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朱敏，胡豹林带干将去反策反
人身自由了，却烙下了心灵新的创伤，八十年代初出现的新局面新气象，竟是昙花一现。新时期的嬗变，史家说，你这新的人生劫难，正是先朝57逆流的预兆。书呆子第二次人生劫难与来年全国范围的反官倒的惨烈，是有内在联系的。两者都向世人昭示：挑战权力将带来何等的不幸。
但历史发展总与社会进步一致，只是以螺旋式而不是直线前进。我被绑架劳教的第2年所发生的全国范围的反官倒与今天习王李中央对垄断国企的全面清查扫腐，异曲同工，同样为的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不幸的是邓老看不到这一点。他将反官倒学生运动镇压了，认定外商追逐利润，他们能制止政府对反学生运动的制裁。然而他的纵容官倒经济的发展模式导致贫富对立加深，腐败泛滥，天灰地污，今天习李王不能不加以改变了。
书归正传
话说校车椄回学校后，虽向市局法制处等部门、中央有关部门申告，要求撤销这非法处分，但都被校方和主管部门抵制。我想只有让“劳教决定”宣读时听得的朱敏策反过来，这群“四人帮”余孽恐怕是挡不住的。
学生科一位女科员，她是同情我的。她翻开毕业生通讯录，悄悄告诉我可去乐清土管局找。
4月5日
发给朱敏的信，自然按我当时一肚子的气愤挥写，那晚他帮我抄写一份刑事代理书，明天同去萧山法院。他抄我整理材料，完工已过23点钟。热了牛奶，随同几块饼干，师生吃了。他说校工可能将宿舍楼门关了。我看他文字干净利落，与他相貌一样，实在可爱，就说“晚上就睡在这大床吧？”他两话不说，去卫生间小便后，即上床，脱去长裤，裤头内竟是勃起的，加以红上脸向我一笑。要是他不笑不脸红，于这样一个帅男孩来说，动不动勃起，莫名其妙的示爱，旁人不一定介意引起共振。但他对着我一笑，又脸红，我是很难入睡了……
后来他却屈服了校方的压力，胡说八道。时至今日，我怎用软的动之于情，晓之以理？而强硬地，写去哀的美敦书：
“若不提供校方诱压你捏造我有流氓行为的材料，我将向乐清法院起诉你诬陷！”
16日
对于心里有愧的硬小子，这一招，十分有效、收到他的回信，从信上看他已从邪路中走了出来，良心涌现。他说这两年中专生涯对他是“一场恶梦”。他知道我是有点名气的律师，害怕我上乐清法院，让他在乡亲面前出乖露丑，小子是极讲究外表形象的年轻人。
他的回信使我增强了翻案的必胜信念。他还欢迎我“章老师”去会他。相对来说我有时间。见了这样爽朗礼周的信，又浮现出他窗下与同学对打羽毛球的活泼可爱的形象。我决定放下别的，抓紧动身。
明天买了车票就发电报（当时我尚未装上电话，也不知他的电话）告诉他，乘第三天长途早班车到乐清。
4月16日多云
今天天气晴好，与气象预报不一致。估计明天也好。即使坏天气，也要去。于是去武林门买了18日的乐清票，竟达24.4元。其中4元说是公路助建费，即使化上100元我也去，直觉小伙子不会让我失望。
买了车票后即去打电报通知他。余下的钱刚好买了一条拉链领带。当时流行西装领带，我常打不好领带结，图个方便，省下时间。这符合我急于求成的行事风格。
4.17少云
按规定上午11时上了乐清长途车。一路还算顺利，充满信心：朱敏会来接的。确实他在乐清站足足等候了两个钟头。他的女友看天色已晚，下车时没让我会面。这是因为乐清境内道路正在翻修。车行不畅，误了点。旅行误点，这是见怪不怪无可奈何的国情。这一路来，大小车祸多起，重伤垂危一人。
朱敏说我老了。55岁了呢！刚从劳教队出来，为做身份证，可以看到当时的面容刚毅而瘦削。这一年半来也没有什么调养，日夜操心，恢复了体重，而头上的白发是显现的了。
他说我老了，是表示对我的同情和关心。而非相伴相爱嫌人老。
我说：“你个儿高了，脸容成熟了些。”
他还有了明显的胡须，精神状态显出稳重。
“我们坐三轮车去餐馆！”他提议。
我说：“要是不太远，就让我放松放松腿脚，走将去吧。”我已足足困坐了10个钟头也。
他为我在“鸿运来菜馆”接风，虽是个体，不乏美味的海鲜。他点的一道壳薄白个小的海鲜，他说是招待过赵紫阳的。他保持话语不多的风格，不是滔滔说教或理论，或花言巧语，我知道到他是个不事粉饰装潢的小伙子。
这一餐化了25元，超出我来乐清的车费。
他抽烟了。重视与人沟通吧，他说他去过西藏、海南、深圳。一次去上海赚了4000元。向爱过他的老师夸耀他的成功，是心高气傲的少年人的自然流露。
时间临近夜半。在帮我找了旅馆，安顿了后。我们约好明天再谈。
乐清境内有名闻中外的旅游胜景雁荡山。乐清在温州地区是个重镇，当时处于发展的初期，街道与高楼建筑刚刚起步。
次日，我在街上吃了早点，回房不久他来接我去他单人房间了。
“这两年中专生活，确是一场恶梦！您被抓我们都想不到。难怪那个老师再三要我写明对我的危害。其实学习不安心，考试作弊，与同学闹架，都是我失恋引起的，与您老师毫无关系。”
“在床上，我挡不住你青春魅力的冲击，灵魂回归那年少野马般的岁月，在夜幕掩盖下，被窝内伸手了--”
他说，“我已谈了恋爱，钟情女友，不惜让你老放弃我……你只一碰，可我在诱压下，添油加醋--对你造成如此大的伤害。我现在信了耶稣。在忏悔时，不免想到了你。我的女友支持我为老师忏悔。”
我欣慰的说：“佛是慈悲，耶稣是爱。都是爱，只是佛祖超越了世俗的情怀。而我尚是单身，至今没有找到心爱的。出了这种丑事，不幸事，更难找了。”
“老师，我知道我该为你做些什么。”他爽朗地表态。
“阿敏。”我这样称呼他显然是恢复了对他的喜爱。我向他坦陈：“我是不会随便找学生作伴同床的。说来脸红，我欣赏你已超越了师生的爱，那晚我确实有点冲动。”
“我现在能理解。意识到我伤害了你。”他正视着，脸带微笑。
“但是，开放的温州年轻人，我这爱是有红线的。”我严肃起来。
他即说：“我理解。我没有误解。而我在校方的诱导下，按误解来图解了。”
“你能重复图解一下吗？”我笑脸相迎了。
“低级。忘掉它！”
他所寄宿的单间，单人床靠着板壁，壁上挂着几套整齐的衣服，一张书桌，几本书籍，烟缸，（在我跟前他不抽烟）陈设简朴。
他让我一起坐上他的床。
“我已有了女朋友。”他强调这一变化，脸容坦然。
“毕业有了工作，这再自然不过的事。她能和你一起去车站接我，表明她支持你，是个理性的姑娘。我是特殊的国情扭曲了我这类人的人生轨迹。茫茫人海，何时找到我的归宿？自视太高了吧，且还在为事业而拼搏。人的性爱偏向你这等小伙子身上，是否自然、正常？只是，请相信，我'发于情，止于礼'……”
“老师，我理解。你不会弄脏我们的传宗接代的东西。”他一笑，看手表，见他容光焕发说：“时间不早了！我该为你写张材料。”
他就走向书桌，为我写了这样的一份材料：
章文岳老师：
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所历经的遭遇，我很不平。针对您信中所指的一些事情，我可以把当初的情况作一些说明，以纠视听。
一、约在88年2月底3月初，一封电报拍到我的实习单位，要我即速赶回学校。我以为是向我宣布有关撤销处分的问题，便于次日欣然赶到杭州。想不到却是向我调查有关与您交往的事。实大大出于意外。那时我很单纯幼稚，天真地以为只要按照他们的提示说出与你的交往，特别是那一晚的情况，你举止过分，我又加油添醋，使能得以撤销（因考试作弊开除学籍留校察看）处分。谈话的时候，他们没有使用暴力、威胁或恐吓，但他们显得十分严肃，可说一股杀气（我看在一旁想：这些“四人帮”余孽此时加紧策划：能不能将章抓去劳教，得看电报召回的朱敏交待如何了）左右我的脑袋。我从未历经此种场面，情绪一直很紧张、慌乱。（我想但不出口，免得打扰他利索的书写）
二、那晚的事其实很正常。虽然您有个动作似乎越轨，但我能体谅与理解。，尤其是现在。您的行为也没有对我造成所谓的危害。至于当时我交待的心理负担，其实不是缘于此故。造成我以后心理负担、学习不能专心的，一是学校的处分，二是自己爱情上的挫折，与您无关。另外，在谈话中随着他们不断的提示（诱导），我或多或少地添加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内容，常找男同学作伴，与同性搞恋爱。现在知道这些情况都是臆想的，是接近团委杨军的人制造的。我和您同床就寝过，您的表现和举止说明并未失控，只是喜欢我，而不强人所难。我厌恶同性恋的变态，在这不由自主的他们笔录中，我也犯了言过其实的错误。
三、我不认为您是一个作风不正的人，如果造成您以后被“非法劳教”，是缘于我反映的那些情况，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您应该积极努力争取推翻，对有关责任人，提出相应的控诉。
再强调一点，那时我向领导反咉的所谓情况，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根本没有预见到会这么严重，给您造成这么沉重的伤害。
章老师，我很内疚与不安，希望您能谅解我当初的无知和幼稚。相信这起错案一定能得纠正。
此致
春祺！
学生 朱敏90年4月19日
补充一点：
他们笔录中提到床上一事，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只是出于急想撤销处分的心理，根据他们的提示，自己任意编造的。
他笔调流畅，边想边写，也许早有腹稿。只在个别词句上作了涂改，并且加以注明：“自己改涂”。写完，即递给我过目。我看了一遍。觉得这个爽直的小伙子还是我给他带去麻烦的！
就是嘛！那晚他不接受我的抚爱，一走了之，并不如我所担心去宣扬或向校方反映，他不屑做阴暗的事，何况知道我出于一种爱。倒是我为了给可能的流言消毒，在组织逼迫我“自我检查”时首先将他供了出来，说我在沙发上（不说床上）对他逞雄的男根碰摸一下。这轻描淡写的交待恰恰给迫害者一个线索，急急地将他从浙南召回，以撒销处分为诱饵，让他编织了有害我的话。他信中“床上一事”究竟怎样，难于言表。但郝洪义或黄福增怎么诱导（提示）我倒很想知道。
他见我看了他的信表示满意，即看自己的手表说：“时间不早，女友等我一起吃饭哪！我不招待你吃了。”
我伸出手，想握别。但他突地卷上他衬衣的袖口，左手腕上露出一个很大很显眼的伤疤。
“这是怎么回事？”我吃惊地问。想握住他的手臂，他却退缩了回去，说：
“我去西藏经商留下的！”（乐清土管局允许科员留职停薪一个时期。后来有了乐清人“浙商大”张仁寿教授《温州模式》的张扬吹捧，浙江温州、金华地区的官员，更是炒房，放高利贷。他可说是炒房先锋，说在杭州已有几套房子。融入官商阶层，当了爸爸，与我的感情就疏远了。）
当时在他居室，我凝视他一付不经意的脸容，听他作了扼要的说明：
“昌都地区我遇到了歹徒，我们一行三人，我好奇独自去河滩拣玉石，想不到两个歹徒欺我年少，动手抢夺我腰上的钱包。我有点武术，立即反抗打斗。当老乡们赶来援救，我的手腕已被深深地砍了一刀！”我面对在校看起来总体是文质稚嫩的学生，感慨万千。 这块大伤疤，缝了20余针，令人不寒而憟。他经受了残酷的磨练，他成熟了，能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了。他信仰了爱的基督。那天日记上我写了：
“他为我写了给王、苏、言等人致命一击的证言，是为了自赎。他知道我喜欢朝阳般的年轻人，对我不起。同时也反映了对恶梦般的学校的厌恶。”
今天，对他的人生轨迹，无法超越明政暗商的温州干部的模式，界定为残缺的美。
今天周日，找了厅政治部主任陈志达。他看了朱敏这封信，竟说：
“事情复杂化了！”
这是什么话？他们不是在复查我的劳教案吗？为了避免我为平反不断地到处告状。王锡江告诉我，校方已成立了“章文岳复查小纽”，组长胡豹林副校长。这次我拿到朱敏的信，有了反证，一个关键性的证据，足以翻案，居然说“事情复杂化了！”
他那陷害者的帮凶面目暴露无遗了。他是个关键性人物之一，他的态度表明：我高兴得太早了。
尽管他诡称事后才知我被迫害，他却指责我个人取证“不对”。朱敏的信即使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也是一条关键性的线索。经过核实便是对迫害者的致命打击。他意识到这一点，而恐慌，冒出了“事情复杂化了”哀叫。
黄皮看了朱敏的信，倒并不装腔作势表示意外，他不像陈志达作对杭的表态。而是抑制内心的波澜，平静诚恳说翻案有希望。
他愿主持复查，让“章文岳复查小组”有了动作。说实在，他一开始就明白整我收集的材料都是非法的伪证！
他的盘算是减少或消除我到处诉告，毕竟有损校方声誉。至于复查要多长的时间，握在他们手中。毕竟老谋深算，这是绵里藏针的策略。
胡豹林亲赴乐清反策反
朱敏来信，说副校长胡豹林带了班主任何乃忠来乐请找他。说他反水没用，“检举你的材料一大叠！”可他不怕威吓，表示他纠错赎过的决心。男子汉说话算数！胡豹林此时兼任“章文岳案件复查组”组长，带了英语考核顾人代笔的何乃忠，干的竟是制造伪证反复查！此豹林仁兄，主管浙江司法系统竟长达10年还长。浙省的用人制度可见一斑。而西湖分局在潜规则主宰下，在政校暗中活动下，却来了维持原定意见的复函。说：
“报经上级决定，维持原有处分。”
上级不准翻案就是理由。赤裸裸的以言代法。
奥秘就在“上级决定”里。反正是上级（司法厅、省政校、市局）决定的，还是推给上级。下级怎敢实事求是？而所谓上级，百分之百是政校串同司法厅！
雷老师的批示信到地方上竟不起决定性作用！也许她批示中没有要求将复查结果汇报给全国人大。雷老师的批示不是直达省厅。她在全国人大，分管教育，必由教育部转令。只让杭帮不敢将我清退或除名，搞一个“退休”的折中处理。胞妹又间接承认哥哥有同性流氓行为，彻底平反力阻在60岁之后。
这些贪官庸官、上拍下压的狗官，串通一气，知道我向当地司法部门的起诉不会受理，到处求告也必然落到司法厅即他们手里，“杭帮”就这样高枕无忧了吗？
找了黄皮，说他与苏、言闹翻后才接管我的事的。还说杨立民已有批示，什么批示，他又不说。无非是自由后照顾好我的生活，当顺民而已。
鲁迅先生笔下的“山中厉鬼”之所以可怕，皆因为此鬼“脸无五官，浑如鸡蛋”。鲁迅先生认为，“小说上的描摹鬼相，虽然竭力，也都不足以惊人”。“因为五官不过是五官，纵然苦心经营，要他凶恶，总也逃不出五官范围，现在使它浑沌得莫名如何，读者也就怕得莫名其妙了”。是的，有五官的鬼相，人们怕也怕不到哪儿去，真正可怕的是脸面没了五官，没了分明。
试想，-个社会光明正大的敌不过“说悄悄话的”。“分明”的敌不过“莫测”的，“交头接耳密语”，暗箱操作大行其道，这个社会的公信力岂不大打折扣。
重要的是，凡事都要讲求个明白，只有让人明白，才会有信任，有向心力。靠专政手段和官官相护，剥夺你应有权利、平等参与和竞争，这稳定能够长久吗？
写信告诉朱敏，什么叫伪证罪、免得被他们吓倒。另外指出报复陷害罪的特征。
发信给江平。（尽管他始终不回信，我还是一往情深，信仰这位莫斯科大学高才留学生。莫斯科呀莫斯科，学生时代的神往所在。后来知道他在列宁山上仅只2年，根本不与戈尔巴乔夫一起。他不是钱老的专职翻译，对钱老感情不深。被蒙蔽了整整30年。）
5.20多云
林肯的文采是与他经历分不开的。出身贫寒，通过自我奋斗，当了律师，面对法官和陪审团为数百个案子作了辩护。他学会了运用逻辑分析问题，运用久经锻炼的口才来明确所持的立场观点，恰当地运用比喻和幽默。
我的经验：事实不够，可用逻辑推理解套。他肯定也是如此使案情融会贯通。
今天去校部，巧遇刘乃雄。他竟说他是关心我的，如果承认他自已差不多是个傀儡，我会说他还是好人真实的人。我对他警告似的说：
“不能再拖了！”
5.25晴
下午据说刘、杨来了，但未遇。找胡豹林付校长。他说下周三、四研究。
5月26日少云
第三遍用手工打印机打印《大陆十七年》（赤潮年代）。这次决心定稿。要改也在校对出版物时改一遍。
5.27雨
朱敏还未回复。不过，他已再三表达了。不重复了，问题是他的反水还末见到成效。邪恶势力太强了，关系网太牢固了。
我寂寞，自弹自唱电子琴是不够的，电视也很少可解闷的。没有爱人，常盼可爱的学生作伴。
5.28
朱敏来信了。说夏天陪他的女友来杭玩。
5.29下午雨
童年属于春日，但我过早地进入了盛夏。至今已到秋凉季节。
朱敏又来信，提出了人生的苦恼，即回信指点，并附了相关剪报。信中关心我的婚事。心想不是我不爱女人，光从传宗接代这一需要，也不能不结婚成家了。但自视甚高，没有遇到才貌相当的，就此耽搁下来。
其实，传统社会下，没结婚或许会被认为人生不圆满，但现今社会，婚姻可以提供的，在没有婚姻的情况下，只要不缺钱，蔡英文说依然可以得到婚姻所能提供的。可是有血缘的儿女呢？生命的延续呢？除非有一部本人为主人公对生活的时代作全景式曝光的传世的文学作品，生命的延续并不亚于子孙满堂！
找黄皮，说还未研究，这些无耻的政客，永远不会对你说实话。估计帮派们商量后，决定拖下去！后来事实也证明：拖到95年我满了60足岁后，才撤销这罪恶处分。还差5年呀。
再折磨我五年。他们虑及要是未到正式退休之年平反，又产生复教的问题，我这拦路虎又要天天碰见了。
如何将折磨转化为动力，使之更强有力的出击？
林语堂说：“有本领有骨气的人，能将遭受的打击，激起更大的力量，象海蚌能将恼它的砂砾，化成珍珠一样。”可是朱敏的反水，拖延复查，拒不平反。我像父亲，不会武斗，但北京学生起来上街游行示威，对滥权的挑战，口号是反官倒，表达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我的心声呀，
八九学运的爆发
地方上的权贵的猖狂与官倒互为表里，他们发财与通货膨胀相辅相成。89年4月下旬起，北京各个大学成千上万的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开始坐守天安广场，他们就在人民大会堂边安营扎寨。对于反精神污染为名的开放倒退再不是小打小闹了。他们切入悼念胡耀邦的关节要害。在港台、西方媒体已经大量进驻未遭压制的情况下，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十大名校长以人民大学谢韬为首公开联署发表声援学生运动。作为政法大学校长、有“公共知识分子”衔头的江平怎不签名？
八九年三月，方勵之发表《中国的希望与失望》。纪念民主牆十週年活動持續了四个多月，自然銜接了胡耀邦病故後的八九学潮爆發。
任畹町說：“纪念与呼救运动沒有受到胡耀邦、赵紫陽執政的任何阻拦、干涉。一九八九年‘五一九’党政軍高层会议，六月二日全國各大媒体的报道中，方老師夫婦和我都是被点名批判的对象。
方勵之、王若望、刘宾雁成為民主牆一代最受敬重的幾位前輩。
邓小平并没有杀他们，也没有将他们投入监狱，而放他们去西方自由。这是后“赤潮年代”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比毛朝退步的是地方官员利用法制很不完备的市场经济的腐败，一党集权收拾不了。:
由於常年生活在一股反智的情緒中，人們幾乎忘記了，二十世紀中国最自由、最有希望的時刻，都是與知識精英們緊密相关。當他們处于舆论与社會力量的中心時，往往能开创一種新的可能性，不管是五四時期、還是八十年代。
人類歷史中很少有像過去六十年的中國這樣的時段，如此系統的、有規律的消滅、驱赶这个社會最聪穎、富有理想主义的头脑。中国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一個喪失了所有道德与審美准則的社會，与几代知識分子的消失直接相关。而每一代人都沒机會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只能自己重新摸索。倘若你观察今日中國的輿论、探討的广度與深度，把它與八十年代的氣氛比較，你会觉得这个国家不止沒有進步，反而衰退了。
全世界都关注共产主义阵营是否首先在东方突破？西方知识界认为这是超级大帝毛泽东加"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大陆，必然的历史进程。!
然而，此时苏联尚未解体，邓小平只能倾向与毛泽东一起打下江山坐上江山的老人，何况他的小儿子是“官倒”的先行者，先富的领军人物。
在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开放，大中城市优先发展，需要廉价劳工。很多农民工拥入城市。这第一代农民工不少是离开中小学不久的青少年，直至90年代还能看到他们成群流入城市的身影。他们与当年“盲流”行事低调不同，很有点大模大样不以糊口为目的了。西方、港台外资为利用他们廉价劳力，大举投资于沿海各省，对生产商品产生的污染却不加追究，这样发展模式，表面光彩，隐患逐年显现，或将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连年2位数增长，而负面效应，怕是得不偿失的。
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政策，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银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一些地方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次日，大约800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
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让他们进去。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
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神经紧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的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学生们拒绝平复下来。
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追悼会过后，3名学生代表跪在大会堂台阶上，等了大约3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愚弄。李鹏称此并不知情。
邓小平不管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胡耀邦，胡仍然被认为是一位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怒火一样，他只等悼念活动一结束，就打算教训学生了。
不日，学生运动扩展至全国。杭州绝大多数学生上了街。他们在武林门广场也闹绝食。北京方面，作为党内民主派胡耀邦的心灵相通的战友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在杭州，省委书记李泽民看望了驻守在武林门广场的抗议学生。我省政法学校也有近百名的学生，他们吸取两年前的教训，不做出头椽子，不打自己的校旗。
我去看了浙大游行队伍，标语有“杨尚昆是宴会主席”“邓小平应该彻底下台！”一个还很年轻，充满朝气，娃娃脸相的学生，站在一辆敞篷大卡车上用稚嫩的声音激情满怀地发表演说。街上拥挤，人声嘈杂，我前面一个便衣偷着给这位年轻大学生拍照，他无疑是安全局特工。后来，不知道这站在风口浪尖的少年大学生有没有被抓。
终于，镇压开始，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血迹斑斑，由小报传贴在武林大剧院墙上，我看到了。但不确实无误。当时我还正面看待邓小平。叫他完全退下来，是否过分？
与镇压同时，全国范围抓捕潮兴起，真是风声鹤唳。我刚好被三门亭旁乡一个公专学生相邀旅行。这位白晰胖胖却鸟小的学生，先跟我一起在鄞县麻纺厂，借我是该厂法律顾问的光受贵宾般的款待。结果在他家乡招待所却害怕我尚未办身份证，不作担保。
当地民兵将我看守在旅社，连夜打电话问了省政校胡豹林。胡的党棍面目又一次暴露，回说我受过劳教处分，而不说是“我校退休教师!”
这位公专学生又推说对我不了解，而一早就强送我上车逐回杭州。后来他又闯入我的家里，擅自从玻璃台板下抽走了他送我的很有帅气的堂弟照片，原是介绍作为我义子的。
这一难忘的经历，让我深感我的命运与学生运动相连的，我是1957“八九运动”低调参与者，还被北政吹捧是北京学生界的右派头头！这也是名师效应，水涨船高，因钱端升、严景耀都是我的老师。
在香港出版的《胡耀邦传》中，写了趙紫陽时期。
在胡耀邦下台後，在元老威逼下，趙紫陽只好對胡耀邦的組織路線進行一定規模的調整，待陳雲親自提名的宋平接任中組部長職務後，立刻以“補充地沁方領導工作經驗”的藉口，王兆國被外放到福建省，離開了中央權力核心。
那麼，胡耀邦下台，溫家宝為何未受牽連？據認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和陳雲等政治老人認為，溫家宝長期以來一以貫之具有敬業精神，源於對“黨”忠誠而不是源自對胡耀邦個人的忠誠。
《溫家宝傳》作者高新在追踪溫家寶的過程中，聽一位被訪問過的人士透露他知道的情況：在書記處會議上先就溫家宝接任中辦主任職務的建議統一了意見，向楊尚昆“徵求意見”，楊表示他本人認為“是個合適的人選”，也表示要把書記處的意見向小平同志汇報一下。從鄧小平那裡的回話的大意是：可以試一試，如果稱職就繼續做下去，這個崗位的負責人最好不要像前幾年那樣換得太勤。
中辦人士評價溫家寶：在主管中辦期間，份內的工作能完成得讓人無可挑剔，份外的事情不但能做到絕不插手，而且不該過問的絕不過問。溫家寶之所以能夠安然度過七年時光，他认准大气候和在工作中從不越位，無疑是重要因素。
在追隨趙紫陽的日子裡，溫家寶眼光敏銳、作風穩重、工作勤奮，平易近人，對經濟工作和自然科學的興趣不減，經常思考一些宏觀的、長遠的政治經濟問題，捕捉、分析並回饋一些重大資訊。所有這些，令趙紫陽非常滿意。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學潮和“動乱”過程中，當中共中央出現了所謂“兩個聲音”的時候，溫家宝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身份，兩次主持擬定反對動亂的緊急通知，要求中央直屬機關的各黨委認真組織學習李鵬和楊尚昆的重要講話，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速結束動亂的指示，並將不准參與示威，不准搞聲援活動，甚至不准上街圍觀的通知精神迅速通知到每一個共產黨員，並認真檢查貫徹執行情況。
《溫家宝傳》中寫道：如此及時表态，使得 “八九”之後的李鵬等人即使真如外界所傳對溫家宝極不感冒，也沒有將政治清查對象波及到溫家宝身上的過硬把柄。
事過多年之後，更多的事實披露出來。據熟悉中共高層內情的人士透露， “八九”以後，溫家宝為了自保，還写過一些對趙紫陽不利的揭發材料。事後看來，這些材料是“大可不必寫”的。
在趙紫陽的問題上，溫家宝的得分甚至還比不上习近平─當年與趙紫陽同處改革派陣營的戰友习仲勳的遺孀齊心女士，在得知趙紫陽逝世後立即給趙家送去花圈，挽聯上寫著“攜子女同挽”，“子女”就包括了習近平，至少習近平是沒有表示反對的。
正是從與這些政敵和戰友（及其親屬）的對比，趙紫陽的不少親屬對溫家寶很難諒解。
在胡耀邦去世之後，香港《明報》曾有一篇報導援引一些知情人士的話說：溫家宝初到中辦，甚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賞識，提拔溫家寶接任中辦主任，可以說完全將他當成自己人。但胡耀邦被免職後，按照有關規定，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衛待遇都要隨之降低規格。1987年1月，“正是溫家寶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佈中共高層的有關決定。據指出，溫家寶的表情相當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89年4月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中共高層決定低調處理，亦是溫家宝奉命到胡家宣佈中央的有關決定，其表情也一如1987年時的冷漠，全無任何同情表示，胡家人也因此覺得他簡直不近人情。”
根據趙紫陽生前錄音自述整理出版的回憶錄《改革歷程》2009年5月面世。書中首次披露1989年5月19日北京戒嚴後，尚未被撤職的趙紫陽與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宝的一些互動，透露了當時溫家宝的一些無奈，以及他勸阻趙紫陽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過程。
“當時溫家宝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後來趙紫陽就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儘管如此，後來在趙紫陽的罪名中，還是有一條“分裂黨”。
從5月17日鄧家會議之後，趙紫陽已被實質奪權了。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還披露了已故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對待戒嚴的反覆態度。在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碰頭討論學潮時，曾有人提出過戒嚴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趙紫陽感覺在鄧小平決定戒嚴以前，楊的態度是較溫和的。但在5月17日鄧小平家開會時，楊的態度又出現180度變化，“他說廖漢生（退役上將，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趙紫陽指楊尚昆“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最後鄧小平在李鹏几位力促下，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拍板調兵進京，實施戒嚴，最終釀成“八九”民族大悲劇。
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记述，6月2日和3日，抗议的学生采用了他们加以改进的策略阻止部队进驻。数百名称为飞虎队的骑摩托车学生向各个地点传送消息，告知部队的动向，使人们能够及时设置路障。当路障迫使领头的卡车停下来时，人们便一拥而上，割破轮胎或是放气，使卡车无法继续前进。然后有谩骂车上的战士，朝他们扔砖头石块，
多面攻击他们。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挡住且使后来出发的卡车也无法绕过前面受到破坏的：
在部队开始进入广场之前，广场上仍有大约10万示卜威者。
6月4日星期日凌晨1点军人开始从不同方向到达广场。
凌晨两点时广场上只剩下了几千人。
当部队步步逼近时，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另外的3个人于3点40分左右会见了戒严部队，协商和平撤离广场。
经过简短的谈判之后，解放军军官表示同意。凌晨4点广场关闭了灯光，之后侯德健立刻返回广场，拿着话筒宣布了他们达成协议，在广场的学生马上离开。大约3000人跟随着侯德健离场。4点半军队和军车向前推进，留下来的学生向西南方向撤退。早上5点20分时大约只剩下200名示威者。他们被武力赶走。传说中这200名学生守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少被机关枪扫射中弹倒地。碑面、台阶都血迹斑斑。
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中弹。
许多人想搞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数，官方在6月4日过去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
北京和天安门广场很快就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平静。
据说李鹏写了回忆录，提到“八九”清场镇压的决定是邓小平点头的。出版部门不敢贸然印制。李鹏公开言论都否认学生的死亡。说明镇压学生运动的不得人心而不能不予以掩盖。八九学运的爆发
地方上的权贵的猖狂与官倒互为表里，他们发财与通货膨胀相辅相成。89年4月下旬起，北京各个大学成千上万的学生开始上街游行，开始坐守天安广场，他们就在人民大会堂边安营扎寨。对于反精神污染为名的开放倒退再不是小打小闹了。他们切入悼念胡耀邦的关节要害。在港台、西方媒体已经大量进驻未遭压制的情况下，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北京十大名校长以人民大学谢韬为首公开联署发表声援学生运动。作为政法大学校长、有“公共知识分子”衔头的江平怎不签名？
八九年三月，方勵之发表《中国的希望与失望》。纪念民主牆十週年活動持續了四个多月，自然銜接了胡耀邦病故後的八九学潮爆發。
任畹町說：“纪念与呼救运动沒有受到胡耀邦、赵紫陽執政的任何阻拦、干涉。一九八九年‘五一九’党政軍高层会议，六月二日全國各大媒体的报道中，方老師夫婦和我都是被点名批判的对象。
方勵之、王若望、刘宾雁成為民主牆一代最受敬重的幾位前輩。
邓小平并没有杀他们，也没有将他们投入监狱，而放他们去西方自由。这是后“赤潮年代”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比毛朝退步的是地方官员利用法制很不完备的市场经济的腐败，一党集权收拾不了。:
由於常年生活在一股反智的情緒中，人們幾乎忘記了，二十世紀中国最自由、最有希望的時刻，都是與知識精英們緊密相关。當他們处于舆论与社會力量的中心時，往往能开创一種新的可能性，不管是五四時期、還是八十年代。
人類歷史中很少有像過去六十年的中國這樣的時段，如此系統的、有規律的消滅、驱赶这个社會最聪穎、富有理想主义的头脑。中国变成了今天的中国，一個喪失了所有道德与審美准則的社會，与几代知識分子的消失直接相关。而每一代人都沒机會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只能自己重新摸索。倘若你观察今日中國的輿论、探討的广度與深度，把它與八十年代的氣氛比較，你会觉得这个国家不止沒有進步，反而衰退了。
全世界都关注共产主义阵营是否首先在东方突破？西方知识界认为这是超级大帝毛泽东加"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大陆，必然的历史进程。!
然而，此时苏联尚未解体，邓小平只能倾向与毛泽东一起打下江山坐上江山的老人，何况他的小儿子是“官倒”的先行者，先富的领军人物。
在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开放，大中城市优先发展，需要廉价劳工。很多农民工拥入城市。这第一代农民工不少是离开中小学不久的青少年，直至90年代还能看到他们成群流入城市的身影。他们与当年“盲流”行事低调不同，很有点大模大样不以糊口为目的了。西方、港台外资为利用他们廉价劳力，大举投资于沿海各省，对生产商品产生的污染却不加追究，这样发展模式，表面光彩，隐患逐年显现，或将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连年2位数增长，而负面效应，怕是得不偿失的。
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政策，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银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一些地方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次日，大约800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
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让他们进去。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
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中南海里很容易听到新华门外人声鼎沸，这使高层领导神经紧张，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
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的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容忍误以为是软弱”。但是学生们拒绝平复下来。
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追悼会过后，3名学生代表跪在大会堂台阶上，等了大约3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了愚弄。李鹏称此并不知情。
邓小平不管掌权的最后几年如何批评胡耀邦，胡仍然被认为是一位为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忠诚干部。邓小平知道，压制学生的悼念就像1976年4月阻止悼念周恩来逝世点燃了抗议者怒火一样，他只等悼念活动一结束，就打算教训学生了。
不日，学生运动扩展至全国。杭州绝大多数学生上了街。他们在武林门广场也闹绝食。北京方面，作为党内民主派胡耀邦的心灵相通的战友赵紫阳去天安门广场劝导学生。在杭州，省委书记李泽民看望了驻守在武林门广场的抗议学生。我省政法学校也有近百名的学生，他们吸取两年前的教训，不做出头椽子，不打自己的校旗。
我去看了浙大游行队伍，标语有“杨尚昆是宴会主席”“邓小平应该彻底下台！”一个还很年轻，充满朝气，娃娃脸相的学生，站在一辆敞篷大卡车上用稚嫩的声音激情满怀地发表演说。街上拥挤，人声嘈杂，我前面一个便衣偷着给这位年轻大学生拍照，他无疑是安全局特工。后来，不知道这站在风口浪尖的少年大学生有没有被抓。
终于，镇压开始，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血迹斑斑，由小报传贴在武林大剧院墙上，我看到了。但不确实无误。当时我还正面看待邓小平。叫他完全退下来，是否过分？
与镇压同时，全国范围抓捕潮兴起，真是风声鹤唳。我刚好被三门亭旁乡一个公专学生相邀旅行。这位白晰胖胖却鸟小的学生，先跟我一起在鄞县麻纺厂，借我是该厂法律顾问的光受贵宾般的款待。结果在他家乡招待所却害怕我尚未办身份证，不作担保。
当地民兵将我看守在旅社，连夜打电话问了省政校胡豹林。胡的党棍面目又一次暴露，回说我受过劳教处分，而不说是“我校退休教师!”
这位公专学生又推说对我不了解，而一早就强送我上车逐回杭州。后来他又闯入我的家里，擅自从玻璃台板下抽走了他送我的很有帅气的堂弟照片，原是介绍作为我义子的。
这一难忘的经历，让我深感我的命运与学生运动相连的，我是1957“八九运动”低调参与者，还被北政吹捧是北京学生界的右派头头！这也是名师效应，水涨船高，因钱端升、严景耀都是我的老师。
在香港出版的《胡耀邦传》中，写了趙紫陽时期。
在胡耀邦下台後，在元老威逼下，趙紫陽只好對胡耀邦的組織路線進行一定規模的調整，待陳雲親自提名的宋平接任中組部長職務後，立刻以“補充地沁方領導工作經驗”的藉口，王兆國被外放到福建省，離開了中央權力核心。
那麼，胡耀邦下台，溫家宝為何未受牽連？據認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和陳雲等政治老人認為，溫家宝長期以來一以貫之具有敬業精神，源於對“黨”忠誠而不是源自對胡耀邦個人的忠誠。
《溫家宝傳》作者高新在追踪溫家寶的過程中，聽一位被訪問過的人士透露他知道的情況：在書記處會議上先就溫家宝接任中辦主任職務的建議統一了意見，向楊尚昆“徵求意見”，楊表示他本人認為“是個合適的人選”，也表示要把書記處的意見向小平同志汇報一下。從鄧小平那裡的回話的大意是：可以試一試，如果稱職就繼續做下去，這個崗位的負責人最好不要像前幾年那樣換得太勤。
中辦人士評價溫家寶：在主管中辦期間，份內的工作能完成得讓人無可挑剔，份外的事情不但能做到絕不插手，而且不該過問的絕不過問。溫家寶之所以能夠安然度過七年時光，他认准大气候和在工作中從不越位，無疑是重要因素。
在追隨趙紫陽的日子裡，溫家寶眼光敏銳、作風穩重、工作勤奮，平易近人，對經濟工作和自然科學的興趣不減，經常思考一些宏觀的、長遠的政治經濟問題，捕捉、分析並回饋一些重大資訊。所有這些，令趙紫陽非常滿意。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學潮和“動乱”過程中，當中共中央出現了所謂“兩個聲音”的時候，溫家宝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身份，兩次主持擬定反對動亂的緊急通知，要求中央直屬機關的各黨委認真組織學習李鵬和楊尚昆的重要講話，堅決執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速結束動亂的指示，並將不准參與示威，不准搞聲援活動，甚至不准上街圍觀的通知精神迅速通知到每一個共產黨員，並認真檢查貫徹執行情況。
《溫家宝傳》中寫道：如此及時表态，使得 “八九”之後的李鵬等人即使真如外界所傳對溫家宝極不感冒，也沒有將政治清查對象波及到溫家宝身上的過硬把柄。
事過多年之後，更多的事實披露出來。據熟悉中共高層內情的人士透露， “八九”以後，溫家宝為了自保，還写過一些對趙紫陽不利的揭發材料。事後看來，這些材料是“大可不必寫”的。
在趙紫陽的問題上，溫家宝的得分甚至還比不上习近平─當年與趙紫陽同處改革派陣營的戰友习仲勳的遺孀齊心女士，在得知趙紫陽逝世後立即給趙家送去花圈，挽聯上寫著“攜子女同挽”，“子女”就包括了習近平，至少習近平是沒有表示反對的。
正是從與這些政敵和戰友（及其親屬）的對比，趙紫陽的不少親屬對溫家寶很難諒解。
在胡耀邦去世之後，香港《明報》曾有一篇報導援引一些知情人士的話說：溫家宝初到中辦，甚受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賞識，提拔溫家寶接任中辦主任，可以說完全將他當成自己人。但胡耀邦被免職後，按照有關規定，其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保衛待遇都要隨之降低規格。1987年1月，“正是溫家寶代表中共中央向胡耀邦一家宣佈中共高層的有關決定。據指出，溫家寶的表情相當冷漠，令胡家人十分反感。胡耀邦在89年4月因心臟病突發去世，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中共高層決定低調處理，亦是溫家宝奉命到胡家宣佈中央的有關決定，其表情也一如1987年時的冷漠，全無任何同情表示，胡家人也因此覺得他簡直不近人情。”
根據趙紫陽生前錄音自述整理出版的回憶錄《改革歷程》2009年5月面世。書中首次披露1989年5月19日北京戒嚴後，尚未被撤職的趙紫陽與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宝的一些互動，透露了當時溫家宝的一些無奈，以及他勸阻趙紫陽召開政治局會議的過程。
“當時溫家宝說，中辦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辦，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並不通過中辦。如果我一定要開會，中辦也可以發通知，但他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我慎重考慮”。後來趙紫陽就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儘管如此，後來在趙紫陽的罪名中，還是有一條“分裂黨”。
從5月17日鄧家會議之後，趙紫陽已被實質奪權了。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還披露了已故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對待戒嚴的反覆態度。在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政治局常委碰頭討論學潮時，曾有人提出過戒嚴問題，“當時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趙紫陽感覺在鄧小平決定戒嚴以前，楊的態度是較溫和的。但在5月17日鄧小平家開會時，楊的態度又出現180度變化，“他說廖漢生（退役上將，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趙紫陽指楊尚昆“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最後鄧小平在李鹏几位力促下，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拍板調兵進京，實施戒嚴，最終釀成“八九”民族大悲劇。
据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记述，6月2日和3日，抗议的学生采用了他们加以改进的策略阻止部队进驻。数百名称为飞虎队的骑摩托车学生向各个地点传送消息，告知部队的动向，使人们能够及时设置路障。当路障迫使领头的卡车停下来时，人们便一拥而上，割破轮胎或是放气，使卡车无法继续前进。然后有谩骂车上的战士，朝他们扔砖头石块，
多面攻击他们。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挡住且使后来出发的卡车也无法绕过前面受到破坏的：
在部队开始进入广场之前，广场上仍有大约10万示卜威者。
6月4日星期日凌晨1点军人开始从不同方向到达广场。
凌晨两点时广场上只剩下了几千人。
当部队步步逼近时，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另外的3个人于3点40分左右会见了戒严部队，协商和平撤离广场。
经过简短的谈判之后，解放军军官表示同意。凌晨4点广场关闭了灯光，之后侯德健立刻返回广场，拿着话筒宣布了他们达成协议，在广场的学生马上离开。大约3000人跟随着侯德健离场。4点半军队和军车向前推进，留下来的学生向西南方向撤退。早上5点20分时大约只剩下200名示威者。他们被武力赶走。传说中这200名学生守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少被机关枪扫射中弹倒地。碑面、台阶都血迹斑斑。
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中弹。
许多人想搞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数，官方在6月4日过去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
北京和天安门广场很快就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平静。
据说李鹏写了回忆录，提到“八九”清场镇压的决定是邓小平点头的。出版部门不敢贸然印制。李鹏公开言论都否认学生的死亡。说明镇压学生运动的不得人心而不能不予以掩盖。
邓小平在毛死和“四人帮”粉碎后被推举为领袖，是理所当然的。他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在江西反思了几年，深知共产党若要保住江山，必须进行改革开放。在他接过权杖之初，在胡耀邦鼎助下，大陆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毛泽东留下的烂摊子迅速改观。但在胡耀邦为他准备的政治改革氛围和舆论面前，他变脸了。因为他已稳座龙位，他的小儿子和毛派子孙们都成了宫倒，先大大富起来了。有风险的政改方案也便束之高阁。
只是“八九”后，遭到西方的经济制裁，发展经济可松懈不得。这是政权稳定的基本功。于是作了南下深圳之行。他深信西方是追逐利润的。他虽不精通《资本论》，但他记得资本追逐高额利润，不怕杀头的名言。于是，他决策：只要你来投资办厂，留下技术，我们大陆有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力，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而且与中资一视同仁，不立法要求你们边生产边治污染。这一招也真灵，90年代起，境外投资纷至沓来，廉价商品涌向世界各地，尤其涌向美国与欧洲各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一件商品，我方所得的利润只值外企的一小部分，但每年出品几万亿，20余年的外汇积累，更是热钱的大量流入，反过来再去买美债，外汇储备已占世界第一，就此邓小平的经济理论被提升为“北京模式”，一度被吹嘘要取代“华盛顿模式”了。
时至今日，多年来沾沾自喜的2位数增长，高楼林立，鬼城高铁，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社会未富先老、腐败丛生，道德败坏……全压上习近平、王岐山和李克强等,人肩上了。
6.10
与省政校宿舍楼贴邻的省公安专科学校，有几个引人注目的帅气学生，该校学生与我交往的几乎个个健康爽朗。一个宁波籍学生，三兄弟，父亲失业，他将19岁弟弟，高中毕业的介绍给我。当时我正买了一部手工打印机，打印初稿《赤潮年代》，就让他和我一起生活，也带他去民间律师代理。也想将他的户口入杭，但迟迟不批，只得参军走了。
另有三门学生，暑期带我去他家乡亭旁旅游。当时还在追查六四“嫌疑人”而我尚无身分证。旁亭派出所打电话给我校方，胡豹林竟不说我是退休教师，而是解教人员，一早就被遣送回杭。这更促使我上下奔走，以求撤销这一罪恶处分。
由于解教人员的帽子未除，也使家乡一位朴实本分的大龄姑娘（小学教师）假借我年龄“骗”她而谈不下去。
不过，公安专科学校学生是我90年代的最大安慰。其次是进城打工的农村少年，多是初中刚毕业的，就在我小区附近几个电视机或电子元件厂赚取四、五百元一月的工资，休息天也来我家玩，自然我有选择的。而象山籍几个学生空闲时常来与我相处，利用我的炊具作过烧烤。石浦学生吴志辉，长相俊朗，心胸宽厚，从家乡回校，两次带给我能吃上多天的海鲜鱼类。有一次在我午休躺在床上时还与我作伴聊天，消除我的孤独，记忆犹新。今天他是海岛鹤浦镇党委书记。为我推销了20套的《赤潮年代》，保持了师生关系。希望他不会成为陈世美那样的人物。
10年磨练一剑的《赤潮年代》，倾注了我对故乡象山的一个游子情怀。她的山水自然风光，她古朴勤劳的民风，对建国初期的象山党政干部影响是深刻的。作品写了象山县府在草房办公的场景、副县长周联娥上班前正在为喂鸡准备飼料，给人留下朴素可亲的印象。我称她是“丹城的母亲”。尽管作品抨击了毛的个人崇拜和他带来的灾难，作为象山的学生，珍藏和推销她是不难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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