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诗意肆意飞扬的时代，连空气里的尘埃都在诗人的酒杯里沉醉。都说盛唐拥有东西四万里最绚丽的春花和上下五千年最明媚的秋月，可这不算什么，美丽给人以愉悦；而苦难给人以思考，就像那些魏晋人物一样，他们的心里有深得看不见底的忧愁。晚唐诗歌亦是如此，它没有清晰的棱角，似一屡烟，又似一屡魂，它的诗情在文字触摸不到的地方。“魏晋人物晚唐诗”，只此一句，便将历史上最浓郁的诗情抹在了一群最风流人物的眉宇之间。

    安史之乱后，这个庞大的帝国开始流露出它老年的姿态，日落西山，伟大开始走向消亡的苍凉。春花骤然凋残，秋月黯然惨淡，唐诗也走到了尽头。就像任何伟大消亡的时刻总能给人最强烈的震撼一样，唐诗散射出了最后的绮丽，走出了李商隐，杜牧这样的诗人。他们被称为小李杜，这样巧合的姓氏，给了乱世中缅怀盛唐的人们一丝安慰。

    国事无望、抱负落空、身世沉沦，这使得晚唐诗歌大都流露出一种压抑、悲凉、伤悼的情调。乱世中的人对时世绝望以后，往往就只好退回到亭台闺阁之中，就像之前的南朝，诗歌多糜烂、狭隘、小气。杜牧虽常混迹在秦楼楚馆，但他是个例外，他的咏史诗俊爽峭健：“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样俊爽的诗句不知道让人们追忆起了多少的风流人物。杜牧虽标榜“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但他还是不可避免的打上了这个时代诗人的印记：辞藻华丽、绮丽抑郁，所以杜诗能在俊爽峭健中，又时带风华流美之风，而正是后者给了他区别于李白的时代特点。

    李商隐也写咏史诗，但显然不如杜牧。咏史的诗人需要一定的气势和胸襟，二人经历和性格上的不同，在诗歌里有明显的流露。商隐为人内向、一生坎坷、心思细腻，所以他最让人叫好的还是情感题材的诗歌，安静的人会细心的感受到生活的细节。

    李式爱情诗歌如果非要在唐朝追溯呼应，应该是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李商隐写爱情，就像王维写山水一样，王维写的是那山水静谧中弥漫的无穷禅意，商隐写的是爱人间那迂回往复，欲说还休后的天凉好个秋。李式爱情诗歌和六朝时期大量同题材诗歌不同，六朝诗歌多侧重写楼阁女子的容貌、体态、服饰之类，而李侧重写的是内心的情感：艳而不靡、柔而不媚，齐梁声色多浅薄，义山笔下真风流。李式爱情，便是那锦瑟上无端蒙尘的弦，是那悄然飞过庄周睡梦的蝶，是那暖日下蓝田上不经意升起的烟，是那惘然成追忆的情。李式爱情是残破的、过往的、少不经事的，却又在不经意的时候会撩拨到心弦。

    如果说李白的魅力是盛唐的魅力，那么，李商隐的魅力便是晚唐的魅力。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段历史，一个年份，都有其独特的气质。这种独特的气质最开始必赖其政治所营造的社会风气，而文人，在唐朝或者说是诗人又会最先敏感的感受到这种风气，从而创作出相匹配的文化，将这种气质加以棱角化、明晰化、文字化，从而成为一个历史时间段区别于其他时间段的气质。李白的气质最能代表盛唐的气质，那个时代的强盛和繁华给予了这个时代的人非凡的自信和豪放洒脱的气度，所以，李白一类的盛唐诗人在抒发内心情感的时候偏爱倾泄式的，尤如自九天飞泄而下的瀑布，他们所在的时代，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宽容。而当李商隐面对晚唐疮夷的面容和佝偻的身躯，面对纷繁的牛李党争，他已身心俱疲，乱世生命如草芥，那些就要冲出口的愤怒被拦了回来，一次又一次的，那些愤怒在他的心里变得缓慢，迂回，再流淌出来的时候只是一声叹息，或是一滴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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