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八十一）——摘自2014年第十一期《炎黄春秋》

　　　　　　　　　　　　　　反腐任重道远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经济体制问题

一般说来，私有化比较彻底、市场经济比较规范的国家，反腐败就比较容易。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都是如此。相反，国营企业和国有资产多的“混合模式”，反腐败就比较困难，印度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况。智利是拉美地区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后来居上，廉洁排名也远远高于拉美其他国家。......

　　第二，民主制度建设

　　中央现在正在酝酿“法治”建设。“法治”的内容不光是指依法治国、加强法律建设、利用法律管理等内容，真正的“法治”还包括民主制度，有民主选举、分权制约、言论自由等民主的形式要素。所以，不能把“法治”简单地理解为“法律治理”（rule of law),而应该理解为“按照宪法和法律治理”。要建立一个廉洁社会，政治体系的变革至关重要，它需要现代化，要形成相互监督的、透明的和大众参与的机制。......

　　第三，对打击腐败常态化的认识

　　......没有反对党的压力，反腐就难以坚决彻底，很难反自己的手下和亲近人的腐败。

　　　　　－－尹保云：转型国家反腐任重道远，《炎黄春秋》2014年第十一期第1－2页

　　　　　　　　　　　一定要在腐败官员心里树立两个老虎

　　腐败要从两方面来治，在党治之外，要强调法治。一定要在腐败官员心里树立两个老虎：一个是纪委，一个是人大，这是今后的方向。

　　　－－蒋劲松：各级人大要让贪官闻之丧胆，《炎黄春秋》2014年第十一期第3页　

　　　　政法委员会是游离于党章和宪法之外的“潜形”机构，建议分两步改革

对政法委员会统领公检法三家的体制进行改革，事关重大。考虑到现实国情，改革不能操之过急，应稳步实施，建议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撤销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它们并不负责制定方针政策，主要是协调定案），只保留中央政法委（可改成“政法领导小组”），其任务是协助党中央研究和制定有关政法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政法干警的培训和考核；防范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除了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如薄熙来、王立军以及周永康之类）和部分涉外案件外，对于普通刑民事案件不再进行协调，以保证公检法机关依法各司其职，互相制约，避免可能发生的冤案，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第二步，试行一段后，创造条件，在适当时机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使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落到实处。

有步骤、分阶段撤销各级政法委员会，并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各级公检法机关的首长和骨干全是共产党员，各部门都设立党委以保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必要在三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干预司法，何况由一个于法无据的机构统管政法各部门，名不正，言不顺。撤销各级政法委，只是改变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方式，放手让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表明执政党真心实意要实行“依法治国”和“依宪执政”，从而取信于民，它必将加快我国迈向法治社会的进程，也会大大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赢得国家的长治久安。　　

　　　　－－崔敏：周永康案的反思与建言，《炎黄春秋》2014年第十一期第20－21页

　　　　　　　　　　　　　林彪心中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不是完人：

　　一是，理论上“使人迷糊”。

　　......

　　二是，“自我崇拜”

　　林彪在《学文化词典》一书“个人崇拜”词条旁边写道：“他自我崇拜，自己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

　　三是，“忌才”。

　　林彪认为艾思奇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毛泽东却不重用他。对此林彪写道“艾之不起，乃因一号（指毛泽东）怕他影响超过自己之诡计也。才之害，忌才，故大智必愚。”　

　　在毛泽东之下，不露才能，不出头，这是林彪的要领。所谓“不建言、不批评、不报坏消息”的“三不主义”也是为了避免毛泽东的猜忌。

　　四是，“捏造”。

　　林彪在《新华月报》的一张散页上写道：“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造——老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着。”

林彪时刻警惕陷入党内斗争旋涡。他深知，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挑战的。所以，他的选择不是对抗，而是被动自保。从“散记”中，可以看出林彪自保策略主要有三：

第一策是“拥”。

林彪在《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写道：“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XX的称号。”“仿斯之于列、恩之于马、蒋之于孙”，“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作出拥的表示。”

“最迅速地响应他人每一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地等待着别人的态度。”

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高举”“紧跟”是有私心的。

第二策是“顺”。

林彪与毛泽东打交道几十年，深知毛泽东对敢于违逆自己的人是从不留情的。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个一个地倒台，使林彪懂得了“犯上者诛，用上者存”的道理。所以，他把“顺”“大顺”作为自保的“总诀”。林彪写道：“......有个永远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不提不同主张，永远不会出乱子，听命。”“自主事——唯胜是图（对下对事）。他主事——惟命是从。”“不为一号事先，动而辄随。”

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的主张、决策多么正确，他说“同意，非同意其事，乃同意其人”

第三策是“默”。

林彪把“默”“大智若愚”作为一条行为准则。他写道：“国有道则言，国无道则默。”“一个车只可一个司机。你先说，他不同意怎么办？故宜后帮。”“你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莫性急、莫立即回答，迟几天无关系，等请示和商量后再回答，中宣部国庆节规定口号的教训不可重复。”　　

以上可以看出，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非常谨小慎微的。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炎黄春秋》2014年第十一期第48－49页

　　　　　　　　　　　　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总构架大纲》

　　　为什么在“‘大震荡年代’的俄罗斯（1914－1921）”一章里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

　　在1914－1921年这一时期，也就是包括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这一阶段的俄罗斯历史中，在其所罗列的主要历史人物名单中，竟没有出现斯大林名字。　　

　　在这个名单中，总共列出了22个人物，属于苏维埃革命阵营的11位，对立阵营的也是11位。所列苏俄革命阵营的党政军11位要人是：列宁、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布琼尼、伏龙芝、恰巴耶夫、柯托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布留赫尔。但其中没有斯大林的名字。对此，应怎么解释，怎么解读？

　　其一，在从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时期的这些重大事件中，斯大林参与其中的较少，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分量，随而决定他在政治地位上的重要性，与其中一些人相比，要逊色一些，因此，没有必要在此列出斯大林的名字。

其二，斯大林当时在党内所处地位的确不高，不仅在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之后，而且也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之后，在该名单中连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也没提到，当然，更没有必要提及斯大林。

其三，在夺取政权和战争年代，军人和将领有重要作用，党内人物参与其中的相对较少，因此，对党的领导人提及的比较少也是自然现象。过去在《保卫察里津》《列宁在十月》等电影里，显然对斯大林在内战中的作用是过分夸大了的；从这个名单里没列进斯大林姓氏，就是一个铁证，就是普京官方的“正式评价”。

其四，综合各方面分析，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斯大林在俄共（布）党内的真实地位应在第六七位左右，因此，这个名单中没有斯大林，是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过去的宣传，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在十月》等电影的描写，都大大夸大了斯大林在苏俄和苏联早期的地位。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真正可与列宁并列，可称为“开国领袖”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斯大林。　

　　　　－－马龙闪：普京时代对斯大林的评价，《炎黄春秋》2014年第十一期第81页

　　　　解读《总构架大纲》中的“晚期斯大林主义”一节中的“体制性危机”因素

　　这里，对历史事实的一连串叙述，字里行间贯穿着对斯大林个人及其体制的评价，实际上，对苏联解体的“体制性危机”因素，也做了合乎逻辑的解释。这样，苏联解体与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的关系，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斯大林奠定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基础，赫鲁晓夫一连串改革没有成功，勃列日涅夫不仅“延误了改革”，还“恢复斯大林主义”，因此“体制性危机发展成熟”，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危机”进行改革，但积重难返，遭到失败，“随之苏联解体”。这就是《总构架大纲》不可置疑的历史逻辑。其实，这些年来，我国苏东史学界的主流，以《苏联真相》一书（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作者集体所代表的这个大多数，就一向是这样阐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过程的，只有少数人，只有那些半官员半学者，另加一些对苏联历史一知半解的人，才持另一种被俄罗斯学界称作“阴谋论”的观点。我国苏东史学界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主流观点，现在已得到俄罗斯历史统一教科书《总构架大纲》的印证，应该说大体是正确的。　

　　　　　　　　　　　　　　　　　　　　　　　　　同上，83页

　　　　　　　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首先，最为根本的或者说深层次的因素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实行向斯大林体制回归的政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又开始了“悄悄的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是苏联著名理论家阿尔巴托夫回忆录中的一个提法，他指出：“我之所以把这个重新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称之为悄悄的过程，就是因为它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　　　

　　......

　　其次，平庸的勃列日涅夫不仅不反对个人崇拜，自己也搞起个人崇拜。随着勃列日涅夫个人权力的膨胀，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勃列日涅夫在这方面采取的方法很多，如用编造历史来夸大其在战争中的作用，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大肆宣扬其工作中的政绩，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奖章，军衔不断晋升，1975－1977年3年内，他由中将一跃而为苏联元帅。他拥有的勋章与奖章共达200多枚，死后在送葬行列中为他捧胸章与奖章的军官有44人之多。　　

　　......

勃列日涅夫制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种种恶劣行为，不仅引起广大民众强烈不满，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竭力反对苏联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实行专制主义的结果。强化对文化意识的监控，一个重要办法是对社会科学与文艺作品进行严格的审查，不断地把不按党指示的报刊主编调离，任命与党保持“一致”的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出版领域特别严格控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被视为与党的方针政策不一致的作品，特别是被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这是绝不许问世的；二是那些遵循苏共二十大路线批判斯大林的作品，同样经常遭到查禁与删改。　　

严格的审查制度要，不放过任何一个在一般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作品。......

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密控制反映在很多方面，如对一些重要报纸规定报道选题、报道重点，对要求发表的有关重要文章需向苏共中央宣传部请求报告，记者到国外采访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都要经过审批同意，报刊连改变纸型等亦要征得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十分关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与《真理报》，这两个机构的领导人直接由他指挥。......　　　

可见，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像灭火队一样把赫鲁晓夫时期出现的某些“解冻”与活跃的气氛扑灭了，这引起了文艺界、理论界的强烈不満，为了争得言论、出版自由，不得不起来斗争与反抗，斗争与反抗又遭到镇压，结果是矛盾进一步加剧，尽管在某个时候由于受到高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削弱了，但始终消灭不了，在某个时期还得到发展。我们可以从该运动发展的简要过程中看到这一点。　

　　　－－陆南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炎黄春秋》2014年第十一期第89－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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