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这样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
这话令我想起一点什么？对了，我想起我的矇昧时代，那真是有些很奇特的事件发生。我们住在大巴山与秦岭山脉的交汇处，那里是古巴人的汇聚地，史学家叫他们賨人。賨人居大山洞穴中，与原始人类的洞穴比较，这是高度文明的洞穴。洞穴位于半山腰，无论从上下进入，都须匍匐手攀，里面分布着储粮室，伙房，卧室。自有文字记载的商周至秦汉，这个沉默的族群皆居于此。
随着文明的进化，賓人大多搬离洞穴，在山中伐木烧瓦，修建了许多散落于山野的青瓦木屋，经过漫长岁月，形成了目前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一道独特的人文与自然融汇的世俗景观与风情。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这里还没有公路。先辈们住着祖上传下的木板房，门外就是碧波万顷的原始森林，满山遍野长着特有的树种水青杠，秋天到来，红彤彤一片，像火焰在燃烧。两座陡峭的大山之间，四季不断的溪流自天飞泻而下，在阳光中幻化为五色彩虹，恍若油画。
山里人养猪，隆冬时节，宰杀家养大肥猪是件独特的民俗。随着日子的临近，家里女人们讲话开始变得不那样粗门大嗓，而是细声细气，走路也蹑手蹑脚的了。小孩子讲话做事犯了什么忌讳，他们会呸呸吐三口唾沫；或是大声呵欠小孩，以向被冲撞的土地或是山神等诸神灵致歉。 那天早晨我看到家中300斤重的大肥猪被赶到屋后小树林，四五个本村壮汉一声吆喝，将它抬到大门板上。早站在门板旁，叫做彪叔的男人，将含在口中的早烟扔地上一脚踩灭。彪叔手握铮亮的杀猪刀，准确地将它刺进大肥猪咽喉，冒着热气的猪血喷涌而出。老外公半蹲着，用瓷盆接了转身吆喝:“屋里的，接血”。守候在屋后门框的外婆小颠着跑出来，从老外公手里接了，又小颠着跑回屋内。
大肥猪收拾停当，堂屋内桌上大盆大盆泉水烹制的山里菜己端上桌冒着腾腾热气了:板栗猪骨山菌汤，野葱炒猪血，老酸菜爆五花肉，山魔芋爆肥肠。村里两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互谦着坐上首，村长披件军大衣，挨着老人们坐下。屠夫彪叔净了手落座，外公打开老坛封着的包谷酒，特有的喜庆像散发着热气的新鲜菜肴一般，骚挠着人的鼻翼。
我是家中长子，长子无论年龄大小都要入席的。我一般由外公抱着坐在席上，外公会把第一口菜夹到我的嘴里。但那天，外公把我抱在怀里，我便号啕大哭，挣扎着死活要下来，他又哄又搂我还是跑了。我跑到二楼米仓中，那里有一个角落，黑黑的没人。我钻进去把自己藏起来，确认没什么人可以找到我后，便把耳朵贴在木板上，仔细偷听他们在桌上的谈话，盼望他们快快散去。
至今没有人知道我哭闹的理由，我其实是在怕一个人，那个叫彪叔的屠夫。据说这个彪叔是个十分了得的人物，不仅杀猪，而且杀人。此人早早出门混生活，当过国民党兵跟日本鬼子在缅甸干，后来投诚当了解放军，又去朝鲜跟美国大兵干。一位长我的堂兄告诉我彪叔有个爱好，每杀一个人，就割只耳朵作纪念。他家房梁有个被柴禾熏得乌麻麻的口袋，好像就是装着他杀人后收集的人耳朵。“上百只耳朵呐”，堂哥对我比划。
堂哥的话我深信不己。因为有一次，我和邻居家孩子二狗、五毛去偷村边瞎婆婆家柿子，瞎婆婆发现了。她追出来大声骂:小兔崽子们，柿子还没熟，就来偷吃。当心我告彪叔，让他来割了你们耳朵，拿去喂猪崽子。她边骂边彪娃彪娃地大声吆喝。我们撒腿就跑，因为对于我而言，要是被彪叔恶煞般地一把抓住，用刀割了耳朵，该多么可怕呀。 我猜瞎婆婆己经将偷柿子的亊告诉了彪叔。彪叔喝罢酒，也许就要来割我耳朵了。还有村长，总是板着脸，平时就不喜欢我们小孩子。他今天穿着黄大衣，和彪叔有说有笑的，他们可能商量着，一会儿一起来来割我们耳朵也说不定。
那天酒席散了，他们没有割成我的耳朵，八成是我藏起来了的缘故。当然，以后远远听见他们声音，我耳朵根一麻，赶紧找地方藏起来，他们就忘了。但是有一天，我看见村长，还是披着那件军大衣，两手鸟样张开，飞行似的踉踉跄跄在村里边跑边哭边喊:乡亲们，天塌了，天塌了，毛主席去世了，去世了。我看到掉光牙的老奶奶哭了，外婆哭了，小姑姑哭了，全村人全哭了，我也大哭起来，我至今都没明白，我为什么哭了。
我们还是会去幼儿园，是村上的幼儿园。不过，这些天，已经不唱歌跳舞了。我们幼儿园的老师，一个可能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平时对我凶巴巴的，可能我太调皮吧。但这些天，她讲话温雅了许多，只是反复告诉我们，别闹哦，小声点。 接下来几天，来了几辆卡车拉来许多白纸和黑绸。老师教我们将白纸一张张展开，折小，再折小，然后剪裁，折成一朵朵小白花。那些小白花会在追悼会上用，然后焚烧。“那些白纸真薄，折成的小纸花真漂亮”，我想。老师给我用曲别针将小纸花别在胸前，在我头上一下一下抚摸。我听到她呼吸均匀而平静，像山村亘古不变的茫茫暮色。我有点觉得，我的童年，我的蒙昧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就像那一下一下平静的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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