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什么思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
　　
　　第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首先要尊重公民的话语权。限制了话语权，也就限制了思想；放开了话语权，也就解放了对思想的限制。……没有多种意见的表达，就没有借鉴，谈何解放思想？……
　　
　　第二，要大胆突破人为的理论禁区。理论的突破不是任何个人或组织的特权，而是包括政治家、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人民，谁都可以发声、可以探索。思想无禁区，解放需力度。在理论发展上不能有“维稳”思维。……
　　
　　第三，解放思想要破除权力意志的唯我独尊，同实事求是相结合。……
　　
　　……只有解开并打碎违背历史发展要求的精神枷锁，改革才能继续前行。
　　
　  －－本刊编辑部：解放思想再出发，《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1页
　　
　　公民做什么－－从公民角度读《决定》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承诺：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清除各种隐性壁垒。有人统计过，《决定》中出现了21个“允许”，而且都在经济领域。……
　　
　　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在走向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中，公民可以做什么？
　　
　　第一，在权力监督层面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决定》要求：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并且提出推行新担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
　　
　　……
　　
　　第二，在人大和政协领域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人大将通过建立健全代表联络机构、网络平台等形式，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群众联系。
　　
　　既然人大准备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作为公民，就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既然人大代表准备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作为公民，就应该主动表达各种关切，并且与官方共同探索建立表达关切的制度化渠道。
　　
　　……《决定》承诺，人大准备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重点是预算的支出和政策。
　　
　　……
　　
　　第三，在法律领域积极可为。
　　
　　《决定》承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这些承诺，本身就是对民间长期呼吁的回应。这些承诺的落实，仍然需要民间的持续呼吁和关注。
　　
　　《决定》承诺：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按照八二宪法的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均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请违宪审查，但是，这个条款至今尚未被激活，所以被称为睡美人条款。在未来七年中，违宪行为能否得到追究，违宪审查制度能否确立，公民和公民组织至少可以发挥激活睡美人条款的作用。
　　
　　……
　　
　　《决定》号召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社会监督，承诺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同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进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公开，广泛实行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
　　
　　……
　　
　　第四，在社会管理领域积极可为。
　　
　　《决定》提出：创新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畅通职工表达合理诉求渠道。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吴思：公民做什么：读三中全会《决定》，2014年《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2－5页
　　
　　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四清中抓了三个“反革命集团”－－“四清”夺权探源
　　
　　“张凤琴反革命集团”88名成员中，12人被开除党籍或受到其他处分，11人被定为地主、富农分子或戴上其他帽子，4人被判刑。此外，还株连亲属138人。
　　
　　“姜德玉反革命集团”77名成员中，6人被撤职，18人受到开除党籍或其他党纪处分，3人戴上投机倒把分子帽子，3人被判刑。
　　
　　“张玉仑反革命集团”89名成员中，9人被开除党籍，3人受到党纪处分，1人判刑。
　　
　　小站地区当时参加运动的生产大队干部314名，遭受不同打击迫害的竟达258名，占82.7%。
　　
　　（1964年）10月24日，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副标题是《转发天津市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中央的指示是刘少奇亲自起草，毛泽东签发的。
　　
　　这场浩劫的发生，离不开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特别是离不开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新看法。伴随着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发生了自“反右”、“大跃进”以来的一个重大转变和突破。
　　
　　第一，毛泽东关心的领域已经从经济转向文化，从建设转向政权，从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转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
　　
　　第二，所注重的斗争对象也从党外转移到党内。毛泽东认定出现了一个党内的资产阶级，四清运动的内容渐渐地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和文化领域，最后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与五十年代比较而言，毛泽东进入六十年代后对社会主义“和平长入”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很不乐观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不是一代两代人就可以解决的。”
　　
　　……记得当时只有长期在农村工作、了解张凤琴等人的原南郊区委书记刘晋峰、宣传部长陈喜荣、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等人有不同看法，正因为如此，刘晋峰等被陈伯达视为“反革命集团”上面的靠山。……陈伯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积极活动以及抓“小站经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他在1966年获取“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要职做了铺垫。
　　
　　－－王辉：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19、20、21、22－23页
　　
　　文革中广西临桂县的“群众专政”
　　
　　我所见的“群众专政”大致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最完整，分成三步：1。先开批斗会。发动群众揭发，列举被斗者的罪名，高呼口号“打倒XXX！”一进入高潮，主持人或一名好事者会在台上大喊：“XXX老实不老实？”台下只有唯一的答案：“不老实！”“不老实怎么办？”“枪毙！”这时只要有三五个声音就够了，并不需要在场者举手表决，更没有什么简单多数的判决。2。执行枪决。3。出告示。告示一般由“秀才”执笔，仿照法院判决书，结尾总是：“经人民法院判决”，“经群众表决一致通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大印是没有的，红勾红叉却少不了。这张大字报往墙上一贴，就全部完事了。
　　
　　第二种模式较简化，省略第一步。
　　
　　第三种模式更简化，也更普遍，只剩下处决一步，连罪名也无须劳神罗织。
　　
　　未经历文革大乱的人们，往往对当时的乱杀难以置信，善良而尚具正常思维的人会对这类回忆提出质疑。笔者将这类质疑总结为如下三问，并试作回答。
　　
　　一问：直接将人处死就是“专政”吗？那么当时没有法院、监狱、劳改吗？
　　
　　答：别忘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初公、检、法已被彻底“砸烂”，“群众专政”成为最高法庭。
　　
　　二问：人命关天，难道当时就没有申报审批手续吗？就这么草率处置了吗？
　　
　　答：当时根本不存在审批手续，人们心中完全没有法律的概念，对组织机构也没有敬畏。
　　
　　三问：被处决的人到底犯什么法？犯什么罪？怎么也得拿出证据，有个说法才杀人的吧？
　　
　　答：谁敢跟他们要证据、讨说法？家属来提出还是朋友、同事来提出？至于罪名都是现成的，如国民党残渣余孽，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帮凶爪牙，“妄图颠覆革命政权”，等等，等等。
　　
　　（略去后面的详细案例）
　　
　　－－屈锡信：临桂县的“群众专政”，《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30页
　　
　　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省道县经历了66天的大屠杀，被杀死4519人，被杀绝的117户，道县大屠杀通过各种媒介，已广为人知。当时道县周边地区也大开杀戒，知道的人不多，现作简单介绍。
　　
　　宁远县
　　
　　宁远县1967年8月18日开始杀人。
　　
　　……
　　
　　晓睦塘公社党委书记李远生当时在晓睦塘大队蹲点，听到杀人风声后，立即召集大队干部开会研究杀人问题，……当即分工，全大队按照自然村分为两片，均由支委负责，分头行动。农历八月二十二早晨，以召集地富分子及子女分萝卜田为名，将其骗至预定地点，突然袭击，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家小共68人被推入地窖里活埋。
　　
　　……
　　
　　该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18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共杀1092人（含被迫自杀），全地区排名第二。
　　
　　江华瑶族自治县
　　
　　江华县文革杀人从1967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25日止，历时57天，共杀898人（含被迫自杀）。
　　
　　江永县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开始于1967年8月17日。
　　
　　……
　　
　　江永县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325人（含被迫自杀）。
　　
　　双牌县
　　
　　双牌县文革杀人事件共杀345人（其中被迫自杀48人）。杀人的特点是零星、分散、残忍。
　　
　　新田县
　　
　　新田县文革杀人事件以召开万人大会著称。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动手较晚，但声势浩大，不留死角，从9月8日起到10月18日止，历时40天，全县21个公社全部都杀了人，其中18个公社（包括城关镇）由主要领导（公社书记3人，公社主任4人，武装部长12人）为首策划、部署，组织召开了19场万人大会杀人。那段时间，基本上是杀人就要开会，开会就要杀人。全县共杀786人（其中被迫自杀18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0.35%。
　　
　　冷水滩市、永州市（零陵县）
　　
　　冷水滩市文革杀人事件，除受道县“杀人风”影响外，1967年8月12日的一起刑事案件也起到了某种导火索作用。……各大队开始杀“四类分子”，并迅速地引发全市的杀人事件。
　　
　　永州市文革杀人事件应当说是从富家桥杀开的。……
　　
　　……三天功夫杀了168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蓝山县
　　
　　蓝山县是整个零陵地区开始杀人最晚的县，（1967年）9月10日才开始杀人，整个文革杀人事件中共杀145人。该县杀人的特点是基层干部阶级斗争觉悟高，大队一级自发追查反革命组织，继而杀掉其中的“骨干”。现已查明，全部系假案。
　　
　　祁阳县
　　
　　全县33个公社，其间共杀218人，刑讯逼供致伤致殘1000人。
　　
　　东安县
　　
　　大规模的道县“杀人风”平息八个月后，1968年6月上旬，该县展开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走资派）一清（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县革命委员会统一部署下，全县普遍开展以追查“反共救国军”为中心的三查一清运动，从1968年6有10日到9月13日，95天中，挖出了一个有2258人参加的庞大的“反革命组织”，追查、刑讯中，打死141人，被逼自杀278人，致伤致殘1132人。
　　
　　在追查“反共救国军”过程中，大搞刑讯逼供，实施了36种刑罚，这些刑罚残忍至极。这些县的大屠杀有几个特点：1。屠杀规模空前，残忍无比；2。被杀者为无辜百姓，纯系冤杀；3。屠杀指挥者为基层政权如武装部、革委会（或革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机构；4。阶级斗争是屠杀的指导思想，屠杀前制造谣言，说阶级敌人要杀人等。因而被屠杀者中多是历次政治运动中制造的政治贱民，如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谭合成：文革道县周边大屠杀，《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47－52页
　　
　　论胡耀邦的“人本思想”
　　
　　一、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
　　
　　胡耀邦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敬畏和关爱。……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他所关注的，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体系，甚至连“人”这个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于“人民”、“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些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但它绝对符合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自我标榜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群体。所谓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这种思想，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强调，政策要落实到每一个人，不允许用“多数”或“大多数”这类空泛的言词去搪塞。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光说空话不行。”他的“人民主体”思想，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是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独特体现。
　　
　　二、反对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
　　
　　胡耀邦反对个人崇拜，非常坚决。不仅揭露它的危害，而且提出一些防范措施。在1986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个人崇拜，他开列四大罪状，予以讨伐：“搞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一大教训。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
　　
　　现在，我们国家终身制是没有了，这是一个进步。但“变相终身制”还在，这就是退而不休，垂帘听政，操控高层人事，特别是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指定接班人，就是权力私相授受，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权力。这比我国古代的太子制度、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有这个“变相终身制”在，退下去以后，照样有人吹喇叭，抬轿子，仍然被排在一人之后众人之上，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了，怎么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究竟符合党章，还是符合宪法？不过，我相信，这种格局不可能延续太久。一个文明世界怎么能容忍这等封建遗毒长期存在？
　　
　　个人崇拜、终身制、家长制、一言堂，是专制制度最直接最赤裸裸的表现，其社会历史
　　
　　根源就是封建主义遗毒。胡耀邦坚决主张肃清封建主义遗毒。
　　
　　三、平反冤假错案：人本思想的杰作
　　
　　胡耀邦在位七年，加上此前三年，前后十年，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他的业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件大事。一件是组织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一件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一件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三件大事，件件见证他的人本思想。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第二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直接关系人的命运，这是胡耀邦人本思想的杰作，将永存青史。
　　
　　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令他寝食难安。他说，1957年开始的二十来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弄得到处是冤假错案，人人胆战心惊。没有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他说，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他引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为了替受难者申雪冤情，解除痛苦，他下定决心，敢于担当。他引但丁《神曲》中“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诗句取譬：“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后来，他又引孔子《论语》中的话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又引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勉励所有参与平反工作的人。他自己则抖搂精神，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工作。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78年到198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290万人；到1984年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这些案子牵涉的人，不是几百万，也不是几千万，而是上亿之多。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和指导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这是落实干部政策的第一声春雷。文章提出，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有的领导当天早晨听到文章摘要的广播后却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当天刊登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他不屑一顾，随手扔进垃圾箱，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还有更高层的领导，在接见组织部核心小组成员时说：“这篇文章有错误，在适当的时候要纠正。”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两个凡是”的声势，不准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了冲破他的壁垒，胡耀邦轮流召开省、市组织部门的小型会议，名曰“疑难案例座谈会”，号召“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起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斗争”。他毅然提出“两个不管”以对抗“两个凡是”。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这是何等气魄，何等的责任心！
　　
　　……凡是极“左”路线，都是蔑视人、不顾人死活的，都把非人的东西置于人之上，把人置于非人的东西之下，因而都是违反人性，都是反人类的。
　　
　　四、他的人本思想是去世后被发现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是一个藏量颇丰的宝库，但至今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话语方面的原因。他和我们大家一样，生活在党的话语系统里。他的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这个核心概念，不可能直接了当地加以表达，只能涵盖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这些概念之下。二是身份方面的原因。作为共产党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官，他不能不受到党员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制约。在他的文章、报告、谈话、批示中，特别是在他主持起草或定稿的文件中，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术语出现的频率，不比其他人少。三是在一些问题上，他仍囿于党文化的藩篱。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本思想是不完整、不成体系的，有时还自相矛盾。例如，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最文明”。他这个话是在批评“一提专政就是镇压，一提镇压就是杀、关、管”时说的，本章是希望这个专政文明起来，因而明显的是一个“应然判断”，而不是一个“实然判断”。实际上，只要是专政，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者圣如斯特、马拉和巴贝夫的“革命专政”，都不是文明的。
　　
　　……
　　
　　对许多人来说，胡耀邦是去世后被发现的。这和美国总统林肯的情况颇为相似。马克思在评论林肯时写道：“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死难者倒下去以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胡耀邦也是如此。生前，人们只知道他是“红小鬼”出身，是革命家。去世后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位人本思想者。他力图把共产党官员和人本思想者两种身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这是“自以为可为而为之”。每当两种身份发生矛盾，他都非常为难，非常痛苦。这就陷入了“道德冲突”：党命不可违，人心更不可违。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胡耀邦是一个忠实于信念的人。为了共产主义思想，他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了践行他的人本思想，他不惜扮演悲壮的殉难者的角色。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也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
　　
　　“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后事时，这样说。这是一句非常激愤的话，说明他对身后之事有一种冷峻的思考。对身后之事的思考，就是对生前之事的思考。他不愿意死后和某些人为伍。这种决裂当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某些人决裂，并不是和党、和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决裂。在他看来，这些人违背了党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怎么可以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怎么可以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他认为，他和他们的分歧，本质上是他们和党的宗旨的分歧。他没有错，是他们错了。可以想见，纠缠在这样的思想死结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后那两年多时间，内心该有多么痛苦！
　　
　　在时代交叉点上，扮演悲剧角色，要比扮演喜剧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这个意义上，胡耀邦不仅伟大，而且荣幸：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即将回归人性时代的先知先觉。今天，人们早已不把他当作一位受屈的共产党领导来看待，大家敬仰他，爱戴他，因为他是一个高尚而善良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声望，他的形象，下台后比在位时更高，死后比生前更高。
　　
　　五、可以不做事，但是还要做人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个招待所会见一位作家。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神色凝重，目视前方，轻声地说：“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还要做人。”
　　
　　“还要做人”，四个字，掷地有声，道出了一个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顺境逆境，都坚持“做人”；现在下台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但“还要做人”。在他看来，“做人”是人生头等大事。所谓做人，就是坚持正直、善良、热爱人民、有同情心这样一种道德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原则。
　　
　　胡耀邦一生，有四样宝物与他相伴，帮助他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个革命家，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人，一个悲天悯人的人本思想者。这四件宝物是，出身、经历、读书、思考。
　　
　　胡耀邦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苦孩子。参加革命以后，他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也经历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他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内心不断受到震撼，渐渐地形成了关心人的命运，同情遭遇不幸的人这样一种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不能搞过火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搞稳一点好。他说：“我很小参加革命，当时18岁，被人家诬为AB团，被逼供信，真是举目无亲。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个党内斗争，一个社会斗争，都有深刻的教训。”一次，和来访的客人谈起整人的问题时，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觉悟得比较早。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整人”。他对两种人特别关心和同情：一种是贫苦农民；一种是在政治斗争中被冤屈的人。这和他的出身经历显然有直接关系。
　　
　　出身经历，对于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有这样的身世，还不足以造就他那样的思想品德。这其中，多读书，勤思考，至关重要。
　　
　　胡耀邦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半年初中，被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称作“小知识分子”。但是，他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终于成为一个能诗善文、长于演说的大知识分子。他读马列的书，也读《圣经》，读洋装书，也读线装书，各个知识领域，都尽量涉猎。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是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他也坚持读书。他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靠边站了，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文革中他总结了12个字的读书箴言：“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
　　
　　1987年下台以后，他仍坚持每天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读到第21卷《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厅面前》一书序言时，被两段话深深吸引了，他把它们抄了下来。其中一段说：“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源，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接着他举了文革这件事，末了又说，“对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看得出来，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时刻感到胸中那郁闷的块垒。可惜，没有一本书，可以解开他的心结。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发掘出“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现在，他已经作古，这件事情只能由后人来做了。
　　
　　胡耀邦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学习要独立思考，不用听什么风”。他读马列的书，但不迷信马列。他说：“不能把马列主义看成是迷信的东西、宗教的东西，（否则）很危险呵！”文革结束以后，他在理论方面的勇气和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对几十年来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是中共党内最早起来批判“两个凡是”的人。1977年1月1日，连续两天，他和来访的朋友谈话时，就进行了批判。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的话、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他说，我才不干哪！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文革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口号，多少坑国害民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口号下进行的。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要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搞法西斯专政。对于四人帮的罪孽，他也不纠缠于什么左呀、右呀、形左实右呀，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有“两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论搞乱了；二是恐怖政策，大办两个“工厂”，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这就把他们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专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来了。
　　
　　他对赫鲁晓夫和中共《九评》的看法，也比较客观，不再重复过去的老调。他说：1957年，（毛）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子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不大好，批斯大林也批得不深，但主席开始还是肯定他批斯大林是“揭了盖子”。后来全盘否定赫鲁晓夫，给教条主义，给林彪、康生这些人开了绿灯。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这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粉碎四人帮不过半年，思想理论方面，基本上还是文革时流行的“防修反修”那一套。胡耀邦能这样看待赫鲁晓夫和《九评》，真可谓大智大勇了。
　　
　　1978年9月9日，他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开会，谈到经济问题。他说，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个体农民就是资本主义，那不是说几千年来就是资本主义？我们从1955年开始，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得太高了，以为合作化了，不管内容怎样，就是社会主义。只要是单干，不管内容怎样，就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5年以后，一直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剥夺农民。他明确指出，个体不等于资本主义。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引导的方法。胡耀邦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还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呢。
　　
　　同年初夏，他在和一位来访的客人谈到我们这个民族不自由的生存状态时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张显扬：人本思想和党文化的分歧，《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53－60页
　　
　　“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
　　
　　毛泽东主义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一个低潮后，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其影响又开始与日俱增。“崇毛”派和“反毛”派经常在网上鏖战，民间崇毛派把中国今天的贪官横行、贫富悬殊归之于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对毛泽东的背叛。反毛一派则认为，他建立起来的极端专权体制对现实中的种种罪恶和荒谬负有全部责任。
　　
　　我这里说的毛泽东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理论，它是一个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社会生活的总和，在今天，它更是指那个时代的记忆。
　　
　　……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信奉毛主义的最大群体。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中的一员，作为政治上的领导阶级，他们虽然从来没有发挥过领导作用，但在阶级斗争中，他们处于阶级秩序的上层，是斗争者，斗争地、富、反、坏、右分子。靠不断的斗争，他们感受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政治地位。他们体会不到被斗争者所承受的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苦难，往往认为那是反革命分子的罪有应得。工人阶级的优越感更加明显，他们作为城市工人，在一个农业国家有着广大农民十分羡慕的经济地位。……
　　
　　许多官员信奉的毛主义完全是另一番意义上的毛主义。首先它代表的是政权的法统和正统，可能更加重要的因素，是毛创建的权力体系使他们获得了巨大利益而且将继续获取利益。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权术大师，他的权术不是简单地对宫廷权术的抄袭和继承，而是对过去的决定性超越。他对群众的驾驭和指挥能力，前无古人。满朝文武对他服服帖帖，他们不仅是屈服于毛的绝对权力，也是慑于他的绝对威望。这是一种居高临下、所向披靡的权势，对于视权力为生命的官员，毛泽东的魅力不可抗拒，但他可望而不可即，权力的崇拜者只能自叹不如。
　　
　　……
　　
　　毛主义代表了一种治理和控制社会的方法。毛时代的民众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可能是令某些高层管理者十分神往的境界，是他们膺服毛主义、学习毛主义的强大动机。毛对社会的控制术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政治高压、言论和思想的绝对一律、群众的盲从、群众相互监视和斗争，都是这个工程的组成部分，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相互勾连的立体控制体系，所有这些，今天和以后都无法复制到现实中去。毛泽东建立的社会秩序，虽然在一定时段内保持了某种表面稳定，但这种秩序后潜藏着极大的风险，以致对自己身后如何实现权力交接，是在和平中交接还是在腥风血雨中交接，毛泽东也只能听天由命。
　　
　　用“毛左”来称呼崇毛者并不恰当，对很多人来说，崇毛并不代表他们的政治态度，而只是表示他们的一种情感，即对远去的青春的怀旧。在30年中，毛泽东主义占据了中国人的全部思想，绝大多数人都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喜怒为喜怒。……在无数人的生命里，毛泽东是一种负面存在，但在另外的无数人生命里，毛泽东被视为正面存在，后者对毛泽东仍然怀有景仰之情，但他们不是今天通常所说的“毛左”，说他们是“毛粉”要更加贴切。
　　
　　……
　　
　　今天的各种矛盾的源头很多都可以追溯到不受约束的权力。毛泽东是该体制的创造者，但毛泽东已作古很久，体制依然没有改变，批评毛无助于改变这一切。……以为复活毛主义就能恢复社会公平，同以为彻底否定毛主义就能推动民主一样是不现实的。
　　
　　毛主义对现实的影响，远没有反毛派想象的那样大，没有崇毛派和反毛派在争吵中显示出来的那样大。造成中国社会分裂的不是主义，而是利益，是权力垄断和由此而来的利益掠夺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
　　
　　毛主义不会复活。毛泽东主义随着毛泽东时代成为了历史，如果我们把毛主义当作历史遗产对待，会使我们更加理性。当今的毛主义者顶多只是毛主义不及格的学生。毛主义是一个整体，集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于一体，首领的绝对统治权和官僚集团首领的绝对忠诚是极权治理的必要基础，绝对的领袖魅力和民众对领袖的狂热追随是极权治理的重要保障。在毛之后，上述基础和保障已不再存在，极权治理在中国失去了土壤。……
　　
　　－－黄卧云：“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61－63页
　　
　　民国思潮：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高峰
　　
　　民国是中国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不同的是，春秋战国主要是中国内部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大活跃，而民国则是中国传统文明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大碰撞背景下的思想大活跃。民国，是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无情冲击下，中国封建统治的终结点，也是古老中国分娩新文明的剧痛期。可惜的是，这个转折，这个分娩，没能顺利完成。表面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更复杂更深层的，可能还有文化根性、民族根性层面的原因。
　　
　　……
　　
　　思想、思潮远不等于现实的果子，即使它是对的，是符合文明发展潮流的。国民党虽然在1947年就宣布了行宪，但当时内战正在进行，宪政名不副实。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又继续实行戒严，宪政也是一纸空文。直到30多年后，民国思潮中民主宪政的思辨，才在台湾结了果子。我想这与蒋经国有着国民党大陆政府腐败、崩溃的切肤之痛有关，甚至可以猜测这与蒋介石兵败后的晚年反省也不无关系。台湾的路径，一定会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证明了在中国文化范围乃至黄种人范围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还可能具有火种的作用，只是我们无法预测这个意义能够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得以大力度地具体呈现罢了。
　　
　　－－窦海军：民国思潮：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高峰，《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第76－77页
　　
　　“天鹅绒革命”是什么意思？
　　
　　（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十余天的）席卷全国的抗议风暴，最终冲垮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40年之久的执政地位。
　　
　　……
　　
　　法新社记者在报道中，描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秩序井然，犹如天鹅绒一般温柔”，因此把反对派这种夺权方式称作“天鹅绒革命”。这一用语被各国媒体广泛采用。
　　
　　……他（捷克前外长哈耶克）认为，“捷出现的这场风暴是一场平静、文明的革命。虽然全国几百万人游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但到处秩序井然，连一块玻璃也没有打碎。甚至工人罢工造成的损失自己也抽时间补上。群众主要是对雅克什为首的捷共领导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僵化、专制政策不满。他们不顾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坚决支持苏联对捷的侵略。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抱着对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错误结论不放，由他们领导的捷共已不能代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使他们丧失党心民心。导火线是警察干预11月17日布拉格大学生为纪念捷克大学生反法西斯斗争50周年而举行的游行，这燃起人们心头的怒火，从而在这场全民的风暴中，短短几天内就把雅克什等撵下台了，也使捷共丧失了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
　　
　　哈耶克说，社会主义离不开民主，离不开保障基本人权，这些问题，从“七七宪章”运动建立起，就向当局再三申述，并希望对话。但当局的回答是，只有在审讯时才同我们这些人对话。
　　
　　－－刘天白：目击“天鹅绒革命”，《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83、85、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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