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使知青们在极短的时间内从狂热走向了冷静，从愚忠走向了叛逆、极端困苦的生活，极度原始的劳作，极其可怜的收获，逼使知青们正视严峻的现实。信仰消失了，已不再相信那些漂亮的口号。那些仍然高喊口号高调表现的知青们也不过是为了达到招工招干返城的目标。一贯的高压，造成了顺从和麻木，不得已的听话，带来的是人性的扭曲、为人的势利处世的淡漠、为一己私利的冷血无情。这是知青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传达了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消息后我并不觉得特别的意外，只是这么快就证明了郭金龙的预感和游癫子所说的话，我仍然感到震惊。文化革命从开始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打倒彭德怀、贺龙，打倒彭罗陆杨，使我对政治斗争的残酷和无情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小老百姓所受的池鱼之灾比起他们来又算得了什么呢？紧接着批林、批孔、批周公，人民已经麻木了，斗吧！反正再怎么斗，像老糯说的：“不管那个当皇帝，我们老百姓还是老百姓，不会不要人当老百姓吧？”再怎么说，饭还是要吃的，下面的干部还在天天喊“农业学大寨”，只是再怎么说，再怎么无日无夜做，粮食产量没增加，农民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越是这样，出生的人口越来越多，原来我到下寨生产队时人口为64人，在我到下寨的12年间下寨共出生47人。

江武4人，江华4人，我家4人，彭老六4人，江武3人，老嘎3人，江福4人，烂保董3人，老溜2人，三溜2人，老回2人，小麻子3人，友香3人，水友2人，江术2人，江周2人，减去嫁出去的女子，加上接进来的媳妇人口翻了一番。地还是那点地，山也只有那点山，那怕空闲的一寸荒山挖来做了田土，粮食仍然不够吃。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更为贫瘠，越不够吃，各家各户越是拼命的生小孩，说起来也许感到奇怪，劳动力越多，家里粮食越不够吃，相反的生的小孩越多，反而粮食勉强够吃。

年终各大队各生产队都要搞年终决算分配。除去上交大队，上交国家公粮，按人口计算分派应卖的余粮，扣还春荒时所借储备粮，其余的粮食按总人口每人每年预分300斤基本口粮，剩下的粮食就按劳动工分分粮。例如我家，原来两个人劳动，每人可分工分粮300—400斤，加上基本口粮，一人一年六、七百斤毛粮，斗斗巴巴也基本够吃。而现在人口激增，田土没增，粮食也没增加多少，除去每人300斤的基本口粮外，一个劳动力分不到200斤工分粮，你说够吃不够吃？要是一个劳动力加上两个出生不久的或一、两岁的小孩，一年基本上就够吃了，为什么不多生呢？孩子大了吃的狠，那是以后的事，且混过眼前。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也说过人多好办事吗？中国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吗？何况那时除了样板戏和“三大战”电影外根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村里也没有电灯，买煤油也缺钱，不如节约点，吃了晚饭后早早睡觉，睡早了也睡不着，不干那事还能干什么？社员们对生产劳动热情和希望已经丧失殆尽，人民公社像一座巨大的军营，任何人都像生活在军营一样，只能按上面的指示做就行了，你一切都不要去想，上面考虑的已经万分周到了。

有着自己的思想，城市和农村两头无着的知青们在这样的环境中尤显困难和惊惶。于是有了一九七二年一位伟大的知青父亲（李庆霖）冒死写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封信（附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真实具体地反映了他儿子下放后艰苦绝望的生活困境。看来毛主席对知青情况并非毫不知情，不然也不会说：“此类事甚多。”只是他老人家比时忙于国家大事，只是说：“容当统筹解决。”说过后也许就忘了“统筹解决”了。即使如此，此最高指示一经传达使知青们似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盼望着能有“统筹解决”的那一天。虽然“统筹解决”的一事又直搁置下来，但总算有了一个希望。在那时，人只要有了希望，活的再苦再累总觉得有了盼头。我也觉得，广大知青能得到“统筹解决”之时，我的处境也会得到改善。生活还得照常下去。

附：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分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经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1968年的初中毕业生。1969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上山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县山区——获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国家供应的（每月37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的（每月8元钱）除节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维持个人在山区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青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日子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百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期更是能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民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它如日常生活需要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1969年起首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他的生活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见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从上山下乡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度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青另找住所，看来在山区，不仅生活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当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在我们这里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练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优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实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力，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样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自然也就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现实。我不怨天、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的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地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在务农实践中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帝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致倾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1972年12月20日

复信原文：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4月26日

一九七三年，也许在全国范围内反映知青困难情况多起来，出现了太多的知青问题，已严重的影响了上山下乡工作，已不容上面再忽视知青的问题。于是从上到下的开始重视起知青，尤其对女知青重视保护，知青们在农村的处境有了一些改善。

对于我来说，我的处境也逐渐得到改变。尤其是这一年，父亲得到了平反，恢复了他的教师身份，不过认为他思想老旧，又快接近退休年龄，于是让他提前退休，每月领25元退休费，仍然和我们住在一起。游癫子曾说过：“你父亲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员，像他那样的人，能经过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而能平安无事，非有大智慧是不可能平安过来的。”父亲为人谦和，对人亲之爱之，虽阶级斗争那样激烈，但凡认识他和他接触过的人，对他都无半点恶语相加。父亲平反后更赢得寨上人的尊敬和热情，即使精明如二公这样的人与父亲也是倾心如常人，在邻里乡亲们眼中，父亲就是一个与世无争、忠厚慈祥的老人，那怕父亲的敌人对父亲的人品，也心存敬佩，承认父亲是个好人。父亲原所在学区的书记伍福寿，与父不和，为了树立斗争对象曾多次派人暗中监视父亲，欲抓父亲支言片语找出罪证。几年来，毫无所得，不由得不折服，说“老全是好人”。文革中有人要父亲行伪证，说伍福寿贪污挪用公款、强奸女教师。父亲说：“那时我是学区总务主任，每分钱都有帐可查，要说是伍福寿从学区公款中贪污挪用是不可能的。至于强奸女老师，你们应该去问女老师。”决不落井下石，后伍福涛自杀，他的后事还是父亲帮助他妻子、儿子操办的。老教师洪克仁、易子希因蒙冤犯事被公安部门捉去，父亲不怕受牵连，坚持公事公办，将他们应得的工资和留下的东西物品如数交给他们的家人。有父亲的帮助，我的家庭在经济上得到了父亲的帮助有了部分改善，在社员眼中，我家的生活明显的比他们要好一些了。我思想上也轻松了许多，和队里干部的关系得到了改善，承认了我在生产队里的社员地位，没有了刻意的打压，让我有了一种平常人的感觉。父亲说：“夹着尾巴做人，并不是你的无能；尽力做事，是做人应尽的本份。多站在别人立场考虑如何对待自己，你就少了一些怨恨，多了一份了解。”即使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心情舒畅些，日子似乎也好过些，虽然劳苦依旧，只是社员个个都如此，也没有什么可以多抱怨的。

田冲河、鱼塘河（都是小溪）的交汇处河面加宽，枯水期，水面不过丈余，人们涉水而过，或架上几个跳岩过去，涨水之时，两溪水势湍急，一不小心就有生命危险。两河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冲积田坝，是整个公社富遮之地，也是公社驻地。据老人们说，几十年前，河上有一座石桥，有一年出蛟，石桥被水整座冲走，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尤其在冰冷的冬天，有时都要趟水过河，很不方便。公社于是计划在这儿修一座石桥。桥是由县公路局设计的，具体负责设计的是我的一位堂弟（运江）和一位姓谢的技术员。我堂弟高中毕业后有幸未上山下乡，开始分到养路工班，通过自己努力，当了技术员，后成了工程师。由于建石拱桥，公社从各个生产队抽调强劳力，然后到两岔大队开山取石，会点岩工匠活的负责将岩石钻成方形的或长方形的条石，其余的负责将石块抬到建桥工地，那时连小拖拉机都没有，全用人力运输，石块大的有一千多斤，小的也有五六百斤，路很窄，又是上坡下坎的小路，人少了是抬不动，只能采取像抬八人大桥的法子抬，一般力气小的看到都害怕，尤其抬前面的桩子要稳，身上压着平均一两百斤重的担子，不幸跌倒，可能危及生命。抽调的人中也有我们下放的知青，我也在其中。许多农村青年是看不起知青的，一般知青力气小怕苦，这样危险的重体力活确实不能胜任，因此做工时躲躲闪闪，缩手缩脚，抬大件量更不敢靠近，大家也能理解，究尽是从城市来的，没参加这么重体力又危险的工作，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不过我从来不耍奸、不偷懒，大家对我还是佩服的，只要抬大件石头都会邀我参加，在同龄青年中我体质虽说不算顶头，但绝不算差，尤其我经过多年锻炼，参加过各种重体力劳动，经验要比一般人丰富。民工遇到困难时都愿意和我商量，我的人缘特好，整个公社和我差不多大的青年大多认识我，许多人都和我成了朋友，尤其本大队的青年事事都愿意和我在一起，工作中我从不让别人吃亏，尤其出现危险时，我总能及时想出办法化解，很多人都和我成了知心弟兄。

也有个别的农村青年自认为出身贫下中农是天王老子谁也不敢惹，尤其对知青怀有成见。民主大队原来的政治空气浓厚，搞阶级斗争扎实，那种视知青为管制对象的思想根深蒂固，有个叫老七的青年，时时以知青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借口，时时找知青寻衅闹事，动不动就辱骂知青，甚至动手打人，对于这样的流氓，知青们甚为气愤，我曾好言劝他“知青到农村来是响应毛主席号召下来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假，但不是接受像你这样的人教育，现在你还要打击知青，共产党也不会答应。”但他置若罔闻，仍我行我素。对于这样的家伙，我知道只有以暴制暴才是最有效的，他只想信拳头。一次他又欺侮一个知青，他们急忙叫我过去，我故意激怒他，边揭他的丑边讽刺他，惹得旁人哈哈大笑，他老羞成怒，扑过来打我，他以为我是知青，不会打架，我要得就是他先动手，看到他狠命扑来，我转到他后面，等他转过来时，我早横起一只脚将他伴倒在地，用膝盖顶住他肚子，狠狠地揍了他几拳又煽了他两耳光。告诉他：“以后离知青远点，再欺侮知青，老子听到一回打一回。你不服气，老子让你起来，我们再打。”我放开他，他虽然站起来仍然不服气，但他只是外强中干，根本不敢动手，旁边看热闹的都觉得有趣，说：“老七今天屙屎碰到尖尖岩了。”

抬大件的岩石时，四根木杠，前后各四人，由于靠近石头的四人危险性最大，上坡下坎时，一出意外，受伤的总是靠近石头的人，不是断手就是断脚，因此大家议定都是轮换位置抬。一次他抬后面靠近石头那一头，他为人平时刁钻坏，别人都不愿意和他共一根杠子，我只好与他抬一根杠子了，我在他后面那一头。当八个人上了肩，开步走时，都非得用尽全身之力，那个力气大，肯定占便宜，尤其抬后面那一头的，上坡下坎时，他不照顾你，可能几百斤的重量就压在你一个人的肩上，受内伤是经常事。你要是扛不住放了杠子，一千多斤的石头滚上来压住你不死都难。那次恰巧遇到这种情况，上坡时，他受不住杠子一滑压在他的腰上，只听得他“哎呀”一声，大家都停下脚步，眼看一会儿他直不起腰来就会被压趴在地上。但这时谁都要先稳住自己，石头太重在斜坡上又放不得，一放，石头就会滚下来，压住后面的人，当然最先是他，他已经面色惨白，豆大的汗珠铺满脸上。抬岩时，有经验的人都会带一根齐肩高Y型的木棍，我们叫“打杵”，在换肩时可以叉住自己抬的木杠，替自己承受一下压力。看到他这种情况，虽说我平时很恨他，我不帮他也天经地义，但自己的良心让我过不去。我急忙叫大家稳住不要动，我用“打杵”叉住我抬的杠子，叫旁边的人伸出一支手撑住。然后我插身拱到他身边，用力抬起他的杠子。这时稍有疏忽或力气不够，两人都有可能丧身在岩石之下；也有可能他害怕了，丢了杠子，这样我就要代他受害了。但这时我也想不了这么多，奋力将他拉起来，接过他的杠子，然后叫他到我后面去，两人换了位置，要他坚持一下上了这一步，大家都安全了。好在有惊脱险，他也咬牙坚持住了，上了坡到了平地，大家放下石头，终于都松了一口气。这事之后，他对我十分敬佩，视我为救命恩人，也化解了我们之间的恩怨，他姓向，竟然按乡下习俗叫我做姐夫，我平白得了一个大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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