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外公（一九一一——一九八六）

            其实，我外公外婆的家也在同一个镇上，而且距爷爷的家并不远。外公家曾是镇上一个很有影响的大家族，据说，就是县城的县志都得添上它一笔才能算完整。外公是长门长孙，又是个遗腹子（出世前其父就去世了），所以就愈加得到其母及家人的宠爱。受溺爱的小孩似乎比较容易养成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外公也不例外。当然，一个人的习惯，无论良与莠，并不一定会影响到他聪明才智的施展，只是有可能为他的人生种下毒瘤。外公曾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回乡后牵头创办了小镇第一所中学，并任第一届董事长。外公好酒、好交友，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三教九流都交。抗战时期，结交了一个来自重庆的舵爷，并在舵爷天花乱坠的吹嘘之下，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国民党的前沿组织“三青团”——尽管外公对这个组织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且随着舵爷的离去“三青团”三个字也从外公的大脑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更没有参加过其中的任何活动。

             解放初期，外公被定了个什么成份，我不太清楚。从长辈们断断续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由于外公的桀骜不驯加上这一“插曲”使得外公在文革时期遭了老罪，而且因外公的“怪异”言行及其后果又对本已在小心谨慎做人的子女们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也不被他们所理解。一个曾经可以说是能呼风唤雨的人，却受到了历史无情的嘲弄，似乎变成了一个人人不嗤的另类，这对于曾是心高气傲、唯我独尊的外公而言是怎样的打击？

            几十年的生涯教会了外公许多，唯独没有教会他怎样面对人生的巨变——外公彻彻底底地垮掉了。心中除了怨愤还是怨愤，再也没有了昔日的激情；生活中除了酒还是酒，酒侵蚀掉了外公大脑中的每一片思想，也损害了外公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因酒生病，也因酒拒进医院（因为医生是不准病人喝酒的）。虽然外公也懂医，而且多年来，一旦生病都是外公亲自上山采药治好了自己的病。但终于有一天，酒害得他连上山的力气也没有了，结果不治而亡——谁都不知道外公究竟死于什么病。

            我总觉得外公是一个很悲情的人物。外公是学文学的，本来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留下。曾有过一次机会，县城重新编纂县志时，有一名参与此事的记者去找过他几次，希望他出山，均遭到早已心灰意懒的外公的拒绝——也许这件事情也曾让外公有过闪念，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一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要我找一个时间把县城范围内的表弟妹们召集在一起，说是要给我们讲一讲家族史。但外公并没有说那些早已过去的家族史会对我们这一代人有什么促进作用，而那时的我又太幼稚，完全意识不到一部完整的家族发展史会给后代的我们带来什么启示。所以虽在口头上答应了，却没有具体的行动。之后，外公再没有提及此事，我也就一拖再拖，直到外公去世——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萌发知晓家族发展史的想法时，我才意识到由于自己当年的无知犯下了一个多么严重却又无法挽回的错误——这真是一件来不及后悔的遗憾事。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有条件去做的时候，却因为不知道做的缘由而没去做；而待到我们想到应该去做的时候，却发现已经失去了做的机会。这让我想起不久前看的韩剧《冬日恋歌》里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好，那么请相信我，跟着我走好了！如果那时候，我能够不讲理由地相信我的外公一次，也许就不会留下那么多的遗憾？

            有时候我又会幻想，如果年幼的外公不受那么多的宠，也许不会养成好酒、滥交友的陋习？也许就会有时间培养自己适应变迁的能力？在那社会大变革来临的时候，在那不甚公平的对待降临人生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因为一下子受到那么沉重的打击而变得厌世嫉俗，郁郁而终？也许……

      （四）我的外婆（一九一三——一九九七）

            外婆出嫁很早，但因其婆母的开通，使得外婆有机会随兄外出求学。外婆与兄长一道去了上海，外婆曾一度为画界大师齐白石的学生。两年后，其兄去了加拿大，外婆也告别了导师，离开上海，回到婆家来履行她为人妻母的义务。

            解放的时候，外婆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但外婆没有时间去哀怨，因为家中有十一个孩子要吃饭，作为母亲，外婆必须把这付重担挑起来。政府念及外婆是个才女，给了外婆一个教师的工作。为了孩子，也为了感激政府的宽待，外婆只有拼命地工作。除了本职工作，还要尽可能地多做社会工作。无暇顾及家中事务，繁重的家务事就落在了家中大孩子的身上。大的孩子升学离开了家乡后，较大的孩子就把担子接过去。从我母亲开始，三姨、四姨、五姨、六姨都是这么长大的，在学校不仅书念得好，而且还都曾是学生会的干部，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清洁，还要照顾好弟弟、妹妹。也许正是因为从小就受到生活的磨练，母亲和我那几位姨妈参加工作以后，全都是各自单位里能独挡一面的能手。

            外婆从事了几十年的小学教师工作，育人无数，记不得的学生很多很多，而许多毕业了很多年的学生都还记得她。外婆退休后，时常到我们家来，我们厂子里就有很多工人曾是外婆的学生，每一次看见外婆，都会主动、热情问候一声：“老师好！”。

            尽管外婆是大家闺秀出生，面对人生的巨变，却能冷静又理智地承载了几乎所有的磨难。外婆一定吃了不少苦。记得那还是在我们全家都回川以后，母亲带我去看外婆，那时外婆一个人住在她执教的小学校里。学校座落在一个山坡上，显得很幽很静。学校的环境对于我是陌生又很新奇的，老师们也很友善，白天，我玩了个痛快。可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我却闹着要回家——原因是我不要盖外婆的破被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被子——旧得看不出本色，破得全是一个一个的大窟窿。那时候我的大舅和几位姨妈多已参加工作，外婆的生活却还是那么拮据，可想而知她之前的生活一定更为艰难。然而，生活的艰辛似乎并没有给外婆的内心留下什么阴影，外婆永远都是那样面善心慈，宽于待人。

             外婆的手很巧，会做很多好吃的食物，更会绣花。在外婆老眼昏花前，我们家的被面和枕套上大多有外婆的绣品。那时的被面和枕套多是用单色布做的，外婆就在每件被面和枕套上面用颜色更深一些的同色丝线绣出各种图案，无论是鸟、是树、还是花草，外婆都会把它们绣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我总想弄明白外婆当年为什么没有被生活中那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垮？多年之后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我相信一定是因为外婆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外婆在外育人，兢兢业业，不误人子弟，桃李满天下；在家教子，身教重于言教，子女多成才。在许多同龄人眼里，外婆总是、而且永远都是被羡慕的对象。

            然而在我的眼中，比起我的爷爷奶奶来，我又总觉得外婆的晚年生活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外婆虽然在外深得人们的敬重，在内深受儿女、孙辈们的爱戴，在家却得不到外公的认同，而且因为外公心里积怨太深，竟把外婆当成了他的出气筒。所以，外婆退休以后很少呆在家里，常年在儿女们的家中巡回。虽然每一次我们都很高兴外婆的到来，却从没有去体会过外婆内心的真实感受——我也是多年以后从众多老人难离故土、难舍家园的情愫中才产生这一联想的。我想那个时期外婆的心底肯定是有感触的——尤其是在享受儿女们和睦、愉快的家庭气氛的时候。直到外公去世以后，外婆才踏踏实实地回到了自己的家——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退休生活。

            也许由于外婆早年生育子女太多，消耗了太多的元气，加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奔波、劳累——那时对于老年人的健康知识知之甚少，家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应该给外婆补补钙，因而尽管老年的外婆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腿却先衰了，腿脚的不灵便使得外婆再没有远距离地走动过。几年后外婆不知怎么渐渐变得怪异起来，成天的疑神疑鬼，因而跟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小姨一家闹得很不愉快。不幸的是，她的儿女们当时都只以为是人老了之后的正常反应，压根儿不知道那些其实是老年痴呆症早期症状的反应，自然也就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防范措施。甚至为缓和矛盾，外婆还去了一家私人办的养老院住过一段时间——家有私房且儿女成群的老人却去住养老院，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因此没过几个月外婆又回到了家中。

            慢慢地，外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腿也衰退得越来越厉害，卧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后来变得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外婆是在病床上躺过了她人生的最后几年，疾病硬是把昔日丰满富态的外婆折磨得骨瘦如柴方才罢的休。看着终于摆脱病魔控制、静静地躺在木板上的外婆那几乎脱了形的遗体，我不由得想起我那象在睡梦中过世的奶奶，如果我能主宰，我倒宁愿外婆也象奶奶那样，虽然令活着的人们在感情上一下子难以承受，但至少可以让外婆不受折磨、没有痛苦地离去。

             现在的我常常在想：年少的时候，我们不懂事，因为那时我们的心智还不成熟，思想还不健全，知识还缺少，阅历还有限，语言的表达能力还不完整，因而错过了许多的好时机。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年少时我们的不懂事与不理事，我们才能那么尽情、快乐地享受了童年、少年，度过了许许多多无忧无虑的好时光。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回忆，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不必为自己在年少时因无知所错过的时机而耿耿于怀。只要我们曾经亲身经受过，只要我们不曾忘记，通过反反复复的回顾，我们终究会有悟透往日经历之蕴藏，并从中受到启迪、吸取经验或教训的一天，而随之我们的思想会逐渐成熟，我们的心智会逐渐健全，往后的路我们就会越走越好。

            这也许就是生活中得与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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