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来增强国家的竞争力，这种观点在国际上是不成立的

在国际比较之前，我们先看中国的数据。1998年以后，经过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中国的国有经济已大规模收缩，但是，仍然在国民经济中保持控制地位，垄断或控制了金融、石油、石化、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电信、铁路、民航、海运、食盐、烟草、军工、粮食进出口贸易等关键性行业或这些行业的关键领域。以国有经济在全国GDP中所占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约为25%左右。25%的比重是什么概念呢？世界银行曾经统计了76个国家在1978至1991年间的国有经济比重（不包括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如下：发展中国家的国有经济占本国GDP的比重为10.7%，发达国家平均为4.9%；在发展中国家中，非洲国家的此项比重最高，平均达到18.4%。我们再按国别来看，在这76个国家中，发达国家的国有经济比重普遍较低，如美国为1.4%、英国为4.6%、德国为7.1%、法国为10.5%。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都是贫穷和政局不稳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64.6%）、埃及（34.1%）、苏丹（48.2%）、圭亚纳（41.2%）、委内瑞拉（23.1%）、赞比亚（30.9）、扎伊尔（22.8%）、突尼斯（30.2%）等。

上述比较结果可以说明两点：第一，1998年以后，虽然中国经历了国有经济大规模收缩和重组，但是，国有经济比重仍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高于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第二，从国际范围来看，国有经济在本国经济中比重较高，并不能带来该国在国际上也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也不能带来国内政治的长期稳定，非洲国家就是典型例子。那些国有经济比重很高的非洲国家，也正是政局不稳、贫穷落后的国家。所以，通过做大做强国有经济来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并在长期内巩固国家政权，这种观点在国际上是不成立的。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事实来反思这种观点：有一些国家，其国有经济在本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一直很低（如当今美国和历史上的英国），但是，却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其国内政治也能保持长期稳定

　　　　　　－－曹正汉：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炎黄春秋》2014年第七期第4页

　　　　　　　　　近现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现在写前朝“民国”，一味贬之，不能有褒有贬公正对待，为什么？有几点原因：

1.过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统，是非标准不变，基本制度不变，主要看谁更符合这一标准。而1949年的鼎革，是从理论到制度全盘颠覆。必须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本朝的开国者与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经共事，奉同一正朔（孙中山三民主义），也曾互相杀戮，是现世的仇敌。被打倒的既是立国者也是亡国者，而且还未全亡，偏安一隅，还不能完全算作“前朝”。这样，两边的“笔底春秋”完全相反：这边是“革命”，那边是“叛乱”；这边是英雄，那边称“匪首”。更重要是史实的叙述也大相径庭。　

3.古人治史不是为了对民众做宣传。一般改朝换代之前总有一个乱世，人心思定，谁能实现安定，统一天下，就是“奉天承运”，老百姓就拥护。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绩与现实的民心归附无关，反而能为当前的当政者树立榜样。（但也有例外，就是民族入侵，如元、清，对前朝的说法就诸多忌讳。元朝太短，清朝统治者特别怕汉人不服，怀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狱最发达。）而现在的历史与当代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加之教育普及，关心国事的民众越来越广，历史的叙述与政治宣传合二为一，不仅对近代史，连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运动就修改一次历史，连对孔子也“是非凡几易”。不仅是笔底褒贬问题，连事实的陈述都须服从当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须遮蔽。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民国的官史对晚清的说法以及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前各政治派别的褒贬，也有类似的出发点，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史实的叙述和对人物、事件的评价都有偏颇。

4.古代皇朝兴替，成王败寇，祖辈打江山，子孙坐江山，是公认的，合法的，无须掩饰，而辛亥革命以后，君主制被否定，名义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认江山私有。理论与实践脱节，“道统”与“法统”在逻辑上难以理顺，对相关的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盖。

5.现代史官的相对独立性弱于古代。　

所以近代史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史学有很大进步。真相逐渐透露出来。比如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学术界非常活跃，成果累累，出现繁荣景象。这两年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从档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对史实以及历史人物重新评价，推翻了不少以讹传讹的旧说，澄清谎言，振聋发聩。有许多佳作可以说是继承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优良部分。　

　　　－－资中筠：革新中国传统历史观，《炎黄春秋》2014年第七期第7页

　　　　　　　　　　　　　　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

自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其原因和经验教训是中国政界、学界戚戚于怀，挥之不去的心结和话题。其原因当然在于“以俄为师”的历史根源，这点众所周知，不必细说。在总结苏俄历史的经验教训的众说纷纭之中，大体上有两种视角：　

1.人类文明史的视角　

从这一视角出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原来的统治制度对人类的两大诉求：生产力的发展和公平正义都无法满足，既无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杀了文化底蕴深厚、优秀的俄罗斯民族的创造力，给俄罗斯及其周边的民族带来的是祸多于福，因而难以为继。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必然要抛弃旧的制度，转到人类共同发展的轨道上来。这一转轨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过暴力。俄罗斯得以和平迈过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规模的破坏，是他们人民的幸运，也说明民众的文明程度。苏联的军队坚持枪口不对内，是文明之师。被谎言屏蔽的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于天下，苏联档案开放成为全世界历史学家的盛宴。方今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历史书，基本上颠覆了《联共（布）党史》，证明该书大部分是为树立斯大林个人，为其专权辩护的谎言。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各民族获得了一次新生。总而言之，这是历史的进步。　

2.沿袭朝代兴替的视角

这一视角奉苏共的统治为“正朔”，以同一政权千秋万代永远持续为理想，是非褒贬以此为准。于是得出的“教训”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尽管只是一小部分）动摇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公开化”、“新思维”，“扰乱”了人心；几千万党员不站出来誓死保卫党权，其原因是信仰不坚定，思想自由化；叶利钦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将按兵不动，不作平叛勤王之举，是懦夫。于是当初自称布尔什维克的一群人通过暴力夺取的“江山”给拱手让出来了。从这一角度出发，吸取的教训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强控制，而且在必要时不惜用军力保卫已经占有的统治权，在这里，亿万广大百姓的意愿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计。　　　

其实苏共的政权并没有让给外国，还是原来“苏联”内部的人在统治，叶利钦是俄罗斯人（斯大林还是格鲁吉亚人，而格鲁吉亚独立了，不属于俄罗斯了），何来“亡国”？正如沙皇被革命推翻，不能算俄罗斯“亡国”。所谓“亡党”之说，也不是事实。共产党依然存在，并参政议政，只是由专政党变成在野党，谈不上“亡党”。莫斯科的政体由一党变为多党。当然完全实现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一党专政是回不去了。

　　　　　　　　　　　　　　　　　　　　　－－同上，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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