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是上个世纪一个远去了的乡村职业符号，现在已经消失了的名词。

什么是民办教师？孙子们说：“民办教师就是民办学校的教师。”事实并非像孙子们说的那样。我告诉他们：“民办教师是教书的农民，当农民、种田的老师。但他们是在公办学校教书的。我就当了六年的民办教师。”

说起民办教师，实际上中国民办教师已存在了二千多年了。孔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教师，可谓民办教师的祖师爷。他也挨过饿、受过穷、吃过苦、受过屈，国家从来也没给他发过工资，但都不足以动摇他矢志教育的信念：传道、授业、解惑。一生跋山涉水，栖身破庙旧屋，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为教育竭尽心血，风餐露宿，虽不受当时统治者待见，可历史并未遗忘他。只是他二千年之后的徒孙们继承了他的“清贫”、“谦虚”仍至“卑微”的传统，与“官家”身份的同事们担负着同等艰巨的农村教育的重担，其处境比他老人家更惨。在课堂上他们得尽心尽力挤出自己的奶和血，哺育那些嗷嗷待哺同样缺少营养受饥饿威胁着的孩子。他们不仅自己渴望追求精神生活，同时也在培养下一代对科学文化知识、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他们在放学之后或是难得的星期之日，仍需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当然比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的农民、社员劳动强度要好些。但他们与社会同类同种，是不折不扣新中国的农民。

毛主席说过：“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粮食也够用。”一九五八年北大开批判会，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说中国人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说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于是中国来了个大规模造人运动，直到上山下乡知青也参加了战斗，前后二十年，虽因三年苦日子减少了不少人，但到了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新生代都到了入学年龄。文化革命一起，文化的命也差不多都革掉了，师范院校长期停办，公办教师得不到正常补充，因此造成了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在许多农村小学中，一两百名学生的学校中只有一两名公办教师。为缓解教师奇缺的压力，不得不在农村中选拔出一些初中毕业生，甚至高小生在当地学校担任教师，这些教师就叫做民办教师。第一，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第二他们并不是固定的教师，也不享受教师待遇，说白了，就是没有工资；第三，民办教师大都由生产队或大队每月记二十六天到一个月的工分，和当地政府每月给的四元钱生活补助。其中上山下乡下放到农村的知青有一部分也成为民办教师一员。也许经受我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看我样子也成了地道的农民，估计锻炼的也差不多了，加之修公路被炸掰了一条腿，在学校老师和学区领导的坚持下，我也当上了鱼塘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

鱼塘小学原有三名公办教师，随着学校负责人李老师调离，另一个家庭成份富农，因为思想反动被开除出教师队伍，回家劳动改造去了，剩下的田老先生快六十岁了，面对一百多名学生，不增加教师是不行了，于是学校一下子增加了三名知青又调进了一名公办教师，由下放到老寨队的建生当校长。在整个学区来说鱼塘小学的师资力量还是可以的，建生的父母都是县教育界资深教师，祖植家学渊博，敏而好学，我好歹也是文革前的高中生。

毛主席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也说过“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学毕业生学三年就够。华陀读得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得是几年制？”根据毛主席指示，书不在于读多少，读点就行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干一辈子是主要的。大学大学，就是大家来学，簸箕公社甚至准备到白云山雷公庙那地方办个“雷公大学”，也太雷人了。

虽说鱼塘小学的师资力量不弱，只是那时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并不在乎学生要学到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文化。与其说是的教师，不如说是守牛，社员也叫老师做守牛伢，老师只是守牧者的角色，负责看管将来的守牛伢而已。农村家长的期望就是莫让孩子玩火玩水、打架惹麻烦就行了。学生在学校就是养骨头，等到骨头稍硬些能到生产队挣工分就行了。至于成绩好坏是不重要的，他们也不知道成绩好坏有什么好处和坏处，连老师也不知道。老师们不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吗？不过初为教师的知青们还是不愿愧对自己的职守，想尽办法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热情，包括威胁和利诱，因而之后尚有学生考起中专成了吃皇粮的干部，在那个年月总算难能可贵。不过有的学生天资过于聪明，也让初为人师的知青感到自己无能。有一位同学就是这样，你告诉她这个字叫“我”，她说：“啊！这个字叫‘你’。”你说叫“我！”，她说：“是叫‘你’呀！”。你说这个字才叫“你”！，她说：“我知道了，这个字才叫‘我’！”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的田老先生是解放前村里的私垫先生，他教四年级。一次搞公开教学，公社其它学校老师都来观摩，为了起到示范作用，教的这堂课头天都进行了预演彩排。第二天一上课开讲自然讲得天花乱堕，恰然自得，他自己也感到很有成就感。后小半节课是复习加深印象，课文中有个“无耻纠缠”的成语，他便问“那个同学站起来回答一下？”所有同学都举了手，然后他点名叫刘同学站起来解释一下。刘同学站起来很流利的答道：“无耻纠缠，就是不要脸的女人紧紧抱着男人不放。”一言既出，立刻倾倒无数老师，一个个直喊肚子疼。学区领导拿起田老先生教案一看，果写此成语解释。班上学生彭江驹看到老师们大笑，也不禁放声大笑，实属无视老师尊严，田老先生看了很生气，就要小小的恶罚他一下，叫道：“彭江驹，你笑什么？站起来，用‘只要’和‘就’联起来造一个句子。”彭江驹尴尬地的站起来，想了半天，才回答道：“我嗲只要有肉就吃酒，酒肉真好吃。”令人不禁拍案叫绝。至今我喝酒时，女儿还拿来取笑我：只要有肉就吃酒，酒肉真好吃。彭江驹是寨上烂保董的儿子，和女儿他们同年纪。后来调整了大家所代班级的课程，老先生去教一年级。只是他是老土家族，发言多有与汉语拼音不一样，习惯成自然，让后来接着教的老师为了难，闹出了不少笑话。按老先生教的话说：农民手里牵着“盐”，背上背着“羊”，从他“烟”田过，打火吃杆“秧”。老先生光荣退休后又增添了一名村里回乡青年当了民办教师。之后学校一直是四个民办教师加一个公办老师，开设五个年级，六年级就转到公社中心小学去，学生也一直维持在百人上下，直到我们四个民办教师全部离开为止。

1974、1975那两年教学的中心任务就是听两报一刊传达中央最高指示，天天喊“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林”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按农民的说法是林彪偷了三个鸡跑了，摔死时有温度出了汗。“批孔”也听得多了，还有什么“发家”、“肉家”的，上级指示主要批师道尊严。有一个才子老师写了一首诗让大家学习：‘过去老师上神龛，如今农民比你强，学校搬到田坎上，看你伏行不伏行’，伏行就是认输听话的意思。毛主席也说了：“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湘潭大学就遵照毛主席指示搬到花垣县龙洞卡地，我们去花垣得经过那儿。“批周公”是暗指周总理，又怕全国人民不同意，只好说周公旦，大多数民办教师也不知道周公旦是谁，分不清是公蛋母蛋，反正上面喊你跟着喊就是了。教师们私下也议论：要是连同总理都打倒了，那中国也就完了。知青们议论：林彪讲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也有几分道理。

那时我们民办老师每个月生产队给我们记二十六个劳动日工分，学区每月给我们4元钱生活补贴，学校是没有办公经费的。书籍、黑板、纸张、粉笔、墨水一切开支都靠学校自己想办法解决。尤其每个学期学生上学要交6—8元学杂费，这笔开支也成了农村社员很大的负担，许多家长无力交这笔钱，看着孩子就上不成学，家长急，学校的老师也急。为解决学校经费，每个学校都开展勤工俭学。农村没有更多的经济来源，反正靠山吃山，各生产队各大队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当地的桐木、茶林产出的桐油、茶油变卖成现金。因此一到每年寒露、霜降季节，各学校就布置全体学生去检生产队收捡后散落未捡干净的桐籽、茶籽。学校给每个学生定任务，按年级高低定，一年级定每人交十斤、二年每人交二十斤，以此类推，有的学校定的还更高。完成任务的减免学杂费，超额完成任务的奖励现金、衣物、笔、墨、本子五花八门，很能刺激学生超额完成任务的热情。学校口头上也宣布必须等各生产队收捡了过后才能捡散落的，实际上有许多学生乘生产队还未收捡时就偷偷地收捡了藏在家里，家长也是默许的，反正生产队分多分少无所谓，自己孩子上不成学就是大事，对学校的做法也暗地支持。本公社有个老师号召学生：“儿郎们，你们一年的学杂费就靠这一法事。这回没抓住机会，那就四妹屙尿—过沟了！”你说有越不有趣，这像老师说的话吗？说实话，那几年学校收学生交来的桐籽、茶籽比一个生产队的也少不了多少。之后，乘着放寒假，老师们还得守在油坊里榨油。我差不多年都要到油坊守着看油匠师傅榨上十来天油。然后将桐油送到粮店，得到的现金除了给学生发奖品外，其余的就是学校的办公经费、学生学杂费、书籍费，差不多够一年开支，那时学生读书是不需要什么钱的。榨得茶油除了给公办老师补助一点外剩下的就成了民办老师集体开餐的食用油。那时鱼塘小学还是颇有名气的，在学区各项教学任务完成的并不差，在学区开展的体育运动会上总在前三名，最值得骄傲的是在开展农村成人扫盲工作中还得过省成教办颁发的奖状。

鱼塘的四个民办教师，七九年回城后，一个当了乡镇企业供销公司经理。

一个回城后任民贸二局办公室主任。

一个在鱼塘小学撤销后任公社计生专干，后升任毛沟镇镇长。

我也当了化工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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