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校方矛盾表面化
　　
　　今天找后勤校长苏赤，一个在全校教工会上大言不惭，杀了一个国民党俘虏兵的小学程度的领导。我强烈要求调换厕所边的房间，有一次脏水竟漫进至床边。
　　
　　将近两个学期了，忍耐性够强的了。（就在这一宿舍接待朱洵的，她真像一个支农支边的上海姑娘，已脱胎换骨成了工农一员，蹲着在煤油炉灶上为我烧面条。）我声明：这是你们还要不要我的说明。如果不值得你们团结，则请便。明天不答复，找刘乃雄！
　　
　　“不成，便对着干，看你们能否坐稳政校的宝座。”这句话是出了办公室的门说的。他们将学校办糟，办“三产”谋私，我已胸有成竹。
　　
　　6月17日
　　
　　晚上顾龙裕等三位学生，临毕业离校前来告别。我只给妇修班上课，可大、中专班一些年轻学生常常上门亲近，与我交流。顾龙裕还留了全身照，皮肤白皙，脸色真诚。与永平小子一样，我并未上他们的课。他们多半了解了我的身世、学识。我应龙裕要求题辞：
　　
　　“祝你们的前程似北仑港那么远大。”
　　
　　他是舟山人，分配在临东海大洋的一个区法庭。当时学法毕业生供不应求，不存在毕业找不着工作的失业问题。分配在公检法也不觉得怎样骄人。
　　
　　6月18日
　　
　　一早便听到学生在教学楼哭声一片，个别有砸课桌椅的，从楼栏上抛到场地上来，碰击声很大。听说昨天中午也有哭的。83届大专班级也有哭闹。事后访问他们说在这学校软硬件都糟的两年中，脑袋不知装了些什么法律条文，下意识觉得肚里空空。砸门窗，丢课椅，显然是对学校的不满。
　　
　　对同学的留恋，对青春岁月的难舍，也有一份对杭州西湖的留恋吧。依依难舍是一个引线，他（她）们也说不清为什么你哭我哭，形成集体恸哭。
　　
　　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结束了，人生竞争开始了新的更难把握的起点。如果肚里有货，底气十足去闯新的天地，走向事业的高峰，就没有如此伤心欲绝。当然抱着学多学少无所谓，一切听从命运安排，甘当工具的人也是不会伤心哭泣的。
　　
　　6月22日
　　
　　写完了情况报道书，打算寄给薛省长、省教委、杭大党委各一份。好多青年教师找我谈光明出路是合并在杭大法律系。
　　
　　先发给刘乃雄代厅一份，表示尊重他，不越级。
　　
　　在同事中给喜欢境外投稿的语文教师裴毅然看了，他大力支持，还提供一些材料。（也给胡祥甫看了，他有自己的一套，要害是不得罪领导。说他可从另一角度写份报告。）大家的目的是并入杭大法律系。
　　
　　省政法委和司法厅不愿失去这一领地，拥有这一造就省政法干部的领地，意味自己财大气粗。杭大也拒绝背上这个包袱。也以我只在大学读2年半为借口不录用，尽管是被钱端升、严景耀教授们培植的学生。
　　
　　为什么我常常“路见不平”则鸣？
　　
　　今天我找了根源。在共产党统领大陆前，在家乡，当地人是看不起从事豆腐行业的劳苦家孩子的。十三、四岁的我深感地位的屈辱。所以，我是本能他接受共产党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教育的。我从读中学起，就如饥似渴地拥戴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的这一核心理念。公正成为我看待和评判社会上所有人和事的标准。而且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身边发生的美丑、真假和善恶，并表示你应有的态度。
　　
　　成了高校教师和兼职律师，底气足了，不平则鸣成了自然现象。但是我不反过来用对方的目光来审视你自己，在这个权能压法夺理的社会，无权势的草根书呆子，你给人“出丑”，对无权又不会打架的你能不反扑？对一般人，如同事胡东仙如此，触犯领导更不用说了。
　　
　　他们不找我，又不调换宿舍，等于逼我上梁山，我是非把“炮弹”打出去不可了。我以为这是重磅炮弹，能动摇他们的宝座。（顺境中我是有点狂的）
　　
　　嗓音为害，白天（校内高音喇叭）黑夜（文二路还正在向西延伸）都震耳欲聋，脑袋昏昏沉沉。到那去度假？老家都是穷舍，已难容我这个早有洁癖的高校教师了。
　　
　　为解决长期困扰的饭厅兼礼堂门口，高悬的高音喇叭严重影响休息的问题，写了给校方的报告。说实在近两年我的身体是亚健康，经常感冒，除了教学、律师事务繁忙，噪音让我休息不好是一个大原因。
　　
　　杨军负责的团委，开办了周末舞会，招徕了外面众多浪蜂狂蝶。卖票收费，赚取外快。每天中午高音喇叭又不断播放高调歌曲。午睡也被砸了。
　　
　　陆建民、张治东都支持我消除噪声的努力。但杨军看了很生气，坍了他台似的。（我又树了一个敌。他可以煽动个别受过批评或不借之钱对我不满的学生而造我坏话）他找靠山言宝录去了。看明天怎样。此事也非坚持不可，众多教师沉默，我总耐不住出头。
　　
　　给省教委的信（略）：
　　
　　不知那个畜生在洗涤间不关水龙头，整整两小时的流淌，越过通道，漫入我的卧室，床底下那个纸皮箱都浸湿了。这是第二次了！
　　
　　中午我休息在教学楼的办公室。这些有文化的人发泄对学校设施的不满，用自暴自弃的生活态度，水槽乱丢西瓜皮杂物，用了水不关龙头，时间一长，水就漫出至楼道，入侵附近的房间。
　　
　　言宝录态度变和，至少表面如此。那个大老粗副校长苏赤还是一付官僚腔调。我警告他后果自负，即走。他大声吓叫：“回来！坐下来，我问你…”我说：“什么后果你们自已去想！”
　　
　　总务科周大骏出来和解打圆场。说好话。答应同楼道南边房间，除东头有家属的4间，让我挑。
　　
　　周大骏（高个子，后来上行下效，跟着苏赤他们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谋小私了）通知我可以搬到南边对着楼梯的房子，能见阳光了。
　　
　　7。12日
　　
　　新居窗户朝南，阳光探进来了。但窗户对面就是饭厅兼临时礼堂，三只高音喇叭就架在离窗户只十米左右的饭厅门廊顶上，噪音为害更加严重了。午睡没法入睡。决定将加过工的信件发给薛驹省长，目的在于与杭大法律系合并。为慎重，挂号邮寄。
　　
　　苏赤居然笑脸相迎，说“搬家了吧！”这是争吵来的。但觉得今后至少表面还是要尊重他们点。从小所受的家教，就是要尊师敬长。我知道生存发展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在顶头上司掌控当中。但当欺压到忍受极限（一般认为我过高估计自己，这极限的容量过窄了）便会爆发。估计校方已发觉我对他们已经冲锋投枪。就给你调一个朝阳离开厕所的地方，就此让我息事宁人。
　　
　　说实在，书呆子写的举报或控告，哪一份不转到代厅长兼校长刘乃雄手里，哪一份不让言、苏他们看到啊？
　　
　　7月24日
　　
　　毕业留校分配在校办的夏利阳平时见过面，却无交往，今天突然找我，手中拿着一封信，说：
　　
　　“人事科退给你的！”。
　　
　　拿来一看，那是我给薛驹省长的信呀。此信反映了学校的种种乱象，怎么落在被反映被举报者手里了？
　　
　　后来得知胡豹林的岳父是省府办公室主任，此时已决定让女婿在越政校过渡然后去任司法厅厅长。胡豹林已被内定为省厅第二梯队。丈人老头肯定没有让此信给省长过目，而是转给刘乃雄了。
　　
　　刘代厅长兼政校校长，自然将此举报反映信带到校务会上。
　　
　　第二天，我到政治处，问王铁聚：“怎么我写给省长的信，落在你们手里了。”王不屑理踩地又故弄玄虚地说：“我也不知道呀！”
　　
　　我觉得再谈已无意义，转身就走。他竟威胁性地说：“你的信写得彻底又认真，你若不清醒头脑，转过弯来，哼，我们也打算对你认真一下！”
　　
　　（此类信如关系网秘书先拆看，往往扔进垃圾箱了事。仇保兴在杭任市长期间，他叫“仇办”回了我的信。凡是高级知识分子省、市长，当时多半知道我是钱端升的学生，怎不重视我的去信？今天如省副之类，揭发他同类的信件，尽管你对他满怀期望，他就是不理。）
　　
　　附：薛驹省长：
　　
　　6月18日凌晨四时许，一片恸哭的声音冲击着越江政法专科学校的整个校园，师生员工多被惊醒。这号哭声从五楼、四楼高处毕业生宿舍传出来，一直哭到校门口上车处，据目击者冯超说：“有一个象山女同学哭得差一点昏倒了。”这批学生为何哭得昏天黑地，又如此的不约而同呢？他们和她们是走上政法工作岗位的，比他校专科毕业生更受人尊敬和光荣，理该兴高采烈和骄傲的。他们是舍不得培育自己成才的母校吗？
　　
　　19日下午，语文教师金惠怡对我说：“刚才，二班的沈中华哭倒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他是剩下来今天走的。身边四、五捆行李没法走。”我惊问：“这又是为什么？”金惠怡老师答：“他刚才找学校要求帮送行李。学校答复他，个别不送，叫他自行解决。同班同学都走光了，学校又处在偏僻角落，叫他有什么办法！”后来，我知道是这位女教师组织几位同学，用自行车送他去车站的。
　　
　　沈中华的哭，是由于学校在他急难之时，冷漠无情，那末，十八日凌晨，这近百名毕业学生的集体恸哭，是不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呢？问题远非如此！
　　
　　这些学生多数处在19-21岁之间。这是满怀希望的岁月，充满诗情画意的岁月，但还不是自控、自立的年华。现在，这珍贵的学生时代，突然从他们身上消失了，而且永远不再来了，而他们得到了什么报偿呢？
　　
　　如果他们满腹经纶，走向社会，觉得有浑身使不完的劲，他们的内心自然是充实和愉快的。此时此刻有些学生由于已经萌发恋爱，由于师生之间的情谊，以及对母校的感激，会产生依依不舍的情态，甚至洒下几滴伤心的热泪，但这跟文一路73号，十八日凌晨发生的发人深思、令人吃惊的场面风马牛不想干！
　　
　　学校为了防范去年毕业生的故技重演，为了避免学校财物：窗玻璃、电灯泡、课桌椅……被砸坏，决定让他们提早离校，要他们在家等候分配通知。同时，六月十五晚开始班级联欢活动，给予加餐，让他们跳舞、吃喝、划拳行令，有的竟至闹个通宵。十七日晚是高潮，全校联欢，动员全体教师参加送别。十七日午夜，大家看到党委付书记录言宝（我校没有正书记）深入四楼、五楼挨户话别、安抚和鼓励。但是，当代青年人比我们机灵多了，他们在这两年日益积累下来的不满和失望，岂能以几句好话、几瓶橘子水、几斤糖果瓜子、一盆鱼肉、几曲迪斯科了之。他们清楚地看到书记眼镜后面的另一副眼睛。书记的眼睛前面架设一副明晃晃的保护层，这是用来对付他们和防范他们照见他肚无点墨的！
　　
　　然而，要防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只栽花的泥盆首先从高楼上“嘭的”砸下来，学校立即处分，杀一儆百。然而清洁工最清楚他费了好大的劲清扫了大楼下面马路上破碎酒瓶、墨水瓶、菜盆、口杯、破旧鞋子、散架的课椅。窗玻璃也有砸破了的，厕所的板门被捣成一个大窟窿。三个班级全部拒绝打扫卫生，他们离开了进出两年的乱七八糟的教室和宿舍，管他卫生不卫生！他们集体恸哭着离开了学校。
　　
　　全校共有350名左右大中专学生，教师45位。行政后勤人员却有76名之多，其中科长以上的就有19位。享受科级以上待遇的，发到的警服是高级的，冬装为毛呢，夏装丝质的确凉。
　　
　　劳动服务公司、期货交易公司、房产租赁公司，等等公司都在政法学校名义之下。
　　
　　占校面积（45亩）一半以上的场地，多年来一直是水草蚊子丛生和孳生的洼地，平土机快要发锈腐烂了，场地才平了一个开头。一个不大的学生宿舍楼，将近一年，尚未竣工，拆围墙沿街建房出租开商店收租却无需半年工期。
　　
　　不可思议的是，贪污犯负责的基建科竟是先进单位。科长王志琪是苏赤他们推荐表扬的人物，85年度先进集体的代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上光荣榜没几天，就成了公安局的收审对象，成了阶下囚。苏赤事后在大会上还沾沾自喜地说：“王志琪的受贿罪行是我们发现的，也是我们报案的。”真是滑稽戏。
　　
　　学校的伙食，更是怨声载道。可笑的是，言宝书记反驳提意见的人说：华东政法学院伙食比我们的贵！他大概忘了自己在学校里是数一数二的“权威”，而在外单位搭伙，只不过一名普通的顾客，谁拍他的马屁？！
　　
　　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校容呢？进得大门，转过大楼来看一看吧。污水常常劈头夹脸地从高楼上倾泼下来，大楼前一排冬青树全烂光了。所有楼梯及墙壁上都是痰迹。厕所里都是剩饭剩菜，整个馒头、肉片常有发现，没有一个像样的运动场地，运动场还是水草丛生，蚊子繁殖的洼地。
　　
　　对于这一些，苏赤和言宝书记是不会发急的，也没有什么难以忍受。他们最怕的是学校跟杭大法律系合并了！根据他们的能力和水平，他们在合并后能当上什么官呢？算得上老几？他们竭力抵制这合并的呼声，他们四处求援，上下奔走，苏赤带了助手坐了软卧跑到中央司法部，要求中央给予他们办下去的支持。他们到处奔走的时间精力和化费已经不少了。
　　
　　曹扁之请来吉林大学两位不受欢迎的付教授讲了20天学（实为游玩浙江山水，许多日子因为没有一个听众而停讲）。化费千元以上，仅仅因为是曹校长的老校友。可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却不予支持，甚至扣没。一是中国农业经济法研讨会，对我的邀请去哈尔滨，一是黑龙江大学邀请青年教师裴毅然去牡丹江，都不加理睬。曹于次年还从吉大调进燕副教授夫妇。千方百计扩大他的势力。
　　
　　几位关心学校命运的教师，多次向校方进谏和建议，写也写了不少了。言宝、苏赤他们就是听不进去，现在再也无人提什么建议和意见了。面对着由表及里都是烂摊子的学校，怎么不叫人失声痛哭！
　　
　　学生们的幻灭感和失落感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感同身受的。当他们得知我们的省长和我省教委有使我校和杭大法律系合并的建议和方针，大家的面前亮出了光明，心情是振奋的。但言宝录、苏赤他们多么害怕啊！他们的靠山是省司法厅和省政法委，逢年过节都有朝贡和礼金，对领导层更有私赠。反正校记小金库库存月月膨胀。
　　
　　他们不断地施放冷空气，不久前一次大会上，言宝录书记不无洋洋地说：
　　
　　“不会合并了！省里下定结论了！”
　　
　　他们得到了省政法委力挺。杭大法律系怎吃得掉一个省级政校？政法委和司法厅也决不能失去这一财源和权力基地！教育厅包揽不了司法干部的培养。
　　
　　如果真如此，省里非得派得力干部前来掌舵，非整顿学校不可，师资也要充实，教学硬件也必须立即配备。不充实，不整顿就没出路，就不能健康地发展，就培养不出合格的人才，集体恸哭的现象还会再度发生。
　　
　　章文岳1986年7月
　　
　　在这份检举揭发性质的反映信里，说明这个关了十余年之久的书呆子，根本不识一党专权的世故人情。只知报纸文件、领导人所宣扬的，今天已拨乱反正，共产党走着实事求是、发扬民主的路线了。把自己学校的一团糟情况反映给省领导，而薛省长是否看到了？实是官网的纲头看了之后转给刘乃雄代理的司法厅？结果校方通知我：“你给省长的信退给你！”就是说由本单位处理，你该认输转向了，可我这个人还是像个塞凡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不知就里，毫不退让。
　　
　　这类几乎可将政校炸掉的反映信，结果都落入对方手里，责任者都平安无事，而我倒被确认为他们特权致富的挡路石，非踢开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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