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只羊

“麦口儿”，庄稼人的话，还有个叫法是五黄六月，特指收麦种秋的那段时光。文化人叫“三夏”——夏收、夏种、夏管。收麦时节叫“口儿”，在庄稼人看来，其意义和“关”差不多：比如年关，盼着过年，又害怕过年。过年意味着新一年的开始，又是穷人还债的最后期限，过年如过关。收麦让一年里的口粮有了着落，同时也意味着要打一场恶仗，收麦如过“口儿”，所以，先人们无论是闯关东还是走西口，都是关口。

                    1975年

那一年，笔者上小学四年级。那时候小学都有麦假，三周左右。说是麦假，其实并不“放羊”，还有个称呼叫勤工俭学、颗粒归仓。学校组织学生到地里拾麦。每天早上，老师看生产队的哪块地里已经收割完毕，社员们也“清理”过现场，就带领学生到那块地里去捡麦穗。这种弯腰费力气功效小的活儿不是男生的强项，每天受表扬的基本上都是女生。班主任每天过秤验收学生的成果，一斤折合成五分钱，整个麦季结束，勤快的女生除了不用交两块多的学杂费，还能挣四五块钱，让我们这些腿懒手笨的男生羡慕嫉妒恨个不停。

尽管如此，麦假的童年仍然是快乐的，因为有了麦假，我们多了二十来天的玩耍时间，尽管是在地里拾麦，尽管还有假期作业，毕竟比学校自由得多。

大人们并不如此。对于他们来说，“麦口儿”持续的时间要比我们长得多，收麦（把麦子收割后运回到麦场里）仅仅是整个“麦口儿”工作完成了第一项。之后每天生产队长还要根据天气情况组织社员把麦子搭成垛，抢农时种秋，然后才是打场、除草，打场、浇水，打场、积肥，打场、开会。整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中秋节，“麦口儿”才算结束。

过一个“麦口儿”持续三四个月，社员们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看来集体的力量并不是简单的壹加壹等于二的问题。出工不出力，出工少出力是普遍现象。

大集体之外，作为家庭还有很多活儿在等着。

比如，我们那里有个部队农场，农场的庄稼都是机械化管理。收割机过去，留下的高高的麦茬是庄稼人的最爱，那是烧锅做饭的首选。中午吃饭时候，生产队收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手里拿着馍，掂着绳子、镰刀，马不停蹄，直奔部队农场的庄稼地。炎炎烈日下，几十分钟，薅的薅，搓的搓，一捆五六十斤的麦秸搭手上肩，一路小跑，背回家中。如果运气好，没有军人拦阻，又没有人给你抢“资源”，一个中午，两捆麦秸到手，看着高高隆起的麦秸垛，那种辛苦付出后的成就感难以形容。

那一年，笔者家里整十口人，每人分了八十斤麦子。

                  1985年

笔者参加工作的第二年。 因为有毕业第一年在家收麦的经历，对麦口儿心存恐惧。但已经是成年人，不回家收麦怎么着也说不过去，只能硬着头皮请假回家。家里边有五口人十五亩的责任田等着呢。

与生产队时代相比，收麦已经开始机械化。手扶拖拉机上顶着的割晒机突突突一路过去，六陇麦子齐刷刷地趟在地上，省却了弯腰割麦的痛苦。牛拉着的车子也比人拉的架子车多装很多的麦秆。苦的是有一块地的麦子倒伏了，要动手去割。倒掉的麦子比立着的麦子要难割得多，不多会儿让人累得成了机器人：弯下腰直不起身，站起来弯不下腰。想想也是，经常干活的壮劳力还受不了，常年不干活的笔者怎么受得了。中午收工，笔者仰面躺在麦茬地里，将草帽盖在脸上，太阳晒着，享受着难得的休憩。

痛苦的事还在后头。

不怎么听使唤的老牛驾着车，在地里东摇西晃，走走停停，好不容易装满了车，拉紧刹车绳，准备往家赶，一个上坡，车子翻了，装好的麦秆落了一地。古人说“锄禾日当午”不好受，那毕竟还是低头向下，其实更不好受的是“装车日当午”，晒得汗流浃背，还得不停地仰起脸来举叉把麦秆放到合适的地方，牛车上的麦垛越来越高，你不得不一次次越来越准确地面向着太阳，享受那刺眼的阳光。托太阳的福，又一次装好的车终于顺利地回到了家。

晚饭后的时间交给了麦场。

父亲从朋友处借来了一部脱粒机。手扶拖拉机做动力，这边送进去麦秆，那边出来的就是麦秸和麦子，麦子混在麦糠中，麦糠裹在麦秸里。即便如此，已经比牛拉石磙打场高效了很多。脱粒机的有效利用时间只有一个半天和一个晚上。全家人只有连轴转了。

记得有个电视采访镜头是采访一位老红军的。那位老红军说，长征时候急行军，太困了，又不能停下来休息，困到极致，扛着枪走着路都可以睡觉。原来没有体会。那个晚上让笔者找到了感觉：站在脱粒机旁，机器轰鸣，一边抱着麦秆往机器里送，一边闭着眼睛，完全是无意识地动作，无意识地睡觉，亦真亦幻。

那时候想，人们形容人劳累“累得跟牲口似的”，那简直就是对牲口的侮辱！牲口到了点儿一准谢套、上槽、吃料，人在这时候就得顶上牲口接着干。

那一年最大的收获也是在麦场里。从老人那里学到两个经验：晚上收场没有光线，要保证颗粒归仓，把场里的麦籽儿都扫起来，最有效的是光着脚干活。如果有麦籽儿，脚底板就能感觉到；扬场要有风，如果风很小，只要胳膊上的汗毛感到有风的踪影，木锨把麦籽儿撇出去，一样能扬场。关键是撇得恰到好处。

一个星期的假期结束，农活还远远没有完成，秋庄稼还没有种上。笔者体力不支，有了这个过硬的理由当“逃兵”，正好拍屁股走人。临走前给家里干的最后一件事是和爷爷一起赶着牛车往粮所送“公粮”：十六袋麦子，1500斤，刚好是应该缴的“公粮”数。当年，全家五口人收获麦子超过一万斤。

                1995年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大型联合收割机的出现让农民在“麦口儿”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庄稼人在感叹这些大家伙省力省事的同时，也在感叹种庄稼的不容易，嫌收割机收费太高。一亩地要二十元！收割后留下那么高的麦茬也是浪费。很多的农户选择原来的收麦方式：反正农具都是现成的，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力气也是不要钱的。生就的老农民，就干活受累的命。

好在笔者家里劳动力少，做农活又不是很在行，只有选择“机器当家”。机器当家的好处是家人只需要做好后勤保障：给收割机手备好啤酒变蛋，好吃好喝招待着，让他们尽量割得仔细些，麦茬割得尽量低点，留下的麦秸好拉回家。那些坚持干活下力气的农户几天过后，迫于天气和时令，最后不得不选择与机械合作，掂着镰刀，做些“边角废料”的回收工作。

这年的麦口儿省却了力气，有了新的“饥荒”：产量一年高过一年，除了缴公粮，为应对年馑，至少家里要留够全家两年的口粮，剩下的才是“余粮”，才可以卖掉。家里存这么多粮食，要有专门放粮食的地方，防潮、防虫、防偷、防老鼠。不过，这是幸福的忧伤，提起这一问题，每家每户都是带着笑脸诉苦衷。

                   2005年

都是机器惹的祸。

又是麦收时节。早早地，“领机手”将外地的联合收割机“领”到了村里，就等着开镰的口令。种秋庄稼的播种机也擦拭一新，化肥、种子也都早早地买到了家。

处于“麦口儿”上的农民近乎“半失业”状态，有外出打工的干脆连家也不回，让家里人承包所有的活。在家的或者骑着车子到地里转转，看看哪块麦子可以收割，哪块还得等等。或者在树荫下喷块儿、打牌。与闲暇相伴的离不开烟酒，一个烟头落地，风一吹，冒烟、起火，火借风势，火烧连营，眼看到手的麦子转眼化为乌有，连累着田间地头的树木被活活烧死。禁烧成为“麦口儿”的新话题。

这一年，全村各路口都悬挂着横幅标语：抽烟就是放火。兜里装着火，南监等你坐。见烟就罚，见火就抓。各个路口、地块都有乡村干部严防死守。平时烟不离手的农民像是喉咙里赛了棉花，倍觉不爽。偶有不留意者，习惯性地点着了烟，又刚好被防火员逮着，那就内怨不得父母、外怨不得政府了。

要禁烟，除了防止抽烟点火，根本的是降低收割机的收割高度，让留下的麦茬不易引燃。但降低了收割高度，会增加收割机的运行成本，也会增加收割的质量风险，收割机手与地方政府人员展开博弈。

这一年，多了个禁烧的任务，也少了个屯粮的活儿：分田到户这么长时间，年年存粮，也没有见哪一年年馑。家里存那么多粮食，除了占地方，就是折斤秤，不如把粮食存到面粉厂，随用随取，没有负担，也不操心。越来越多的农户拆除了粮囤，家里边只放个存粮条子。

                     2015年

听从领导安排，到某乡负责“麦口儿”禁烧工作。经过多年的实践，农村干部已经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禁烧工作经验：比如，大造声势、形成氛围；严防死守、落实到人；奖惩兑现、重奖重罚；量化指标、不搞变通等等。农民感受最深的是“收割机不带粉碎机不准进地作业”、“麦茬高度不能高过十二厘米可以不付工钱”。尽管每亩收割费用一涨再涨，但没有一户为省钱再掂镰下地弯腰收麦。

与往年不同，今年早前的一场大雨，让南北几百公里的麦子熟到了一个时间段，收割机无法从南到北依序收割，收割机成为紧俏货。碰到农民，一旦开腔，就是收割机的事。眼看着麦子已经熟透，如果不能及时收割，再来一场大雨，一年的辛苦就会白费。运气好的，在地头开着车等收割机把刚刚收过的麦子倒腾到车斗里，直接拉到收麦点。一手钱，一手货。钱货两讫，扭头回家。“家里不留点？”笔者问一位老农。“留它做啥？种上秋就出去打工了。家里人吃面去超市买现成的。”

今年过“麦口儿”最为难的不是农民，而是基层农村工作干部。“禁烧工作是大事，马虎不得。问题是对这项工作上头重视，基层重视，农民没有动力。现在农民种粮不缴“公粮”，还有种粮补贴，一亩地折合一百多块钱。既然是种粮补贴，那就是国家对农民贡献粮食的奖励，应该用在种粮上。如果把这些补贴作为保证金，禁烧工作做好的才能享受，出现焚烧的取消补贴，相信禁烧工作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位乡镇干部如此分析禁烧这道题。

“麦口儿”时节，收麦的活儿还在，但早已经不再是“关口”了。

                                   2015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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