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简之争，争什么？

                    有只羊

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就，第一批简化字在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后，又一次面临该不该简化的论争之中。这大概是简化汉字的制定者和倡导者当初所不愿看到的。

1964年，大跃进背景下的汉字简化工作获得阶段性成果：第一批简化汉字正式面世。既然是第一批，也就意味着还有第二批、第三批。果不其然，1977年底，第二批简化字接着出炉。紧接着，第三批也开始酝酿。不幸的是，这次简化成果似乎并没有上次幸运，甫一公布，即遭到社会各界的强烈抵制，最后不得不像修改过的国歌一样夭折。

如果将第二批简化字排除在视野之外，回忆第一批简化字，除了开始的十几年，之后三十多年里似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论争。也难怪，这批简化字诞生的年代正处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之间，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不需要个人有思想的年代，任何与上面不同的个人见解都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所以，出现任何非理性的东西都不奇怪。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讨论汉字的繁简之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包容性在逐步增强的一个标志。

检阅汉字改革挺简派和挺繁派各自的理由，无非如下：挺简派认为，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相比，书写困难，字画繁多，无法电脑录入，需要进一步简化进而拼音化，汉字越简化书写越便捷，而且历史上汉字简化工作一直在进行。比如，云，在甲骨文里就是个像云彩一样的象形字，后来在上面加个雨字头，成了雲，实际上这是叠床架屋，完全没有必要。比如，虏，原来做虜，去掉中间的“田”字后保留原来字的轮廓，书写更为方便，意义也没有变化。这方面以王立群为代表；而挺繁派的理由是，汉字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到目前的方块汉字，各个部件都有各自的用处，简化后让人不知所以，特别是义项合并后的汉字，更容易让人误解。况且，但就使用来说，汉字也不是越简单越好，过于简单后，字与字之间区别度过低，反而不利于识别。比如：丑和醜，前者是天干地支用字，后者酗酒过度成为鬼的样子，那才是醜的意思。游和遊，前者是在水中的动作，后者是在陆地上的动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简化字割裂了中华传统文化。为此，有人将简化前后字义发生变化的汉字进行归纳，编成冷笑话：亲不见（親），爱无心（愛），产不生（産），厂空空（廠），运无车（運），导无道（導），儿无首（兒），有云无雨（雲），开关无门（門），乡里无郎（鄉）。这方面以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为代表，他在4年前曾经提出要用十年时间消灭简化字。

无论挺繁派还是挺简派，都有一大堆的理由，也都可以从总量超过五万的汉字字库中拿出相应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论点做佐证。

这让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寓言：盲人摸象。如果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平心而论，哪一位盲人说的不是事实呢？

作为记录人类语言的工具，无论是拼音文字还是方块文字，其基本功能是忠实地记录语言，也就是承担语言的功能。而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无条件地让使用的各方都能明白无误地理解并能熟练地运用它。所谓的优劣，都是局外人强加其上的一种观点，与当事人无关。楔形文字的消亡是因为古波斯人认为这一工具已经不适应他们的需要；汉字从象形文字发展到方块汉字沿用至今，是我们的祖先觉得这一工具用起来顺手如意；日本人将汉字引入后进行改造，将汉字的楷书改为片假名，将草书改为平假名，造出披着汉字外衣的拼音文字，那也是东瀛人觉得“改一改，更顺当”。

鞋子好不好，穿鞋的人知道。这就是工具的价值——鞋子是我们走路保护脚趾的工具。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必须具备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让使用者都能准确无误地习惯它、使用它，做到无缝链接。这一特征决定了它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不能变化太快。否则，一个“狗”字今天代表的是一种畜生，明天又成为一种中草药，让人摸不着头脑；同样，今天的“笑”字这样写，明天为了省事，你给去掉了一半，也无法让人明白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历史上的汉字，形体上从象形到方块，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遵从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大众的认同。社会上都觉得这个字需要增添一个部件才能更精准地表达某个意思，就增加一个偏旁部首；大家觉得用一个更为简单的表现形式也可以表达类似的意思，也就换一个更为简单的表现形式。如果多数人不认同，个别人或者政府强制要求，其结果往往难以遂愿。

如此我们明白了汉字到底该不该简化的两个衡量标准：大家都习惯了的不能轻易改动；大家都有变化的需求的时候别拦着。顺势而为不光是一种宗教理念，也是一种生活哲学，更是一种管理手段。

                                 2013-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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