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又采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艺术中独特发明并使用得相当娴熟的——革命战士中弹倒地后（或躺在战友怀里）虽然奄奄一息却一唤就醒、好像永远也不用担心他真的会死去——呼唤方法，再一次把已经去世多年的博尔赫斯老先生唤醒。
　　我说：“老先生，我认为你的小说采用的是《一千零一夜》中山鲁佐德给萨桑国王讲故事的方法，故事里面套故事，而且永远没有穷尽。”
　　“也许是这样。但那只是个表面现象。……我认为现在的文学已经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对世界本质的推测和假想。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是立体的，多维的，来自四面八方，来自多种媒体和感受。而当我们用语言或文字方式表达出来，却只成了一个由字、词、句子构成的单维直线的空间了。从多维的世界到直线，这其中压缩了太多的信息。看来，完全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真实的记忆也不完全，我们所能存储的只在阐述上，或者在显示上，这些都已经加入了我们自己主观的一厢情愿的选择。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不是表征的，他们仅限于记录现实，而不是表现现实。确切地说，他们描述的并非现实的初级感觉，而是经过加工的概念化的现实。文学引起的激情也许是永恒的，但是方法必须不断地改变。哪怕只是些小小的变化，也不至于失去它的魅力。随着读者的日益了解，那些方法也逐渐失效，因此我断言，经典巨著永远会存在危险的。”
　　关于书，他说：“在人类浩繁的工具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书了，其余皆为人体的延伸。诸如显微镜、望远镜是视力的延伸，电话是听力的延伸，犁铧和刀剑则是手臂的延伸。而书却完全不同，它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书不应该来揭示事物，它仅仅是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书写出来不是为了让人去理解它们，而是让人们去解释它们、启发读者去继续思索和发现。”
　　关于诗，他说：“不能朗读或无法激发朗读热情的诗，绝非好诗。诗要求朗读，朗朗上口才是诗的原生形态。它是口头艺术或歌谣，而非书写艺术。”
　　关于天堂，他说：“你感到最幸福、最留恋的地方，就是你的活生生的天堂。我的天堂就是图书馆。当然，同一个场所，既可以是一些人的天堂，同时也可能是另一些人的地狱。”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老东西！”
　　他最后对我说：“一篇小说如果不以反对它本身而结束，就被认为是不完整的。打个比方说，像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最后一片叶子》，以及马可﹒吐温的《竞选州长》、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等等，很多很多。这些小说里主人公的命运无不在最后关头发生戏剧性的转折，让人出乎意料，同时又在情理之中。”
　　“那我就听从你的劝告，把自己这部中篇小说《误入歧途》在最后也全盘否定掉。”
　　“你可以大胆地试一试嘛。”
　　受了他的谆谆教诲，我再次蠢蠢欲动起来。我赶紧把灵感的大门打开，请灵感快快闯进门来。
　　灵感终于“咚咚”地敲门了，我非常惊喜。我立刻闪起身，陪着笑脸，哈腰做了一个标准的谦让动作：
　　“灵感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您请进——”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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