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七十五）——摘自2014年第四期《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2014年）新春联谊会发言摘要

李锐：社会进步靠科学和民主

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靠什么？靠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记得我1988年1月第二次去美国时，美国学者讲到苏联最晚2017年垮台，当时我不能接受这个意见，结果苏联1991年就垮了。我去过美国三次。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准备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结果没有画好。美国二百多年历史，真正在白纸上画了最新最美的图画。为什么？因为美国解决了科学和民主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至今没有解决，希望今后解决这两个问题。（发言者为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高尚全：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第一，落实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三中全会《决定》，包括习近平同志讲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非常重要。　

......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般”，社会主义条件是“特殊”。“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要处理好。我们要搞市场经济，首先要借鉴学习“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是怎么来的？是人类长期在实践中探索到的规律，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不能认为“一般规律”是资本主义的，而应该认识到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要借鉴。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色、特点做，这样效果会好很多。　　

第二，要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三中全会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讲得很好。市场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而目前一些公有制经济领域仍然存在垄断现象，还不许讲，这怎么不能讲？客观存在的为何不敢承认？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就得落实平等竞争的环境，将一些垄断领域放开，让各种经济主体去充分竞争。　　

第三，落实产权平等保护

产权保护非常重要。如果不保护会有很多问题，现在大量的移民和向海外转移资产，其原因之一就是产权没有保护。这次三中全会讲到“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是平等原则，两类性质的财产权都要受到保护。（发言者为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李步云：宪政要破题

宪政问题如何破题？现在，广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看法：思想意识形态在倒退，表现就是某个文件上所传的“七不准”。文件出来后，宪政问题、普世价值、司法独立、公民社会都不让谈了。过去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这就倒退了。我们党有一个政策，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所谓“七不准”的问题，都是学术问题。我在一个会上讲，尊重人权是不是普世价值？如果说不是普世价值，就等于承认自己不是人。为什么？你要不要生命安全？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这是人权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有人反对自由，并不是反对自己有自由，实际上是不要人家有自由。（发言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茅于轼：在国际关系史中确认自身定位

《炎黄春秋》致力于还原历史，帮助我们认识现状。因为现状是历史的延续。正确认识历史太重要了，现在很多历史真相被遮蔽了、歪曲了。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174年，世界上哪些国家对我们的进步起了帮助作用？哪些起了反面作用？那时候我们叫“列强”，大部分列强欺负我们：第一是日本，第二是俄国，然后是英国、法国、德国。但我认为美国与这些国家有所不同。

美国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得到了赔款，但美国用部分赔款为中国培养了人才，建立了一些科研机构，比如清华大学、协和医院，这些人才和机构对中国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对中国最大的帮助是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区牺牲了15万多人。二次大战结束，我们收复了东三省、收复了台湾，成了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把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治外法权都收回了，中国站起来就是在那时候。但是，后来“抗美援朝”，把帮助我们战胜日本的盟国当成敌人打了一仗，而且以后很长时间一直把美国看成是中国的头号敌人，今天还有一些人把美国作为头号敌人。

中国进步靠什么？中国为什么倒退？走了弯路？二战后中国走的歪路我认为跟苏联关系很大，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式专制统治、党内党外的斗争，把我们害苦了。当然今天的俄国不是那时的苏联了，体制变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靠什么？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炎黄春秋》有一个重大的使命：梳理过去一百多年全世界哪些国家为中国的进步提供了帮助，对过去一百多年的国际关系有一个正确的事实判断。因为这关系到当今中国在国际上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发言者为著名经济学家）　

高锴：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

习仲勋同志晚年在全国人大几次讲过要尊重和保护不同意见，而且说道：我们多少次“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等等，其实绝大多数只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而我们却把朋友变成了党的敌人。　　

后来养病时，习仲勋同志讲到，他生平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够推动制定党内不同意见的容忍政策。一个大国、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一个56个民族的国家，要求大家提一样的意见是不可能的，可事实上只要提一点不同意见，往往会被打成“XX分子”。我来开会之前，正好翻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1953年9月份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的讲话，梁漱冥讲到农民的问题，结果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是班门弄斧，是“不害羞”，甚至“不识羞耻到了极点”。毛泽东冷嘲热讽，说梁漱冥把自己描写成比西施、王昭君还美，并更进一步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冥是用笔杆子杀人”，这让人匪夷所思。　

其实，这已经成了惯例。比如对刘少奇同志，怎么扣上一个“叛徒、内奸、工贼”？说刘少奇别的问题都可以说，可以有不同认识，例如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说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班人长期以来是内奸，那么毛主席是否首先要负政治责任？给彭德怀扣上一个“里通外国”罪名，可彭德怀在战争年代的功劳大家都知道，“里通外国”从何说起？谁会相信？所以我一再想起习仲勋同志讲的，千万不要把提意见的人变成反动派，更不要把提意见的人当作反动派。讨论问题就是讨论问题，认识差距就是认识差距，而现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去年有人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有什么不对的？这是全国人民基本的权利，既符合十八大精神，也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求公平正义，他们没有拿枪也没有拿刀，就那么几个人在那里举着横幅。这时应该请他们到房间里，送上一杯茶，吃点瓜子，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能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抓起来呢？这使我大吃一惊。　　　　

就在门口的路上，挂着宣传北京精神的标语：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什么叫“包容”？是容许有不同意见，把反对意见也包容了。什么是“厚德”？几个人在马路上打个横幅，表达意见，就把人抓起来判刑，实在让人想不通。（发言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原主任）　　

钱理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启示

劳动教养终于被废除了，这是刚刚过去的2013年我感到高兴的事。但同时我们又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当年做决定是正确的，今天要废除也是正确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年为什么要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政治、社会、法律生活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劳动教养制度从建立到废除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我们又可以从当中吸取什么样的历史教训。大家知道，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1957年8月1日做出的，正处在反右运动的高潮中。劳动教养制度的推出就是为了应对在处理右派时所遇到的一个难题：当年公开宣布右派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派，但有一个事实却难以回避：右派都是因言论而获罪，一方面非要治罪，另一方面法律依据不足，这才有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为右派量体裁衣的，是反右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开始就是一个镇压惩治政治上的异己者、无辜者的制度，绝不是要拯救所谓违法人员。劳动教养制度还有这些值得注意的规定：“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要送去劳动教养。这给各单位领导极大的权力，可以给不安分甚至看不顺眼的工作人员加以“不服从、不接受、妨碍公务”的罪名随时送去劳动教养。这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大大加强了单位制。因此，劳动教养制度是单位控制制度的一个制度保证，赋予单位领导随时惩治不服管制的单位成员以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由此建立一种“单位专政”。　　　　　　　

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知，严厉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由此建立一个城乡隔离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劳动教养制度又成了这样一个社会结构的制度保障。凡盲流到城市的农民，不是遣送回乡就是去劳教。劳动教养制度的功能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最近的例子是薄熙来在重庆大搞打黑运动，将人送去劳教。（发言者为原北京大学教授）　

阎长贵：科学评价毛泽东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讲了毛泽东的功绩，也讲了他领导革命和建设中的错误：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是对极端个人崇拜的突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对这一点应该肯定。　　　

但历史决议是不是绝对真理？历史上没有绝对真理。这个决议，就对毛泽东的认识来说，是历史的起点不是终点，是开始不是结束。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任何时候都这样。现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否认毛泽东的功绩当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然而否定他的缺点和错误同样是历史虚无主义。能不能正确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是中国人面对的大问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瓶颈。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让我们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吧。（发言者为原《求是》杂志编审）　　　

资中筠：朝野的共识与分歧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本好书，很受读者欢迎，或者一篇文章，大家都说好，争相传阅，忽然就听说“挨批”了，被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又比如，现在领导下决心反腐，但是民间以各种行动表示拥护，热心支持，要为此做出贡献，却忽然获罪。有记者因揭发贪官（事后证明完全准确，贪官已落网），记者却被勒令解雇。有人被请去“喝茶”了，有人给“上手段”了，甚至有人给抓进去判刑了。那么依靠谁反腐？是孤家寡人，还是依靠全社会的正义和健康的力量？我一直认为腐败已经这样病入膏肓，不依靠真正的法治、不依靠民众的强大力量，是难以乐观的。现在有种种迹象，可能不幸而言中，在顽强的利益集团的阻力面前，以声势浩大开始的反腐有半途而废的危险。（发言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王建勋：宪政需要分权

我的本行是研究宪政的。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人反宪政。在我看来，反宪政就是反文明。为什么？因为宪政是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奴役走向自由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宪政实施得比较好的国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大多受到了良好的保护。那里没有强拆、没有劳教、没有计划生育、没有因言获罪等等；而在没有宪政的地方，这些事情则司空见惯。所以我认为反宪政就是反文明－－宪政的宗旨就是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　　　　

......

很多人讨论宪政，只是注意到宪政的一个维度，即横向的分权，立法与行政、司法权的分立与抗衡。但宪法的另一个维度同样重要－－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没有地方自治不可能有宪政，如果全国大一统，所有地方实行同样的法律，同样的思维方式、同样的教育，不会有宪政。......　　

我们长期生活在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社会里，很多人迷信中央政府。美国著名汉学家说，这几乎是中国人文化上的一个迷思，总是相信中央政府是清廉的，是良好的，为民众着想。我去地方调查，那里的老百姓也是那么想，不担心中央的权力，总认为干坏事的是地方政府官员。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看法？这是中央集权所造成的误区。因为去执行法律的人都是地方官员、地方干部，所以老百姓对他们有反感，可事实上根子在上边。迄今为止，人类的政治智慧发现限制政府的方式是分权，包括横向的和纵向的分权，不实现这一点，中国实现不了宪政。（发言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本刊编辑部：冲破阻力，做全面改革的促进派，《炎黄春秋》2014年第四期第1－9页　

　　　　　　　　　　　　毛泽东和林彪各有各的账

林彪死去40多年了，毛也已经38年。回头看历史，其实这一对“亲密战友”真不愧为亲密战友。毛说他自己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彪一生，最突出的不也就是追随毛泽东打胜内战、进了北京，配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稳定大局吗？　

......谁应该对文革十年浩劫负首要责任。虽说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却又说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为什么不说是毛泽东利用了两个“反革命集团”呢），于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定谳在案。对林彪也等于一再进行了缺席审判，只是把被告的自我辩护留给他们的后人推迟代行而已。

在争议文革罪责时，若只如主流舆论一样光提“林彪”、“四人帮”，显然不能自圆其说。毛在党内党外，实行独裁，史有明文。1943年作了关于中央书记处三人领导中毛泽东具有“最后决定权”，虽然同时规定书记处大事须向政治局汇报，政治局主席也是毛泽东；自己向自己报告，无限的权力就此到手。1953年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越权，规定（包括已经形成的中央会议决议）必须“经我看过”始为有效的批示，白纸黑字俱在。其间，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毛志得意满地揶揄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这不正是历史性的招认么？至少在上述长达33年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像旧日皇帝似的一言九鼎，言出法随，如果说周恩来文革中许多表态都属于人们说的“违心之言”，林彪是在私下奉行“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哲学，而毛泽东却在1966年江青的信里过自炫“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他当然该对其一切绝不违心的言行后果负完全责任，而不是像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所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那么轻描淡写。......　　　

说到文革，作为副统帅的林彪，能说因为“临危受命”出于勉强，就可以撇清责任么？他们各有各的账，谁也赖不掉。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前，决定“（打鬼）借重钟馗”，钟馗指的就是他，借重的就是他的军权。江青在1966年春，又借所谓“林彪同志委托”之名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兴风作浪，颠倒历史，横扫文坛，抬高自己，逼得已经被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得不赶紧抛出四十篇“有问题”的文艺作品表示紧跟。江青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明确亮出“借解放军的尊神”以行号令的战略底牌。这个底牌当然出自毛泽东的韬略，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有让林彪元帅为他坐镇，才能确保文革大计的实施。以林彪的盖世聪明，他能不懂得毛泽东对他的“大用”，以至“大用”背后的玄机，若不懂得，又何至于把毛让他当“接班人”的批示一把丢到痰盂里？正是深知他自己在毛这盘棋上的位置和分量，甚至潜藏的危险，这才有他与毛的暗中斗智斗法，时时如履薄冰。　

我说林彪盖世聪明，盖世云云，不像说“普世价值”涵盖全球；这里只限于中国境内。我认为在中国，最聪明，最了解毛泽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林彪，不分伯仲。另有一个蒋介石，从他与毛泽东打交道的历史看来，似还略欠一筹。　　

......

当然，论文革之“功”，毛泽东是第一份，然则论文革之罪，毛也难逃祸首之责。林彪作为毛的重要“合伙人”，在这场不论以什么口实发动，导致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濒于崩溃、道德文化沦丧的民族灾难中，总不能辞其咎。自然，林彪对文革的介入，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有深有浅，但即使只是画个圆圈，也是默认默许了。至于在哪些问题上他曾对毛的错误指示有所抵制，抑或“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需要实事求是地予以厘清。对毛和林应加以区别，对林与其他文革责任者之间，也应有所区别。具体厘清和区别对待的同时，也就把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

三十年来，由于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需要，对文革历史竭力避忌，更讳言毛泽东对文革应负的罪责，其手法是推出林彪、“四人帮”，把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剥离开来，好像身为副统帅的林彪和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四人帮”竟可以置身于毛泽东的视野和指令之外，自行其事，自犯其罪。这不但不合事实，也根本不合逻辑。　

......

现在来谈论林彪这样的当代中国历史人物，遥远吗？并不遥远，他们活动的舞台，他们坐大的环境，依然影影绰绰，他们的人生策略乃至官场秘诀，还有人真心服膺，他们的精神传统和继承者并不乏人。　

更不用说毛泽东，犹如马克思名著中引用法兰西故事时说的，有人至今还要“请出往日的亡灵”甚嚣尘上，却不是为了娱乐的目的。

这样看来，毛泽东和林彪，都不遥远，他们都非与我们无关。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仅当时影响着国运民命，其烙印如不重视，还会殃及而今尔后的政治走向。为了你我当代中国人和后代子孙计，梳理毛泽东、林彪他们那一时代的历史是非，清点他们留下的遗产，迫在眉睫。　　

没有细节就没有历史。应该感谢所有对有关林彪的回忆和研究做出贡献的人们，包括黄、吴、李、邱本人及其家属提供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近期吴、李、邱三人的回忆录，也还包括林豆豆（立衡）有关她家内部矛盾等的证词，以及她对当时北京不及时阻拦林彪座机起飞的质疑，还有林彪身边工作人员曾有的回忆等等，为有关林彪、毛林关系、文革历史的专业研究奠定了实证的基础。这方面的研究，将大大有助于驳斥今天仍在继续的美化、神化毛泽东的悖谬言论。

对于被着意遮盖的那段历史，对话的路径似不畅通，那就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吧。毕竟今日之中国，已经不是毛家之天下了！（作者为著名学者、诗人）

－－邵燕祥：遥远又不遥远的林彪，《炎黄春秋》2014年第四期第15－17页

　　　　　　　　　　　　毛泽东孕育的治国方略

据黄克诚回忆，1949年5月某日，毛泽东接见他时突然发问：“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什么？”黄答：“当然是发展生产。”毛泽东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尽管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治国”路线要到1955年反胡风运动.“阶级斗争中心论”的成熟要到1957年反右运动，但在建国时期已在孕育之中，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就自然与卢作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发生冲突。......尽管建国前后的毛泽东还要和资产阶级合作，仍需要私人资本，但在1947年10月的一篇内部指示里，就已经提醒全党：即使不立刻打倒“自由资产阶级”，但也要适当“从政治上打击他们”，“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同年11月，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的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钱理群：卢作孚为什么会自杀，《炎黄春秋》2014年第四期第40－41页

　　　　　　　　　　　　　毛泽东和他的三个同龄人

卢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龄人中，有毛泽东、宋庆龄和梁漱溟，他们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泽东高举的“新中国”旗帜下，这是颇具象征性的。　　

......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里，卢作孚1952年的（自杀）选择，就显示出了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对毛泽东的“消灭民营资本，消灭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左路线的第一个悲壮的反抗。有意思的是，当1953年毛泽东制定总路线，最终走上“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的不归路时，也是他的同龄人梁漱溟第一个当面提出不同意见，要为农民说话；1955年另一位同龄人宋庆龄又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承诺，这样一来，不是自食其言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泽东则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说话”。他们四位同龄人：毛泽东与卢作孚、梁漱溟、宋庆龄的合作和冲突，是发人深省的。当然，梁漱溟、宋庆龄也没有因此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梁漱溟直到晚年，也还是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几位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同龄人的关系，是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同上

　　　　　　在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前后赵紫阳和邓小平的几条言论　

赵紫阳对报告的起草谈了这样几点看法：

一是十三大要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是要承认私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　

三是经济改革要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四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也要改革。......

赵紫阳说，看来党政不分的习惯势力相当大。更严重的，有人给党提意见，说是有人反党。相当多的省委书记反对党政分开，有人直接说，不如不分，是要党更好地发挥作用。50年代后一直在强化党委制，形成一种很严重的习惯势力，也涉及既得权力、利益的再分配问题。看来难度最大的是党政分开，我们的弊病相当严重。　　

1987年夏天北戴河会议期间，放映电影《芙蓉镇》，请赵紫阳来看。看完电影以后，一位书记处书记问赵紫阳：“这个电影可以公演吗？”赵紫阳回答说：“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审查电影的，以后中央不审查电影。”　

邓小平对起草的报告提出的意见：

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贯彻邓小平的意见，抹去十三大报告稿第五部分中的“三权分立”的“痕迹”。

邓小平又说，十三大两个基本点不能丢，主要的障碍是左，政治体制要改革，旗帜要非常鲜明，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坚持改革开放。

－－吴伟：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过程述实，《炎黄春秋》2014年第四期第47、50、51、54、55各页　

　　　　　　　　　　　　　“党政分开”是死结

政改不可能一步到位。从现实出发，可行的关键路径之一，是落实“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规定。

如何落实呢？我的具体建议如下：

1.执政党应当通过人大代表选举获得的多数选票成为人大第一大党，这样，党自然就合法拥有两个核心权力：立法权和组阁权（行政权）。所谓“党的领导”，就是通过掌握这两大权力来实施，也就不会有什么“取消党的领导”的问题。党、政（政府）和人大（议会）三者的关系，是执政党通过议会多数选票获得组织政府的权力，党是直接领导政府的，无法分开；而党政和议会应该是既分权制衡、又分工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党大还是议会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党在人大里活动、党领导政府，而不是党高于人大、领导人大，否则就是明目张胆的违宪。　　　　

2.人大和政协最好是改革成议会下院和上院的关系。.....

3.党政关系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是公务员制度即现代文官制度。执政党只应该任命有限任期制的政务官（通常是各部部长，或包括副部长和某些局长），政务官以下应该是通过考试终身聘用的事务官；他们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执政党的党员，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聘用和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无关，尤其不能由执政党一手包办，应该以专业资格能力为准。所以，党政关系是党通过任命的政务官领导政府，事务官执行政务官的政令但不由执政党任命，所以不是党政浑然一体。这是用“党政分开”无法描述的（除非使用“辩证法”“既分开又不分开”式的、不知所云的逻辑混乱表述；......）　

总括起来说，政改的突破口，不妨就放在人大向议会制过渡，和推行党内民主（“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两个方面；然后，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渐进有序地让全体人民享有自由和民主。这样做，可行性强，代价小、震荡少，成果更稳定可靠。　

　　－－周拓：“党政分开”是死结，《炎黄春秋》2014年第四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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