我们并不能认可她的行为，只是对她在那个年代的贫苦生活有同情，但读到她只要被抓或被发现，就半自愿地自己脱下裤子人皆可夫，我们只能是鄙视了。这本冠名《生命册》的长篇小说，是作家对中原农村农民的思索，是华夏文明源头长出的生命树，土壤——植物——人物，作家一直是这么着眼和努力的，但是就是这么一群无不畸形人物，其艺术真实性究竟何在呢？

不知从何时起，小说创作农村题材中的“审丑意识”大行其道，好像不如此就不能深刻反思农村，就不能正确揭示人性。农村中的丑陋，人性中弱点，灾难性地碰上了作家的显微镜，被无休止地放大了。前两年看贾平凹《古炉》就有这样的感触。那个主人公狗尿苔的猥琐卑微庸俗，真令人难以卒读。在这一点上，《生命册》差强人意。它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艺术成就也是很明显的，生动的细节也多，语言上的追求，有些几乎走到了生活化和艺术化相融不见雕凿的境地，有纯净的质感美。但瑕疵也由此产生，可能是过于追求生活化，口语化的毛病也不期而至。举两个小例子，“过了一刻钟，门开了，蔡思凡领了三个派出所的民警进来”（p141页）；“八个县里的治安联防队员”（ p 127），在这里，显然过于口语化了，应该是“派出所的三个民警”和“县里的八个治安联防队员”，写作时应尽可能地避免岐义。

另外，作品在运用方言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也有些瑕疵，比如“谷堆”、“牢盆”和“各料”，说人蹲下像谷堆，随意性大了，河南不少地方都有这方言，是“骨蹲”，蹲下的意思。“堆”应该是蹲的转音，和谷子没有关系。“牢盆”不对，应是“老盆”，它是中原地区丧葬习俗中的葬具之一。“各料”应是“圪料”，方言在沿变中有本字，要细心去找才好，而不是仅图个音准。此外，笔误和校对质量也有多达近十处的错误。最明显的是p141页的“梁五方”写成“蔡五方”， p272页的“魔症”写成了“魔怔”。这种低级错误出现在一级作家笔下和享有盛誉的作家出版社，实在是不应该的。

从这部长篇新作问世一年的时间里，在报刊上读到了不少评介文章，其中也有作家本人对媒体的答问。作者调动了自己几十年的积累，在作品中试图解读历史剖析民族的劣根性等等，小说中的世界在作家眼里无疑就是由生活真实而来的艺术世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生活真实的存在，但是好的艺术应该是有升华的，即使是批判，寒意中也要有温暖才好，而不是相反，一味地展览痼疾和病态。也许正应了那句话，好作品能把假的写成真的，差小说会把真的写成假的。因为如何把握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之关系，是摆在作家面前的恒久命题。

不管你承不承认，小说创作总要遵循一定的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目前仍是多数作家操持的创作方法，《生命册》正是如此，尽管作家也想写出点魔幻来，用了些心思，写那好象埋藏了人头的石榴大花盆和对易经、命相风水的解读等，但那只能是点缀而已，并不能改变作品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这样，我们在阅读评判时，也只能用现实主义的评论方法，而不是像有些评论家那样，离开平原大地，过于抽象和哲学，那样只能走向象牙之塔。象牙之塔里的文艺评奖早已脱离社会和大众，自说自话，只是圈子内“小众”的事。这一点，我们也许不用大惊小怪，连最应该具有大众性广泛性的影视都变成了圈内人的自我喧哗，遑论此等文学？

魂兮归来！

2013-4-4初稿，2013-4-17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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