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七十四）

　　　　　　　　　　　　　　　——摘自2014年第三期《炎黄春秋》

　　　　　　　　　　　　　　　　　建设自由社会的法治国

　　所谓自由社会的法治国，是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至上为本。不只是建立法治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应当是现代民主的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法治国家必须是建立在自由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互控互动的关系。　　

　　社会（人民）不自由，国家不可能是民主的，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选举不是按照选民自由意志的选举，就不是民主的选举；没有言论、出版、结社等等自由，也就没有政治的民主，其法治也只会是专制的法治）。而自由的社会，是拥有公民政治权利的公民社会、法治社会，它固然不能脱离国家而绝对独立存在，但也不完全依赖国家、仰给于国家，而应是相对独立于国家而自由、自主、自治，又能反哺、反控国家的社会。而法也由国家法控制一切的工具，逐步转化为多元化社会化。其中社会自治的法、自发的社会规范（习惯法、社会契约、团体章程、公序良俗等等）成为国家法的补充和社会自我调节和自卫的手段。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郭道晖：建设社会至上的法治国，《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第5页

　　　　　　　　　　　　　　文革和恶法下的妈妈

可怜的妈妈！仅仅因为您说了几句赞扬或批评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话、撕下焚烧了毛泽东像等“圣物”，您就被剥夺了与生俱来的“人人有权享有的生命”权利！（见中国作为创始国的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地区里，有几个制定了如此恶法！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与这种反人类暴行相“媲美”的，只有中国秦始皇“焚书坑儒”、中世纪以来欧洲“宗教裁判所”－－它把反对“地心说”的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

我的愚蠢导致了家庭巨变：不但您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而且再次把咱家－－不，是与我们有关的多个家庭推进了苦难深渊！“一失足成千古恨”！

2009年11月，因有人在网上撰文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还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等谬论，我现身说法，......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寻回您的“忠骨葬家乡”啊！这样做目的是：显现真相。为了子孙后代，以您的文革遭遇作“教材”，“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家巴金语）促进人们思考：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丈夫揭发妻子、儿子把母亲送去赴死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怎样才能避免它重演？　

......

经历了半个世纪风雨和社会底层生活磨难，在外公、您和亲人们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并在我娶妻生子之后，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大彻大悟：那些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毒害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鸦片，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人类有绝对的道德原则：血缘、亲情关系胜过一切其他关系；守住人伦是做人的底线。世界上最伟大的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我深切体会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先锋维尔涅被革命政权送上断头台，他留下了“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的箴言，在200多年后被无数次应验了，外公、您、父亲和我的遭遇是它的再次应验；阶级斗争学说是当时中国大陆的核心价值观之树，它在文革的土壤和气候中结出了一枚让我终身难咽的苦果；长期的灌输不可置疑的统一思想，不允许独立思考、讨论争辩，不进行宪法至上、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法治教育，搞彻底的人性改造－－它在社会、婚姻、家庭、道德、伦理方面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交出了一份写满“吃人”两字的答案!　

　　－－张红兵：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第31、32、35－36页

　　　　　　　　　对右派分子摘帽与改正，是有显著区别的

前者是赦免，表明摘帽之前是右派，摘帽后不恢复被摘帽者的名誉，只是说明其今后不再是人民的敌人，摘帽后恢复选举权和其他公民权利，但历史上还是有罪错的；后者表示戴帽是错误的或至少是不恰当的，恢复原工作、原工资等，原是中共党员的恢复党籍，不补偿失去的工资，算是一种不完全的平反。......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的统计，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地方级91人，到1980年9月，上海市的右派复查改正工作基本结束，全市共改正16297人，其中市级爱国民主人士被划右派分子的106人，改正104人。因复旦大学党委报送的复查报告结论是“不予改正”，孙大雨也在未获“改正”之列。

　　　－－贺越明：孙大雨右派问题改正的波折，《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第63－64、65页

　　　　　　　“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韦毓梅为什么自杀？

　　　　　　　　－－从1949年前革命队伍由两类人组成谈起　

众所周知，1949年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大体由两类人组成：一是工农群众（在武装队伍中主要是农民），二是年轻知识分子。前者往往是因生活所迫，经常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而在革命成功后，由于“根红苗正”，一般又会有“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态并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主要出于理想追求投身革命洪流，出于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憎恨而自觉自愿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目的是寻求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1949年以前，家庭有社会地位或物质条件优越的那些年轻人，如地主、资本家或官僚政客的子女，更容易成为知识分子或进入清华、北大读书。因此在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家庭成分大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在解放后不但使用上经常受打压与排斥，而且每临政治运动都会碰到如何“说清楚”的麻烦，甚至是类似的质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打入革命队伍的？同时又正因为存在家庭出身等方面的问题，知识分子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每当政治运动来临都还不免胆战心惊。由于自觉比那些工农干部“矮三分”，除了要不断地接受“组织”所施加的各种考验外，还必须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地严格要求自己，以进一步表明自己参加革命的纯正动机和对党及其革命事业的忠诚。　　　　

例如韦毓梅，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家境优裕，学业又非常优秀；如果仅是从个人利益上考虑，完全不需要参加什么革命。然而为了革命，她不但背叛了家庭，而且舍弃了自己的爱情。在解放后，再度为了革命原则而牺牲婚姻与家庭：工作尽心负责到呕心沥血地步，特别是长年带病奔波于城市街道与乡村田野；生活之俭朴，对子女要求之严格，简直近乎苛刻......恰如韦君宜在文章中所概括：“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但是她把属于个人的一生幸福，全部都贡献出来了。”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全部遭到质疑与否定。对于一个从年少时就背叛家庭、舍弃个人情感，并且为了她所信仰、所崇奉的革命鞠躬尽瘁了几十年的知识女性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残忍、更加伤心欲绝的了。从革命者突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更何况这场“革命”又是伟大领袖亲自号召与发动，顶着“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崇高名义。　　

......十年文革期间，类似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例如与韦毓梅情况最为相似的，就有前国民党要员陈布雷之女陈琏之死。

李慎之先生在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史时，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革命有时也会吞噬自己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后来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警惕与防止类似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韦定广：“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第71页

　　　　　　　　　　　褒贬人物要凭史实－－评价宋美龄

过去有一种评论宋氏三姊妹的说法：“宋蔼龄爱钱，宋美龄爱权，宋庆龄爱国”。此说法非但失之过简而且并不正确。宋蔼龄、宋庆龄姑且不论，宋美龄不爱国吗？宋美龄真爱权吗？答案都是否定的。

评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功过是非要凭证据，也就是所谓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要根据其一生的作为进行比对，观其是否相符，是非有否矛盾之处，方能做出正确结论。

从嫁给蒋介石以后，一直到蒋介石去世，宋美龄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但是我们从一手的档案里，也很清楚地知道她一生工作过的内容。她的工作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为帮蒋介石的工作，其工作内容不外翻译、交际。由于她英文好，个性圆融，这两种工作她不但能胜任，而且也乐此不疲从不推辞、怠惰；此外，抗战期间，她独当一面的工作不外劳军，抚慰遗孤，成立孤儿院，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等等。　

　　－－武之璋：蒋经国身后宋美龄是否准备夺权，《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第76页

　　　　　　　　　　　　“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

在“大跃进”运动中，山东表现狂热。于是遭受了两次饥荒，成为全国的重灾区。这两次饥荒，少见披露。

第一次饥荒：早于全国大饥荒，以济宁事件为开端

1.“济宁事件”的发生

......山东全省16万个农村公共食堂中有37%缺粮，聊城40%的县缺粮，而济宁却有53%的县粮食告急。1959年春节后灾情日趋严重，3月份达到高潮，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严重事件。　

据统计，济宁专区从1958年冬至1959年春共外出逃荒14万人，因营养不良造成水肿病人62万余人，非正常死亡2756人，牲畜死亡率在50%左右。......　　　　

各地连续发生贩卖人口案件49起，其中曹县30起、巨野7起、郓城5起、鄄城5起。鄄城某村张老汉将自己16岁的女儿以23元、689斤粮票卖给他人为妻。......

2.“济宁事件”发生的原因

第一，客观上连年受灾，粮食不足。......

第二，山东“大跃进”运动发动早，规模大。山东早在1957年洪水灾害过后就开始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山东光大型工程就有155项，小型工程16万个左右，动员青壮劳力近千万人，投资9亿元（有6亿元取之于公社，每人负担15－20元），侵害了百姓的利益，挤占了百姓的粮食。

第三，“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平调百姓财物，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百姓营养不良，但又不准社员自己生火做饭，使社员失去了自救的最后希望，致使灾难发生。......

第二次大饥荒：与全国大饥荒同步，“即墨事件”凸显

持续的“大跃进”运动使山东农村经济面临崩溃，局势恶化，大面积饥荒暴发，到1960年夏秋已经发展到十分惊人的地步：人口大量外流（8月底尚未回来的就有109万人），水肿病及各种疾病激增......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1961年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16700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10万人，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据济宁、曲阜、泗水、汶上、微山5个县（市）统计，有夫之妇改嫁者819人，不到年龄结婚的3715人，人吃人事件10起（金乡6起，汶上3起，枣庄1起）；汶上县一公社在近三年中死绝285户，计405人，有夫之妇改嫁者70人，人吃人事件2起。......

“大跃进”的灾难是巨大的，留给人的记忆更是长远的。......“大跃进”运动过去多年，农民还是朴素地把“大跃进”和饥饿、死亡联系在一起，对它还是心有余悸、难以忘怀。铭记灾荒的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李　伟　王　毅：“大跃进”中山东的两次饥荒，《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第77－80页

　　　　　　　　　　中共六大以后指导思想提法的演变和启示

1945年七大党章第一次写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工作的指针”。这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章程中是继1939年苏共十八大之后第二个明文规定党的指导思想的党。如果没有苏共1939年率先在党章中提出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我想中共1945年将不会带头写上指导思想。中共把年富力强的现任领袖的思想写进党章作为全党指导思想，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没有先例。实践证明，这种写法尽管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然而也产生了正如以上所引马克思预言到的在党章中突出某个人会“助长迷信权威”的消极作用。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专制和个人崇拜。在这种新的形势下，9月间中共八大党章第二次改变为只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但是毛泽东继续连任党中央主席、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所以实际上仍然是以毛主席所理解的马列主义作为党的行动指南。这一年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最早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令人痛惜的是从1957年起他的思想转向“左”的方面，随即发生了“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和“文革”等重大错误。　　

1969年在林彪一伙鼓吹个人崇拜的影响下，中共九大党章第三次进而改写为中共“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973年十大和1977年十一大的党章仍然演用这个提法。这是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列的世界无产阶级科学思想体系的三个里程碑的高度，提升为不仅是中国革命而且是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实践证明这种提法加深了“文革”的灾难和国际共运的分裂。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际上是以邓小平向前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可是1982年十二大新党章第四次依然改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1987年十三大没有制定新党章，1992年十四大党章仍旧采用十二大提法。但是十四大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随后思想理论界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新概念。但是邓小平本人不同意采用这个提法。直到1997年2月邓小平辞世后，9月中共十五大新党章才第五次改变为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2002年十六大、2007年十七大的党章在党的指导思想表述又第六次增添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12年十八大第七次增添上“科学发展观”。这样党的指导思想内容越来越丰富，表述越来越多样。如果每一任领导人都把自己的执政理念写进党章作为指导思想，那么将来党章的表述将会越来越冗长。　　　

　　－－高　放：中共指导思想及其提法的演变－－与高彬同志商榷，《炎黄春秋》2014年第三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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