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躺在床上，想到许多许多。
　　
　　二十一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就拿医学来说，医院里的诊断仪器种类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用途越来越广泛，制作越来越精准。红外线扫描、激光手术、CT、B超、核磁共振……人们的健康似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保障。但是当我们得了病走进医院，却发现医疗费用越来越昂贵，假针假药越来越多，收红包榨取患者等不正之风越刮越烈，面孔越来越冷漠，医疗事故越来越多，老百姓看病越来越难。
　　
　　我想起在我几十年的经历中，遇到的那些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医生。
　　
　　一 与死神争夺儿童的乡村医生
　　
　　我的故乡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偏僻村庄，我幼年时期，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家乡还十分贫穷落后。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环境恶劣，有病没钱治，普遍提前衰老，四十岁的人就成了弯腰驼背的老头儿老太太，开始把打造棺材列入家庭计划。五十岁左右，村里人纷纷离开人世，六十岁还活着，就算是挺长寿了。五十岁还没有准备好棺材，是一种耻辱，即使活着也活得很不开心，光是愁没有棺材也要活活愁死。更多的人出生不久便夭折，未成年的人死去不得入祖坟，因此，每一个村庄都有一处蓬草荒芜、野狗出没的“乱葬岗”。我有两个没见过面的哥哥，大哥刚出生几天因肺炎离开人世，二哥三岁跌破头得了破伤风死去，我出生以后，母亲每天小心翼翼地喂养我，不让我风晒，不让我日晒，只要我有一点小毛病，母亲便吓得六神无主，生怕我重蹈两个哥哥的复辙。
　　
　　1953年冬天，不满三岁的我得了肺炎，身体持续高烧两天后，昏迷不醒。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初学西医的年轻大夫，他叫陆玉英，那几天恰好到县医院去接受培训。另一个是位老中医，据说医术也是挺高明的，但他被划为富农成份，属于四类分子，谁也不敢让他治病。母亲将我搂在怀里，愁眉紧皱，不停用小勺给我喂温开水，企图以此退烧。奶奶在堂屋摆上香案，跪在蒲团上不停祷告，但无济于事。眼看我奄奄一息，命在旦夕，村里的婶子大娘都很同情我母亲的遭遇，她们默默走进我家，坐在炕沿上陪着母亲垂泪。
　　
　　我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又要离开人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口口相传的信息传播给我带来一线生机。村里有几个推着木轮车进县城贩卖鲜姜、红枣的乡亲，斜阳西下时走到半路，住进一家大路旁的旅店，恰巧在店里碰见从县城返回的陆医生。听说我病得快不行了，陆医生马上决定离开旅店，连店里正在准备的晚饭也没顾上吃。他怀里揣了两只烧饼，便急匆匆往回赶。路边店离我们村有五十多里地，在没有机动车的年代，夜间远涉五十里山乡土路，不仅是一段遥远的路程，还伴随着恐惧和危险。夜幕降临后，除了天上一弯残月，数颗寒星，到处一片漆黑，一路上磕磕绊绊，还要涉过七八条河流，爬过五六座山岗，穿过大片丛林。山岗上荒草悬崖当道，丛林间野狼獾猪出没，经过村庄时，群狗乱吠……他一路疾行，跑一阵，走一阵，终于在黎明时分赶回村里，出现在我家里时，脸上流着汗水，头上冒着热气。
　　
　　他十分麻利地给我注射了盘尼西林，这种后来改称为青霉素的针剂，当时的药效强大，我的病情一下子得到了控制。母亲多次给我讲述这段往事，告诉我，陆大夫为了赶回来救我的小命，累得好些天走路一瘸一拐。母亲还告诉我，村里好些孩子都是陆医生救活的，自从他当了村里的医生，乱葬岗就再也没埋过夭折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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