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全盘接受苏联经验制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政策
　　
　　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凝练地表现在1949年2月5日同米高扬的谈话中。……
　　
　　城市工作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工作的复杂性，紧迫地提到了中共面前。对这样一个群体的认识决定了中共的政策。中共的认识是什么呢？毛泽东向米高扬阐述的看法是：
　　
　　“外国资本使中国知识分子变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人物留学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他们不由自主地成了这些国家影响的传播者。”（CKO，第5卷，下册，第73页）
　　
　　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农民军队，而且共产党没有城市工作经验。但中共毕竟还是做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工作。听了米高扬关于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外部向党施加压力的观点后，毛泽东得到启示，这就是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都要坚持苏式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是抵制知识分子在中国传播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的良方。在实践中、在政策上，他进一步明确，不能使用“非自己人”的知识分子。
　　
　　邵力子和宋庆龄是两个极好的例证。
　　
　　邵力子1949年再次为国共关系奔走。奔走归奔走，在毛泽东心目中，邵力子亲美，虽然邵担任过中国驻苏联大使，他并不亲苏。所以1949年1月12日，在规划未来政府建设时，张治中、邵力子等奔走于两党之间的人物，被置于半冷冻状态。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及类似人士谈判，并与这些人一道成立联合政府，则恰恰是美国政府乐见的。”他指出邵力子一类人进入政府会产生严重后果，“就会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部队，甚至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的混乱，会损伤我们百分之百正义的立场。”（CKO，第5卷，下册，第19页）
　　
　　毛泽东在挑选时除了考察被选者是亲苏还是亲美，还有另外一个标准：要看阶级成分——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苏、美的冷战气氛扩散到了中国，直接或间接反映到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这一切明显勾勒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中进行思想改造的前因。
　　
　　由于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中共组建政府时为她的安排而感到十分棘手。1949年2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与米高扬一起商谈未来政府的组成。提到宋庆龄时，同样把她列入非“自己人”之中，因她只是“靠拢共产党”。米高扬向斯大林汇报：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依他之见，毛泽东最好任主席团［国家］主席，周恩来也支持他，说孙中山遗霜仍然让他们不放心，虽然她靠拢共产党，从来也没有透露过共产党给她的秘密情报，尤其是当年共产国际的钱是由她转给中共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主席，人民就会想不通。还有，对孙中山遗霜已安排了严密监控，担心国民党把她拉走。周恩来最后说，如果孙中山遗霜出任主席团主席，那么毛泽东就应出任总理。”（CKO，第5卷，下册，第85页）宋庆龄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受到尊重，但“严密监控”持续到了何时，尚未见大陆公开的档案材料可以考证。
　　
　　－－李玉贞：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建国蓝图，《炎黄春秋》2014年第二期第8－9页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宣言》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明确地说，“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3页）
　　
　　－－李光远：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炎黄春秋》2014年第二期第28页
　　
　　什么是自由
　　
　　如马克思所说，“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从这个角度，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自由界定为法律所许可的或不禁止的权利。这样界定自由的权利，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说的是公民应有的权利。……
　　
　　把自由仅仅界定为法律许可的权利，有其局限性。具有了法律许可的自由权利，还需要有实施权利的能力和机会，才能实际地享有自由，即获得实质的自由。举例来说，劳动者要实际地享有就业的自由，除了法律许可的权利外，还需要社会提供就业的机会，自己具有就业的能力。一个人能够享有多少受教育的自由，既要看社会能够提供多少资源，也要看他和他的家庭的经济能力。……
　　
　　要看到，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规划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展，每一步所追求的应是为了人民和每个人某种自由的扩大，也就是为了克服妨碍人民过更好生活的各种障碍、束缚、限制，创造更好的条件，使每个人能够有更大的权利、能力、机会和更好的条件来自由决定过更好的生活。
　　
　　－－同上，第31页
　　
　　胡乔木说过，“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
　　
　　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胡乔木和邓小平合作，摹拟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听说1989年胡乔木去美国访问前，专门打电话邀总书记的秘书到他家做客。在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靠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他是用肯定语气讲的，表情则是笑嘻嘻的。在另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他也讲过同样的话。
　　
　　－－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同李锐谈话录，《炎黄春秋》2014年第二期第35页
　　
　　胡乔木看不起胡耀邦
　　
　　在我党历届总书记中，胡耀邦是个思想开放、作风正派、秉公办事的好领导，耀邦执政时期是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形势最好、深得民心、并大有希望的时期。胡乔木看不起胡耀邦，曾毫不谦虚地当面对耀邦说：“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写的东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改。”其实，耀邦的政治思想水平远远高于胡乔木之上，而且耀邦的知识和文字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陆定一就曾对于光远说：“胡耀邦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他从红小鬼成了大知识分子。”
　　
　　胡乔木对耀邦许多高瞻远瞩、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常常是反对的。……1986年由胡乔木和邓力群联手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于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只进行了28天就中止了。……
　　
　　胡乔木反对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着个人的因素。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人民币，才落实定案，……为此，胡乔木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
　　
　　－－同上，第37－38页
　　
　　胡乔木口中的“政治”究竟是什么
　　
　　有人曾问胡乔木：为什么前后矛盾反复？胡的回答是：“政治需要。”《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扉页上，刊登胡乔木的一段话：
　　
　　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
　　
　　胡乔木口口声声不离“政治”，其“政治”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依我看，就是您引用耀邦的那句话：乔木不可“一日无君”。这个“君”，是他的“精气神”和“生命线”；他的“为政治服务”，也可解读为“今上”服务。所谓“一支笔”，说实在的，不过是一支“御用”之笔而已！
　　
　　－－同上，第38页
　　
　　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我们先看看毛泽东本人的态度和说法。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军事工作落实与革命接班人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所谓领袖，亦即任总书记（或其他称谓；不管什么称谓，用现在通用的话说，这里说的领袖，反正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据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说，毛泽东曾让他向张春桥传达这样一句话：“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我不是就做了十年的副手嘛！”毛泽东说做副手，做谁的副手？显然是做张闻天的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并没有对从胡乔木最早说的遵义会议确立他的“中央领导地位”提出异议，换句话说，他是完全认可和欣然接受了的，但他为什么又不止一次地说第五任领袖是张闻天而他只是“副手”呢？其中有何玄机？
　　
　　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说法。
　　
　　周恩来，1967年7月12日，谈到毛泽东成为我们党的领袖前的五任领袖时，就说：“第五任是张闻天，他当了十年总书记。”（参见何方《党史笔记》。何方对“十年”解释说：“这可能是个概数，即使算到1943年中央机构调整也只有8年。”）
　　
　　在1979年8月25日举行的张闻天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说张闻天“在这次会议（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人谈他回忆张闻天的文章时，说：（在遵义会议上）“……因为他（张闻天）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而且推举他为总书记”（见《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载2011年第8期《炎黄春秋》）－－胡乔木这样说不是直接违反和否认两个《历史决议》吗？这究竟是怎么回理？
　　
　　顺便说一下，遵义会议上，大家都拥护和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接任，致使有20多天党内无领袖，即无第一把手。最后，张闻天见实在推不掉才接任。当时毛泽东也是力主张闻天任总书记的。由于张闻天作风民主，后来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戏称张闻天为“开明君主”、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为“开明娘娘”。“七大”以后，毛泽东称刘英为“三朝元老”（参见王林育《张闻天与刘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哪“三朝”？显然是博古、张闻天和毛泽东。可见，从毛泽东自己的讲话中，他自始（他成为党的领袖起）至终到他逝世前不久（1976年1、2月），都没有否认过张闻天是一任（或：一代）领袖。
　　
　　－－阎长贵：从毛泽东劝张春桥当副手谈起，《炎黄春秋》2014年第二期第63－64页
　　
　　“民主政治”应有三个基本要求
　　
　　我们简要了解一下“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即主权在民，应有三个基本要求：一是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主要领导者，并能够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当领导者严重违法乱纪，可以罢免更换，并追究相关领导者的法律责任；二是权力得到制衡、制约，不存在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即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三是国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有充分保障，可以对任何国家领导者提出批评而不至受到打击迫害。
　　
　　－－周邦园：文革中清华是“民主政治的试验场”吗，《炎黄春秋》2014年第二期第66页
　　
　　由“要武嘛”的“最高指示”所激发的……
　　
　　当伟大领袖得知她（红卫兵宋彬彬）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时，轻松吐出三个意味深长的字－－“要武嘛”。……
　　
　　“要武嘛”的“最高指示”，激发了全国第一轮的武斗和抄家狂潮，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及公安部门的支持和纵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段内“牛鬼蛇神”的名单和地址。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对武斗作了诠释：“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狂潮从北京蔓延到全国。
　　
　　－－章立凡：真相是和解的前提，《炎黄春秋》2014年第二期第83页
　　
　　学一学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处理历史遗案的做法
　　
　　翻开沉重的历史，从卞仲耘到北京被打死的1772条人命，从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到广西的吃人狂潮，还有多少人道主义灾难的真相尚待公布？“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整死、杀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的债务并非“虚无”，岂是区区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即可风吹云散？
　　
　　有人说：“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纵观二十五史，历代君主下罪已诏的或不下数百道，多数没有遭遇亡国；而不知悔悟者，却颇有遭遇亡国的先例。若出于对“亡党亡国”怀有病态的恐惧，乃至讳疾忌医，连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能检讨了，不像是谋求千秋万代的节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主要从事如下工作：
　　
　　1。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2。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3。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己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这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地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和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同上，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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