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让灵魂跟上来》后

一位老人，一个心愿，一本著作，一抔眼泪；

一段历史，十年奔波，百位证人，千里奔波。

                    一

机缘巧合，在“75.8”洪灾40周年之时，在笔者重新想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朋友处的一本《让灵魂跟上来——“75.8”河南洪灾40周年祭》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兴趣。朋友见笔者不舍的目光，慨然转赠。

作者李工，我市某企业退休干部，年逾七旬。洋洋二十五万字的一本专著，出自一位退休干部之手，历时十年，采访上百位有关人员，行程上千公里，其动力源自两个方面：为了告慰在洪灾中失去生命的老母亲。一位事件亲历者求证事件真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确，作为“75.8”事件的受害地区，年届五十者都有或多或少、或模糊或清晰的记忆：茫茫夜色中，沉沉欲睡时，朦朦胧胧地，自远而近，“传来呜——呜——呜的轰鸣声，像几十台火车头同时拉响汽笛，震耳欲聋地由远而近，滚滚而来。”刹那间，房倒屋塌，鸡飞狗叫，人哭鬼嚎。似山崩地裂，又像末日来到。几丈高的浪头像一堵墙铺天盖地压过来，那一幢幢房屋像一个个儿童玩具被一只巨手刷地扫掉，人和牲畜无助地在水中随着波浪翻上来，再被压下去，直到没有踪影。按照书中援引的《南方都市报》的描述：“1975年8月8日零时40分，河南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因特大暴雨引发溃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顿时一片汪洋。这无异于一架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和粉碎机。”据后来统计，仅仅在8月8日前后数小时内，河南省的板桥、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田岗、竹沟两座中型水库和68座小型水库相继垮坝。这些水库中超库容的水汇集到一起，成为一头横冲直撞、所向披靡的猛兽，直接扑向下游的数百万群众。作者李工老家位于舞阳工区的枣林公社，是当时的重灾区。他的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被突如其来的洪水夺去了生命。

                     二      

大难不死、又经历过丧母之痛的作者在之后的日子里，怀念母亲、了解和记录“75.8”洪灾真相成为他心中的结。退休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面对怀疑、不屑、嘲讽、甚至敌视，他一遍遍修订、完善采访提纲，遍访当事人、专家，查阅资料档案，力求从人文地质的、政治经济的、主观情绪的和客观事实的、既往历史的和当下现实的，多方面、立体地去反映这一历史事件。书中援引《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将其定性为“无论是垮坝水库的数目，还是遇难者的人数，都远在全球同类事件之上。”美国的专题片《人类十大技术灾难》更将其列为人类所有技术灾难之首。

对于此次洪灾形成的原因，作者的分析，客观而公允：比如，不尊重科学，不遵从自然规律，片面强调“人定胜天”的错误理念是导致灾难发生的主观原因之一；同属于泌阳县管辖、相距不足百公里、地理位置、气候、库容、建筑标准等各方面都差不多的两个水库，一个垮坝，一个无恙，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水库流域内植被保护相对完好，一个植被破坏殆尽。良好的植被是减少水灾的重要因素；比如，所谓的专家动辄以“百年不遇、千年不遇”评价此次洪灾，其实都是骗人的鬼话，目的一是彰显其权威，二是为某些责任人开脱。因为漯河的气象观测工作开始于1956年，全球的气象数据采集也仅仅是从1850年才开始。此前，根本没有科学的测量方法和数据，何来千年一遇？比如，当时的舞阳工区即舞钢市，本来是从舞阳分出去的六个公社组成，但工区死人多，舞阳死人少，除了舞钢工区距离石漫滩水库近，还有就是救灾不力。舞阳工区开始是省直辖，后来划归平顶山，再后来划归许昌地区，再后来又划归平顶山。隶属关系频繁变动，导致上下级沟通不畅，民心不稳，灾情到来时，争论不休，议而不决。而舞阳县在洪灾到来之前，早早疏散了群众，尽管财产损失一样巨大，但人员很少伤亡。笔者老家裴城公社田古东村也是得益于干部组织，于洪水到来的头天下午将群众安排到地势较高的村庄，得以避免人员死伤；比如，对待自己的亲人，关键时刻那种撕心裂肺又不得不做出的抉择。亲历者苗富清说：“当时几丈高的洪水铺天盖地袭来时，生我养我的亲娘，一呼啦竟从我紧握着的架子车里眨眼消失。”亲历者王叶说，“我狠心地自己掰开自己的手，松开亲生骨肉，一把抱住那棵树，任急流再怎么冲，始终没有松手。”亲历者闫振武说，“我狠心地松开两手，可两个孩子还是死死地抱着我。我心一横，使劲抠开他们的双手，一下子就窜出水面，换了一口气，再也没劲儿弹腾了。”

“75.8”洪灾是天灾，也是人祸，至于两者各占什么样的比例，见仁见智。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回避，用一系列的原始材料佐证这一观点。比如那个特定的时代所具有的政治特色：“水库垮坝的教训之一是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不够，路线觉悟不高。”“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做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做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长大后我参军到了部队，有一次无意中说起家破人亡的灾难，说俺庄死了多少人，俺家死了几口人，不想上头很快就追查起来，说我胡造谣言，扰乱军心。”——亲历者关保良。“经过积极的抗洪抢险斗争，绝大多数水库和沙、颍河的主要堤防确保了安全，发挥了作用，暴雨区7座大型水库和13座中型水库安全拦蓄洪水45亿立方米。”

                       三

对于此次洪灾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作者着力最多的地方之一，也是所有关心此次洪灾的人们急切想知道的，但在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作者援引的来自不同方面的数据：

1994年，原水利部长江流域委员会主任魏廷琤：不会超过1万人；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则怡：死亡近10万人；中科院气象学家陶诗言：人数达数万人；《中国历史大洪水》：超过2.6万人死亡；《南方都市报》：溃坝造成的直接死亡，加上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共计24万多人；《杂文月刊》引述：共死亡26万人；曾经参与灾后医疗救援的乔海燕医生记述，当时他们的医疗队下去后，首要的工作不是防疫治病，而是掩埋尸体。当时上级组织的报告会说，遇难人数是4万，还有个零头。“我们医疗队的三十多个人没一个信。”

一次公共灾难，历经四十年，历史上很多被颠倒的是非都给纠正了过来，但死亡人数这一简单的问题时至今日还扑朔离迷。这成为作者心中新的痛。故此，作者在结尾代表受访的上百位亲历者呼吁：“不提任何物质要求，但要公布洪灾真相；公布遇难人数，追询灾害成因；隆重召开全国性的追悼大会，并由国家领导人发表指导意见；在灾区竖立昭示人类科学应对自然灾害的纪念碑。”

一个人，只有内省才能进步；一个国家，只有内省才能强大。一个人能够内省比较简单简单，一个国家能够内省意义更为重大。

                        201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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