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前年吧，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说是央视知名主持人倪萍获得了“中华铁脊梁”奖，遭到了网友们的吐槽云云。当时就在想，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名垂青史者繁如星辰，但能当得起“中华脊梁”的却寥若晨星。文天祥算一个，陈玄奘算一个，孙中山算一个，别的却实在想不出来。鲁迅，虽然被毛主席称为“骨头最硬的人”，但要称“脊梁”，还差那么一点。因为毛主席称赞鲁迅，有他自己的目的：鲁迅经常撰文攻击国民党，而毛主席正与国民党为敌，所以毛主席称赞鲁迅的话就不足为据了。我认为能称得上“中华脊梁”的人，必须心系黎民，笃定信念，历尽艰险，无私奉献，九死一生也能保持铮铮铁骨。倪萍不过是做了几年主持，混了个政协委员，何德何能获此殊荣？况且她老人家的“名言”是：“我爱国，我不添乱，从不投反对或弃权票”。奴颜媚骨，毫无原则，这叫“爱国”？也就难怪有网友说她不应该拿“铁脊梁奖”，她应该拿“戳脊梁奖”了。
此事自始至终像一个笑话，更像一个讽刺，不过事后倒让我想起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古代就不说了，当今社会有没有能称得上“中华脊梁”的人呢？思来想去之后，觉得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不过他们都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社会名流，除了他们身边的人，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很少，能理解并且记住他们的就几乎没有人了。金钱社会，财富占有的多寡成了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所以从当代人们的价值观看来，他们穷困迂腐，可怜可笑，不足为效。但正是这样一群人，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我的堂姐夫章林发老师。
说他是老师，因为在我上小学时他教六年级语文，不过我上六年级时他刚好调到另一所学校了，所以他其实没有教过我。记得当时还有点庆幸，心想总算不用天天面对他了。因为我从小有点怕他，我们那时的学生跟现在不同，普遍怕老师。而且我也从未叫过他“老师”，我父亲的哥哥，我们叫“二爹”，他是我二爹家的大女婿，因为在本家排行老三，我一直是叫他“三哥”。在他给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个帅气爽朗的中年教师的形象，儒雅而乐观，似乎从来没有什么烦恼。那时我们家里穷，觉得他是个教书的，家里肯定宽裕，父亲交不起我和哥哥的学费时就向他借，他总是慷慨解囊，从未显示出丝毫的为难。其实父亲知道他们家要供四个孩子上学，压力只会更大，但为了我和哥哥上学，实在是没有办法。一直到我出来打工了，才把五年前借的一千五百元钱还给他。记得当时三哥在我家做客，依然是爽朗乐观的样子。父亲拿钱还他，说：“你们家两个孩子上大学，两个上高中，拖了这么久，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三哥哈哈一笑，说：“看看小爹说那算个啥子哟！”一千五百元在现在对一些小资不过是一顿饭钱，但在当时我们两家却无异于一笔巨款。一般人借钱给亲友，总要显得十分为难，好让对方欠自己更多一点人情。而三哥自己负债累累，借钱给别人，还生怕对方心中歉疚。自己本身生活已经不堪重负，仍能保持乐观。我们受他感染，也觉得“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而且觉得这么久没还钱也没对他造成困扰，心中稍感安慰。
记得儿时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罢，暑假我到三哥家帮忙种秋。他们家在一个小山沟里，全村章姓居多，所以村名叫“章家洼”。我们村好歹还有条公路能通车，他们村却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单车都没法骑的。因为他是老师，我一直对他有点敬畏感，生怕受到他的斥责，可在他家住了十几天，他一直和颜悦色，只鼓励，不批评，从未让我感受到老师的威严。受他的言传身教，他家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有良好的教养。二儿子天资聪颖，比我小几岁，看起来很腼腆，却和我最相投契，闲时便拿他家的相册给我看。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三哥站在一个大石头前，双臂抱胸，长身而立，眉清目朗，伟岸挺拔，浩然一股正气。在他家住了短短十几天，潜移默化中觉得受益菲浅：不再心浮气燥，一味贪玩，回家大人也说我懂事了不少。可惜那时太小，如果再大几岁，估计会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吧。
因为只在小时候和三哥有过接触，又在小学六年级时错失了受教的机会，拼命回忆也只有一些残破的碎片。来深圳后更是相隔千里，陆续听到一些他的消息：说他到县城里教书了，我大姐也在县里一家大酒店做洗碗阿姨；说他二儿子名牌大学毕业后在中石油上班，三儿子也考上名牌大学；说教育局看他供四个孩子上大学，疑心他贪污，查了半个月帐，却查不出任何问题；说他还在城里买了房，把我二爹也从老家接去住。几乎都是好的消息，我得知后也倍感欣慰，觉得老天有眼，好人终有好报。不想在前年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他患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他坚持不让家里借钱医治，未过月余便撒手人寰了，终年不到四十岁－－－－
两年前二姐从家里来深圳帮我，闲谈中提起三哥，二姐说他过日子太省了，电饭锅一冒烟就把电关了，用热气把米饭焖熟。一般人听了都觉得三哥节约到了可笑的地步，我听了却感到一阵心酸：做个米饭尚且如此，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这也难怪，供四个孩子上大学，又在县里买房子，就靠他那点微薄的薪水如何能够？平生正直无私，要他去做违背良心，营私肥己的事是完全不可能的。自己是过惯苦日子的，看到可怜的人还要尽力去帮一把，平时不节省怎么能行？我相信他的病也绝不会是突发之症，但他一直默默忍受，除了他自己，估计我大姐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天性乐观，从未有人发现他生病，直到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时人们还在说“没想到他会得了个癌症”。生了病只能自己默默抗着，就算有钱也舍不得去买药，终于拖成了癌症，又怕给家人留下拖累坚持不去借钱治疗，终于像一支蜡烛一样燃尽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其实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式的人物，但绝不是像倪萍那样的沽名钓誉之辈。中国的能有希望，只能靠像三哥这样“蜡烛式”的人物，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积极乐观，无私奉献。只可惜他们从来都不为名，不图利，更不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知道他们的人很少，能理解并且记住他们的就更少了。像三哥这样的人，即便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也一定不在少数。这样的人多，国家便能进步，民族就能发展；这样的人少，社会就会动荡，矛盾就会激化。反观那些社会名流，吮脂吸髓，锦衣玉食，沽名钓誉，恬不知耻。况且“中华铁脊梁”奖是能够随便颁发的吗？先不说有没有人敢接受，评奖者和授奖者又是谁给你们的权力，有多大权威性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我只希望那帮既得利益者不要再往自己脸上贴金，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此事自始至终像一个笑话，更像一个讽刺，不过事后倒让我想起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古代就不说了，当今社会有没有能称得上“中华脊梁”的人呢？思来想去之后，觉得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不过他们都不是达官显贵，也不是社会名流，除了他们身边的人，知道他们名字的人很少，能理解并且记住他们的就几乎没有人了。金钱社会，财富占有的多寡成了衡量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所以从当代人们的价值观看来，他们穷困迂腐，可怜可笑，不足为效。但正是这样一群人，默默奉献，任劳任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人来，就是我的堂姐夫章林发老师。
说他是老师，因为在我上小学时他教六年级语文，不过我上六年级时他刚好调到另一所学校了，所以他其实没有教过我。记得当时还有点庆幸，心想总算不用天天面对他了。因为我从小有点怕他，我们那时的学生跟现在不同，普遍怕老师。而且我也从未叫过他“老师”，我父亲的哥哥，我们叫“二爹”，他是我二爹家的大女婿，因为在本家排行老三，我一直是叫他“三哥”。在他给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个帅气爽朗的中年教师的形象，儒雅而乐观，似乎从来没有什么烦恼。那时我们家里穷，觉得他是个教书的，家里肯定宽裕，父亲交不起我和哥哥的学费时就向他借，他总是慷慨解囊，从未显示出丝毫的为难。其实父亲知道他们家要供四个孩子上学，压力只会更大，但为了我和哥哥上学，实在是没有办法。一直到我出来打工了，才把五年前借的一千五百元钱还给他。记得当时三哥在我家做客，依然是爽朗乐观的样子。父亲拿钱还他，说：“你们家两个孩子上大学，两个上高中，拖了这么久，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三哥哈哈一笑，说：“看看小爹说那算个啥子哟！”一千五百元在现在对一些小资不过是一顿饭钱，但在当时我们两家却无异于一笔巨款。一般人借钱给亲友，总要显得十分为难，好让对方欠自己更多一点人情。而三哥自己负债累累，借钱给别人，还生怕对方心中歉疚。自己本身生活已经不堪重负，仍能保持乐观。我们受他感染，也觉得“人生就没有过不去的坎”，而且觉得这么久没还钱也没对他造成困扰，心中稍感安慰。
记得儿时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罢，暑假我到三哥家帮忙种秋。他们家在一个小山沟里，全村章姓居多，所以村名叫“章家洼”。我们村好歹还有条公路能通车，他们村却只有一条蜿蜒崎岖的羊肠小道，单车都没法骑的。因为他是老师，我一直对他有点敬畏感，生怕受到他的斥责，可在他家住了十几天，他一直和颜悦色，只鼓励，不批评，从未让我感受到老师的威严。受他的言传身教，他家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有良好的教养。二儿子天资聪颖，比我小几岁，看起来很腼腆，却和我最相投契，闲时便拿他家的相册给我看。有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三哥站在一个大石头前，双臂抱胸，长身而立，眉清目朗，伟岸挺拔，浩然一股正气。在他家住了短短十几天，潜移默化中觉得受益菲浅：不再心浮气燥，一味贪玩，回家大人也说我懂事了不少。可惜那时太小，如果再大几岁，估计会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吧。
因为只在小时候和三哥有过接触，又在小学六年级时错失了受教的机会，拼命回忆也只有一些残破的碎片。来深圳后更是相隔千里，陆续听到一些他的消息：说他到县城里教书了，我大姐也在县里一家大酒店做洗碗阿姨；说他二儿子名牌大学毕业后在中石油上班，三儿子也考上名牌大学；说教育局看他供四个孩子上大学，疑心他贪污，查了半个月帐，却查不出任何问题；说他还在城里买了房，把我二爹也从老家接去住。几乎都是好的消息，我得知后也倍感欣慰，觉得老天有眼，好人终有好报。不想在前年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他患了癌症，发现时已是晚期，他坚持不让家里借钱医治，未过月余便撒手人寰了，终年不到四十岁－－－－
两年前二姐从家里来深圳帮我，闲谈中提起三哥，二姐说他过日子太省了，电饭锅一冒烟就把电关了，用热气把米饭焖熟。一般人听了都觉得三哥节约到了可笑的地步，我听了却感到一阵心酸：做个米饭尚且如此，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这也难怪，供四个孩子上大学，又在县里买房子，就靠他那点微薄的薪水如何能够？平生正直无私，要他去做违背良心，营私肥己的事是完全不可能的。自己是过惯苦日子的，看到可怜的人还要尽力去帮一把，平时不节省怎么能行？我相信他的病也绝不会是突发之症，但他一直默默忍受，除了他自己，估计我大姐都是不知道的。因为天性乐观，从未有人发现他生病，直到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时人们还在说“没想到他会得了个癌症”。生了病只能自己默默抗着，就算有钱也舍不得去买药，终于拖成了癌症，又怕给家人留下拖累坚持不去借钱治疗，终于像一支蜡烛一样燃尽了生命的最后一息！
其实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式的人物，但绝不是像倪萍那样的沽名钓誉之辈。中国的能有希望，只能靠像三哥这样“蜡烛式”的人物，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积极乐观，无私奉献。只可惜他们从来都不为名，不图利，更不会在史书上有所记载，知道他们的人很少，能理解并且记住他们的就更少了。像三哥这样的人，即便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也一定不在少数。这样的人多，国家便能进步，民族就能发展；这样的人少，社会就会动荡，矛盾就会激化。反观那些社会名流，吮脂吸髓，锦衣玉食，沽名钓誉，恬不知耻。况且“中华铁脊梁”奖是能够随便颁发的吗？先不说有没有人敢接受，评奖者和授奖者又是谁给你们的权力，有多大权威性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我只希望那帮既得利益者不要再往自己脸上贴金，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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