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内部出版物。译者是台湾军事翻译家、战略研究学者纽先锺先生，解放军以简体字形式翻印了这些书籍，纽先锺先生是蒋纬国和萧毅肃的旧部，也是一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在他的著作中若有提及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必须在国父一词前空格表示敬意。

    J．F．C富勒曾是英国皇家陆军少将，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运用坦克作战的艾敏斯会战。他是装甲闪击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上世纪最优秀的战史战略学家之一。他在二战期间没有重返英军的指挥岗位，因为他被视为在思想上倾向纳粹，而德军的高级将领们正是发挥他的理论，使装甲闪击战得以完美的实践，他也在他的作品里毫不掩饰的称道了德军将领们高出盟军同行一筹的军事才华。

    《西世界军事史》是他晚年写成的重量级巨作，以三卷的篇幅叙述西方世界两千多年的战争历史。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抓住历史中的几十次决定性会战，以此为主线索串起整个叙事，在各会战之间则以带有丰富评论的大事填充过渡。

    多年前曾阅读过这本书，去年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重读了这部作品的第三卷，发现即使在目前的形式下，它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比如以下一段。190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所谓和平年代。美外交官怀特访问了英外长巴福尔，两人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巴福尔说：“我们可能要算是呆子，因为德国建造了许多的船只和抢夺了我们的商业后，而我们还找不到一个理由来向德国宣战。”

    怀特回答：“在私生活中，你是一个心灵非常高尚的人。你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在政治上不合乎道义的事情，向一个完全无害的国家宣战。德国不是和英国一样有理由发展她的海军么？假使你想与德国在贸易上竞争，那么你们就应该努力的工作。”

    巴福尔说：“那就是说要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或许对于我们而言，还是发动一场战争比较简单。”

    怀特对此难以接受：“你居然具有这样的思想，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

    巴福尔说：“这是一个是非的问题么？也许只是一个如何保持我们的优势的问题。”

    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前后，中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影响的论战，主题关于那场战争的正义性质，其争论焦点在新左派，有的号称自由主义，看来好不热闹。然而，在看过上面一段话后，我们不难发现，决定一场战争的并非所谓的道义，而是国家利益的战略需要。英主权和人权的孰轻孰重。论战双方有的自命国人深刻的理解这一点。换句话说，科索沃战争的性质也好，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待态度也好，同样是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人家在计算现实的利益，而我们在谈论空洞的理论，所以吃亏的自是不言而喻。中国的学界知识分子应该认清鹅这样一个现实：战略研究不是他们的专长，那是一种不同的知识训练和思维体系，说的难听一些，那是他们不能了解的事。

    几年前，法学界有种声音对经济学界的“捞过界”很是不满，特别是在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上，法理学界称经济学界的一些说法是“鸠占鹊巢”，那些经济学家以法学家的角度来阐述立论，难免有篡改走样之嫌。这或许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毛病。由于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在学科专业上几乎没有什么严格的划分，懂诗词歌赋就能搞政治经济，所以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善于对自己的专攻以外的问题发表大胆的评论。从好的方面理解，这是打破学术围墙、举一反三得了不起之举，但事实上，有时候他们的“创见”不仅缺少实际价值，还可能是根本错误的谬论。其实，国际政治就是一个计这算利益并保持自己优势的简单道理，只有把这个基本原则确定下来，才能去顾及其他。我们的人文学者们要谈论国家的战略方针和外交策略等问题，似乎还需要不惜一下课程。在西方国家，科索沃战争引起的学界争论，要小于中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清楚，那是属于《外交季刊》的论题，而不是什么乡土杂志；那些研究的主角们来自国际政治学院或参谋本部，而不是来自文学和哲学系。

20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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