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习惯性凶狠"

　　又有人无辜被殴打。　

    被殴打的是２１岁的孕妇，她叫罗水秀。

    在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３日，罗水秀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就是因为逛了一次商场，招致大祸从天而降。

    ８月１３日晚６点钟，怀孕５个月的罗水秀和丈夫钟如华到附近的东方红百货购物。钟如华被商场外面大屏幕上的电视画面所吸引，便让妻子一个人进商场买东西。罗水秀选了一瓶标价２８元的洗发水，在付款时感觉有点贵，便又放回货架。这时，突然从身边冲出一个男子，伸手抓住她的头发，拖着她向旁边的通道走去。罗水秀被怀疑参与盗窃商场４０多瓶洗发水，被强行拉至商场３楼的一间办公室内。

    办公室成了审讯室。几个男子要求她承认参与了１３日晚上盗窃商场４０多瓶洗发水的事实。无辜的罗水秀当然没有承认。这时有个男的拿着一捆电线，没头没脑地抽她，还有人点着烟，用烟头烧她身上的肉。商场老板拿出一根缝衣针，他对罗水秀说，商场的录相里录到她偷东西的镜头，如果罗水秀不承认，就要扎她的指甲缝，罗水秀要求她拿出录相，可是他拿不出。罗水秀哭着哀求，希望对方不要太残忍。罗水秀的哀求并没有减少商场老板的残忍，他捏着罗水秀的指头，把针头扎到了罗水秀指甲缝里。鞭打、火烫、针扎，让罗水秀遍体鳞伤，痛不欲生。可还有人拿了一袋子盐，朝她身上泼，还有人连续朝她肚子踢了两脚，已经５个月大的孩子胎死腹中。８月１４日凌晨３时左右，获救的罗水秀随后被送往医院。医院及时地给她注射了引产针。由于被殴打以及引产导致大规模流血，罗水秀有了败血症的迹象，幸亏被及时转至医疗条件好的医院，终于转危为安。

     罗水秀终于活过来了，真乃不幸之中的万幸。无辜的生命没有被暴力所夺走。就在罗水秀脱离生命危险的同时，凶手大部分落网。打人的分别是商场老板陈鹏飞、商场主管郑庚斌、商场防损员黄冬明、刘桂友、黄先云。

     事件发生后，深圳市众多媒体纷纷表态：文明城市不能容许暴戾与残忍！但这只是善良人的一厢情愿。不能“容许”的“暴戾与残忍”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文明城市。

     对罗水秀施暴的商场经理陈鹏飞曾在湖南大学机械制造专业就读。毕业后先到湖南省机械技校当老师。２０００年辞职来到深圳松岗打工，２００４年６月创办东方红商场。按理说，陈鹏飞受过高等教育，又曾为人师，身上应该具备比普通人更多的文明与善良。然而，任何一件事都不能从表面上去看。这位曾经的“人类工程师”身上埋伏更多的是凶恶与残忍。更能反映出潜藏于社会成员身上的恶性情绪。他竟然用法西斯式的手段，用针头扎到无辜者的手指缝里，还使劲捏着针头在被害人的肉里转了几圈，不惜以损毁人体的方式来防止“商品的被盗”，还有一点人道精神没有？且不论罗水秀事实上有没有偷窃行为，单论陈鹏飞等人加私于一个孕妇，还有一点点法治精神没有？

     回忆起被打一幕，罗水秀仍然是心有余悸：“那些保安员和商场老板那样打我、虐待我，就像电视上播的日本鬼子打中国人一样，我想起来就怕，心里很难受。”受害人的一番话表明，在遭遇了残忍的殴打之后，罗水秀的心灵创伤不可能从自己的记忆中抹掉。

     我时常在想，当我们的社会遭遇灾难的时候，往往会让更多的人伸出援助之手，让一方有难的人，在八方支援下看到生活的希望。灾难能带给人更多的善良，而在太平盛世之时，人的善良本色反而变得黯然。甚至孽长着残忍的因子。这是何等的悲哀啊。几个男子汉对怀孕５个月的弱女子像“日本鬼子打中国人一样”的施以暴力，至少反映了我们社会某些地方的一种世相民风，何况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身体的残害与心灵的损伤对身遭其事的不幸者而言，惨痛之极。罗水秀，一个只有２１岁，身怀５个月身孕的弱者，遭受到如此残酷的毒打，她的生存权谁来维护？《毒打孕妇是对弱者的习惯性凶狠》，这是笔者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对此事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啊，它道出了我们这个尚未文明化，人性化，法制化的国家的某种社会“痼疾”。

     细细想来，这种“习惯性凶狠”真是挺可怕的。因为在人的身上不应该存在这种“习惯性凶狠”，因为人具备的是人的本能，而不应该是动物的习性。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人性，兽有兽性。兽性的特征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残忍地对待别种动物，甚至亲自残杀同类。动物的这种习性才是“习惯性凶狠”。人应该是以“人性”为支撑的高级动物。这起令人发指的“习惯性凶狠”完全可以止于人性的恻隐。只要施暴者哪怕有那么一点点人性之善，哪怕有那么一点点“打人犯法”的法制观念，一个无辜的孕妇会遭受这噩梦一般的非人折磨吗？由此可见，极端的残忍，是人兽性张狂的明显特征。正如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说的那样“这种行为是野兽般的行为，践踏人权，漠视人的生命。”真是一语中的。弘扬人性，驱除痹性，固然要借助道德教化，法制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人的个体选择，在同样的道德、法制、法治环境下，有的人，无论怎样也坚持做一个有人性的人，有的人虽然受到更多的道德教育，往往却做出“野兽般”的行为，如曾为人师表的陈鹏飞竟轻易地残害一个无辜的孕妇。鸣乎！可怕的“习惯性凶狠”啊。是什么原因使人道、人性、人权、法治、法律、珍重生命等等价值在一些人的身上发生了坍塌？这很值得人们深省。

     我们不能在可怕的“习惯性凶狠”中如虫如蚁。

　　　　　                             　2006年8月19日中华杂文网.博客

是谁让孩子成为了不准出生的人

      人有旦夕祸福，命有长短不一。命长者能过百岁，命短者初到世上没几天便夭折。而有一个孩子仅存活了34天便无辜死去，着实让人唏嘘不已。这个孩子是让他的亲生父亲生生摔死的。

     虎毒尚且不食子，更何况人乎。但人有的时候的确不如虎。竟能做出摔自己孩子的事来。人到了摔孩子的地步总是有些原因或者目的的。三国时的刘备摔孩子是为了收买人心，他不是往死里摔，既摔了孩子又不殃及孩子的生命，刘备做法真可谓高矣。高则高矣，但也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刘禅即位后成为“扶不起的阿斗”，大概很可能与他父亲的这一摔有着很大的关系，刘备摔孩子是给手下人看的，用当今的时髦话说是“作秀”。而普通人摔孩子没有其它的目的和企图那就是有病。还别说，真有这么个人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摔死了，而且真的有点病。这个摔死自己孩子的人叫刘瑞良，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刘瑞良是这样向警方交待杀子原因的：“如果孩子上不了户口，以后就是黑户，会受到歧视。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孩子早点解脱。”

     刘瑞良是北京市昌平区南口持有集体户口的工人。2005年，妻子生下男婴，孩子满月后，刘瑞良给孩子报户口时遭到了拒绝，因为依据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规定，集体户口的子女在落户时必须提供住房证明，但刘瑞良目前并没有房产，自己的户口也已从老家迁出，孩子也无法在原籍落户。屡屡碰壁之后，刘某极端焦虑，导致心理崩溃。经司法部门鉴定，刘瑞良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是一名限制行为人。事发前，不管是刘瑞良自己，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意识到他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刘瑞良是有罪的，然而导致他犯罪的根源仅仅是一种病状吗？假如他儿子的户口能顺利办成，没有屡屡碰壁带来的极大心理压力，他能狠心地将孩子摔死吗？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的权利，报上户口是人的基本权利。而刘瑞良生下儿子后，却报不上户口。而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真的就能那么铁面无私吗？足球明星郝海东生下儿子之后又生下一女，人家户口是照样能报得上，你说这人和人怎么就没法比啊。制度在钱面前还是有着它温情一面的。有的有钱人就是有了二胎、三胎也能报上户口，而像刘瑞良之类无名小辈就是一胎也报不上，像他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以他的微薄收入不可能通过拥有“北京房产”给孩子正常上户口，而以他的身处底层的社会地位。更是没有条件通过“花钱”或走“后门”等方式解决，他预期“孩子上不了户口，以后就是黑户，会受到歧视，”于是“让孩子早点解脱”也就成了一个“合理的远择”。

     类似刘瑞良的悲剧不是个案。两年多以前，北京丰台区一名8岁的弃婴茉莉（化名）被好心的赵大妈收养，却无处申报户口。小茉莉为此三次先择了自杀。她幼小的心灵对生活充满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办一个户口要很多的钱，家里没有钱，爸妈都很发愁，妈妈老在半夜里哭，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他们了，我想死。”一个孩子嘴里竟说出让人心里阵阵痉挛的话来，一个还没有完全成年的孩子竟想到了死。将来的世界美好而精彩，然而这一切对她都失去了吸引力，她对生活充满了绝望。让她绝望的是她是一个没有户口的人。

    人与人的生活是千差万别的，而这种差别就表现在你是不是有户口的人。有些家庭富裕的人，养条狗都能上了户口，而有些人却连自己的孩子上户口都不能，没有户口的孩子不如一条有“合法身份的狗”。孩子一旦被宣判为“黑户”，遭遇的远不只是“歧视”，而是“从生到死”的痛苦折磨，没有户口，就没有法律上的合法身份，没有合法身份，也就无法获得基本的公民权利，将来的入托、上学、结婚、就业这样一些基本权利也会被剥夺。2005年8月，67岁的李秀珍在北京近郊一间平房病逝，因为死者没有户口簿也就没有身份证。于是，医院无法开具死亡证明，殡仪馆也不能火化，几经周折，李秀明的灵魂才得以安息。因为没有户口，老大李贵锋不能参加高考；老二李贵仁捡破烂时，被汽车轧断了右腿成了残疾，因为没有户口，已过中年的李贵锋连恋爱的权利都没有，至今无业，与残疾的弟弟李贵仁一起打光棍。造成他们悲惨命运的难道仅仅是不合理的户籍政策吗？

     户口簿对于有些人，犹如头顶上光芒四射的太阳，没有户口就没有了太阳，就会生活在昏天暗地里。在这昏天暗地里，刘瑞良看不到生活的光明和太阳，于是他走上了极端。毫无疑问，刘瑞良是有罪的，他因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失去了理性，他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和心理治疗。但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会不会给更多的人带来悲剧，别让户口簿变成“生死簿”了，对于刘瑞良来说，他奢望的不只是犹如太阳一般的户口簿，而是闪耀理性光芒的充满人情色彩的合理的户籍制度，我们这个社会再也经不起道德毁灭的打击了。

                                                                               2006年12月23日中华杂文网.博客

11月27日这一天

     在我们身边，普通的人普通的事物普通的日子很多。正因为普通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而不记得某年某日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什么。11月27日与平常的日子一样的普通。晚上得暇，我将电视锁定在综艺频道上。这个频道播出的是《唱响中国．红色经典》。歌唱家万山红演唱的歌剧《江姐》中的《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深深地吸引着我：

    “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衣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一颗红心忠于党，征途上从不怕火海刀山，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粉身碎骨也心甘......”

   歌声讲述着历史，歌声记录时代的强音。江姐的这段咏叹调让我的思绪飘浮的很远。让我想起了1949年的11月27日这一天在重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大西南的作战。入川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直捣西南首府----重庆。11月14日，毛人凤由台湾飞渝，召集国民党重庆二处处长徐远举下达了对白公馆、渣滓洞实行大屠杀的命令。也就是在这一天，江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然后用镪水毁尸灭迹，江姐牺牲时年仅29岁。1949年11月27日，敌人枪杀了许晓轩。下午3 时半，特务又将黄显声将军带走，从此，他再也没有回来。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大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敌人用机枪向白公馆和渣滓洞里开枪扫射。为了掩护同室难友，许多革命者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喷吐的子弹。白公馆里有40多人殉难，20人脱险。渣滓洞有180多人殉难，仅15人从血泊火海中脱险。在这些幸存者当中有一个人叫罗广斌，后来他与杨益岩合作写出了反映红岩村革命先烈与敌人不屈不挠斗争的长篇小说《红岩》。

    《红岩》问世，反响强烈。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也先后搬上银幕和舞台。当年毛泽东在观看歌剧《江姐》时，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救她？”

    写出《《红岩》的罗广斌，在以后的日子里并不好过。1963年团中央提议安排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1964年共青团中央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定。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这名当年渣滓洞的幸存者，后来葬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1967年2月2日，罗广斌被捕，2月10日早上，他趁人不备自己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纵身跳楼，当场死亡。那位自诩为“革命文艺旗手”的江青点名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还说“《红岩》是为叛徒集团歌攻颂德。”江青的一句话注定了罗广斌的命运也注定了小说《红岩》、  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命运，它们统统被打成大毒草，在全国批判。直至粉碎“四人帮”，它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无论世事如何变换，我们永远都无法忘记与共和国擦肩而过的英烈们！无法忘记重庆歌乐山那片曾经殷红的土地，无法忘记影响几代人成长、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红岩》，就在我写出这几个无法忘记时，我突然想，这是不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在我们进入21世纪的新时期，“红岩精神”是否悄悄地被人们所遗忘？生出这样的疑问，是从青歌大奖赛的一道综合素质题想到的。有这样一首题：“江姐在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小说《红岩》及生活中的原型分别叫什么名字？”答题的歌手茫然不知所措。著名作曲家、大赛评委徐沛东在点评时说：“江姐在歌剧《江姐》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名字叫江雪琴，在小说《红岩》及生活中的原型的名字叫江竹筠。”徐沛东的点评错矣。江姐在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小说《红岩》里都叫江雪琴，而她生活中原型的名字叫江竹筠。徐沛东是一名作曲家，有些知识不知道情有可原。因为他不是大百科全书，不可能事事知晓，但他不应该把江姐说成在《红岩》和生活中的原型都叫江竹筠。给歌手出的题并不是很难，歌手答不上来或者答错了，由评委点评并说出正确的答案，这就要求评委要对这个知识必须知道，否则就会从一个错误导向另一个错误。我想起另一位评委余秋雨来。当那位羊倌歌手把新西兰国旗“猜作”是中国国旗时，余秋雨委婉而严肃地说：“我们青歌赛的知识考核，有的知识不妨知道，有的知识必须知道，而有少数的知识，如果选手答错了，会使评委，使观众都很痛心的。”作为评委的徐沛东关于“江姐名字”的知识“必须知道”，而他这有“瑕疵”的点评，比那个答不上题的选手还让观众痛苦。

    闲言少叙，江姐在艺术作品里和生活中原型的名字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红岩精神”能否一代一代弘扬下去。歌剧《江姐》里，江姐在就义前嘱托狱友“请代我把孩子来照料，告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别把这战斗的年月轻忘掉，告诉他当好革命接班人，莫辜负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这不是江姐对自己孩子的殷殷期望，也是对所有后代人的殷殷期望。然而我们有些“革命接班人”与江姐的期望竟有些迥然不同，他们禁不住金钱美色的诱惑，堕落成腐败分子，背叛了“红岩精神”，当年江姐们“为劳苦大众求解放”，“不贪羡荣华富贵，不留恋安乐温暖，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百折不挠志如山。”今天的一些“接班人”贪图荣华富贵，温饱思淫欲，利用手中的权利大捞不义之财，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嫖娼，出则警车开道，前呼后拥，进则几百万几千万，建豪华别墅包二奶，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这些饕餮之徒，把“幸福”建立在鲸嚼人民的血肉上，他们和那些明目张胆地劫掠有何差异？如果江姐们地下有知，看到今天这些“接班人”“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党的教导”该做何感想？我们这个由先烈们的鲜血和生命凝固起来的共和国大厦，在这些蛀虫的鲸嚼中会不会有一天突然坍塌？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说：“谁记得一切，谁就会感到沉重。”不要忘了我们国家曾经有过的苦难深重的历史，和为了改变这“苦难深重”英勇牺牲的先烈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不要求我们的“公仆”面对“刀丛不眨眼，”只要他们不改变江姐们用生命换来的“山河解放红日高照”的好世道，还能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人民所谋传递下去，老百姓们就知足了，烈士们“黎明之前身死去，脸不变色心不跳”也值了。

                                                                               2007年1月22日新浪博客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也是好士兵

      拿破仑．波纳巴尔特有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为他没有上进心，没有进取心。”对于拿破仑的观点，我要斗胆的说一句：我不敢苟同。

      所谓名言，是古今中外杰出人物，在自己长期生活奋斗的实践中总结出的智慧瑰宝，是人类思想百花园中的朵朵奇葩，给人以深刻的哲理。不过名言就是名言，它并不等同于真理。名家的言论不可能亘古不变的，有些名人的话，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来检验，就未必十分恰当。不错，拿破仑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激励我们向上的名言，但不同的人对人生的看法和追求是不同的。套用一句政治术语，那就是不同的世界观的人，有不同的人生观。

     当过元帅的拿破仑是不是一个好士兵呢？这位19世纪上中叶卓越的军事统帅，曾高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旗，搅动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在他杰出的领导下，大革命过后的法兰西共和国，很快成为欧洲和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热爱共和的德国音乐家贝多芬对拿破仑钦佩有加，他完全相信拿破仑能在法国建立自由和充满希望的民主政治。并决定用音乐歌颂他。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就职典礼，做起皇帝来了。贝多芬听后愤怒地说：“想不到他也是个凡夫俗子，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变成了一个蹂躏民众幸福的暴君。”贝多芬抓起那本刚刚完成的“英雄交响曲”乐谱，把那张写着“献给波纳巴尔特”的封面撕碎了，他把这首乐曲献给了真正的英雄，普罗米修斯。身加皇袍的拿破仑在比利时的滑铁卢，被沙俄那位迟钝笨重的库图佐夫所击败，被流放到一个孤岛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位曾经有着“上进心和进取心”的政治家真不能算是个好士兵。

    如果把我们的社会的分工比做金字塔。那么，我们应该承认绝大多数人还是金字塔底层的基石。站在塔尖上的毕竟是少数人。如果每个士兵都吵着嚷着往塔尖上爬，去争当元帅，那么金字塔就会呈倒字形，最终会倒塌。

    看一个士兵是不是好士兵，不是看他是不是想当元帅，而是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军人应当有的素质。张思德同志原为中央警卫团的一名战士，但他一切行动听指挥。组织上让他去烧炭，他就毅然钻进窖洞，他想的是能为战友送去温暖。后来张思德因公殉职，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著名的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了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接着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好同志。”虽然张思德同志只是一名平凡的普通战士，但他却是个好士兵，因为他是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

     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雷锋是否想当元帅，他的理想就是做党和人民的螺丝钉。雷锋表示：“党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党需要我去做张思德，我就去烧炭，只要有利于人民的工作我就去做。”雷锋同志的一生并不是惊天动地，然而却做着有利于人民的工作，而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知识分子的楷模蒋筑英，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把组织上让他申请的由副研究员晋级到研究员的名额让给了别人，我们能说蒋筑英不想当研究员的科学家就不是一个好科学家吗？不是的，他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把实现科技现代化放在第一位。蒋筑英虽然只是一个副研究员，但他仍然是一个好科学家。蒋筑英这种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高尚品格是多么弥足珍贵啊。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只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衡量一个士兵是不是好士兵，不是看他是不是想当元帅，而是看他心里有没有祖国，有没有人民，有没有理想。为祖国、为人民、为理想献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他决不是孤单的，因为祖国永远在他的心中。如果一个士兵只想着肩膀上多扛几个星星，梦想着做元帅或将军，他决不是个好士兵。

     真正的军人不是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元帅”头衔，而是在关键时刻能扑向风雨。在1998年的抗洪救灾中，我们的士兵血战大坝，洪水退后，战士们拖着疲惫与辛苦的身躯，到居民小区打扫卫生，防止疫情发生，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情怀啊。有一首歌就是这样唱我们的战士的：

     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远的路上风雨兼程。霓虹闪闪，你不会发现我，我在高高的山上戴月披星。花海柳浪，你不会找到我，我在天上默默的飞，我在水里悄悄地行，我情牵着你，我梦绕着你，情牵梦绕是那军人魂。路漫漫，我与妈妈最近，山巍巍，我与太阳最亲，天水间，我与红星闪亮，我留给你一个绿色的背影。

      这就是我们的士兵，他们是好士兵。

                                                                                   2007年1月22日新浪博客

此言差矣

      现如今有些事真的让人琢磨不透,事物的本身原本是这样的,偏偏又不是这样的。就像鸡蛋是小鸡下的，但事实上人们好像更愿意接受鸡蛋是树上结的这样一个歪理。如果你真的要较真和人家理论，说：“鸡蛋原本就是小鸡下的”定要遭他人哂笑。人家会套用赵本山在一部电视剧里的台词回敬你：“此言差矣。”列位看官如若不信，在下就列举生活中的现象细细数来，你就会看到“鸡蛋是树上结的”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被一些人所推崇。

　　有一部电视剧叫《编辑部的故事》，里面有一句台词“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此言差矣。不要说每天的生活所需油盐酱醋米离不开钱，就是我们基本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也得要钱。作为一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来说免不了有个大病小恙，如果你的腰包不富裕，就得小病自己扛着，大病在家躺着。以“救死扶伤”为已任的白衣天使，决不会因为你没有钱而对你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谁说钱不是万能的，钱的能量大着呢。钱能使当代的青年女性的爱情观发生嬗变。“古代的小姐把绣球抛给有才的，决不嫌他穷；当代的小姐把爱心献给有财的，决不嫌他老。”为何，钱使然啊。所以说，钱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

　　有歌云：“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就能成。”此言差矣。不错，我们走进新时代以后，日子的确是越来越好。但好日子并不属于每一个人。有些人“今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门迎春风。”有些人迎来的是阵阵寒风。有些人的孩子“金榜题名”，却因高额学费上不起学，有些人流血流汗，却拿不到应得的劳动报酬。前不久在长春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３０多名退休工人　由于退休金迟迟拿不到手，便把单位的奔驰拉出来，以此抵债。这些退休工人本来可以在家颐养天年的，却因为退休金拿不到手而断了生活来源。生活不是歌曲，面对现实，你无论如何也抒情不起来。有些人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在他们眼里是一望无际的繁荣、文明、和谐。而有些人却在种种艰难的生活中叹息。俺就纳了闷儿了，都是生活在共和国旗帜下的老百姓，生活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此言差矣。何为“公仆”？公，乃国家或者集体。仆，役使的人。“公仆”在过去是指封建衙门里的差役，现在用来泛指党和政府中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党和政府一直倡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谦洁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当好人民的“差役”，做人民的公仆，这是由我们党的宗旨所决定的。而当今社会有些“公仆”成了“供菩”，质变为贪官污吏。“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下来没有本钱”这是江西某县一位姓丁的贪官的实话实说。现实生活中，有些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更多的是“为人民币服务。”不信，你听：“卡拉ＯＫ熟唱百首，宾馆菜谱倒背如流，中外名胜处处遍游，麻将骰子样样上手。”这就是某些“公仆”的真实写照。更有甚者是“处处别墅处处家，香车美女伴天涯，子女负笈越洋去，小蜜依偎艳如花。”腐败到如此地步，这不是很可怕吗？你能指望这样的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吗？

　　“知识就是力量。”此言差矣。培根这老家伙的名言真是“害人不浅”啊。如今这年月虽说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但也是知识越多越没用了，“潜心研究著学说，不如歌星一首歌。”有些专家学者把自己研究一生的科研成果写成书，却因为没有钱买出版费而发愁。而有些歌星们，就是凭着那几首哼哼呀呀谁也听不懂的歌，却财源滚滚。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倒不如说“歌声就是力量”。靠知识吃饭的人顿生妒意。咱的爹妈咋就不给咱一个好嗓子，继而又懊悔不已。当初咋就听了培根那老头的话。专家学者潜心研究写成的科研成果，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有裨益的。而歌星那几首歌充其量只能给一些无聊的追星族带来暂时的娱乐，知识却能娱乐整个国家与民族，不信咱走着瞧，但愿在下的话没有差矣。

                                                2007年1月22日新浪博客

“跪”的反思

     1月21日，由CCTV-7农业节目主办的2006年度三农人物颁奖典礼上，著名的小品演员侯耀华给获奖者——贵州乡村教师陆永康跪了下来，这一跪，令人怦然心动。

     跪，拆字来解，足：乃脚也；危：危险之意。跪是一种屈膝的动作，使人的膝盖着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人要跪久了或成为习惯的动作就会丧失脚的功能，从此站立不起来，抑或是能站起来也站不稳。人要想站立，就应该双脚着地，站着方能顶天立地，站着方能挺直脊梁。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堂堂七尺男儿，一般是上跪天地，下跪父母，看来，人是不会轻易下跪的，身为公众瞩目的演员为一个普通的乡村民办教师下跪，就更显得与寻常不同。

    有人对侯耀华的下跪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作秀。是与其他一些名人为炒作自己而惯施的伎俩。侯耀华是不是作秀，咱姑且不论，起码现场的观众认为侯耀华是真诚的，他们认为这是“历史上最感人的颁奖动作。”正是侯耀华的这一跪，让我们认识了这名身有残疾，跪着授课36年的陆永康老师。

    陆永康9个月时，患了小儿麻痹症，从此失去了走路的能力。半年后，他能放开母亲的手独自跪着走路了。20岁时，村支书找到他请他去做代课教师。就这样，他来到了他曾经读过书的村孔荣小学，因为他只读完了小学五年级，书本扔了近10年，很多知识早已陌生，他就和学生一道从头学起，他每晚都学到深夜，渐渐地，陆永康熟悉了教学方法与管理。

    因为双腿残疾，陆永康跪着的身高够不着黑板，他就找来一些木块，垫在膝盖下，够着板书。为了把辍学的孩子找回学校，陆永康挨个去家访，学生的家住得分散，远的离学校有30多里路，陆永康老师穿着自己发明制作的用木板、篮球皮、汽车轮胎钉在一起的“鞋”跪着家访。一双鞋有两公斤多重，穿着这样的鞋，他跪着给孩子们上课，跪着和孩子们游戏。就是这样一个不能站起，却坚持跪了36年的陆老师，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尊重，不值得我们为他一“跪”吗？

   为别人下跪，有些是出于良知，有些是出于内心的愧疚和负罪。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时任总理维利·勃兰特跪在华沙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为德国曾犯下的罪行谢罪。媒体评论道：“勃兰特跪下了，全体德国人彻底站起来了。”能为自己过去的罪责感到愧疚，以跪谢罪是令人尊重的。

   有些人下跪令人鄙夷。因为那是跪在金钱面前，跪在了权势和欲望面前，令人作呕。笔者现撮取实例，也可约略地揭橥一二这样的下跪者。

   南方某都市的酒楼里，服务小姐以优美的“下跪”姿式向顾客讨小费，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大肆贪污受贿，由于和“情人”李玉春反目成仇，李玉春向有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为了封“情人”的口“下跪求情”，他下跪的丑态和贴子被发到互联网上。真是丢人现眼啊。

   与之相比，侯耀华的跪就显得高贵，他“跪”出了人间真爱。即使侯耀华是真的作秀，秀出的也是虚伪娱乐圈里难见的真情。在颁奖仪式上，侯耀华的话令人动容：“您跪了36年了，今天我应该给您（跪）。”他跪的不是权势人物，而是一位普通的残疾人，这样的跪， 因名人效应有了更积极的意义。权力、金钱等并非一个人受敬仰的惟一条件。陆老师不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他只是一个有着小学五年文化的山村教师，但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忠于自己岗位的普通劳动者，在拜金主义流行的今天，在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才不应该被漠视，而是应该受到尊重。

   陆永康的脚是因病丧失正常功能的，但他却在精神上站了起来。他跪着给学生上课，跪着去家访，跪着走遍了家乡的每一寸土地，跪着踏遍了学生的每家门槛，他的事迹在大山里封存了几十年，不为外人所知。那些原本承担着一定公共职责的政府部门如民政、残联、教育局却悄然隐身。不知道大山里有这样跪着几十载的教书人把知识撒在细小的求知的孩子心里。我们山区的教育还要放在一名身体残缺不能站立的民办教师肩上，这不免有些让人心里怆然。

   在某种程度上，侯耀华的下跪是对“36载，跪着的老师，不变的爱”的一种敬仰，一种尊重。是替那些承担着一定公共职责而又不作为的政府部门和不公正的社会向陆老师道歉。由于社会的忽视，“陆老师们”艰难地坚守在山区里，作为山村教育者，他们本应该生活得更体面一些，不能总以悲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所以，我们不必要在侯耀华下跪是否做秀上炒来炒去，把我们的目光转一转，去关注民办教师的境遇，去关注他们的权益。权当侯耀华的跪是一种“乞求。”乞求更多的“陆教师们”日子能过得好一些。

   我礼赞侯耀华的这一跪，跪出了感动与尊重。愿有人在这一跪中大惊大醒，大彻大悟，人要跪出道德，跪出人品，跪出人间真情。让那些为官跪，为财跪者，在这种尊重的跪面前汗颜。

                                         2007年2月1日中华杂文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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