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进工厂

            1977年我高中毕业，那年恰巧是文革后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本来对于我们这批应届高中毕业生而言，应该是一个绝好的机遇。然而，我却没有能力去把握它——直到坐在考场上面对试卷，脑子里出现的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问号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究竟学到了多少基础知识。

            我的初中和高中就读的那个中学，在那个年代，是全市开门办学的典型。每个学期，我们都有大量的时间在劳动——到校办农场，校外农场抬粪施肥，种、收红苕，插秧，收稻，收麦，收玉米，嫁接果树；到校办工厂上机床实习操作；高中阶段还到一个养猪农场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学习怎样养猪——包括喂猪，打扫猪圈，为猪接种，预防等等；除此之外，我们还时常为社会尽义务：建岷江大桥，铺设城市公路，学校都承接了一部分碎石任务，而全校的每一个学生也相应承担了一定立方米的碎石劳动。所谓碎石，就是用一根皮条或厚布条把鹅卵石圈住并用左手将其固定在一个大石头上，再用右手持一把小铁锤将其砸碎。鹅卵石只能是一个一个地砸。因为我们必须得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所以，碎石的那段日子，每天我们总是要很晚才能回家，半路上也总会遇到因放心不下而前来接我们的家长。为建青衣江大桥碎石时，我们还吃住都在工地上。那时几乎每个学期，我们都会背着背包出校拉练，短则三、四天，长则一个星期不等。回顾初中高中四年的学生生活，我们确实学习了不少有关工业、农业、畜牧业方面的知识，却实在没有学到多少文化基础知识。所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在我们学校，除了一个善歌舞的女生作为特长生被音乐老师的母校录取外，所有参加正式考试的学生都惨遭“全军覆没”。

            复习了一年，再次高考，依然是名落孙山。不过这一年的考分报考中专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父母亲都不同意。父母对我们姐弟俩从来都是很民主的，记得刚上高中时，父母希望我转学到第一中学，因为一中的教学质量是广大的社会成员所公认的——尽管那时仍在批判走“白专”道路。但我不愿意离开早已熟识的同学和老师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学习，经过多次理论见我仍不动摇，父母也就不再坚持他们的意见。但在我考学的这件事情上父母的态度却再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有本事就考大学，否则就当工人。不能读中专”。高中时我们班两个转学到一中的同学（我们也是初中同学）都在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我很清楚连续两次的落榜都与自己当初无理的固执脱不了干系。所以这一次，我对父母的意见作了毫无保留的采纳。

            直到很多年以后，在父辈们陆陆续续的对往事的回忆与感慨之中，我才终于弄清楚当年父母为什么坚持不要我报考中专的原因。在我的众多长辈中，当然包括我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中专毕业生。就因为他们仅仅具有中专文凭，因而在工作中曾遇到过许多的尴尬与无奈。解放初期，因国家急需各类建设人才，所以很多求学的青年才只接受到了中等专业文化知识的教育就被急急忙忙地充实到了各条战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就都成为了各自领域中的精英和骨干。除了抓紧业余时间刻苦钻研相关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外，紧张、繁忙的工作也使得他们再也难以脱身去进行任何系统性的学习。但他们无怨，因为他们的信念是：“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职责”。如果，后来的人们也象他们那样，也许他们就会终身无悔。然而，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里，那不看工作业绩而纯粹地，片面地以文凭论功行赏，评定职称的无情现实给了曾无私奉献，兢兢业业几十年的他们以残酷的一击，“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感觉深深地刺伤了他们的心，虽然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工作却再也不能给他们带去欢乐与自豪。原本工作着就是美丽的，但已没有快乐的工作也就失去了它的美丽。因此他们不希望子女步自己的后尘。

            1978年，下乡知青大举返城。为了巩固社会的稳定，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为政府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问题承担了一定的安置任务。更何况是本身就有不少知青子女的工厂。但要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前提下一下子顺利地消化掉那么多不具备一点儿工业生产知识的知青，在哪个工厂都会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能够预先集中地对他们进行一段时间基础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所以，“我的工厂”与另外两家同行业的工厂协商后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创办了一所技工学校。技工学校根据三个工厂主导产品的不同，开设了电机，铸造，修理三个教学班，每个班招收50名学生。这样，学校不仅全数吸收了三个工厂的知青子女，还为一部分其它行业的知青子女解决了就业问题。然而，最高兴的还是莫过于我们这些高考场上的失败者，就因为是办学工厂的子女也顺理成章地同知青哥姐们一道进入了学校——成了所有“开门办学”牺牲者中的幸运儿。三个工厂都为学校派出了既富有工作实践又具备良好教学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担当我们的老师，学校还到社会上聃请了热心教育事业的资深教师给我们补习文化课。

            当年，进入技校就意味着就业。也许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能进入技校学习的人脸上都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感人的微笑。尤其是那些曾经被难以适应的知青生活折腾得心灰意懒的知青哥姐们，更是象获得了新生一般一扫往日的愁烦而变得乐观开朗起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快乐的感染力是巨大的，也是持久的。快乐是力量的源泉——快乐，减少了知青哥姐们对那早已生疏的课堂所产生的畏惧心理，努力，认真，刻苦地学习起来；快乐是亲善大使——快乐，放松了人的戒备心理，同学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融洽，和睦起来；快乐使校园变成了歌声的海洋——快乐，敞开了人们紧锁的心扉，无论是声音甜美还是五音不全，同学们总是会情不自禁地用歌声来抒发自己对新生活的热爱。两年难忘的技校生活，不仅为我们既将进行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填补了我初中高中文化基础知识的空白。

            虽说经过技校精心培养的我们毕业后如期进入了工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我们培训的结束。我们被工厂根据实际需要分配到了各个不同的生产岗位，并在指定岗位师傅的指导下又进行了短期的实际操作训练，最后经考核合格后，我们才真正充当起一名工人的角色。我被分配到总装车间，当了一名嵌线工人。虽说实习师傅是由车间主任指派的，但如果师傅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师徒二人在实际相处的过程中，比起那师傅乐意为之的师徒来，可能会难以融洽一些，也许有时还少不了尴尬的场面。不巧的是，我的师傅正是在她本人极不愿意的情况之下领命的，然而凑巧的是，我偏偏是一个既不习惯于察言观色，又不善于往自己身上“牵线搭桥”的人，师傅针对我的一切言行在我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所以，如果不是后来师傅自己告诉我，我对此事还一直是一无所知。当时分到嵌线班的有五个人，其中有三个是本厂中层以上干部的子女，另两个同学很快就落实到了师傅，而为我们三个所谓的干部子女定下师傅，却颇让主任费了一番心思。尤其是我——当时父亲已升任厂长，更是没有师傅主动接收我。最后，还是车间主任那副焦头烂额的样子让嵌线班的班长动了恻隐之心才开了金口，勉强收下了我这个徒弟。

            记得第一天正式上班，主任带着我们去班上并一一介绍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师傅。其实，对于大多数从小就在厂区长大的职工子弟而言，师傅是早就认识的叔叔、阿姨，认师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而我的师傅却不是这样。我师傅是因其老公转业到本地工作，几年前才从外地调来的，尽管师傅是“半路出家”，但师傅的师傅是工厂唯一的一个八级电工，加上师傅本人脑子灵，又好学，肯下功夫，所以不出几年，除了师傅的师傅外，师傅就成了厂里数一数二的嵌线能手。能跟这样的师傅学艺，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师傅不住在厂里，所以我是第一次见到师傅。主任介绍我认识师傅时，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师傅，师傅的态度很是不冷不热的，但我并没有往心里去。我只以为是技术超群的人难免会有个性。我恨不得马上就能学到师傅的手艺，所以不管师傅吩咐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都毫无怨言地立即照办，我不怕多做事，就怕师傅对我讲客气。刚开始的时候，师傅只是叫我打杂，我除了认真做好每一件事外，也仔细观察师傅的动作，程序，分析每一个动作的含义。实在想不明白的，我也问师傅。

            曾听人讲，做师傅的通常都不愿将技术传授给徒弟，尤其是过精过脉的地方，担心徒弟学成了，师傅就丢了饭碗。而我的师傅不是这样，凡是我问到的问题，她都认真作答，从不敷衍我。渐渐地，师傅开始由被动解答到主动传授我生产技术知识，并手把手地教我实际操作。在她认为我可以进行单独作业时，她又积极帮我准备各种工具，在师傅的热心帮带下，我很快就能独立完成整个生产工序的作业。有一天，师傅很感慨地对我说：“真是没想到，你们这几个干部子女不光是懂礼貌，尊重人，还这么好学，这么吃得苦。想当初，我们还不想要你们呢”，接着，师傅就把前述的那段插曲告诉了我。师傅们当初的理由是：干部子弟娇生惯养，吃不得苦，还说不得，因为得罪不起其父母。究竟是我们的言行改变了师傅们的看法，还是师傅们原本就是宽宏大量的？应该是两个因素都有吧！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正因为徒工与师傅都在默默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大家才会屏弃前嫌。而师傅们的变化更让我感到欣慰，感到自豪：随着师徒们关系的日益融洽，师傅们也越来越认同我们的言行，并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言行举止，嵌线班逐渐形成了讲礼貌语，行文明事，做文明人的良好道德风尚。

            我师傅是一个个性很强又极明事理的人，她可以为工作上的事，或者是一些小事同别人吵得天昏地暗，但一旦知道是自己错怪了别人，她又会积极主动地，诚心诚意地去和别人和解。对别人如此，对我更是如此。自从消除对我的误解后，师傅不仅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技之长传授于我，还在其它方面照顾我。嵌线工作完全是手工活，既需要猛劲，更需要巧劲，而且劲都使在双手的十指上；如果用力不慎很容易使指甲与指崩开，水浸进去那真是钻心的痛。工厂为了使工人的双手得到充足的恢复，生产定额从未定足八小时。一般情况下，大半天就可完工，如果手脚麻利点，下午上班前——中午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就可结束当天的工作。这样连续作战，刚开始是缘于每个月的“打老虎”。工厂每到月末都要对当月的生产情况进行总结，为了保证那个月的生产指标的完成，产品生产的所有前道工序都要尽可能往前赶。嵌线工序是电机生产的倒数第三道工序，之后是浸漆，再之后就是总装——成品入库。因原材料供应和冲，垒，金加工等前道工序的完成情况，嵌线工序多是在接近月中旬才开始作业的，加上是手工作业，嵌线工序自然就处在了当月能否如期完成生产产值的关键位置；也由于上述诸多原因的影响，几乎月月如此，二十五号结账，而到了二十号以后却还有大量的嵌线活。这就需要所有的嵌线工连续作业，甚至要熬更赶夜，以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生产任务。这就是所谓的“打老虎”——很形象的说法。当然，完成作业后嵌线工也可以连续休息好多天。慢慢地，这种集中作业，集中休息的形式也漫延到了平时作业，并渐渐被几乎所有的操作工所接受，尤其是家住厂外的人。嵌线工的这种做法对于下道工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提早电机绕组浸渍漆的入炉时间；而长此以往却会对嵌线工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早晨是正点进餐，午饭却要推迟到午后很久才能吃上。极度的饥饿会产生过大的食欲，这样的饥一顿又饱撑一顿，久而久之，会很容易落下胃上的毛病。我师傅就是这样得的胃下垂。我们到嵌线班后，此风仍然盛行，但每到中午，师傅就必催我回家去吃饭，她说绝不能再让我象她一样得那种病。我总是拗不过师傅，只得匆匆回家吃罢饭，赶紧回到班上同师傅一道接着干，直到干完。

            正是因为有师傅的特别关爱，我顺利地度过了从学生到工人的人生转型期。我衷心地感谢我的师傅，感谢嵌线班的所有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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