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里，我的灵感一次次催我起床。我从“秀才女人的宁式床”上一骨碌爬起来，穿上刘庆邦的《鞋》，打开巴金的《灯》，照了照万方大姐的《空镜子》，啃了几口莫言先生的《透明的红萝卜》，接着就欻拉欻拉地敲起了键盘。我想结合岳父李建同的死，写一部非常有分量的中篇小说——《葬》，争取能赶上并超过师兄朱文，同时也好让高密和五莲的那两位老兄不大不小地吃上那么一惊。
　　以下便是我的中篇小说《葬》的正文——
　　毫无疑问，对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火葬场不啻是一个哲学胜地。在那里，面对自己的亲人或朋友眨眼间变为虚无，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新审视、比较和反思，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死亡的极端恐惧。因此，许多人在那里获得了新生。
　　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上午9点57分，我从火葬场回到家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最近发生的一幕一幕和火葬场的真切感受，使我对自己旧有的生活态度和生命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我想，人活在世，千万要把金钱呀、地位呀、女人呀、名利呀……看淡一点。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平平淡淡才是真人生。
　　今天被火葬的是我的岳父李建同。
　　他生前是市长助理、市财政局局长。
　　我的岳父李建同犯的是心肌梗塞病，前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左右死在监狱里。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时尸体已经打挺多时了。我和妻子李海青去收尸的时候，她的哭声异常惨烈，简直是凄婉哀绝、肝肠寸断。那嘹亮的哭声传遍了监狱的各个角落。我没有哭出声来，只是受了李海青的感染，眼窝里湿润润的。不是说我对岳父没有感情，也不是自己缺乏眼泪，我只是觉得哭声并不代表什么，哭得再惨烈再悲痛也是没有作用的。我挽住李海青的胳膊，听着她痛不欲生的嚎啕大哭，我好像麻木了，惊呆了：一个星期前还是一个谈笑风生的爸爸、一个叱咤风云的财政局长、一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一具僵尸了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我这些年变坏了，变庸俗了，不再是过去山村里那个朴实勤快的小伙子了。说句实在话，我舍弃林红追求李海青，完全是被金钱和地位迷住了心窍。因为她爸爸是财政局长，是个有钱有势的上流人物。她家里吃穿住行样样不愁，完全没有我家的贫穷与寒酸。如果比较起来，那简直是天上与人间！
　　“如果我把李海青追到手……”那时我经常这么假设。
　　“如果娶到林红呢……”我同时把她们两个人进行比较。
　　林红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从山村里考出来的穷学生，并同我一起分到了市财政局。当我最后选择了李海青，她就突然消失了，后来听说去了南方。
　　“我过得幸福吗？”我经常这样反问自己。我同李海青结婚快十年了，儿子小威也已经七岁了，但令我一直苦恼、悔恨和无法排解的是，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她！我自己认为我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我的生活态度、我的言谈举止和为人处事都是农民式的，是诚实的、朴实的、塌实的。与李海青的贵族小姐气、慵懒轻浮气和虚荣傲慢气是格格不入的。我内心里喜欢的其实是同自己身份一样的、像林红那样朴实无华、热情勤劳的山妹子。
　　然而后悔已经晚了，后悔药到哪里买呢？！
　　这应该怨谁呢？
　　事实上，自从与李海青结婚后，我的内心一直非常歉疚，觉得非常对不起林红。是我把她逼走了，她的心肯定在落泪，在流血。我曾经从我的另一个同学那里打听到她的电话号码，背着李海青，给远在上海的林红打电话，求得她的谅解。不料林红却轻描淡写地说：“感谢你还记着我。日子过得好吗？……”最后她说了一句：“祝你们爱情甜蜜。”放下电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直望着眼前的电话机发呆。我猜测电话那边的林红也一定同我一样在望着电话机发呆吧。
　　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白居易的《长相思》：“汴水流，汴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口，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她有我这么失落吗？
　　她有我这么孤单吗？
　　她有我这么后悔吗？
　　我不知道。
　　我和李海青的婚礼举行得非常隆重，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一次最隆重的婚礼场面。打头的彩车是一辆加长的、防弹的红色科迪拉克，后面是一大溜看不到边的豪华轿车，有市委市政府的，有政协总工会的，有银行保险部门的，也有企业和个体的，总之多得数不过来。第一次做了众人的主角和关注对象，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怎么也适应不了，恨不得找个下水道一头钻进去。
　　上午八点十八分，汽车从李海青家的别墅楼出发，沿着美丽的大连滨海路，逶迤前行。滨海路右侧是鲜花翠柏和碧绿的草坪，左侧是银波万顷的渤海湾。这个美丽迷人、让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好像专门为情人们设计的。我们下了车，因为要在这里拍摄婚礼外景。五、六个摄影师和摄相师跑前跑后地忙呼着，一会儿要求我们手拉手走，一会儿又要求我们相拥着卧在草坪上，我俩完全成了他们的傀儡。我们在连心桥一边的铁链上系上了一把象征爱情永恒的连心锁，然后又上了车，进入了繁华的市区。市区内细长的街道在高楼中蜿蜒曲折地向前延伸着，车队也变得细长起来，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慢蠕动。这时我脑子里多次浮现出家乡那宽阔的原野和潺潺的流水，我觉得心里发闷，发堵，像要呕吐。我从侧面看了看李海青那张被化妆师整变了形的粉脸，她好像被幸福充盈着、洋溢着，没有丝毫的心灵扭曲。而我却感觉好像是被人绑架了，被众人驱使着，努力地往前疾驶着。
　　哦，一切都像在睡梦中。
　　看到这么宏大的婚礼车队穿行在繁华热闹的海滨城市街道上，我那远在乡下的清瘦年迈的爹娘能相信这是我的婚车吗？他们那黝黑的皮肤和干裂的双手，那浣洗了多次、已经褪尽了颜色的粗布衣褂，那双麻木呆滞的眼神和蹒跚的步履……能够容纳到这个热闹体面的婚礼队伍里来吗？在农村，虽然儿女的婚姻大事，爹娘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而我却只是告诉了他们结婚日期，没有邀请他们来参加婚礼。
　　对养育了自己二十多年的爹娘，我是多么的残忍！为了我的学业和前途，他们可以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以吃糠咽菜，可以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甚至可以无私地为我牺牲生命。而我为了不让大家知道我是农民的儿子，不让他们看见我父母的寒碜与窘迫，竟然在我大喜的日子把父母扔在了一边！
　　我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靠自己的真本事、靠挤独木桥走出来的大学生。我这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离开家乡时的情景。我爹把家里仅有的一个猪崽子杀了，在院墙外的大杨树底下摆了三桌酒席，宴请村里的男女老少。他们你三元我五元地为我凑学费，全村一共凑了二百三十七块钱。不够，爹又把家里那头陪伴了他多年的老水牛卖了。临行前，爹把我领到祖坟上去，他在七、八个坟包的前面先跪下了。他必恭必敬地烧了纸，敬了香，祭了酒，然后说：“列祖列宗，承蒙保佑我儿，今日考上大学，这是祖宗的荣耀，是全村的荣耀。请列祖列宗继续保佑他修完学业，做个有出息的人，光宗耀祖。”然后他双手按地，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他又双手抱拳，很标准地作了一个揖。
　　他拍打掉双膝上的土屑，就把我拉向前：“你也向祖宗们叩个头、许个愿吧。”
　　我按照爹的要求做了。爹对我的动作很满意。他俯下身帮我拂下双膝上的土屑，然后一直把我送上了长途汽车。
　　婚后第四天，我带李海青回家探亲。当然是她爸派车把我们送回去的。三百多公里的路程，对我来说轻松的、愉快的，因为我要衣锦还乡了，而且还带着一个千金小姐——这是那个小山村里的父老乡亲祖祖辈辈做梦都想不到的。李海青却很难忍受，道路颠簸不平，尤其是下到乡间土道，经常能刮着轿车底盘，“喀嚓喀嚓”作响。轿车左摆右晃的，李海青在车里坐不稳，一个劲儿的埋怨。
　　轿车进村时，村里的小孩子们像见到了什么稀罕物，呼喊着跟在车后面跑。走进家门时，我的爹娘都没有在家。因为家里没有电话，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今天回来。邻居孟婶告诉我们，我的爹娘都下地干活去了。农村风气纯朴，家门根本不用上锁，只要把象征大门的木幛子拉上、堂屋门闭上就行了。家里来人的话，站在大门口吆喝两嗓子，若没有回应，就知道家里没人。如果小偷来了，家里的东西随便拿——关键是家里实在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拿的。邻居家如果要借把镢头或者用根绳子，见主人不在家，可以先拿去用，用完了主动送回来，放回原地方，然后见着主人了再告诉一声。邻里之间就这么平淡而融洽地相处在一起，很少有脸红脖子粗的时候。
　　李海青第一次来我家，什么东西都觉得新鲜。那猪圈里的猪崽子，那低矮潮湿的小草房，那仰起脖子直叫唤的大鹅，那锈迹斑斑的水桶，那长在院子里的果树，那爿散发出霉臭味的土炕……这些对我来说既熟悉又亲切的东西，在她眼里似乎都充满了神奇。她左看看，右瞅瞅，甚至用手去触摸一下，只是她一直捂住了鼻子，因为从厕所里、猪圈牛棚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以及院子里鸡鸭鹅狗撒下的粪便的腥臭，汇聚成一股难闻的气味。我在农村生活了21年，对此早已习惯了，李海青却不适应。
　　我只好抱歉地说：“我家的气味难闻，真是对不起您老人家的鼻子了。”
　　李海青知道我在嘲笑她，就一只手捂住鼻子，一只手握成拳头狠锤我的肩膀，脸上却挂着灿烂的笑容。
　　我说：“到农村来体验体验生活吧，在城市的话，想体验还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呢。”
　　正说着，我爹娘还有邻居孟婶慌慌张张地回来了。一进门，李海青倒没拘束，而是我的爹娘先拘束起来。因为家里突然多了这么一个白胖、娇艳、穿戴时髦的儿媳妇，老实巴交的爹娘一下子显得无所适从起来，两手局促地蹭着衣服或后屁股，直到李海青大大方方地喊了声爹娘，他们那张表情不可琢磨的脸上才勉强挂上起一堆僵硬的笑容。看到眼前的爹娘，我的鼻子里陡然升起一阵酸楚，眼睛里热辣辣的。爹娘像两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寒暄了没有几句话，就赶紧过去洗手，换衣服。我爹把我们撂在一边，独自从门后拿起一把铁锨，捡拾起院子里牲畜的粪便，扔进了猪圈里；又随手端起洗脸盆，在院子里洒了一层水，然后挥起扫帚，将院子打扫干净了。我娘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拎起篮子，要到菜园子里去摘菜。我说：“娘，不用了，菜都买好了，在车后备厢里放着呢。”我知道在农村买菜不方便，就顺道在市里将鱼、肉、蔬菜和烟酒以及鞭炮都买齐了。
　　我把自己的打算分别跟爹娘说了，就是让我娘找几个勤快利落的妇女来家里帮助做饭炒菜，让我爹挨家去通知村里长辈来赴婚宴。不一会儿工夫，村里人陆续从田野里、从家里、从菜园子里聚拢来了。有的拿着自家的锅碗瓢盆，有的扛着自家的饭桌凳子，有的搬来自家的切菜板和磨刀石……村里二十多户人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几乎家家都到了。我热情地给长辈们敬烟敬茶，李海青也热情地给孩子们分发水果糖块。大家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婶子大娘们虽然没有明确分工，但有收拾鱼肉的，有择菜的，有烧火的，有掌勺的，有做饭的，秩序井然。男人们也没有闲着的，挑水的，抱柴的，安桌凳的，挂鞭炮的，洗刷酒杯茶碗的，来回穿梭。小孩伢子们围在轿车旁边，像在鉴赏一件国宝似的，一会儿摸摸平滑的车身，一会儿又在倒车镜里做个鬼脸。小女孩子们则围在李海青身边，像欣赏动物园里的大熊猫一样羡慕地看着她，看她那描摹得像孙悟空一样的眼影，看她那对漂亮的耳坠和手镯，看她那身标致的结婚礼服，看她那高耸的头型和插在上面的漂亮发卡。中午时分，饭菜准备妥当，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大街上响过，然后大家纷纷入席——丰盛的婚宴开始了，大家觥酬交错，谈笑风生。从他们那啧啧称赞的言谈和羡慕不已的眼神中，我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自豪和荣耀。他们笑容满面，推杯换盏，一直喝到太阳偏西。
　　客走人散时，已经临近傍晚。我的心里也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感觉一下子轻松起来。我爹娘望着几桌子剩饭剩菜，神情明显失落下来。家里只有一爿土炕，晚上怎么住宿成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自己倒能对付，李海青能答应吗？那个司机怎么办？
　　李海青说：“婚礼已经举行完了，咱们回去吧。”
　　我说：“哪里举行完了？我娘门上的舅舅、姨、妗子还都没到呢。在我们农村，婚丧嫁娶最少要大办三天。”
　　“我可等不到那时候，你看这里的生活和吃住条件，你看那些人的眼神，再看这帮土老冒脏兮兮的样子，我看了都恶心……我可不能再等了。……你给家里扔点儿钱，让家里人自己办去，不就结了嘛。”
　　我拗不过李海青。人家是大家闺秀，容不得委屈。我也不知道爹娘是否同意，给他们放下两千块钱。我撒谎说单位工作忙，脱不开身，然后上车就走了。我知道爹娘因为我的突然离开肯定会更加失落，但我实在没办法。我们在县城里的一家宾馆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赶到了市里的新家。
　　据说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利特很赞成结婚。他说，如果你娶了一个好女人，那自然会非常幸福；如果你娶了一个刁蛮不讲理的女人，你将成为一个哲学家。
　　我他妈的十七岁的时候就想结婚！因为那时从我的身体内部散发出一股旺盛的冲动的强烈欲望，发誓坚决要同一个漂亮的女人结婚。但是同谁结呢？同农村的姑娘？还是同城市的姑娘？同城市里的姑娘结婚自己有资格吗？谁会看上你这个乡巴老儿？在农村生活了21年，我深切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滋味，我恨那片土地，同时也惧怕那片土地。在农村要想出人头地，只有秉烛苦读，走独木桥，靠考大学。为了摆脱农村恶劣的生存处境，我豁出去了，废寝忘食地学习，参加一次次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地走出了农村。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大学还没有普及。大学生在各个单位还是非常短缺的，因此我们这些走过独木桥的人被社会上的人们很羡慕地称作“天之骄子”，毕业后工作单位安排得都不错。
　　在市财政局，像我这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实在是没几个，因此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成了单位里的香饽饽儿。
　　参加工作没几天，就有几个好心人跟我商量婚姻大事，我说自己已经有心上人了。这种回答似乎更让他们慌了神，党委书记贾为国亲自出马，名义上是关心我的终身大事，实际上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他给我介绍的女朋友就是李海青。那时候李海青在局办公室当打字员，平时与大家说说笑笑，显得很随和，不像一个局长千金的派头。穿着打扮也很入时，总是一身休闲装。我见过她几次，虽然没说过几句话，但感觉上还可以。
　　“李海青这姑娘确实不错，就是学历低一点儿。她爸有能耐就行呗，你还想追求啥样的？人家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将来你自己的前途也不会成问题……赶紧下手，否则后悔就晚了。”贾书记语重心长的嘱咐我说。
　　我记得马克思同志也说过，与你不相爱的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作家万芳也说过，娶一个你爱的人，就会失去自我；娶一个爱你的人，就会失去自由；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又不免求全责备，难以善终；如果两个人不相爱，不相爱还结婚干嘛？！
　　我如同坠入五里雾中，真是左右为难，无法抉择。孟子老先生在教科书中教导我们：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但要命的是，在李海青和林红之间，我已分不清哪是鱼、哪是熊掌了！
　　在平展的办公桌上，或者在宿舍那张瘸腿的写字台上，我没事可做的时候经常反复地做着一个蹩脚而低能的游戏：拿一枚硬币，先让它按照我的规则发疯似的旋转起来，然后趁它不注意，猛然一下扑倒，心里暗暗祈祷着：硬币正面朝上代表李海青，反面朝上代表林红。做来做去，更让我摸不着头脑，因为所有的结果都是截然不同的——硬币有时正面朝上，有时反面朝上，根本没法把握！
　　我被爱情折磨得哭笑不得，我向上帝求救：“饶了我吧，狗日的爱情！我向你交械投降。我服你了，行吗？”
　　正当我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的时候，李建同从幕后走到台前。他派秘书小王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非常气派宽敞……
　　写到这里，我怎么也写不下去了。我觉得搞创作真是一个苦差事，伤脑筋不说，而且还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短短4000多字的文稿，整整折腾了我半个多月。在这半个多月里，我吃不好，睡不香，连做梦都在考虑写小说的事儿，像得了魔症儿似的，上厕所都尿不净。半个多月下来，我变得面黄肌瘦，灰不溜秋，活像变了个人似的。这倒是小事，这点儿折磨我倒能忍受，关键是因为我写这篇小说竟然挑起了一场家庭战争：妻子李海青嫌我一门心思写稿，家务活儿也不干了，孩子上学也不送了，两性生活也不正常了，夜间响动影响她休息了……全是些鸡毛蒜皮的大事，就一个劲儿地跟我闹分居！
　　这种强加在我身上的小说情节以外的精神痛苦，实在让我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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