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的口号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被颠倒的问题给纠正了过来、很多被淹没的、遗忘的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记忆。比如，清末因为国力孱弱、外族欺侮，为吸收西方文化引起的打倒孔家店（政府腐败而将板子打在了国民身上）；比如，解放后因为思想混乱将宗教和迷信联系在一起批判宗教，将封建和迷信联系在一起，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给全盘否定；比如，大跃进、一打三反、文化大革命；比如大义灭亲、故意忽略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作用等等。
我们说，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任何反常识、反规律、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做法都难以持久，对国家和家庭、个人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开始认识到尊重科学、尊重习惯、尊重规律、尊重人性的重要性，都知道建设和谐社会是明智之举，但要在短时期内将过去上百年颠倒的是非一下子纠正过来，殊非易事。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多我们见怪不怪、似是而非的观念、问题需要我们去纠正、去解决。只要我们留心，抱着对社会负责、对真理真相负责的态度，认真求证，也许真相就在我们自己手中。
试举几例。
第一个例子是反科学。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后国人听到东方红乐曲的报道——我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这颗卫星重173公斤，多面球体。绕地球椭圆形轨道运行，近距离地球轨道440公里，远的2400公里。卫星升空后发出东方红乐曲声，全国很多地方的人们都能听到。当时的媒体都做过报道，有文章、图片、漫画为证。
我们知道，民航飞机一般飞行高度在8000米也就是8公里左右，至少有两个涡轮发动机。如果在寂静的田野，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高度比民航飞机高一千米左右，从地面上我们只能看到飞机后边长长的蒸汽白线，听不到它的声音。而飞机引擎的声音，无论是民航还是战斗机，在地面上都是震耳欲聋的。对比一下飞机的声音，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听到来自卫星的东方红乐曲，卫星上需要安装多大的喇叭！而东方红卫星总质量是170公斤。
如果说这样的对比太过于感性的话，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去求证。我们知道，光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声音是340米，东方红卫星在太空中绕地球一周需要110分钟。如果远地轨道和近地轨道之间取一个中间值，将东方红卫星距离地面平均算作1000公里，我们从看到卫星到听见它播放的音乐需要将近3000秒，也就是50分钟。如果将这一距离换算成水平距离，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声音足够大，站在平顶山山顶上吆喝一声，另一个人站在上海东方明珠塔顶，需要50分钟后才能听到。卫星在距离地球1000公里的高度110分钟绕地球转一圈，距离是46300公里，平均每分钟飞行420公里，每小时25000公里，50分钟会走过21000公里，即整整跑过十个时差的距离。我们知道，地球一共二十四个时差，也就是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再换句话说，假如我们真能从我国国土上某个地方看到东方红卫星，还能听到卫星上传来的声音，我们眼光看到卫星的时间忽略不计，从我们看到卫星到听见它发出的声音，这时候卫星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地球！回忆一下我们在铁路附近听到飞驰而过的火车的汽笛声，本来是一道腔的鸣笛，火车经过之前与之后被割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声音。这时候火车的速度是两百公里左右。如果将此速度放大到每小时25000公里呢？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气候。如此宣传是政治的需要。
第二个例子是反常识
我们知道，新闻工作者分两类，记者和编辑。记者的工作是采访，采访就是摆事实，将听到的、看到的完整地以文字、图片等形式记录下来。编辑是对记者的稿件进行编排，对事件进行评论，是讲道理。两者的工作互不交叉。其道理正如同一场比赛，不能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违反诸如此类常识的事情。
记者常犯的错误之一是越过摆事实的权限，自己去讲道理、做评价。如：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穆青、周原的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记者介绍的是县委书记焦裕禄，工作勤奋、业绩感人。但记者仅仅是采访过了焦裕禄，全国那么多的县委书记，是不是还有像焦裕禄一样的先进，甚至比他的事迹还典型的？不知道。至于是不是全国县委书记的榜样，记者无需也无权去界定，读者自有评判。
2013年9月27日河南日报发表朱夏炎、王钢的文章《中国村魂史来贺》——标题很明显是沿袭上篇的模式。作为全国农村基层干部的常青树，说史来贺是刘庄村魂，无愧。因为村里人就是这样认为的；甚至说村魂史来贺也过得去，因为史来贺在周边村子里也有这样的威望。但说是中国所有村庄的村魂，刘庄村的村民无权下此定论，记者也仍然没有这么大的权利。有人说，记者没有这样的权利，作为编辑，总可以这样说吧？不错，编辑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但也只限于在编者按、编后、评论中。将编辑的评价以标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标题后面署名是记者，编辑就有越俎代庖的嫌疑。
上述两例作为知名记者，之所以犯如此常识性错误，我们认为，不是不知，而是有意为之，为了通过报道典型，拔高人物典型的评价，给自己的文章做一个高等级的鉴定。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诞生于文革开始，那个特殊年代更喜欢以政治取代专业的话，后一篇文章完全有理由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
第三个例子是反规律。
2012年国庆长假，央视策划的一个栏目《你幸福吗？》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访谈对象的回答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是：记者问：你幸福吗？对方反问记者“姓什么？（一位环卫工）”、“我姓曾（一位曾姓老人）”、“我七十二了（一位拾荒老人）”、“我不知道（作家莫言）”、“幸福就是干活呗（环卫工）”等等。十八大召开前夕，本意是通过受访对象的口表明过去十年生活发生的变化、党的惠民政策的英明，歌颂改革开放成就的，结果这一策划却成了网民调侃的话题，这恐怕是策划者始料未及的。
笔者认为，“你幸福吗？”策划失误有二。
一，我们常说，幸福是比较级，是不断变化的。一个人是否幸福，建立在与过去、与他人、与社会的比较上。也就是说，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地震中的劫后余生者，尽管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但相比于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他是幸福的；同是遭遇车祸，丢掉一根指头的和失去性命的人对比他是幸福的；刚刚找到一份工作的人和仍在到处求职的人相比是幸福的；一位本来期冀从科级升为处级的人目的没有实现，他觉得不幸福；年薪百万的金领可能因为一时丢了十块钱觉得不幸福。所以，要回答是否幸福，就必须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有感觉。
二，我们知道，记者要让公众针对某一问题坦陈心迹，最靠谱的就是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知道你是可信赖的、值得倾心倾诉的。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本来正在赶路或者闲逛，猛不丁地一个话筒戳到跟前，镜头地对着自己，要自己对一个公众话题发表评论，但凡有点自我保护意识，都会选择回避不回答，或者顺着记者的提示溢美两句，要让公众说真话，公开采访远不如暗访见成效。
第四个例子是反人类。
大义灭亲这个词都不陌生，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儿子控诉老子，夫妻相互揭发，常常被当做大义灭亲的典型。但了解了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就知道我们历史上一直是提倡亲亲相隐的，也就是家人之间有了错，是要互相包容包庇的。只有具备充分的包容心，有了足够的孝悌心，这个人才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不和不孝敬父母的人交朋友也是这个道理——对养育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指望对朋友两肋插刀那是妄想。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家族文化，它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一样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根本。大义灭亲的提法将人类最深处隐藏的人性的恶给挖掘出来，然后予以光大，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生存环境，说其十恶不赦一点都不为过。好在，近年，我们从法律上开始给亲亲相隐之类的人性理念以合法的地位。
2014年1月22日
我们说，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有其固定的规律，任何反常识、反规律、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做法都难以持久，对国家和家庭、个人都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开始认识到尊重科学、尊重习惯、尊重规律、尊重人性的重要性，都知道建设和谐社会是明智之举，但要在短时期内将过去上百年颠倒的是非一下子纠正过来，殊非易事。现实生活中，仍有很多我们见怪不怪、似是而非的观念、问题需要我们去纠正、去解决。只要我们留心，抱着对社会负责、对真理真相负责的态度，认真求证，也许真相就在我们自己手中。
试举几例。
第一个例子是反科学。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后国人听到东方红乐曲的报道——我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这颗卫星重173公斤，多面球体。绕地球椭圆形轨道运行，近距离地球轨道440公里，远的2400公里。卫星升空后发出东方红乐曲声，全国很多地方的人们都能听到。当时的媒体都做过报道，有文章、图片、漫画为证。
我们知道，民航飞机一般飞行高度在8000米也就是8公里左右，至少有两个涡轮发动机。如果在寂静的田野，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声音。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高度比民航飞机高一千米左右，从地面上我们只能看到飞机后边长长的蒸汽白线，听不到它的声音。而飞机引擎的声音，无论是民航还是战斗机，在地面上都是震耳欲聋的。对比一下飞机的声音，可以想象如果我们要听到来自卫星的东方红乐曲，卫星上需要安装多大的喇叭！而东方红卫星总质量是170公斤。
如果说这样的对比太过于感性的话，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去求证。我们知道，光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声音是340米，东方红卫星在太空中绕地球一周需要110分钟。如果远地轨道和近地轨道之间取一个中间值，将东方红卫星距离地面平均算作1000公里，我们从看到卫星到听见它播放的音乐需要将近3000秒，也就是50分钟。如果将这一距离换算成水平距离，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声音足够大，站在平顶山山顶上吆喝一声，另一个人站在上海东方明珠塔顶，需要50分钟后才能听到。卫星在距离地球1000公里的高度110分钟绕地球转一圈，距离是46300公里，平均每分钟飞行420公里，每小时25000公里，50分钟会走过21000公里，即整整跑过十个时差的距离。我们知道，地球一共二十四个时差，也就是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再换句话说，假如我们真能从我国国土上某个地方看到东方红卫星，还能听到卫星上传来的声音，我们眼光看到卫星的时间忽略不计，从我们看到卫星到听见它发出的声音，这时候卫星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地球！回忆一下我们在铁路附近听到飞驰而过的火车的汽笛声，本来是一道腔的鸣笛，火车经过之前与之后被割裂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声音。这时候火车的速度是两百公里左右。如果将此速度放大到每小时25000公里呢？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气候。如此宣传是政治的需要。
第二个例子是反常识
我们知道，新闻工作者分两类，记者和编辑。记者的工作是采访，采访就是摆事实，将听到的、看到的完整地以文字、图片等形式记录下来。编辑是对记者的稿件进行编排，对事件进行评论，是讲道理。两者的工作互不交叉。其道理正如同一场比赛，不能一个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违反诸如此类常识的事情。
记者常犯的错误之一是越过摆事实的权限，自己去讲道理、做评价。如：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穆青、周原的文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记者介绍的是县委书记焦裕禄，工作勤奋、业绩感人。但记者仅仅是采访过了焦裕禄，全国那么多的县委书记，是不是还有像焦裕禄一样的先进，甚至比他的事迹还典型的？不知道。至于是不是全国县委书记的榜样，记者无需也无权去界定，读者自有评判。
2013年9月27日河南日报发表朱夏炎、王钢的文章《中国村魂史来贺》——标题很明显是沿袭上篇的模式。作为全国农村基层干部的常青树，说史来贺是刘庄村魂，无愧。因为村里人就是这样认为的；甚至说村魂史来贺也过得去，因为史来贺在周边村子里也有这样的威望。但说是中国所有村庄的村魂，刘庄村的村民无权下此定论，记者也仍然没有这么大的权利。有人说，记者没有这样的权利，作为编辑，总可以这样说吧？不错，编辑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但也只限于在编者按、编后、评论中。将编辑的评价以标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标题后面署名是记者，编辑就有越俎代庖的嫌疑。
上述两例作为知名记者，之所以犯如此常识性错误，我们认为，不是不知，而是有意为之，为了通过报道典型，拔高人物典型的评价，给自己的文章做一个高等级的鉴定。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诞生于文革开始，那个特殊年代更喜欢以政治取代专业的话，后一篇文章完全有理由避免这样的错误发生。
第三个例子是反规律。
2012年国庆长假，央视策划的一个栏目《你幸福吗？》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访谈对象的回答五花八门，比较典型的是：记者问：你幸福吗？对方反问记者“姓什么？（一位环卫工）”、“我姓曾（一位曾姓老人）”、“我七十二了（一位拾荒老人）”、“我不知道（作家莫言）”、“幸福就是干活呗（环卫工）”等等。十八大召开前夕，本意是通过受访对象的口表明过去十年生活发生的变化、党的惠民政策的英明，歌颂改革开放成就的，结果这一策划却成了网民调侃的话题，这恐怕是策划者始料未及的。
笔者认为，“你幸福吗？”策划失误有二。
一，我们常说，幸福是比较级，是不断变化的。一个人是否幸福，建立在与过去、与他人、与社会的比较上。也就是说，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地震中的劫后余生者，尽管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但相比于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他是幸福的；同是遭遇车祸，丢掉一根指头的和失去性命的人对比他是幸福的；刚刚找到一份工作的人和仍在到处求职的人相比是幸福的；一位本来期冀从科级升为处级的人目的没有实现，他觉得不幸福；年薪百万的金领可能因为一时丢了十块钱觉得不幸福。所以，要回答是否幸福，就必须有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有感觉。
二，我们知道，记者要让公众针对某一问题坦陈心迹，最靠谱的就是和他们交朋友，让他们知道你是可信赖的、值得倾心倾诉的。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本来正在赶路或者闲逛，猛不丁地一个话筒戳到跟前，镜头地对着自己，要自己对一个公众话题发表评论，但凡有点自我保护意识，都会选择回避不回答，或者顺着记者的提示溢美两句，要让公众说真话，公开采访远不如暗访见成效。
第四个例子是反人类。
大义灭亲这个词都不陌生，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儿子控诉老子，夫妻相互揭发，常常被当做大义灭亲的典型。但了解了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史，就知道我们历史上一直是提倡亲亲相隐的，也就是家人之间有了错，是要互相包容包庇的。只有具备充分的包容心，有了足够的孝悌心，这个人才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不和不孝敬父母的人交朋友也是这个道理——对养育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指望对朋友两肋插刀那是妄想。两千年的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家族文化，它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一样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根本。大义灭亲的提法将人类最深处隐藏的人性的恶给挖掘出来，然后予以光大，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生存环境，说其十恶不赦一点都不为过。好在，近年，我们从法律上开始给亲亲相隐之类的人性理念以合法的地位。
2014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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